蘇聯培訓中國抗日青年成立的放火團，是一個什么組織？

抗日戰爭期間，我國北方地區曾活躍著一支“抗日放火團”，專門放火焚燒日軍軍用物資。據日軍檔案統計，從1935年到1940年，僅大連一地，“放火團”就放火57次，給日軍造成約3500萬日元的財產損失，這足夠日本關東軍兩個師團一年的軍費開支。

比如1935年6月25日晚上，放火團焚燒了日本滿洲石油株式會社倉庫。兩天后，又在離此不遠的滿鐵器材倉庫放了一把火，將大量建筑材料燒為灰燼。半個月后，日本關東軍大連倉庫又冒出沖天火光，大量給養被燒毀。

1個月內3場大火，并且是在保障日軍物資供應的倉庫毫無征兆地起火，引起日軍上層的關注。日本從國內找來消防專家對起火現場進行勘察，結果找遍火場，卻沒有半點人為縱火的痕跡，甚至連起火點都找不到，讓日軍頭疼不已。

當時的大連，因其輻射東北、拱衛京津的獨特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條件，已成為日軍侵華的戰略基地和物資中轉站，日軍在這里建設了為數眾多的工廠和倉庫，將從我國掠奪來的資源通過這里運往日本，又從日本運來槍炮彈藥。因此，放火團將大連作為活動的主要地點，頻頻對日軍物資進行破壞。

日軍找不到起火原因，可是“火災”仍然時不時地出現，并且一次比一次嚴重，好像故意在羞辱日本侵略者——你找不到怎么起火的，那就多燒幾次——在接下來的一年內，滿洲石油株式會社又起火4次，大量物資被焚燒殆盡。

放火團行動隱秘，一直未被警察署破獲。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以后，日軍才意外獲知大連多年來大火的原因。

當年8月，在蘇聯紅軍參謀部領導下的“北滿國際情報組”在哈爾濱被日本破獲。一名成員供認，大連也有他們的人員在活動。

日軍迅即命令偽滿大連警察署派人到哈爾濱了解情況。最終確認，大連連續幾年的大火，是一個針對日本軍事目標進行破壞活動的國際特工組織所為。

日本在檔案中稱這個國際特工組織為“對日謀略放火破壞團”。日語中，“謀略”一詞有“詭計、計策”之意。而中國人稱這個組織為“抗日放火團”。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我國東北全境淪陷，成為日本事實上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覬覦中國更廣大國土的同時，也威脅到蘇聯的安全。為此，蘇聯加強了在日本后方特別是在我國東北地區的情報活動。

不久，蘇聯招募來自日占區有志抗日的中國青年，在莫斯科郊區秘密創建了一所特工學校，教授情報、爆破、射擊、無線電等專業技能和共產主義思想，培訓半年后，派遣他們到日戰區從事特工活動。

1937年7月，7名受訓完畢的中國青年秘密回到祖國。其中一名叫紀守先的青年輾轉來到上海，為一名在華美國商人做翻譯兼助手。

這名美國商人叫A·鮑威爾，真實身份是蘇聯遠東情報組織中國地區負責人。在他的領導下，以上海為總部的抗日放火團創建并發展起來，紀守先成為放火團的實際領導人。

紀守先

大連是日本侵華的戰略要沖，自然成為放火團活動中心，與紀守先在蘇聯同期受訓的趙國文和李壽山來到大連后，發展了第一名地方特工鄒立升。

鄒立升是山東人，對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他當時帶著老婆孩子剛來大連不久，靠出苦力維持生計。在他的介紹下，他在滿洲油漆株式會社當搪瓷工的老鄉高緒慎也加入了放火團。此后，鄒立升又發展了自己的妻子包玉俠，和在滿鐵扛大包的老鄉孫玉成。

包玉俠青年與晚年照

1935年6月25日，鄒立升和高緒慎點燃了放火團在大連的第一把火。此后，放火團開始頻頻出擊。

放火團在大連的活動沒有引起日軍警覺，卻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注意，1936年派共產黨員秋世顯來到大連加入放火團。

秋世顯后來成為放火團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表現出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領導才能，秘密發展了一大批新成員，在選擇放火目標上也更有針對性。

當時，日本建設的工業區主要集中在甘井子，滿洲石油株式會社大連制油所、滿洲化學工業株式會社等工廠，以及眾多的關東軍倉庫都在這里。另外，此處還毗鄰大連港，甘井子碼頭可停泊2萬噸級油輪。

秋世顯在這些重要目標內都安插了放火團成員。僅1937年上半年，就制造了5次“失火”，給日本侵略者造成重大損失。

1938年4月6日，放火團在滿洲石油株式會社大連制油所放了一把火。這次大火整整燒了16個小時，焚毀了約6萬桶石油和大量化工原料，日軍損失高達700萬日元。這次大火，是放火團給日本打擊最為嚴重的一次行動。

看到日本侵略者急得團團轉卻找不到任何線索，放火團成員拍手稱快，對秋世顯十分佩服，給他起了個“火神爺”的外號。

當哈爾濱“北滿國際情報組”被日軍破獲后，日本軍警、漢奸開始大肆抓捕無辜的中國勞工，試圖找到放火團成員。

據后來的日本檔案記載，僅1938年4月到1939年7月，日本軍警盤查了多達5萬余人，挽留、審訊2000余人，卻一無所獲。

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嚴密追查，放火團不僅沒有退縮，反而在這一時期活動得更加積極，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日本軍警后來想出一條計策，用高額賞金雇傭愿意為日本人賣命的某些勞工，暗中搜集情報。

最終，放火團兩名成員暴露。

1940年6月24日晚，趙國文在與這兩名暴露的成員秘密接頭時，被跟蹤監視的日本警察抓捕。趙國文抵刑不住招供，直接導致了大連放火團的傾覆。除最高首腦鮑威爾和之前已經撤出大連的少數幾人外，其他包括在丹東、沈陽、天津、北京、青島等地的成員，悉數被抓。

鄒立升和妻子于1940年7月3日被捕，鄒立升1942年8月12日越獄，后來再次被捕。日本人怕他再逃，打斷了他的雙腿。

秋世顯

1941年，日方公布了一個數字：

此案被捕人員共有155人，審訊后確認為放火團成員的51人。到1941年10月進行“公判”時，被告席上卻只有33人。

沒有出現的18人，已在監獄中被日本侵略者折磨至死。被審判的33人，12人被處死，其他人被判處監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重獲自由。

1942年，秋世顯、紀守先、鄒立升等12名放火團骨干被處以死刑。被殺害時，秋世顯28歲、紀守先32歲，鄒立升29歲。

日本關東軍參謀本部后來統計：

從1935年6月至1940年6月，放火團在大連放火57次；在丹東爆破鐵路1次；在天津放火10次，爆破鐵路6次；在北平爆破鐵路1次；在青島放火3次……

這些活動，使日本在華后方基礎遭受嚴重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