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國砫 周軍：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歷史角色及其轉變歷程

內容提要本文以非洲香港華商網絡為切入點，梳理并探討近代以來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歷史角色及其轉變歷程。從歷史視角來看，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經歷了三種角色，分別是華工與貿易中轉站、獨立的商貿主體以及“一國兩制”下的地方主體，反映了不同時期非洲香港華商網絡的形成與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香港回歸祖國后，在非洲的香港華商與中國內地華商逐漸融合，由此形成獨特的非洲粵港澳商會及其商貿網絡，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發展、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等提供了重要的經貿支撐。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歷史角色及其轉變歷程表明，香港與非洲的交往始終與祖國的榮辱興衰緊密相連，而新時期中非全方位合作將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

關鍵詞香港 中非關系 華商網絡 粵港澳大灣區

作者簡介溫國砫，南京工程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南京211167）；周軍，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講師（揚州225000）。

近代以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成為中國內地居民向海外遷移的重要通道和門戶，同時也是西方殖民者進入中國內地的橋頭堡和前哨。在此過程中，通過香港去往非洲的中國內地勞工成為香港與非洲聯系的“先民”，并且部分勞工還發展成為早期的非洲華商。隨著中非關系的歷史變遷，以香港商人（或經香港前往非洲經商的中國內地居民）為代表的非洲華商網絡逐漸形成并不斷完善，香港與非洲的聯系也由以往通過西方殖民者轉變為通過非洲華商網絡。香港回歸祖國后，香港華商與中國內地華商在非洲的商業網絡逐漸融合，并形成粵港澳商會這樣的區域性華商網絡。當前，學界較多關注香港與歐美之間的交往，而較少研究香港與非洲之間的聯系。因此，本文將探討近代以來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歷史角色及其轉變歷程。

近代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角色：華工與貿易中轉站

近代以來，中非交往與聯系的國際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深受西方殖民者全球擴張影響。由于西方殖民者強行介入，不論是中國內地勞動力輸往非洲，還是開展中非貿易，香港都成為中國內地和非洲交往的中轉站。同時，由于西方列強主要開辟的是海上航線，因此早期旅非華僑主要來自廣東和福建，也包括香港。由此，厘清近代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歷史角色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香港中轉站角色的形成

據考察，近代中國人前往非洲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是從香港出發，到南洋，經毛里求斯至留尼汪、馬達加斯加等非洲國家；另一條是從香港出發，經南洋，直達南非，或經毛里求斯轉到南非，后來到達南非的中國人又以南非為跳板轉赴其他非洲國家。此外，也有中國人是從香港、南洋經印度，再轉到東部非洲等地。可見，香港在輸出中國內地人口和華工的過程中發揮了中介作用，由中國內地前往非洲的勞工大部分經由香港中轉。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占領香港，并于1841年6月宣布香港為自由港，允許商船自由進出，香港就此成為英國侵占中國的橋頭堡，同時也是中國內地與世界聯系的前沿地帶。1846年，一艘從香港駛往英國的“奇鷹號”三桅船，載了30名華人到達南非后又繞過好望角，成為第一艘繞過好望角的中國航船。鴉片戰爭結束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殖民者不僅在中國進行文化輸出和搶占資源，還從中國掠奪勞動力。此外，英國、法國分別在1833年和1848年實行廢奴運動，導致兩國海外殖民地一時間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他們不得不想方設法從非洲以外的地方招募勞工。在此背景下，香港成為中國內地勞工出國的主要口岸。

隨著世界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范圍不斷擴大，西方殖民者希望通過加強殖民地之間的聯系來鞏固殖民統治，并企圖以殖民地為跳板，獲取更大的政治經濟利益。經過幾個世紀罪惡的奴隸貿易，非洲勞動力空前缺乏，再加上南非、南羅得西亞（現津巴布韋）發現大量黃金、鉆石等資源，西方殖民者急需向非洲輸送勞動力。彼時的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導致南方人口大量外流，從中國招募勞工以填補殖民地勞動力缺口就成為西方殖民者的最佳選擇。在西方殖民列強的鼓動下，大批中國內地勞工被雇傭到非洲，其中大部分經由香港中轉。據了解，占領香港后，英國女王頒布了《英王制誥》，確定通過香港向英國殖民地，特別是“向西印度群島、南非等地遷徙中國苦力”。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香港成為西方殖民者補充非洲勞動力的中轉站。據統計，從1800年到1850年，從中國運送到包括非洲在內的世界各地的契約華工就達到驚人的32萬人。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中英簽訂《北京條約》（又稱《中英續增條約》），條約第五款規定：“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大清國皇帝準其按照兩國議定之保工章程，與英民立約為憑。”1868年中美又簽訂《蒲安臣條約》，這些條約規定清政府不得阻止華工出境，而英、法等國商人在中國沿海各城市設站開館公開招工，使外國掠賣華工活動披上合法外衣，更加肆無忌憚。在整個華工輸出過程中，香港始終處于中轉站或者說中介地位。據統計，在1847年到1874年期間，從廈門、廣東、香港和澳門運走的中國人估計達到15萬至50萬人。綜上可知，近代香港在中非關系中扮演著特定的歷史角色，即西方殖民者將中國勞動力輸往非洲的中轉站，而到達非洲的部分華工并未在合同期滿后回國，他們中大多數開始經商做買賣，由此形成早期的非洲華商群體。

（二）非洲香港華商網絡的初步發展

19世紀中后期，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使交通工具更新換代，這極大地拉近了中國與非洲的距離，中非人員交流與貿易往來逐漸增多。1890年，香港到毛里求斯的馬斯克林群島使用了汽輪，從而大大方便了人們涌向毛里求斯。從香港開船的兩個月前，廣州以及一些主要縣份（如梅縣、開平等）會張出布告，公布航班，由代理商開始發放船票。旅客提前15天到香港，然后開船日總比預定的晚幾天。1898年，清政府與剛果自由邦（現剛果民主共和國）簽訂《中國與剛果國專章》，剛果自由邦成為第一個與中國訂立條約的非洲國家。這既方便了中國勞工和居民進入剛果自由邦，也有利于開展中非商貿活動，香港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近代以來，香港不僅是中國人前往非洲的跳板，也是非洲華人開展商貿活動的中介。香港地理優勢顯著，既有得天獨厚的天然良港，又靠近中國內地，加上港英政府實行自由港政策，吸引各國商人前來投資，以此為基礎香港逐步發展成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對華貿易的中轉站。至19世紀末，香港已經確立起遠東轉運港的地位，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商港。例如，20世紀初的毛里求斯，華人有3515人，其中2858人是商人，占81.3%。華人數量增加促進了中國與毛里求斯的貿易往來，其中絕大多數貿易以香港為中轉站。1892年，毛里求斯從中國進口商品額為1642盧比，1893年為2472盧比，到1894年猛增至168493盧比，從這一年開始到1907年，毛里求斯與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商業往來一直處于穩定發展狀態。

當中國的國門逐漸被西方列強打開后，西方殖民者轉而從廈門、汕頭、煙臺、秦皇島等地運送中國勞工前往非洲，導致香港的中轉站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并未發生根本變化。例如，1904年5月25日，一艘滿載1054名中國契約工人的英國船只——推德塔爾號，就由香港啟航朝南非方向航行，其中絕大多數契約工人都來自中國廣東省。在廣西梧州口岸，還曾發現過一份完整的1903年《南非招工合約》，其中就提到香港：所有工人由中國官并梧州英領事官看驗，同時并由本行醫員驗看注冊，本行然后收受載往香港，由太古行出費。1905年，為了給南非金礦招工，港英政府曾特意建造一個能容納萬余人的屯舍，該屯舍位于九龍荔枝角。由于華工到達南非金礦后面臨各種非人道待遇，以及南非當局限制亞洲人的政策，至1910年，赴南非的契約華工基本都返回國內。但是，仍有部分契約華工留在當地，或輾轉到其他非洲國家。為了謀生，他們開始從事商貿活動，后成為非洲華商的一部分。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香港與非洲的交往逐步由人員往來變為貿易往來。同時，由于香港歷來與海外華商聯系密切，是海外華商投資的中介和據點，香港的中介地位能夠幫助中國內地與包括非洲在內的世界各地建立聯系。隨著英國加大投入，香港逐步發展為轉口貿易港，并成為中國內地進出口貿易的中心。1911年，廣州至香港九龍的鐵路通車，大大方便了中國內地移民、貨物借道香港前往非洲，亦方便非洲華人華僑支援祖國。從1931年開始，遠東局勢逐漸緊張，由于戰爭需要，香港再次發揮貿易中轉站和中國對外貿易橋梁的作用，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三）香港中轉站角色的特點

1.中非、中外文化的交匯地

被英國占領后，香港逐漸成為西方人來華的集散地和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內地的橋頭堡。西方殖民者、傳教士在香港傳播西方宗教，出版西方刊物，許多香港居民及中國內地居民從中接觸到西方文化。據統計，僅在1843—1860年間，西方傳教士就在香港出版了60余種中文書刊。此外，由于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中國內地居民將其視為出國謀生的主要中轉站。這一時期，大量中國內地華工經香港去往包括非洲在內的世界各地。可以說，香港不僅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還是溝通中國與非洲、中國與世界的橋梁，更是名副其實的中非、中外文化交匯地。

2.中國內地對外聯絡的“超級聯系人”

鴉片戰爭結束后，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逐漸由一個以農業為主的邊陲小村鎮迅速蛻變為中外貨物集散地、貿易中心，中國內地進出口貿易大多經由香港中轉，香港因此成為中國內地對外聯絡的“超級聯系人”。香港具有獨特的地理優勢，它是近代中國最早開辟非洲航線的地區，這不僅便于西方殖民者加強其殖民統治下各地之間的聯系，也有利于中非交往。除地理位置優越可以發揮中轉站作用以外，香港還具備政策優勢，不少香港居民或經由香港中轉的內地居民能夠相對方便地前往南非、毛里求斯、尼日利亞等英屬非洲殖民地。

3.勞動力與商品貿易的中轉站

隨著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的形成，香港不僅成為中國內地勞動力輸往非洲的中轉站，也成為中非商品貿易的中轉站。作為英國殖民統治下的自由港，中國內地出口商品大部分經香港運往非洲，而非洲出口商品絕大多數也經香港運往中國內地，由此初步形成以香港為中心的中非華商網絡。早期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歷史角色，是以西方殖民者為中間人，華人勞工和自由移民為主體，經歷了勞動力“輸出—輸入”中介模式向商品貿易“輸出—輸入”中介模式轉變的歷史過程。隨著世界格局變化，以往由西方殖民者經香港向非洲輸送“苦力”“契約華工”的現象逐漸消失，但香港與非洲的聯系不僅沒有減弱，反而經由香港在非洲的華商網絡不斷擴展，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歷史角色也隨之發生變化，并展現出一定的特色。

回歸前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角色：獨立的商貿主體

二戰后非洲民族解放運動不斷高漲，中非直接互動逐步增多，香港的中介地位開始下降。朝鮮戰爭爆發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施封鎖政策，因而新中國較少通過香港與非洲聯系。自開埠以來，香港與非洲的商業貿易就一直存在，并于二戰后得到加強。隨著香港在非洲華商網絡規模的不斷壯大，香港與非洲的商貿往來變得相對獨立，進而在回歸祖國前的中非關系中形成獨立的商貿主體地位。

（一）非洲香港華商網絡的迅速發展

近代以來，華僑留在非洲的主要目的是謀生，而非移民定居，大多數華僑的謀生手段主要是經商。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國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前往非洲以及建立商貿網絡的過程中，香港均是重要的中轉站，并由此形成非洲香港華商群體及其網絡。非洲香港華商主要指在非洲從事工商業活動的香港居民（或經由香港到非洲定居的中國內地移民），“他們在經濟活動中有著明顯的相通性，在交往與合作中建立起盤根交錯的關系，成為中國以外的華人資本群體之一。”隨著香港往來非洲的航線不斷增多，從毛里求斯、南非拓展至尼日利亞、加納等地，極大地加速了以香港為核心紐帶的非洲華商網絡形成。

受朝鮮戰爭影響，香港轉口貿易受阻，因而轉向發展出口加工業，其與非洲的貿易額隨之增多（如表1）。20世紀60—70年代，香港與非洲的貿易額有較大增長，主要體現在出口方面。1968年，香港對非洲的出口貿易額僅為3.57億港元，1977年增加到14.91億港元，其中轉口貿易額從1968年的1.06億港元上升到1977年的4.3億港元，表明香港與非洲的商貿網絡在這一時期得到較快發展。

表1 香港與非洲商品貿易額（1968—1977年）（單位：百萬港元）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年鑒1978》，香港統計署，1978年，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hist/1971_1980/B10100031978AN78E0100.pdf,訪問日期:2023年2月20日。

香港是連接海外的重要節點城市，以其為連接點溝通中國內地與全球的華商網絡不僅具有單向的網絡功能，而且具有雙向流動的特點。對非洲而言，香港是溝通中國內地與包括非洲在內世界各地的紐帶，具有“超級聯系人”的特征，其主要通過全球華商網絡發揮作用。對中國內地而言，香港在非洲的華商網絡主要受家族主義、社會關系等中華文化影響，從屬于世界華商網絡。此外，近代中國內地居民大多通過香港去往非洲，因此非洲華僑華人或多或少與香港保持聯系。可見，以香港為連接點的全球華商網絡使非洲香港華商網絡能夠不斷發展壯大。

華商網絡是一個“關系性”集合體，經過長期培育、流動，華商之間的社會資本會向全球范圍外溢，最終為香港乃至中國內地與海外華人之間架設橋梁。例如，20世紀70年代，由于石油危機，毛里求斯面臨經濟危機，當地華人朱梅麟（時任毛里求斯立法會議員）依靠華人企業家身份，到香港等地尋求投資，成功地將不少香港資本引進毛里求斯，并帶來大量中國香港與中國臺灣勞工。尼日利亞則有查氏集團、董氏集團、李氏集團和華亨集團四大華人家族企業，它們成為海外香港華人家族企業的發展標桿。以上情況表明，隨著港非貿易不斷擴展，前往非洲的香港商人不斷增多，非洲香港華商網絡得以形成并發展壯大。

20世紀60—70年代，受歐美對香港紡織品貿易限制影響，非洲香港華商網絡不斷豐富與完善。朝鮮戰爭爆發后，聯合國對新中國實施禁運，作為轉口港的香港大受打擊。隨后港英政府決定調整經濟發展模式，即由轉口貿易型經濟變為輕工業型經濟，香港工廠如雨后春筍般冒起，加工出口紡織品、電子零件等產品。20世紀60年代，香港紡織業、制衣業迅速崛起，大量紡織品出口到發達國家，給這些國家的紡織業造成很大沖擊。為了保護本國紡織業，限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紡織品出口，美西方國家推動在關貿總協定下引入《多種纖維協定》（MFA），并于1974年1月1日正式生效。香港紡織品出口發達國家受到很大限制，需要拓展其他市場。而得益于香港與非洲商貿網絡的存在，香港紡織品轉而出口到非洲地區。相關數據顯示，20世紀70年代尼日利亞已成為香港服裝出口的第二大市場，僅次于美國。

（二）香港獨立商貿主體角色的形成

二戰后，非洲民族解放運動不斷高漲，中非直接合作與交流逐步開展，香港與內地發展出兩種不同的對非合作路徑。中國內地與非洲的交流與合作以反帝反霸為基礎，意識形態色彩較為濃厚，而香港與非洲的交往則以貿易和投資為主。形成兩種模式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在新中國成立后并未馬上回歸祖國，而是仍受英國政府管轄，這間接導致香港確立了獨立的商貿主體地位。

基于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新中國并未立刻收回香港，而是采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因此香港在與非洲的商貿往來中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而在非洲國家中，香港與英聯邦成員聯系較多，香港人前往這些國家受到的限制更少。例如，尼日利亞華人企業家查濟民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將香港業務逐漸轉向西非國家，不斷在尼日利亞、加納等國投資辦廠。1964年，查濟民在尼日利亞卡杜納籌建了一家名為“統一尼日利亞”的紡織廠，該廠是中國與非洲在紡織業生產、管理和銷售方面的第一次合作。據了解，查濟民之所以選擇在尼日利亞、加納等國建廠，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的語言、政策、法律等與香港類似。

與中國內地不同的對非合作路徑造就了香港獨立商貿主體角色。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政治與意識形態是中國對非政策的主要考量，反帝反霸求生存、求獨立成為中非關系的重要基石。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97年回歸祖國，香港的經濟發展經歷諸多曲折，但總體而言取得較大成就。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香港成功實現經濟轉型，即從轉口貿易型經濟向出口加工型經濟轉變。從1965年至1985年，香港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超過8%，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隨著經濟不斷發展，香港資本急劇膨脹，完成資本積累的香港企業家對非投資意愿更加強烈。反觀中國內地，政治利益是對非合作的首要因素，而經貿合作的意愿并不強烈。

非洲香港華商網絡擴大加速了香港獨立商貿主體角色的形成。通過在非洲的香港華商，眾多香港企業家為追求經濟利益，前往非洲開展商貿活動。自近代以來，商路暢通使香港至非洲的商貿網絡逐漸成形，香港成為中非貿易的中轉站、中非人文交流的節點城市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諸多非洲華人華僑捐資抗日，他們向國內輸送物資基本都通過香港。二戰后，香港并未馬上回歸祖國，但憑借已有的華商網絡能夠單獨與非洲開展貿易和投資。這一時期非洲的香港華商經濟基本與中國內地脫節，從而導致香港在中非關系中展現出獨立的商貿主體特征。

（三）香港獨立商貿主體角色的特點

1.中國、西方、非洲三方互動的交匯點

如前所述，新中國成立后并未馬上收回香港，導致香港仍受英國殖民統治，彼時香港與非洲仍保持著正常的商貿、人員往來，這意味著中國能夠通過香港獲得非洲資源，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國對新中國的封鎖。當香港在貿易往來、人員交流、經貿投資等方面與非洲產生聯系時，可以利用英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各種資源。彼時，由于大部分非洲國家尚處于民族解放運動階段，與中國交往尤其是經貿交流還需經香港中轉。可見，香港獨立的商貿主體角色使其成為中國、西方與非洲三方互動的交匯點。

2.“香港人、中國心”在非洲的體現

從社會互動、族群認同、文化親情角度來看，非洲香港華商不僅繼承了儒家文化的諸多傳統，呈現出家族化、關系化的發展模式，而且尤為重視“關系”。關系性交往既可以帶來理性收益，也能創造情感認同，這是香港企業家在非洲抱團發展的初衷。據了解，有的香港移民與非洲人通婚，有的擔任華人社團的領袖，有的則將先進設備和管理模式帶到非洲，不僅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解決了一些就業問題，而且樹立了良好的中國形象。例如，尼日利亞第一位華人酋長朱南揚，作為來自香港的華人移民，他不僅為當地經濟發展作出卓越貢獻，還帶動香港同胞前往當地發展，并與當地人構建了和諧關系。與此同時，非洲香港華商始終保持一顆熾熱的“中國心”，保持強烈的愛國情懷，保持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并大力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加強與當地人民的文化交流，促進相互理解和包容。

3.非洲成為香港移民潮目的地之一

長期以來，北美、歐洲等發達地區是香港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后來，考慮到香港經濟轉型的需要、香港與非洲經濟互補的現實，以及非洲投資與移民政策的吸引，大批香港移民選擇前往非洲發展。以南非為例，從20世紀70年代起，南非寬松的移民政策和優越的投資政策吸引大批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及東南亞華人前往南非“淘金”或定居。到20世紀80—90年代，在香港人心中，南非成為僅次于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移民目標國。大批香港人在這一時期來到南非定居和生活，使南非的香港移民大增。據了解，1991—1997年，每年從中國香港到達南非的移民數量就有1000多戶。非洲成為香港移民的新興目的地之一。

回歸后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角色：“一國兩制”下的地方主體

隨著香港回歸祖國，其獨立的商貿主體角色發生了變化，香港逐步融進中非關系發展大局。隨著中非合作論壇的成立發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香港與內地加速融合，統籌于中央政府的對非合作框架。其中，最顯著特征是非洲香港華商網絡與非洲內地華商網絡融合，進而形成獨特的非洲粵港澳華商網絡。此外，香港保留了與非洲的經貿關系，扮演了“一國兩制”下的地方主體角色，既融入國家對非合作大局又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一）香港回歸及非洲香港華商網絡的擴展

香港回歸祖國后，被中央政府納入對非政策框架中，但仍維持著“中國內地—中國香港—非洲”三角經貿關系。這既豐富了“一國兩制”的實踐內涵，還展現出香港特色。自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以來，中非關系逐步進入經濟為核心，政治、外交、文化、安全等多領域全面發展的新階段。新時期，隨著中非合作水平大幅提升、合作領域大幅擴展，作為祖國的一部分，香港逐漸參與中央政府對非戰略框架，呈現出與內地深度融合的趨勢，如積極參與中非共建“一帶一路”項目。

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內地經濟快速發展，香港能夠更多地參與中非經貿活動，由中國內地輸往非洲的轉口貿易，更讓香港獲得較大的經濟利益。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體量不斷增大，中非直接貿易隨之增多，在中央政府統籌及特殊關懷下，香港獲得大量機會參與中國對非合作項目。同時，利用中非合作論壇、“一帶一路”倡議等對非合作平臺，更多的香港企業將目光投向非洲。例如，香港聯運能源控股公司就參與過多個中國對非投資項目，包括盧旺達水利水電項目、保羅馬水電站、魯帕塔水電站以及佛得角國家電力公司私有化項目等。可見，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由中央政府統籌安排，港非合作的范圍與內涵都得到極大擴展。

進入新世紀后，大量中國內地居民涌入非洲，推動非洲香港華商與內地華商融合，不僅能夠豐富中非關系的內涵，還能在二者之間實現優勢互補。以南非為例，香港回歸前，南非華僑華人主要從事服裝、鞋帽、箱包、眼鏡等商品的零售與批發，也有部分華商從事進出口貿易。其中，作為稍早到達南非的香港移民，他們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源和較成熟的社會網絡，與后來的中國內地華商形成優勢互補。因此，隨著中國內地華商進入非洲，非洲香港華商網絡逐漸形成涵蓋粵港澳地區的華商網絡擴大版。例如，南部非洲粵港澳總商會、尼日利亞粵港澳總商會等組織相繼出現，加速了非洲粵港澳華商的融合。可以說，回歸祖國擴展了香港對非合作的范圍與內涵，加速了非洲香港移民與內地移民的融合。

非洲香港華商獲得經濟成功后，往往會為促進中非交流貢獻力量。有的華商擔當領導，為非洲華人華僑解決困難。有的華商則成為領事保護聯絡員，為維護非洲華商利益四處奔走。例如，來自香港的喀麥隆韋德集團總經理莊先生，就擔任喀麥隆木材協會會長職務，他捐資建設了喀麥隆杜阿拉華人活動中心。2018年1月，南部非洲粵港澳總商會成員、廣東人鄭先生，在南非西北省遭遇搶劫，被送到醫院搶救，通過當時南部非洲粵港澳總商會會長陳玉玲等人幫助，鄭先生成功脫離生命危險，并被運送回國繼續治療。非洲香港華商的善舉數不勝數，他們的行為客觀上加速了香港移民與內地新移民的融合，反映出香港與內地一家親的本質。

（二）非洲香港華商與中國內地華商的融合

從2000年到2018年，中非貿易額從105億美元上升至2042億美元，港非貿易額也從2003年的181億港元上升到2018年的近650億港元。總體上，2003年港非貿易額占中非貿易額的近20%，但2018年港非貿易額僅占中非貿易額的5%左右，表明香港在中非經貿關系中的地位下降，因而需要與內地進行產業結合，共同促進對非貿易與投資。基于非洲國家開放的經濟環境以及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中國內地居民移民非洲，并逐漸成為非洲華人華僑的主力軍。相較于香港華商，中國內地華商到達非洲的時間較晚，需要重構社會網絡滿足社會生活的需求，因而稍早到達非洲的香港華商就成為內地華商的學習榜樣與合作對象。

因故鄉地理位置接近和語言相通，香港華商與廣東華商逐漸融合，形成以粵語為紐帶、嶺南文化為底蘊的地域性行業社團——非洲粵港澳商會，極大地促進了香港華商與內地華商的合作。其中，在南非成立的南部非洲粵港澳總商會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商會成員來自香港、澳門以及廣東。成立20多年以來，商會以服務粵港澳移民為重點，以“凝聚僑心、集聚僑力”為工作中心，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推進中非友好交流合作，構建和諧僑社，積極維護華僑華人權益，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做出了應有貢獻。”除南非外，尼日利亞粵港澳同鄉總會也是典型代表，該同鄉會充分發揚愛國愛鄉精神，在聯誼鄉情、幫助鄉親分憂解難、促進拉各斯和諧僑社建設、支持總領館工作等方面作出積極貢獻。非洲粵港澳商會的產生，加速了非洲華商網絡的建設，并為增進中非友誼、促進中非民間交往貢獻了力量。

南非、尼日利亞粵港澳商會的成立，與兩國華商的規模有關。南非、尼日利亞以及中國香港曾被英國殖民統治，香港企業家前往這些國家投資不受語言、政策束縛。前文提到，尼日利亞是20世紀70年代香港紡織品的主要進口國，而南非優惠的投資與移民政策也吸引眾多香港投資和移民。經過多年發展，南非、尼日利亞等國的香港華商不斷增多。2007年，在南非的中國香港、澳門與臺灣移民數量就達到5萬人規模。可見，非洲的香港人、澳門人與廣東人逐漸融合，不僅形成了融入中非合作框架的非洲粵港澳商會，還為粵港澳三地華僑華人提供了各種資源，更向世界展示了香港、澳門與內地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事實，有力維護了祖國統一。

（三）非洲粵港澳商會產生的意義及影響

非洲粵港澳商會的產生，不僅能夠促進香港華商與內地華商的融合，還極大地擴展了中非合作的內涵，使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1.推動香港參與中非合作

非洲粵港澳華商群體以粵語為紐帶、傳承嶺南文化為共同特征，將來自香港、澳門、廣東的移民緊密團結起來，對外始終作為一個團體而存在，不僅搭建起三地移民相互融合的平臺，也為香港參與中非合作提供便利。在中非合作框架下，非洲粵港澳商會積極助力非洲華商參與國家對非合作項目。例如，香港參與了“一帶一路”民心相通、“香港青年新跑道計劃”等中非人文交流項目，不僅為香港人民與非洲人民提供更多的交流渠道，而且增強了香港人民對中非交流成果的獲得感和成就感，并為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加中非人文交往提供重要支撐。

2.增加非洲香港華商的社會資本

非洲粵港澳商會的成立與發展，亦是非洲粵港澳華商拓展社會網絡、增加社會資本的重要手段。隨著中非關系日益緊密，中國對非投資力度不斷加大，香港華商融入國家對非合作大局的趨勢愈發明顯。香港華商與廣東華商的融合形成了獨特的非洲粵港澳商會，不僅加快了香港融入祖國對非合作框架的速度，獲得更多發展機會，還極大地增加了香港華商的社會資本，如關系網絡、個人信用等。此外，香港華商還能與內地華商建立合作關系，形成利益共同體，增加他們獲取經濟利潤的能力，進而實現互利共贏。

3.呼應國內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隨著國家啟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始提速，非洲粵港澳商會的形成與發展對于粵港澳大灣區對接非洲產業轉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眾所周知，中非經濟具有較強互補性，在非洲粵港澳商會推動下，粵港澳大灣區的商品在非洲很受歡迎。2015年，粵非貿易額達到前所未有的431.3億美元，港非貿易額亦在2018年突破650億港元，這些數據表明粵港澳大灣區與非洲建立了活躍的經貿網絡。此外，越來越多的非洲商人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尋求商機，他們分布在廣州、香港、佛山、東莞等地，為促進中非貿易以及人文交流作出重要貢獻。

總體而言，作為地域性社會團體，非洲粵港澳商會對于團結香港、澳門及廣東華商具有重要作用。非洲粵港澳商會不僅拓展了中非合作內涵，同時在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對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連接作用。隨著香港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華商不斷與內地華商融合，香港成功確立其在中非關系中的新角色，即“一國兩制”下的地方主體。這一角色不僅具有“兩制”特色，更包含“一國”的基本前提。因此，在中央政府的統一安排下，香港一定能為促進中非關系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結語

本文以華商網絡為核心，討論了香港在中非關系中的歷史角色及其轉變歷程。不論是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強行拉拽下成為中國內地連接非洲的中轉地，還是新中國成立后作為獨立的商貿主體與非洲進行貿易、投資與人員往來，抑或是回歸祖國后演變成為“一國兩制”下的地方主體，香港在中非關系的歷史變遷中始終有其獨特的歷史定位，側面反映出中非關系日益緊密以及祖國日益強大的事實。因此，雖曾受英國殖民統治，但就中非關系而言，香港從未離開過祖國。在非洲的香港華商也始終懷著“香港人、中國心”的身份認同，保持著團結互助友愛的中華文化精神，通過與內地華商融合，形成粵港澳商會這樣的地域性行業團體，而非洲粵港澳商會反過來又可以促進國內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總體而言，香港作為中西方交匯的地方，客觀上加速了中非交流與互動，其中香港華商及其網絡作出了重要貢獻。

(責任編輯：賀楊)

(本文刊發于《中國非洲學刊》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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