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藝研究丨蘇作明式家具

原作者：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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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縉紳喜治第宅……然后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蘇州有著豐富的園林資源和悠久的園林建筑傳統，并以其取法自然的造園圖景、大道至簡的營造意境及詩意盎然的蘇州敘事而聞名于世。而蘇作明式家具則吸收了建筑大木梁架結構的形式，其結構與建筑的木構架可謂是一脈相承，猶如縮小比例的建筑梁架。

南官帽椅拆解圖 圖源網絡

圓形或方形的立腳就如同建筑的立柱，橫撐則像是建筑的橫梁，樣卯相接并用牙子牙條加固，側腳采用適當的收分，這才使得蘇作明式家具同時兼頗了造型的美觀優雅及結構的穩固耐用。在設計理念上，蘇作明式家具側重質樸簡約，傾向于詩情畫意中見深意，這與蘇州園林的建筑風格及裝飾理念相近。選材上著重于材質的雅致，與蘇州園林中追求色彩淡雅、溫文爾雅的風格相契合。

黃花黎楠木影子心方桌 明 恭王府博物館藏

蘇州地處江南水鄉，有著獨特的水鄉風情和民俗文化。江南的小橋流水等人文風光造成了文化藝術上的清雅、委婉之風，也必然反映在家具審美和家具風格上。陳設于古典園林中的大批清新典雅，蘊含著濃濃書卷氣韻的家具對明式家具藝術風格的最終形成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黃花梨云龍紋條案 明 故宮博物院藏

例如，多使用榫卯結構，使得家具堅實耐用，歷經滄桑仍不變形，同時也便于拆卸和組裝。審美風格方面注重線條流暢、造型簡潔、色彩柔和，如故宮博物院藏的黃花梨木雕夔龍紋肩輿，黃花梨木的色彩深淺適中，既有淡黃色的柔和，又有淡紅色的溫馨，非常適合作為家居用品。此外，銅鍍金包角的裝飾也增加了整體的色彩層次感，使肩輿更加華麗。在造型上，蘇作明式家具多以線條為主，造型簡練大方，這與水鄉的自然景觀相呼應。

如故宮博物院藏的明代黃花梨云龍紋條案，整件條案的線條流暢，沒有任何多余的裝飾，凸顯了蘇作明代家具的簡約之美。案面的邊緣采用了簡單的線條裝飾，既增加了視覺效果，又不會過于繁瑣。雖然造型簡練，但黃花梨云龍紋條案并不缺乏細節的處理。牙頭及絳環板小層雕有云龍紋，給人以樸素而高貴的感覺，不失為展現明代文化和美學風貌的重要載體。

黃花梨云龍紋條案 明 故宮博物院藏

蘇州作為中國文學史、藝術史的重要發源地之一，涌現了諸多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他們在文化藝術領域有著很高的地位和影響力，通過文集、書畫等形式，形成社會風尚。作為消費的導向力量，他們的審美追求和美學精神直接引導了工匠的設計。如屠隆在《考槃馀事》多次強調自然之美的重要性，他主張在設計和審美中應該追求自然、樸素、真實的風格，反對過度的人工修飾和裝飾，追求簡潔、明快的設計和審美風格。文震亨在《長物志》也提出“制具尚用，不尚奇巧”，主張“隨方制象，各有所宜”，他說“寧古無時、寧樸無巧、寧儉無俗”，認為器具的設計當以實用為第一原則，避免過度設計。李漁在《閑情偶寄》中總結出了“貴精不貴麗，貴新奇大雅，不貴纖巧爛漫。”的居室設計原則，同時在《器玩部》中歸納出了“人人可備、家家可用”的實用性要求，并親自設計了“暖椅”、“涼杌”。

有工而精，有減而文

蘇作明式家具之所以能在眾多“蘇作”中脫穎而出，與其獨特的審美情趣是密不可分的。傳世的蘇作明式家具造型純樸清雅、氣韻生動，不重雕飾、強調天然材質的審美格調，以線造型，主張簡潔空靈，追求質樸典雅，不加文飾，以留白反映“裝飾之趣”。這種留白是文人對“有”與“無”的思考，他們將自身對空間的趣味與審美的情感融入器具中，“有工而精，有減而文”。文震亨在《長物志》中云：“古人制幾榻，雖長短廣狹不齊，置之齋室，必古雅可愛，又坐臥依憑，無不便適。”

將雅俗作為區分所作明式家具的高下的依據，不僅追求美觀，還要求不落窠臼，在形式上與文人追求的大雅君子的形象相互契合。用高雅的家具來襯托自己，這可以說是文人墨客們追求高雅生活的一種具體表現。家居環境作為棲身之所，自然需要陳設高雅的家具來烘托、滋養精神家園，例如蘇州虎丘王錫爵墓中曾出土一組木家具模型，“各件比例十分準確，造型簡樸大方，線條流暢有力，楔榫精巧多種（有格角榫、綜角榫、夾頭榫、畢榫、悶榫等），具有較高的工藝水平。”

蘇博展廳中的王錫爵微縮明式家具 圖源：綜藝《國家寶藏》

在色彩的選取上，蘇作明式家具通常較為淡雅、柔和，不刻意追求華麗和張揚，而是更注重細節的處理和整體的協調性。這一點主要體現在用料上，明及清前期家具之所以能達到到這樣高的水平，采用堅硬致密，色澤幽雅，花紋華美的珍貴木材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蘇作明式家具技藝精湛，多用“一木連作”的結構形式，“一木連作”是中國古典家具中經常用到的工藝，意思是用同一塊木料去制作多個構件。比如，蘇作明式家具中的扶手椅、靠背椅等，用同一塊木料制作出來的家具整體結構牢固，線條流暢。在連接的處理上，蘇作明式家具不以釘子連接，采用了建筑藝術中慣用的榫卯結構。既減除了釘子對木料的破壞，也為家具本身增加了更多的內涵。使用榫卯結構的蘇作明式家具還有一個好處，長途運送的時候可以很方便的拆解成零件，減少了運送時候的磕碰。

蘇作明式家具還吸收了李誡在《營造法式》中規定的“側腳”和“收分”等思想，讓家具的榫卯結構更加緊固，增強了整體結構的穩定性。正如王世襄先生所言，“各構件之間能夠有機地交代連結而達到如此的成功，是因為那些互避互讓、但又相輔相成的榫頭和卯眼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構件之間，金屬的釘子完全不用，鰾膠粘合也只是一種輔佐手段，憑借榫卯就可以做到上下左右、粗細斜直，連結合理，面面俱到，工藝精確，扣合嚴密，間不容發，常使人喜歡贊嘆，有天衣無縫之妙。”

黃花黎活榫結構獨板靈芝翹頭案 明 恭王府博物館藏

蘇作明式家具的造型多以直線和簡單的曲線為主，極少有過多的裝飾和雕刻，整體造型簡潔大方。這種設計手法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中“大道至簡”的思想，追求以最簡單的形式表達最豐富的內涵。明式家具的視覺張力，也是中國傳統文人內心世界里，虛、實與動、靜之間相互滲透的微妙感受。蘇作明式家具的線條流暢自然，給人一種舒展、放松的感覺。例如恭王府博物館藏的黃花黎攢靠背禪椅，椅子的扶手和靠背的線條緊貼人體曲線，既符合人體工學，又顯得優雅大方。

黃花黎攢靠背禪椅 明 恭王府博物館藏

這種設計手法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崇尚人與自然和諧一體，在器具的設計、制作和使用中要蘊含自然的妙理，反映到使用場景上，要求蘇作明式家具設計追求人體工程學，在功能場景、邏輯場景和具體場景中要注重用戶體驗，即中國古代哲學中“中庸”的思想，不偏不倚，恰到好處。

乘物以游心

明清的畫家常以蘇作明式家具入畫，將文人的風致和情操在清居雅室間透露出來，明式家具中的書案、書柜等，都是文人讀書、寫作、繪畫和收藏書籍等文化活動所必需的家具。雖然明式家具和畫作的表現形式不同，一個是立體構造，一個是平面繪畫，但它們都表現出了獨特的視覺效果和藝術魅力。同時，它們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和審美特征，體現了文人對自然、人文精神的追求。例如在《燕寢怡情》中龍紋、鳳紋和云紋等紋樣的頻繁出現。

《燕寢怡情12幀》（局部）佚名 清 設色庫絹本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明式家具的龍紋通常采用浮雕或透雕的方式，雕刻在床、柜、椅、案等家具的表面或邊框上。蘇作明式家具中的龍紋通常以草龍紋的形式出現，用非常流暢的線條展現龍的形象，用抽象的概括、簡約的圖像表現出龍的活力和動感。這種紋飾通常以浮雕或透雕的形式出現在家具的表面，賦予了家具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文化內涵。明式家具的鳳紋常用于椅的靠背板、畫案的牙頭、床的圍板或掛楣等處。明代的鳳紋承襲了唐宋時期的清秀纖巧風格，而清代鳳紋則更加繁縟、華美繽紛。鳳紋在明清家具的裝飾手法中最為常見，包括雕刻、漆飾、鑲嵌等，其中又以雕刻鳳紋為主。

蘇作明式家具上的云紋裝飾在前代的基礎上，呈多種樣式并行發展的趨勢，有線條舒展的卷云紋、空靈蘊藉的如意云紋、朵云紋以及各式各樣的團云紋等。云紋在蘇作明式家具的背板、角牙、牙頭、牙條、擋板、腿足、欄板以及各類板面等部位都有裝飾。這一時期家具上的云紋裝飾構圖清新雅致、寓意高升及范圍寬廣的吉祥含義，頗具文儒高士之意趣，更增強了明式家具的高雅氣質。在明式家具椅背上的裝飾常以如意云頭形為框架，在其中納入如意云紋。在床圍欄、衣架中牌及柜面等部位常裝飾有四簇如意云紋。明清家具的裝飾紋樣極為豐富，但明式和清式的裝飾風格卻截然不同。明式家具不追求繁縟的堆砌，以突出家具的造型美和線條美為裝飾設計的首要目標。

蘇作明式家具種類豐富，無所不包，大到屏風、床榻，小到衣架、條幾應有盡有。按照功能可以分成臥具、坐具、起居用具、屏蔽用具、存貯用具、懸掛及承托用具等。出現在圖像里的蘇作明式家具大多為坐具，以圈椅、交椅、方凳、坐墩和官帽椅為主。主要原因在于家具作為器具，是個人休憩或群體聚會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既有坐、躺、放置物品等實用功能，還具有裝飾和美化室內空間的作用。

《清明上河圖》（局部）仇英 明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在遼寧博物館藏的仇英款《清明上河圖》中就多次出現“南官帽椅”，其扶手和靠背呈圓弧狀，使坐者可舒適地被包圍在椅子中。這種椅子的腿部高低錯落的設計，寓意“步步高升”；環抱式扶手，保護主人“財不外泄”。當接待客人時，較低的座椅靠背，表明出主人自愿“低人一等”，反映古人崇尚“謙遜”的處世之道。在《竹園壽集圖》中就經常出現“交椅”，椅子腿呈交叉狀，可以折疊，便于攜帶，交椅可分為直后背和圓后背兩種，其交接部位一般都用金屬飾件釘裹，其中明代的交椅以圓后背為多。設計也體現了人體工程學原理，線條優雅流暢，使用起來舒適度高。

《竹園壽集圖》（局部）呂紀 明 故宮博物院藏

與此同時，家具可以用來劃分室內空間，使空間更加有序、功能更加明確。例如，如唐伯虎臨摹《韓熙載夜宴圖》時，在原圖的基礎上增繪家具數件，透過畫作將明式家具的形象生動鮮活的再現于我們面前。他會在多個場景間以屏風隔斷或以家具過渡，將一個大空間分隔成幾個小空間，增加室內的私密性和功能性。同時，屏風還可以作為裝飾的一部分，與室內其他家具相映成趣，增加室內的美感。

《韓熙載夜宴圖》（傳）唐寅 明 臺北故宮博物院

文獻里的蘇作明式家具在比例尺寸上都較為準確，如張廷濟在《清儀閣雜詠》中記載項元汴收藏的書案“高二尺二寸三分，縱一尺九寸，橫二尺八寸六分，文木為心。”高濂在《遵生八箋》中記載的筆屏“大者長可四寸，高三寸。”蘇作明式家具在比例尺寸上極為準確的原因有以下幾點：蘇作明式家具主要選用質地堅硬的木材，如黃花梨、紫檀木、鐵力木、雞翅木等。這些木材經過精心挑選和打磨，能夠充分展現出自然美，同時也保證了家具的結實度和精度。在制造工藝上采用一木連做、包鑲等手法，使得家具的結構整體，既節省材料又不影響家具的整體性。這種制作工藝雖然費時費力，而且所需要的技術要求也比較高，但制作出來的家具在比例和尺寸上都非常準確。

蘇作明式家具在文獻中出現時除了具有使用價值外，還具有生活美學的涵義。“置一幾，陳幾種快意書，放一本舊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揮塵，意思小倦，暫休竹榻。餉時而起，則啜苦茗，信手寫漢書幾行，隨意觀古畫數幅。心目間，覺灑灑靈空，面上俗塵，當亦撲去三寸。”這是以陳繼儒為代表的文人雅士追求的文雅、清新的生活美學，他們以蘇作明式家具的裝飾簡潔和文雅，承載著“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人美學思想探究言外之意的審美旨趣。

在藝術精神層面,圖像與文獻中的蘇作明式家具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乘物以游心”的精神，它們都通過具體的物品來傳達作者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理念。

結 語

蘇作明式家具是在繼承宋、元家具的優秀傳統基礎上，經過長期發展而形成的。它以其簡練精致、疏朗雅致的特點和講究線條韻律的藝術美感，成為了明式家具中的經典樣式和江南文脈在器物上的觀照。

黃花梨木圓后背交椅 明 圖源：上海博物館

蘇作明式家具作為江南文脈的賡續，從其質樸清雅、氣韻生動的內在美感，獨具匠心、盡善盡美的外在風雅，我們不難看到其“開拓創新”“謙和雅致”“博學包容”等江南文化古今貫通、獨樹一幟的文化意蘊和精神譜系。蘇作明式家具在設計及制作過程中會加入多種文化元素，如故宮博物館藏的黃花梨木雕梅花紋方桌就在羅鍋棖兩段雕有梅花紋，鐵梨木雕纏枝牡丹紋卷書案雕有纏枝牡丹紋，不僅寓意高雅，還充分以具有裝飾感的形式詮釋了明代蘇州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家國情懷和文明因緣。

黃花梨木雕梅花紋方桌 明 故宮博物院藏

考究的明式家具多用貴重的硬木制成。它們大都質地堅實致密，色澤沉穆雅靜，花紋華美，為充分利用這些天然紋理和美色，在制作家具時，往往不加髹漆，充分顯示木材本身的質感和自然美。蘇作明式家具注重實用性和耐久性的統一，體現了江南文化中的開放務實的精神內涵。

鐵梨木雕纏枝牡丹紋卷書案 清早期 故宮博物院藏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蘇作明式家具是器，卻承載著道，近乎于道。其核心是文人精神，是“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王世襄先生還總結出了明式家具十六品，“簡練、淳樸、厚拙、凝重、雄偉、圓渾、沉穆、濃華、文綺、妍秀、勁挺、柔婉、空靈、玲瓏、典雅、清新。”蘇作明式家具的造型和裝飾上，常常采用梅花、蘭花、竹子等具有象征意義的圖案，寓意高雅、純潔和堅韌不拔的品質。同時，蘇作明式家具的制作工藝也十分精湛，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美學的要義，傳統技藝守正與創新，以高度的文化自覺，重審蘇作明式家具的當代價值將靈秀婉約的詩意美學和兼容并蓄的人文哲學一一展現。凡此種種，均可見文人參與的明式家具，不僅具有物質使用價值與藝術審美價值，更兼具精神愉悅功能，使文人雅士于詩書案牘、偃仰坐臥等普通日常中皆可僅憑家具便能體味到恬淡閑適的生活情趣，并從中進入一種“快然自足”“神爽意快”的“暢神”精神境界。

蘇作明式家具浸潤了文人的審美思想，它不僅是一種實用的家居用品，也是一種文化的載體，一種精神的象征。2006年，“明式家具（蘇作）制作技藝”入選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相信蘇作明式家具在當下定會更好地“活態傳承”，并在傳承中煥發出時代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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