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是夏朝Bug？龜背網格器考古或證實美專家20年前預言

隨著三星堆考古發掘的深入，其自身呈現出的文化面貌與歷史上的夏朝產生了“盤根錯節”的復雜關聯。

首先，大量文獻記載將大禹的祖源之地指向了四川地區。《史記》說：“禹興于西羌”，晉代的《三國志》和《華陽國志》分別記載了“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蜀之為國……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顓頊，封其支庶子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

1998年7月，在四川都江堰召開的“大禹誕辰紀念會暨四川夏禹文化研討會”上，考古學家林向提出了著名的“蜀夏同源”說，認為從考古文物來看夏與蜀的親密關系，無論是古城，還是字符，或者是對龍的崇拜都從不同的角度證明夏禹與蜀有文化上的同源關系。

其次，在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將二里頭文化定性為夏文化遺存后，三星堆的考古發掘，卻呈現出濃郁的“夏風”。比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帶有二里頭文化二期風格的陶盉；二里頭祭祀用的典型器物—牙璋，在二里崗早商文化崛起后就被改造成了殷商貴族的“擺件”，但在三星堆，牙璋不僅繼續出現在重要祭祀場合，而且還得到升級改進，出現了黃金材質牙璋。

不僅如此，三星堆文化自身也呈現出兩大不同群體“共存”的跡象，比如祭祀坑中出土人像由辮發和笄發兩個社群組成，笄發者人數少，卻掌管著宗教祭祀權，而辮發者則似乎掌管著世俗權力。

但讓人詫異的是，大約在商末周初時，三星堆人突然廢棄了位于廣漢市的都邑，整體遷徙到了50公里外的成都金沙村，創造了十二橋文化。此時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人像，僅剩辮發者。

基于此，考古學界對三星堆文化定性為：“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不是本地新石器文化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和外來青銅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現和形成的”。

這與杜金鵬教授在上世紀90年代推測的“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時，由遷入成都地區的夏遺民，與當地土著居民相結合所創造的一種新型文化遺存”的說法不謀而合。

那么，究竟是根據什么認定先有二里頭后有三星堆（三星堆是夏遺民），而不是先有三星堆，而后才有二里頭（三星堆是夏先民）的呢？

這其實是由考古地層關系和碳十四測年所確定的。蜀地迄今最早考古學文化是新石器時代的寶墩文化，距今約4500年（相當于中原的龍山文化時期）。但寶墩文化卻并未直接發展為三星堆文化，前者被后者直接終結了。也就是從三星堆文化開始，遺址中出現了二里頭文化風格的盉、豆等陶器和璋、戈、圭等玉器以及銅牌飾等銅器。

由于上述典型器物在寶墩文化中沒有源頭，所以，三星堆文化的上限也就只能到二里頭文化二期，也就是二里頭在前，三星堆在后。

如此看來，在確信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前提下，三星堆文化是在夏朝滅亡后，夏遺民進入成都平原與當地居民共同創造的“后夏”文化，而關于大禹出生在巴蜀之地的歷史記載，也似乎可以解讀為是夏遺民為了籠絡蜀地土著居民而附會的產物。

但是，三星堆的考古上新，卻再次將上述推論給攪亂了。

繼1986年發掘了三星堆兩個器物埋葬坑后，2021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又先后發掘了3至8號共計6個埋葬坑，2022年6月14日，7號坑發掘了鎮坑之寶—龜背形網格狀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沒有任何文字記載和實物參照，考古工作者甚至都不知道這個外觀有點像龜甲，內部包裹著玉石，還覆有黃金、絲綢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只是根據外形，起了個“龜背形網格狀器”的名字。

在龜背網格器出土之前，三星堆發現的所有東西，幾乎都沒有超出已有的認知范疇。

比如：尊、盤、璧、人像等青銅器，無論是造型多夸張，其工藝和鑄造青銅器的合金比例都能在殷墟和江西新干大洋洲殷商時期墓葬找到原型；權杖、黃金面具、青銅神樹這些中原罕見的東西，也能在西亞蘇美爾文明和北方草原找到出處。

由于成都平原地處中西方交流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西方學者稱之為“中國弧”）上，那么中西文化因素在三星堆發生交匯，也就在情理之中。

著名考古人許宏教授曾說過：“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銅器的造型感到怪異，那是由于我們的視野狹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么發現超出了我們既有的認知范疇”。

然而，龜背網格器的出土卻極有顛覆性，并且是“獨一份”。其本身包含的龍、玉、絲綢、龜甲這些文化因素表明這是典型的華夏文明產物，但同期的中原地區，卻均未發現哪怕有半分形似的器物。

據《竹書紀年》記載：“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

這段堯舜禪讓時對甲圖的描述，與考古發現的龜背形網格狀器高度吻合，即古人借龜這一靈物馱負象征天命的《河圖》《洛書》，其上記載未來帝王姓名來寓意受天命治理天下，這就是所謂的“龜甲圖讖”。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大膽推測這個東西就是等同后世傳國玉璽一樣的權力交接禮器呢？

如果推測無誤，那么這件禮器理所當然只會有一件，并隨著商周鼎革被夏遺民帶入了巴蜀之地。

不過，在2023年10月，三星堆遺址考古隊隊長黎海超又再次爆出猛料，“運用X光技術發現了龜背形網格狀器焊接技術的證據”。

所謂焊接，是指把分離的金屬兩端通過加熱到熔融，再加壓或填充金屬使兩者合為整體的一種工藝。

商朝時，青銅器不同構件之間采用的工藝基本是鑄接，即在器體和附件分別澆注完成后，再通過二次鑄造的方式，將附件通過榫式、鉚式等方式鑄接到主體上，器體與附件形成單一的疊壓關系。

而焊接則是使用焊料通過熱處理的方式將待焊鑄件連接起來，焊料熔點低的叫鑞焊（技術難度低），焊料熔點高的叫銅焊（技術難度高）。通常認為，上述兩種軟硬焊接技術是春秋戰國以后才有的。

但是，三星堆器物坑測年數據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由于坑內無西周同期器物，基本可以判定在商朝末期。

這也就意味著，龜背形網格狀器的制作時間下限，是早于西周的。那么上限又是什么時候呢，難道真如《竹書紀年》所言，這個龜背形網格狀器是堯舜時期制作的“傳國禮器”？

矛盾的是，迄今為止，堯都陶寺遺址、夏都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器上，均未發現焊接技術的直接證據。

所以，龜背形網格狀器的焊接技術發現，或許印證了20年前美國學者的一句預言。

2001年，在成都舉辦的省市考古專家座談會上，美國西雅圖博物館中國館館長Jay Xu（美籍華人，中文名許杰）提出“青銅器鑄造技藝中的焊接技術有可能來自三星堆文明”，這個觀點一提出就被國內媒體評價為“語出驚人”，因為當時三星堆的3—8號器物坑還沒有被發現，考古學界對三星堆文化的認識，還基本停留在1986年1號、2號坑的基礎上。

但現在看來，20年前的這段大膽預言，似乎就要成真了。換言之，龜背形網格狀器并非是堯舜禹時期的產物，而是三星堆人制造的。

當然，證據不止這一處。

龜背形網格狀器的四角分別有四個青銅龍頭把手，龍頭形象與三星堆遺址第三區考古出土的陶塑龍頭高度相似，均屬于“羊首龍”，即三星堆人心目中龍首的形象與羊首近似。

這跟紅山文化的“豬首龍”、陶寺文化的“蛇龍”都不同。不僅如此，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形象為：龍頭方形，未見有角，顯著特征是大蒜頭龍鼻，形綠松石粘嵌，龍身卷曲呈波狀起伏形狀，原型依然是蛇，也和龜背形網格狀器上的龍形象差異較大，二者并非自然演變的結果。

龍形象的巨大差異，也充分說明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狀器不可能是堯舜或夏朝時期制造后傳入巴蜀之地的，而只可能是三星堆當地制造或改造的結果。

但是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論述過，三星堆青銅文化的上限只能到二里頭文化二期，但三星堆卻造出了與史書記載的堯舜禹禪讓所用“甲圖”高度相似的傳國器物，這不得不讓人再次產生懷疑，真的是先有夏朝，后有三星堆嗎，或者說三星堆才是我們苦苦尋找的夏朝呢？

三星堆無疑成了夏朝的一個Bug。

《說文解字》解釋說：“羌，羊種也”，《史記索隱》言“羌，牧羊人也”，大禹如果興于西羌，那么三星堆文明中的龍形象為羊首，同樣合情合理。

當然，鑒于考古地層關系的科學性不容置疑，三星堆文化晚于二里頭文化二期這依然是事實。那么又該如何解釋三星堆晚于被認為是夏文化的二里頭遺址，但卻存在二里頭未曾有過的上古傳國禮器“甲圖”呢？

夏遺民的逃亡路線也許是揭開謎團的突破口。史載：夏亡時，“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南巢具體在哪，目前還有爭議，但都未超脫安徽這個地理范疇，也就是助力大禹奪得天下的涂山氏的勢力范圍。

從正常邏輯來講，一個族群要逃亡，那么最優的選擇必然是故地和友軍所在地，極少會選擇未知的陌生地，陌生地域的死亡威脅和敵軍的威脅是等同的，夏桀選擇南巢就是這個原因。

而如果我們把“禹興西羌”解讀為夏先民源自巴蜀，那么夏朝滅亡時，大量夏遺民重新逃回故地，也就顯得非常合理了。

這里或許有朋友會產生疑問，上面不是說三星堆文化上限只能到二里頭文化二期嗎，二里頭也只是夏朝中晚期遺存，那么晚于二里頭的三星堆文化，又怎么可能是夏先民故地呢？

其實，三星堆文化只是青銅文化階段，而巴蜀之地還存在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寶墩文化，與中原的龍山文化處于同一時空。這也就存在一種可能性：寶墩時期的先民走出巴蜀之地，參與了夏朝的構建，在夏朝滅亡時，夏遺民又回到祖源地，與已經留守巴蜀數百年的原住民共同創造了全新的三星堆青銅文化。

這種現象在考古發現中并非沒有先例。比如我們所熟知的陜北石峁文化，就被證實是仰韶時代先民北上內蒙古，創造了老虎山文化后，又在龍山文化時期重新南下，參與中原文明構建的產物，二里頭文化的綠松石龍形器甚至能在石峁遺址城墻上找到原型。

所以，三星堆濃郁的“夏風”，以及能用全新的焊接工藝鑄造出上古傳說中的“傳國重器”，也就不難理解了。

如果你也對神秘的三星堆充滿了困惑，那么不妨讀一讀由權威考古工作者許宏教授寫的《三星堆之惑》這本書，或許能解開你很多的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