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宏觀經濟的另一半

（學之智經濟原創）

前一篇文章講到，市場需求有充足、缺乏兩種狀態，公共支出有高效、低效兩種狀態。將不同狀態相互搭配，可以將宏觀經濟劃分為四種基本狀態。 狀態1：MD充足、PE高效；狀態2：MD充足、PE低效；狀態3：MD缺乏、PE高效；狀態4：MD 缺乏、PE低效。其中，前兩種是市場需求充足的情況，后兩種是市場需求不足的情況。

傳統宏觀經濟理論主要關注于市場需求充足的情況，建立在一般均衡穩態的基礎之上。這種理論在描述經濟狀態1和狀態2時是有效的，并且可以提供較為有效的常規的宏觀經濟政策建議。然而，它對于狀態3和狀態4的描繪、解釋和應對能力有限，這兩種狀態是被傳統宏觀經濟理論所忽略了的非均衡狀態，被稱為宏觀經濟的另一半。

對于宏觀經濟非均衡狀態下的另一半，常常表現為市場失靈、流動性陷阱以及經濟危機等現象。傳統經濟學把這些現象歸咎于外部條件的影響，認為是偶爾才發生的黑天鵝事件導致，并認為市場機制本身具有自我調整的能力，能夠使經濟重新達到新的均衡水平。然而，這些現象并非是外部沖擊所致，有可能是由于市場機制本身的不完善、道德風險等問題所引發，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的自我調整可能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現象并非偶爾發生的不受控制的事件。相反，市場需求不足在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是非常常見的狀態，甚至可以說是常態。

因此，傳統經濟理論不適用于宏觀經濟的另一半，使得其在預測和應對經濟危機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挑戰。一方面，在預測經濟危機上存在較大局限性。由于其理論框架的限制，它可能無法捕捉到導致危機的關鍵因素或動態變化，從而難以準確預測危機的時間和嚴重程度。另一方面，當經濟危機已經爆發，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傳統經濟理論也顯得力所不及。由于其對非均衡狀態的理解有限，所提供的政策建議無法針對實際情況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

在1920年代，美國經濟處于狀態2，市場經濟出現自由擴張的繁榮景象，而持續的財政盈余使得公共支出沒有發揮效能。1929年，經濟大蕭條開始蔓延，經濟轉變為狀態4的狀況，即市場需求萎縮，并且政府職能失位和公共支出處于無效狀態。當時的主流經濟思想主張自由市場競爭，反對政府干預，應對經濟蕭條束手無措。1933年，羅斯福新政突破了經濟學理論的枷鎖，采取了超出理論框架的一系列刺激經濟復蘇的政策，才讓經濟逐漸重回正軌。羅斯福新政糾正了政府失位問題，讓公共支出發揮出效能，經濟從狀態4轉變為狀態3。不過，市場需求的恢復較為緩慢，一直到二戰結束之后，經濟才逐漸回到了狀態1。

1936年，在羅斯福新政實施了3年之后，凱恩斯的《通論》才誕生。凱恩斯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主張政府加大對經濟的干預，以擴大總需求。凱恩斯主義認識到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也主張依靠公共部門的力量推動總需求擴張，彌補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缺陷，促進了宏觀經濟體系的建立。但是凱恩斯主義沒有將公共需求納入宏觀經濟理論框架，僅僅把公共部門作為干預經濟的外部因素和手段，作為一個外生變量來看待。這就引起了較大爭議，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凱恩斯主義主張的政府干預已經超出了經濟學范疇，這對經濟的正常運行是一種扭曲。

在1980年代，日本經濟出現狀態2的情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之后表現出繁榮景象，政府部門主動削減財政赤字直至出現持續性財政盈余，公共支出效率下降。當19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后，經濟轉變為狀態3，市場需求急劇萎縮，公共支出大幅擴張，依靠公共需求的擴張穩定經濟社會的穩定。此時，凱恩斯主義主張的常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失效，為了應對總需求萎縮，日本政府不得不摸索“超綱”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工具。比較典型的做法是，政府部門大幅舉債加大公共支出，日本央行購買大量政府債券提供資金。

對于日本出現的經濟現象和采取的調控政策，傳統經濟學難以解釋，功能財政和功能貨幣的做法引起了巨大爭論，不少經濟學家批評日本的做法是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罪惡行徑，必然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債務危機和政府信用違約。然而，已經30多年過去了，日本并沒有因為功能財政和功能貨幣的做法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也沒有出現債務危機和政府失信，充分證明了傳統經濟學家們的判斷極為荒謬和錯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傳統經濟理論沒有把公共需求納入理論分析框架之內，認定政府的干預仍然是外部干擾因素，是不能長期維持的錯誤做法。經濟實踐表明日本經濟長期保持在狀態3，市場需求不足并非外因導致，這不是偶爾發生了非常規現象，更應該是長期存在的普遍現象。

不僅僅在日本，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也在較長時間出現狀態3 的情況，一直延續到2020年之后才有所改觀。實際上，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經濟體呈現出狀態3和狀態4的特征。公共部門治理較好的國家更接近狀態4，其特點為市場需求萎縮，政策刺激很難促進需求擴展，貨幣政策對市場的調控幾近失效，難以促進經濟增長。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帶來大量養老、醫療、教育、生育等需求，這些需求存在非逐利性特征，不滿足傳統經濟理論“經濟人”假設，而是屬于學之智廣義需求理論中的公共支出（公共需求）。這部分需求需要擴張型財政政策，財政收支壓力隨之持續加大。

這時，只能采取非常規的宏觀調控政策應對經濟問題，這些政策往往超出了已有的經濟學理論范疇。例如主要經濟體都持續擴大財政赤字，完全不顧財政收支平衡，也不顧財政支出對市場的擠出效應，美日歐等使用操常規貨幣政策，這些都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的政策主張。甚至，把貨幣政策釋放的流動性轉移給財政政策使用成為必然的選擇，也就出現財政赤字貨幣化。

回首過往，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處于類似狀態2的情況。在計劃經濟環境中，市場存在潛在需求，但是被嚴重地人為性抑制，經濟缺乏增長動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過重，遠遠超出了公共需求的規模，不但公共支出效率很低，而且嚴重擠壓了市場需求。后來，通過改革開放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市場需求逐漸被激活，投資、消費、出口都出現快速增長，傳統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積極配合，帶來中國經濟長期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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