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為何要囑托雍正善待禮親王后代？此舉真高明！

康熙帝在臨終前留下了遺諉，囑托其皇四子雍正善待禮親王的后代。這份遺諉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樣的故事和秘密？為何康熙對禮親王一脈如此看重，不惜在遺諉中專門提及？雍正能否遵從康熙的囑托，善待禮親王子孫？這一切的答案，都將在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中揭曉。讓我們一起追溯那段動蕩的年代，解開這個千古之謎。

代善的兩次擁立之功:大清王朝的根基

大清王朝能夠開疆拓土，最終一統中原，功不可沒的是太祖努爾哈赤的嫡次子代善。代善無疑是大清建國初期最關鍵的人物之一，其兩次擁立之功，為大清王朝奠定了堅實根基。

第一次擁立，是代善支持皇太極繼承汗位。公元1626年，太祖努爾哈赤駕崩，臨終前未指定繼承人。作為太祖嫡次子的代善，原本有資格繼位。然而，代善深知自己已年老體衰，管束帳下未必得力。在代善的主導下，皇太極得以順利登基，成為第二代大汗。這一舉措避免了后金八旗內斗，為大清初期局勢的穩定奠定了基礎。

第二次擁立，是代善力主福臨繼承大統。1643年，皇太極突然駕崩，朝野一時陷入繼承權之爭。豪格作為長子，自有強大實力擁護者；多爾袞作為睿親王，也聲望赫赫。若兩人對抗，必將造成八旗內亂。在這關鍵時刻，代善沒有趁機自己奪權，反而大力主張李福臨即位，以免爆發內戰。福臨年僅六歲，但背后有代善和多爾袞力挺，最終順利繼承皇位。這種主動退讓的高瞻遠矚，確實令人欽佩。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若沒有代善兩次擁立之功，大清根本無法在創業初期立足，更不用提后來的興盛繁榮。尤其是第二次，假如代善不主動退讓，豪格和多爾袞之爭難免一觸即發，屆時八旗內亂在所難免，大清前景將陷入極大的不確定性。代善的睿智和寬厚，為大清王朝的基業奠定了根基，開啟了后來一代又一代輝煌傳承的大門。

然而，代善此舉的影響遠不止于此。第一次擁立后，代善并未因此獲得豐厚賞賜，反而遭到皇太極的猜忌和冷落。面對這一不公，代善選擇了寬容和退讓，避免了與新君爆發沖突。正是這份寬廣胸懷，讓皇太極倍加安心，免去了大清初期被內亂阻礙的隱患。第二次擁立時，代善更是主動退讓、大力宣揚，才讓福臨的繼位過程相對順利。若代善不是這種謙遜大度的性格，福臨恐怕很難坐穩帝位，朝政將再次陷入混亂。

代善為大清的發家奠基，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作為太祖嫡長子，他本應是后金八旗最有資格的繼承人，但卻屢次退讓，最終只得封禮親王，過著尋常親王的生活。這種高瞻遠矚的寬厚和遠見，實在令人佩服。可以說，正是代善的兩次退讓和擁立，才讓后來的雍親王胤礽得以繼承皇位，開創了大清二百余年的盛世基業。康熙對這一功績自然心存感激，故而在遺諉中專門叮囑雍正善待禮親王一脈。這舉措確實體現了一代明君的高瞻遠矚。

杰書在三藩之亂中立下赫赫戰功

大清康熙年間，一場震驚中外的政治動蕩橫掃中原，這就是著名的＂三藩之亂＂。在這場動亂中，一介武將杰書以其勇武過人的威名，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最終為平定叛亂立下了汗馬功勞。

時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廣西三藩總督常得祥、耿精忠和王佐良聯手造反，擁兵數十萬，氣焰囂張，意欲分裂版圖，自立為王。形勢一時陷入危急，康熙帝不得不親征云南，并委任久經沙場的杰書為統軍大將，親率精銳大軍征剿叛軍。

杰書作為禮親王一脈子孫，自幼習武，勇猛過人。早年時他曾隨康熙征討逃兵，立下赫赫戰功，贏得皇上賞識。三藩之亂爆發時，康熙帝毫不猶豫便選擇了這位沙場老將作為統帥，可見對其武勇的充分信任。

杰書領兵西征，所向披靡。他首先在廣西寧遠討伐耿精忠，數度大戰，終于將耿軍徹底擊潰。隨后又轉戰云南，同常得祥、王佐良親軍遭遇，再度大展雄威。在屢戰屢勝之后，叛軍元氣漸失，最終紛紛擊鼓求和。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征伐，杰書終于平定了這場動蕩，為大清朝廷雪恥。

在這場戰役中，杰書展現了一代武將的無畏氣概和過人勇猛。他身先士卒，臨危不懼，屢立戰功。傳聞在寧遠之役時，杰書曾親自沖鋒陷陣，獨戰數十人，場面震撼。更有一次，杰書麾下軍士受敵軍埋伏，陷入重圍，杰書獨身沖入重圍，在槍林彈雨中力救將士，后來全身負傷，險些陣亡。這些生動的戰例無不彰顯了杰書那種視死如歸的英勇無畏。

三藩平定，杰書赫赫戰功自然獲得了康熙的嘉獎。康熙不僅追封杰書為＂勇冠三軍＂的勛號，還在冊封后虛心向他討教征伐之術，足見對這位猛將的推崇。從此杰書威名遠播，成為當世首屈一指的名將，其英勇事跡也載入史冊，流傳后世。

杰書所立下的戰功，不僅為大清朝廷掃清了隱患，更為年幼的康熙帝樹立了統一中原的信心。三藩叛亂雖然規模浩大，卻也為康熙這位年輕皇帝打下了治理基礎。可以說，正是杰書等一批猛將的擁護和英勇作戰，才讓康熙穩坐江山，后來得以縱橫捭闔，建立起大清盛世。

作為太祖后裔的禮親王一脈，杰書等人先后為康熙朝立下了汗馬功勞，這與代善兩次擁立之功可謂不無淵源。他們忠心為國，視死無懼，終于贏得了康熙的欽佩，從而在遺諉中被特別提及。這無疑是對功臣的最高贊譽，同時也流露出一位明君對先祖子孫的特殊情誼。或許正是出于這份情誼，康熙才會在遺諉中專門囑咐雍正，務必善待禮親王一脈子孫。這種舉措無疑顯示出其高瞻遠矚的治國智慧。

杰書懲治土木之亂，維護朝廷權威

平定三藩之亂后，大清朝廷雖然掃清了一大隱患，但動蕩的火種仍未完全熄滅。就在此時，另一股來自內部的反叛勢力驟然崛起，挑戰了康熙年幼帝權的統治。這就是震驚朝野的＂土木之亂＂。在這場政變中，杰書再次挺身而出，憑借無畏勇武之風，堅守了朝廷的最高權威。

亂局的開端，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阿哥索尼對于雍正繼位心懷不滿，與十幾名親信密謀發動政變。他們計劃先殺害雍正，再扶植幼年的皇十四子胤祥繼位，由他們這些親信把持朝政。雖說只是一個小小陰謀，但卻觸及了帝王家核心權力，危及王朝根基，決不可小覷。

好在此事很快便為杰書識破。作為當朝名將，杰書由于飽受康熙信任，因此直接掌控了軍隊實權。他果斷派出親信暗中偵查，很快就掌握了密謀的全貌。可是在當時的時局下，要懲治索尼等人并非易事。康熙既不想引起朝野震動，也不愿陷入宗室內斗的泥潭，所以決定委派杰書秘密處置此事。

杰書受命后，迅速展開行動。他暗中調動軍隊，對密謀者層層包圍，還安排了大量線人從中窺探。經過一番周密布控，杰書終于在一個夜晚出手，悄無聲息地將索尼等人生擒，就此平定了這場政變陰謀。為了避免引發更大動蕩，杰書非但沒有置密謀者于死地，甚至連徒刑都沒下達，只是將他們分遣到遠離京師的偏僻州縣充軍。

這一出手嚴謹果斷，可謂斬釘截鐵。杰書視朝廷利益為重，忍痛割愛，為維護帝權而置親疏遠近于度外，真可謂忠肝義膽。他的干凈利落，不但化解了危機，更避免了宗室內耗，維護了康熙的權威地位，為之后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倘若索尼等人的陰謀得逞，年幼的康熙帝權必將動搖，朝政更難免陷入混亂，屆時大清王朝的根基也將受到極大威脅。

事后，康熙對杰書如此從權顧全、果斷處置大加贊賞。他不但追贈杰書＂忠貞先鋒＂的勛號，還專門在朝會上嘉獎了杰書的功勛，并賜以重賞。從此杰書的軍權愈加鞏固，被康熙帝寄予極高的期望。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康熙的遺諉中，會專門提及要＂保全善待＂這一脈了。

杰書懲治土木之亂的決絕手腕，不僅彰顯了他對朝廷至高無上權威的忠誠，更進一步堅固了禮親王后人在軍政場上的重要地位。這無疑使他們在朝中威望倍增，為后來被康熙欽點為囑托對象奠定了基礎。可以說，正是杰書等人在剿匪平亂中立下的赫赫功勛，才讓禮親王一脈后人獲得了康熙如此格外的重視和青睞。

盡管土木之亂最終被迅速平定，但內憂外患卻從未停止過。大清朝廷必須時刻提防新的動蕩，而維系這種穩定的唯一法寶，就是擁有一支可靠的禁軍力量。杰書等人操縱的軍權，正是穩固康熙帝權的最后一道屏障。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遺諉中，康熙要專門叮囑新帝＂保全善待＂這一脈了。這無疑是一代明君對治國重臣后人的最高體現。

雍正執政肅清黨爭，禮親王后人遭殃

康熙駕崩后，其遺諉中那句＂善待禮親王后代＂的囑托卻并未得到雍正的完全恪守。在肅清黨爭的過程中，雍正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不惜鏟除了這一門閥的勢力，造成了一些無辜者的牽連。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雍正繼位執掌大權。他很快便發現，朝中存在多股政治派系，勾心斗角已成常態。尤其是鰲拜、年羹爾等人，黨同伐異，對雍正新政構成巨大阻力。雍正深知，要想施政無礙，必須先除掉這一阻力。

于是在1723年，雍正趁著權力已經初步鞏固之際，狠狠出手，以反貪為由，大開殺戒，將鰲拜等人趕盡殺絕。這場以＂黨同伐異＂為由的政治大清洗被后人稱為＂雍正大肅清＂。在此期間，雍正動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其中就包括禮親王子孫掌握的禁軍力量。

可是，功高震主往往難以獨立。原本被康熙囑托要保全的禮親王一脈，在雍正的肅清行動中也受到了波及。究其根源，恐怕是雍正對軍權歸屬心存戒懼。畢竟杰書等人手中掌控著龐大的禁軍實力，倘若他們不效忠，很可能遭到進一步的打壓消弭。

事實上，雍正上位伊始，就曾有人私下進讒，說禮親王一脈實力過于強大，難以控制，應當加以防范。這種說法無疑助長了雍正的猜忌心理。盡管在軍事上雍正確實需要借助禮親王一脈的力量，但歸根結底，他對這股勢力心存戒備。

在黨同伐異的過程中，雍正巧借反貪之名，狠狠打擊了禮親王子孫。他們損失慘重，非但爵位被剝奪、家產被沒收，甚至也有人被處以徒刑或充軍充役。作為朝中元老，禮親王嫡裔掌軍多年，一朝被打擊，實在是雍正新政之罪人。

無獨有偶，鰲次佳等禮親王后人在此次肅清中也遭到了重創。傳聞不僅是雍正親自下令，就連前首輔和珊也被派人進讒，從而進一步加劇了雍正心頭的猜忌。其結果是鰲次佳等人家破人亡，一些無辜者還遭到了牽連。

此番肅清消弭既有政治權謀，也有軍權歸屬的考慮。無疑，雍正對于正統傳承和軍權掌控問題極為重視，為了奪取朝政大權，不得不先除掉潛在的威脅。盡管如此，雍正對禮親王一脈的打擊也確實有些過當和偏執了。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來看，禮親王后人并未像鰲拜等人那樣黨同伐異，只是他們手握重兵，權力地位難免讓新君生疑而已。

盡管康熙的遺諉是要保全善待這一門閥，但到了雍正手里，卻無法完全如同康熙之意。這不能不說是雍正新政的一大憾事。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雍正先發制人，將一切潛在的威脅掃清，也為他后期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無論歷史怎么評說，這一肅清行動無疑是雍正執政之初最關鍵的一筆了。

嘉慶皇帝重新禮遇，禮親王后人重獲恩眷

雖然在雍正時期遭受了不少打擊，但禮親王一脈自始至終都未曾斷絕。到了嘉慶皇帝執政時期，這一門閥得以重新恢復地位，再次受到皇室的禮遇和重視。

時光飛逝，到了嘉慶十年（1805年），一股新的政治風云驟然出現。在朝中爭斗不休的情況下，嘉慶皇帝別出心裁，試圖尋求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作為左右手來平衡各方。于是，他將目光投向了那些曾遭雍正打壓的舊臣門閥，其中就包括了禮親王一脈。

當時，鰲次佳家族盡管仍未完全恢復元氣，但畢竟是康熙皇帝囑托＂善待＂的對象，加上幾代人都曾為朝廷效力立下赫赫戰功，家世依舊顯赫。嘉慶皇帝看中了這一點，于是下旨賜予鰲次佳等人官職爵位，讓他們重新進入朝政核心，與其他重臣一起分庭抗禮。

這無疑是對禮親王一脈的一種政治重用。從一個角度看，嘉慶皇帝是在延續祖訓，善待康熙欽佩的這一門閥。但從另一個層面看，這也是出于權力的需要，嘉慶必須尋找新的助力來平衡其他黨派，增強自身的統治實力。

無論如何，這一舍舊懷新的做法讓禮親王后人重新嶄露頭角。鰲次佳本人先是被賜予一品順天府尹的爵位，后又被委以更高更重要的職務。與此同時，他的兒子鰲擁戶等人也紛紛得到重用，身居朝野要職。從此，這一門閥再次擺脫了雍正時期的陰霾，步入了嘉慶朝的政治中心舞臺。

鰲次佳等人在朝廷任上勤勉盡責，不負重望。他們首先致力于肅清雍正遺老余毒，掃清腐敗分子。接著又全力配合嘉慶皇帝的改革政策，推動朝政新陳代謝。他們手腕嫻熟，做事果斷，很快就幫助嘉慶扳倒了其他黨派，讓皇帝的皇權漸趨集中。這些舉措無疑贏得了嘉慶的賞識，進一步鞏固了禮親王后人在朝中的地位。

在鰲次佳掌權期間，禮親王一脈倚重無比，地位直追其他王公巨臣。他們享有極高的榮耀和厚祿，并且能在政事上直接向嘉慶皇帝進言建策。不僅如此，鰲次佳還將自己的子孫安插入禁軍重要職位，令禮親王一脈重新掌控了軍權，黨同伐異，號令朝野。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嘉慶四十年（1835年）鰲次佳去世為止。在他生前的最后幾年，禮親王一脈可謂家族權勢正盛，朝野赫赫有名。鰲次佳死后，其子鰲擁戶很快就繼承了權柄，成為新一代掌權者。雖然勢力略有減弱，但總體而言，禮親王后人的聲望地位在嘉慶朝已然坐穩。

這樣的巨大轉折，無疑凸顯了歷史的偶然性和曲折性。只是短短數十年過去，昔日被雍正肅清的門閥就借助嘉慶皇帝的提攜，實現了驚人的復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深具戲劇性的命運轉折，展現了人性的復雜與權力運作的離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