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軍旗北大博士論文：中縣干部（六）

第八章 紀律

烏鴉, 這夜的碎片

紛紛揚揚

北島：《結局或開始》

紀律指干部監督，是對干部隊伍的清潔和懲罰。在中共干部體制下，干部監督的目的是加強、鞏固和清潔干部隊伍，以保證權力的正確行使和黨的長期執政；監督的主要內容包括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等黨紀黨規的遵守，憲法和法律的遵守以及廉潔自律等；形式有黨內監督、法律監督和人民眾的監督等。在革命和建設時期，主要表現為干部審查，新時期以來，逐漸演變為干部監督和反腐，特別是腐敗問題，已經成為決定中共未來命運的重大問題。

根據中共的黨建學說，紀律的主要作用是保護干部，而不僅僅是懲罰干部。因此，紀律的根本在于理想信念教育，干部出問題的根子在于思想意識，“狠斗靈魂深處一閃念”是有深刻警戒意義的。根據干部問題的性質，違紀處理可以分為黨內處理和清除出黨。黨內處理包括：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察看。清除出黨則是開除黨籍或者移送司法機關。開除黨籍是中共切割理念的實施，也就是問題的性質已經從黨內矛盾上升到敵我矛盾，是黨的肌體上的瘤須切割出去，這往往意味著干部政治生命的結束。所以，開除黨籍可以視為對中共干部最重的懲罰之一，雖然這往往被認為是對干部的保護，是用黨紀懲罰代替了法律制裁。特別是紀委的干部，特意強調紀委的主要作用是教育干部、保護干部，“不以肅殺為功”。

建國以來，中共的紀律監督經歷了政治運動式反腐到專門機構（紀檢、檢察）反腐的演變。政治運動式反腐成效高，影響大，比較徹底，但有影響秩序和過火偏激的后果。專門機構反腐具有維護秩序和邊界清晰的特點，但卻有效能低、不徹底的缺點。而對于很多人期望的制度反腐來說，中共的黨規黨法和法律體系已經比較完全完備，但卻出現悖論，一方面，嚴刑峻法越來越嚴密，紀律之網越織越稠，越織越密；另一方面，則是干部的貪腐越來越嚴重，制度性腐敗和機構性腐敗越來越明顯，窩案和串案層出不窮，“反腐亡黨，不反亡國”這一定有其體制性基礎。“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越來越成一個現實問題。

一 干部問題類型和紀委辦案

在中共體制下，干部問題往往是黨的政治路線和中心任務的反映。1978年以前，政治運動不斷，“以階級斗爭為綱”，使得政治問題成為中共干部問題類型的主流，每次政治運動興起必然伴隨相關政治問題類型的干部的落馬。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等。1978年以來，隨著經濟建設成為黨的中心任務，經濟問題逐漸成為新時期干部問題的主流。在這其中，傳統中國的影響，比如男女作風問題等，則一直是干部問題的重要類型。同時，干部問題和黨和國家的政策也密切相關，比如，違反計生政策是新時期干部問題的重要類型，這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紀律是中共干部治理的重要手段，各級紀檢系統都有兩種不同性質的干部檔案，一種是已經查處的干部違紀檔案，有極其詳盡的違紀資料，包括案件來源，處理依據，問訊記錄，紀委討論案件紀律，違紀干部的檢查，違紀的各種證據，組織處理等等。一種是待查處的干部違紀檔案，主要是各種舉報材料。在中共當下的政治運行中，一方面是黨規黨紀的日益完備，一方面是各種潛規則的盛行，這兩者的矛盾沖突使得每個干部都是紀律之網中的一部分，處于“非法化”生存狀態，一旦問責，何患無辭？從而使得紀律成為自上而下治理干部最有效的手段，成為中共“效忠”體制的重

要基礎。在中縣縣政府一次的早餐桌上，縣長對常務副縣長說，按照紀律處分條例，咱們倆都應該受處分，在座的，誰不受處分？每一個被查處的干部都是一個悲劇，每一個被查處的干部都有一個內容豐富的故事。這些故事，和人性、欲望和道德有關，和原則、規則和命運相連。是查處見證了官場的血腥和殘酷，是查處使得仕途如畏途，機關無數，地雷遍布，如飛蛾撲火，如飲鴆止渴。所以，仕途需要自律，官場需要智慧。

下面對1979年以來中縣副科級以上干部的問題類型進行統計分析①。

1979年以來，中縣被查處的縣領導屈指可數，縣委、人大、政協和公檢法系統一個沒有，只有縣政府3名副縣長被查處。1名是男女作風問題，2名是受賄等經濟問題。處理結果是2名副縣長降職使用，但后來都先后崛起，成為正處級實職干部。1名則開除公職和黨籍。而且吊詭的是，被查處的3名副縣長全部是中縣人。

人大、政協領導屬于二線崗位，掌握的權力和資源不多，不出事可以理解。公檢法系統是國家暴力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身就是權力監督的行使者，不出事也可以理解。現在的問題就是，為什么出事的全部都是縣政府領導，縣委領導一個沒有？這是因為縣政府處于經濟工作的一線，掌握了大量的經濟資源，而縣委領導直接掌握的經濟資源相對少一些（縣委書記除外）。同時，縣委領導一般比縣政府領導經歷了更多的磨煉，政治經驗更為豐富，這也說明了政府機構篩選干部的過濾器的作用。而在中共的權力格局中，黨委系統比政府系統受到更多的保護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一位曾在組織部的領導給我說，當時他們曾經調查縣商業局長倒賣汽油柴油的違法事實，但最后涉及到一位縣委常委，匯報給紀委書記后，紀委書記和縣委書記商量的結果是停止調查，事情最后不了了之，那位縣委常委也全身而退。而被查處的3名副縣長全部是中縣人，則和中縣的官場風氣有關，也就是中縣人所說的，中縣干部“排內不排外”，“窩里斗”，對本縣干部狠，對外來干部較寬容一些。同時，對于本縣干部來說，更多的關系網的纏繞，更多的違法違紀事實的暴露，也是重要原因，也就是本縣干部互相更了解，互相會有更多的把柄被掌握，這也間接說明干部交流可以減少干部翻船的概率。在我掛職期間，聽到很多中縣干部議論一位非本縣人的縣紀委書記，認為其存在不少經濟問題和作風問題，但最后也是全身而退。

下面對1979年以來中縣副科級正科級干部的問題類型進行統計分析，但由于只獲得了1993年

以來的縣紀委案卷目錄，所以只能對1993年以來的副科級正科級干部的問題類型進行統計分析。

需要說明的是，干部問題類型的劃分主要根據問題性質。經濟問題主要包括：貪污、受賄、以權謀私、借用公款、挪用公款、非法占有、私設小金庫、公款旅游、侵占、違反財經紀律、占用公物等。作風問題主要包括嫖娼、猥褻婦女、不正當兩性關系、通奸、雞奸、看淫穢錄像等。政治問題主要包括：弄虛作假、違反計劃生育、失職瀆職、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安全事故等。從統計表中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建設成為黨的中心任務，經濟問題逐步成為干部問題的主要類型，占了干部問題類型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各種政治問題，而男女作風問題則呈弱化趨勢。從正科級和副科級的比較來看，正科級干部經濟問題的比例明顯大于副科級，而作風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比例則小于副科級，這一方面說明正科級干部的政治經驗更為豐富，另外也說明由于正科級干部掌握的經濟資源更大，因此，其經濟問題相對比例也更高。從這17年查處的干部問題類型來看，沒有一起涉及到跑官買官問題，這說明紀委辦案有個問題“區隔”，也就是有些問題是一定要查處的，有些問題則是官僚共同體內默認的潛規則，即使涉及一般也是要規避的。

從被查處的領導干部所在單位性質來看，黨政領導干部占了大多數，占了77%，其次是企業單位的領導干部。這充分說明紀委是黨的內部監督部門，是黨要管黨的重要體現。同時也說明，干部的違法違紀和掌握的權力和資源緊密相關，黨政機關和企業是權力和經濟資源的集中地，而權力和經濟資源相對較少的事業單位，被查處的領導干部之少，形成了強烈對比。當然，這也和事業單位中中共黨員的比例相對少一些有很大關系。

從查處的副科級以上干部人數來看，在這17年中，查出副科級干部68人，平均每年約4人，每年查處人數約占中縣680名副科級干部的0.5%。正科級干部32人，平均每年1.9人，每年查處人數約占中縣280名正科級干部的0.7%。而在1979年以來的30年中，被查處的縣領導3人，平均10年1人。從實際來看，這個比例遠低于紀委內部查處干部約占3%的內部控制比例。從被查處的干部職務來看，32名正科級干部中，縣直部門一把手高達17名，鄉鎮黨政一把手2名，且全部是鄉鎮長，沒有一名鄉鎮黨委書記，為什么？

這是因為，在全縣，鄉鎮黨委書記處于地方大員和地方諸侯的地位，在縣里的地位舉足輕重，涉及到一個鄉鎮幾萬人口的穩定問題，因此，鄉鎮黨委書記往往能力和素質更高，政治經驗也更為豐富，大多經歷了多崗位的鍛煉。同時，鄉鎮黨委書記往往是縣委書記信得過的人，這樣才會放到這個位置上，他們往往和縣委書記共同組成了一個共同體，一旦鄉鎮黨委書記被查處，往往牽涉面大，涉及人廣。在中國黨政雙元運行體制下，政府往往處在第一線，充當了黨委系統的防火墻的作用，一旦追究問責，板子往往打在鄉鎮長身上。比如被處理的一名鄉鎮長，就是因為沉船事故而被追究問責。但熟悉鄉鎮政治運作的都知道，鄉鎮真正的一把手是鄉鎮黨委書記，要對重大決策拍板和承擔責任。對此，一位鄉鎮長曾對我抱怨說，鄉鎮長就是執行，但一旦出事卻要承擔責任，這是體制問題。

而縣直部門一把手高達17名，則是因為縣直部門一把手往往在仕途上處于停滯者的地位，一般來說，他們在仕途上已經沒有了繼續進步的可能，這就使得部分縣直一把手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他們同時也要考慮仕途結束后的問題，這和處于仕途上升者的鄉鎮黨政一把手相比，考慮問題是有很大差距的，他們很多都是經濟問題，和這有很大的關系。

下面對干部仕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最隱秘的部分之一的紀委辦案進行考察。紀委辦案的線索來源主要是各種舉報，大致占到80%以上。其他線索來源包括查辦案件中發現的案中案，上級部門交辦以及領導批示查處等等。如果說政治運動式的反腐是明的群眾監督，舉報則是潛于水下的群眾監督，看似水面平靜，實則暗流涌動。這也意味著，在中國，做官之要在于做人。一個有道德，各種關系處理良好，又具有政治智慧的官員基本上是安全的。一位中縣紀委領導說，舉報的都查不過來，怎么可能主動出擊呢？所以，越沒有人舉報，或者越較少的人舉報，一位官員的安全指數也就越高。而如何不被人舉報，如何少得罪人，則是一個官員的立身之基。

哪些干部會成為紀委查處的目標，一般來說是三類：一是私欲泛濫，貪腐問題較重，臭名遠揚而被紀檢部門掌握實質性問題的；二是對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重大損失的；三是具有重大人格缺陷，處處結怨，得罪人太苦的。而這三類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領導不保或者無法保的。而中縣紀委的一位領導卻說，所有被查處的干部都具有一個特點，就是其有實質性問題被紀檢部門掌握，那么，翻船就是早晚的事了。而從紀檢部門內部來看，存在一個問題域，也就是哪些領域容易出問題，有經驗的紀檢干部一看就知，比如：交通領域，工程領域，土地領域，人事領域，礦產領域，后勤領域等等，與之相對的就是這些職位：交通局長、土地局長、教育局長、事務局局長等，這些領域可以稱為機構性腐敗或者體制性腐敗，這些職位也被稱為危險性職位或者高危性職位，其特點就是權力大，資源多，監督少，規范少。在我掛職的兩年中，中縣土地局長、教育局長和醫院院長先后被查處。看到曾經一起吃飯，一起談話的干部進入深牢大獄，一方面是感受到紀委辦案的殘酷性，一方面則感受到干部問題的隱蔽性。

紀委收到舉報信后，會對舉報線索進行初核，在這個階段，大量舉報信會進入紀委的死亡檔案中而不會起到任何作用。只有很少的部分會進入紀委的常委會議，討論是否進行下一步的調查，而如果涉及到副科級以上的干部，還必須上報給紀委書記和縣委書記，由縣委常委討論是否查處。而如果對干部采取雙規措施，則一般意味著紀委掌握了這位干部的實質性問題。雙規被紀委干部稱為黨內“家法”，雖然有不少弊端，卻是極其有效的反腐利器，對于查處干部厥功甚偉。隨著多年的辦案實踐，紀委內部發展出很多行之有效的辦案方法，其中常用的就是紀委和檢察院聯合辦案，就是把紀委的雙規政策和檢察院的審訊手段相結合。因為雙規不受時間限制從而規避了檢察院采取措施的時限問題，而檢察院則被法律賦予可以使用偵查手段。在聯合辦案的實踐中，往往是抽調檢察院的人員充任紀委人員，對問題干部使用手段，這樣一旦出現意想不到的后果，可以使紀委部分規避“惡名”。中國的酷刑傳統源遠流長，中國的紀檢系統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傳統而又發揚光大。加上現在高科技手段的出現，酷刑更是層出不窮。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從傳統的肉體折磨演化為精神折磨。傳統的嚴刑拷打由于后果太嚴重，現在基本被放棄，而代之高科技的精神折磨。比如高強度的電燈烘烤，高分貝而又定時的噪音器以及人海戰術，輪番上陣審問等，其基本的目的就是使得問題干部精神崩潰，而招供了事。當然上不上手段，很關鍵的一點就是看問題干部的態度了，如果一詢問就痛痛快快地交代問題，當然可以免除很多皮肉之苦的。中縣一位被查處的副縣長在被叫去談話之后，態度非常端正，立即就把問題倒豆子一樣，完全交代，這樣，紀檢部門對他也很客氣，詢問完就讓他回去了，后來判了緩刑，免除了牢獄之苦。而在省紀委調查中縣一位縣委書記的問題時，當時的縣委辦副主任，計生辦主任和民政局長等都被訊問并被上了手段，結果，縣委辦副主任堅貞不屈，拒不交代問題。計生辦主任和民政局長則抗不過手段，交待了不少問題。但縣委書記后來擺平了此次調查，僅被誡勉談話。后任的縣委書記則把縣委辦副主任調任計生辦主任，這被公認為肥缺。計生辦主任則被調任某小局局長，這被認為是變相的懲罰。這位計生辦主任和我談話時說：

“我知道一些干部對我有看法，說我意志不堅定，但那種情況下，不交代不行啊？媽的 X，那么高層次的部門，竟也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你也想不到吧？現在正有人打著他們的旗號賣書，你說我買還是不買？買吧，很貴；不買吧，又怕得罪他們。”（訪談，2009）這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這位計生委主任更大的問題在于，他招供了不少中縣給省市計生檢查團以及上級計生領導的上貢等違規做法，結果被省紀委反饋后，導致上級計生部門的強烈反彈，對中縣的計生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動，而且上級計生領導強烈要求將其調離。

而這位縣委辦副主任則被中縣干部稱頌不已，認為是堅強的布爾什維克。民政局長則交代了很多實質性問題，并在專車上發現了大量現金，結果被判刑。

紀委是黨的一把刀子，肯定要沾染鮮血，這是其職責所在。招還是不招？確實是擺在問題干部前面的重大問題。“抗拒從嚴，回家過年；坦白從寬，牢底坐穿。”這是中縣官場很流行的一段順口溜，正面反面的例子都很多，這就要看問題干部的問題程度、人脈以及造化了。紀委還有很多具體的辦案手段，比如查處某個干部的經濟問題，會把其全部的親戚的財產狀況全部調查清楚，目的就是防止財產轉移以及干部規避銀行實名制等。比如查處一些實職重要干部，往往會把其先調離，然后再查處，以減少調查的阻力等。現在，不斷出現的一些人大政協領導被查處，就是這種情況。還有往往通知問題干部開會，然后帶走，也是常見的做法。一方面減少警惕性，一方面起到警示作用。而中縣最近被查處的一位鄉長，則是被檢察院的一位哥們邀請吃飯，吃完飯后，下來就被帶走了。

與紀委的道高一尺相比，則是問題干部的魔高一丈。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就是，干部的違法

違紀和腐敗越來越隱蔽，越來越難以查處。在官場，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辦事拿錢，辦不成則退錢。一個收錢不辦事的官員是最危險的，也是從政之大忌，會被認為人品都有大問題，翻船則是早晚的事。現在，官場有很多隱蔽的腐敗心得，比如收錢必須兩個人，絕對不能有第三者在場，盡量收熟人的錢等。盡量不拿現金，送銀行卡，在禮物中夾帶錢和銀行卡等。所以，送給的禮物官員們一定會仔細檢查，萬不會借花獻佛，轉送了之，這些都是官場常識。現在，官場腐敗早已超越送錢收錢的原始階段，而是興辦各種經濟實體，在企業中占股份，或者讓親戚承包工程以及套取國家項目等等，既能掙大錢，又有合法性的外衣。官商一體已經成為縣鄉干部的重要特征，金錢是政治的母乳，向上升遷的金錢要么來自于自己興辦的實體，要么來自于企業商人的資助。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在現今的縣鄉官場，是走不遠的，這已經成為官場的通例，中縣也不例外。在查處干部的過程中，檢察院檢察長、紀委書記和縣委書記是三個重要的把門人和關口，特別是縣委書記，其同意與否對于查處副科級正科級干部舉足輕重。因此，與縣委書記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日常政治生活中關系融洽就成為副科級以上干部的仕途中的關鍵性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紀檢部門成為縣委貫徹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工具，成為懲處對縣委決策陽奉陰違的異己分子的組織利器。在這種情況下，檢察長、紀委書記和縣委書記的執政風格就會對干部的查處產生重要影響。

中縣檢察院曾經有一任檢察長，為了籌集檢察院大樓的款項，主動出擊，從建筑包工頭入手，每年都對全縣的重要包工頭采取措施，結果從一名包工頭的口供中就查處了3名縣直一把手，還導致了一名副縣長的落馬。幾年之后，檢察院大樓果然蓋了起來，但這名檢察長不僅在中縣干部中落下嚴重罵名，其后來調任他縣后也因為一名包工頭的在詢問期間死亡而出事。而中縣一位縣委書記則對副科級以上干部的查處比較謹慎，其在任的1999年，全縣竟然沒有一名副科級以上干部被查處，他說：

“查處干部要慎重，不然就會影響穩定，影響干事。我當時就給紀委和檢察院打招呼，在我任上，不要輕易查處干部，所以你看我那幾年，被查處的干部不多。”（訪談，2009）中縣一些干部認為，對副科級以上干部的查處，往往牽涉甚廣，所以慎重查處干部也是主要領導明哲保身的一種方式。同時，不少干部認為，查處副科級以上干部確實會造成人人自危，嚴重影響穩定大局，影響干部干工作的積極性。更有一些干部認為，紀檢干部就是踩著干部的尸體升遷上去的，其官帽子是血染成的。而且查處的往往是敢于做事的干部，其結果是嚴重影響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進行，因為改革就是要突破常規，某種程度上就是要違規違紀。因此，如何區分違規違紀和改革的界限，如何敢于改革而又不翻船，就成為考量紀檢干部和改革干部政治智慧的重要手段。在縣鄉過度競爭的仕途格局下，紀檢監察制度提供了合法化清除仕途障礙的組織管道。與其他方式相比，收集競爭對手乃至政敵的違法違紀證據，然后密集性大當量地舉報，不僅合法，而且可以根本性地摧毀對手，起到定點爆破的效果。在這種背景下，身在仕途之官人，大多謹言慎行，如履薄冰，很多事情黑箱操作，很大的一方面就是怕受人以柄。同時，紀檢監察制度也提供了打擊異己的組織化管道，現在常見的實踐就是政治問題經濟化解決，也就是往往通過查處政敵的經濟問題來達到打倒其目的，所以，經濟問題的根源還是政治問題。在政治運動式反腐的過程中，很多因為政治問題被打倒的干部還有平反的可能，而在現今專門機構反腐的過程中，因為經濟問題被打倒的干部基本沒有平反的可能，因為古今中外，凡是貪腐問題皆在重大罪行之列，這就使得現在的反腐其實具有更加殘酷的一面。而在機構性腐敗和制度性腐敗越來越顯著的今天，如何劃清問題干部的界限，如何在問題干部之間進行切割，也就是查到誰就停止，已經成為越來越考量紀檢干部政治智慧的大問題。

1978年以來，紀檢監察部門作為治官之吏，越來越成為一個權勢部門，特別是在縣鄉干部貪腐越來越嚴重的今天，紀檢監察部門在干部仕途中的地位越發舉足輕重，因此，如何與紀檢監察部門搞好關系就越發成為干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在這種格局下，請紀檢干部吃飯，給紀檢干部送禮物紅包乃至金錢賄賂就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了。一些干部曾發牢騷說，一些剛到紀檢部門工作沒有幾年的小年輕，就買車買房，憑什么？而與我關系甚厚的縣計生辦主任在一次請紀檢干部吃飯的酒桌上說：

“計生工作要搞好，一些違規的事情是少不了的，這就需要和紀檢部門搞好關系，要經常和他們在一起，一方面爭取他們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爭取他們的理解。”（訪談，2009）計生部門是上級檢查比較多的部門，為了迎接檢查，中縣計生部門曾派人冒充別縣的計生人員，全程偵查檢查團在別縣檢查的內容。而紀檢干部往往是檢查團的一員，一位被抽調計生檢查的中縣紀委領導說，一次外縣的計生部門要給檢查團送禮物，但怎么也找不到他，原來他獨自一人逛街去了。這位領導說，如果唯獨不給他送禮物，他肯定對那個縣的工作有看法。

我曾問一位中縣紀委領導，紀委辦案最大的問題在哪？他脫口而出：關系網。他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有一年中縣紀委在查處一個干部時，處分這名干部的常委會就要開了，紀委書記又接到市里領導的打招呼電話。毋容置疑，很多案件就是在關系的運作下，大事化下，小事化了。所以一位紀委領導說，現在規章制度很好，關鍵是難以執行。現在紀檢部門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紀檢部門本身的監督問題，這也是很多中縣干部非議的一個問題，就是紀檢部門可以查辦干部，但誰來查辦他們？

在紀檢部門權力越來越大，規格越來越高，并且成為干部晉升的捷徑的格局下，紀檢監察部門

就成為很多干部向往的工作之地，下面對中縣紀委室主任以上干部的情況進行統計分析：

從上表可以看出，紀委機構內部領導崗位多，規格高，有8個正科崗位，22個副科崗位，這遠遠超過一般的縣直部門和鄉鎮，就是縣委組織部、宣傳部等也無法相比，這使得很多干部認為進入紀委工作是一條仕途捷徑，晉升的速度和機會要比其他部門高得多。同時非常明顯的是，紀委成為干部子弟的聚集地，成為干部階層自繁殖的重要機制和平臺，特別是幾個縣領導的子女，非常扎眼。

這種機構的權貴化趨勢在縣鄉的一些核心部門，比如紀委，組織部等部門機構中非常明顯，其導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嚴重降低紀委的戰斗力。作為干部階層的一分子，相同的階層意識和階層背景會使得這些黨紀國法的執行者更容忍和寬容干部的違法違紀，并會帶來干部查處中的腐敗。2009年中縣被查處的原土地局長，其女兒就在中縣紀委工作，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時她擔任的紀委宣教室主任，主要職責就是黨紀黨規的宣傳教育。在查處其父親之前，組織上把她從紀委調離。其父親和母親都被控制后，對紀委機構的熟悉導致她到市紀委大鬧一頓，結果當然是帶來了更壞的后果。現在的一個趨勢就是，就是一些政治家族和政治勢力集團乃至利益集團在紀檢部門安置代理人，他們已經從尋求紀檢保護傘階段發展到直接安排人進入的階段，這樣，一旦有什么風吹草動，他們就可以在第一時間得知，并積極尋求對策。同時，熟知紀檢內部情況的代理人的存在，使得他們更會規避風險，更加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現在，一些被查處官員的親屬在紀檢部門工作的例子越來越多，比如，中縣2007年被省紀委查處的民政局長，其女兒就在中縣檢察院上班。

但紀委干部在光環之下也有很多無奈，一位經常辦案的紀委干部說：

“你問我辦案的細節，我都不愿回憶，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你想想，哪一個被我辦過的干部不恨我一輩子？縣城就這么大，關系都是千絲萬縷的，得罪一個人就是得罪一大片。但干了這個工作，也沒有辦法。” （訪談，2010）而2009年被查處的中縣林業局長，因為和縣紀委書記不和，加上一言堂，作風霸道而被下屬舉報挪用資金而案發。當時辦案的一位紀委領導雖然表面上和他沒有關系，但實際上是紀委領導的弟弟娶了林業局長的妹妹。查辦之后，兩家的關系也很壞，后來這位林業局長運作之后復出，擬任另外一個局的局長。在一次酒桌上，一位領導對這位紀委領導說，好了，你的思想負擔要解除了，你的親戚要復出了，這位紀委領導只是苦笑幾聲，沒有言語。

下面根據中縣紀委的原始檔案，對干部的經濟問題、作風問題和政治問題進行詳細考察。

二 經濟問題

干部的經濟問題以“錢”為中心，本質上是通過權力這一中介而非法的獲利。其典型表現就是貪污受賄、以權謀私、公款私用以及各種形式的權錢交易等。1978年以來，隨著經濟建設成為全黨的中心任務，經濟問題越來越成為干部的主要問題類型。其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干部手中掌握的經濟資源越來越多，這是基礎性的因素。二，干部的生活方式和應酬。現在中縣的縣鄉主要干部大多穿名牌，著華服，專車出行，生活大多富足。同時應酬廣泛，逢年過節，紅白喜事，開支很大。中縣縣長在一次參加紅白喜事后感嘆說，現在的標準都提高到了500元，而且平時不來往的，八桿子打不住的也都下請貼，如何吃得消啊？真是“富在深山有人知，窮在鬧市無人理”啊。三，更關鍵的是，現在干部仕途的每一步晉升，都離不開大量資金的支持，形成了“花錢晉升，晉升后撈錢”的惡性循環，并且形成了越往上晉升籌碼越高的態勢，這必然為干部的仕途埋下地雷，使得干部的經濟問題一查一個準，并且層出不窮。

下面通過1982年的縣文委副主任王封文受賄案和2005年的縣文化局長賈本聲受賄案等典型的

案例來考察干部的經濟問題。

王封文曾任中縣團結鄉黨委書記、衛生局長，是中縣政治大家族張家的重要成員，當時，其妻子張梅芝任中縣副縣長，張梅芝的哥哥張泰康任中縣縣委副書記，加上他們都是中縣本地人，經營日久，人脈深廣，形成了龐大的家族政治勢力，當時有干部就說，中縣的天下是張家的天下。這就和當時的縣委書記王府希和紀委書記羅文禮等外縣干部形成了極深的矛盾，當時的紀委書記羅文禮說：

“當時他們的家族勢力太大了，他們看不起王府希同志，經常在一起議論王府希。他們是一派，我和王府希，還有其他幾位同志，我們是一派。”（訪談，2009）

1982年，全國掀起了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斗爭的運動，北山地委成立了地委、行署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斗爭領導小組，中縣也成了相應的領導機構。就在這時，一封舉報王封文的舉報信被轉到中縣紀委。舉報信如下：

中共北山地委紀律檢查委員會：

中共北山地委、北山行政公署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斗爭領導小組：

今去信揭發王封文同志的投機倒把行為。

中縣衛生局長、原團結公社黨委書記王封文同志，于一九八0年在團結公社任職期間，利用職權，在團結公社龍房大隊的曉武莊村（縣衛校、縣外貿局東院附近）占地幾分，準備蓋私房。恰因劉杰省長來中縣檢查工作，發現了一些干部職工在縣城附近占地亂建私房的問題，嚴肅地提出了批評，并責令中縣縣委領導要采取措施，立即剎住亂建私房這股歪風，對建私房當中，有嚴重經濟問題的要予以紀律制裁。王封文與他人不同，腦子靈活，心眼多變，他即停止了建房準備，舍棄了宅基地，轉移為另一種手法，牟取暴利，那就是將購買的建房平價木材高價出售。將以每噸九元左右的（不付運費）的次等煤，并兌土充好煤，在張莊大隊磚瓦廠換成磚，以每塊5分左右價格出售，計有煤20多噸，可換磚三萬五千塊左右，兩項從中非法獲利2000多元。同時，王到上海看病期間，從生產隊索取小磨香油百來斤，本打算在上海送給醫院主治醫生及其他有關人員，后經一位在上海工作、原籍中縣團結公社張莊大隊的一位同志勸阻，王又改變了主意，只送了少許，其余八、九十香油在上海高價出售，從中非法獲利200多元。這幾項投機行為，大約獲利2200多元。在當前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斗爭中，一是沒有人揭發王的問題。二沒有發現王自覺向組織上交待自己的問題，看來王有自己的打算和有一定的市場。我認為，王有他自己的一套處世哲學，他和他愛人張梅芝（原棉紡廠黨委副書記，現任副縣長）在外名聲好聽，籠絡了一些人，也確實有那么一些抬轎子、拍馬屁的人對他倆是唯唯諾諾、誠惶誠恐，因此，受到了包庇而沒有被揭露出來。而實質上，王是一個見錢眼開的利己主義者。他所賣的木材、磚頭、香油，從買、索、運、賣都不用自己插手，而是坐收漁利，既當了婊子又立了牌坊，達到了名利雙收，王就是這種人，而這種人則比那些公開的經濟犯罪分子還要可惡、可怕、可恥、可氣。

我為什么到今天才寫揭發信呢？其原因有三：

一是相等王張二人覺悟，讓他們自己交待出來，求得組織上的寬大處理，給他們能改正錯誤的機會，取得諒解、重新做人，繼續為黨為人民努力工作。

二是王張二人在縣城活動量大，特別是一個是副縣長，一個在團結公社當過書記，籠絡人多，為他們掩蓋錯誤，開脫罪責，使之逃之夭夭的人大有人在，加上其哥（張泰康）是縣委副書記，是否從中包庇那就很難說了。

三是當前黨風社會風氣不正。揭發經濟領域犯罪行為本應是每一個公民義不容辭的社會義務和政治責任。但是在當前揭發者不能立足于人世之中，更不能成為什么斗爭“英雄”，弄不好還成為眾矢之的，比犯罪者還要臭。一個人不能不為自己考慮立身之地，何必去自找麻煩、自討苦吃，基于這種思想，才遲遲沒有揭發他的問題。

為了幫助組織上及早弄清王封文的問題，我僅提供幾點線索。王在團結公社任職時，張莊大隊是他的點，住了好幾年，他所用煤換磚、賣磚都是張莊大隊磚瓦廠廠長經手的。王為了感謝這位廠長的“恩德”，在上海看病歸來時，特地花了幾十元買了一臺收音機，贈送給這位廠長作為報答。主管大隊隊辦企業的副支書劉雨基也深知此事。組織上可通過這兩個人即可弄清王的問題。另一方面，磚瓦廠也不是真空，磚瓦廠的工人肯定有許多人是有覺悟的，再訪問一下會計、保管、發貨人是能夠了解出一些問題的。同時，還應注意，當前弄清王的問題阻力還是比較大的，因為，時至今日，他們的攻守同盟何嘗而不定呢？這就要看地委、領導小組的決心了。以上是我的揭發，鑒于目前情況和種種原因，尚不能披露我的姓名和工作單位，請組織上見諒。

此

敬禮

揭發者

一位共產黨員 國家干部

收到這封地區紀委轉交的舉報信后，中縣紀委和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斗爭辦公室立即開始了調查取證，結果是：

“王封文同志沒有以劣煤兌土充好煤，沒有煤換磚及每塊5分出售；沒有高價賣木料；帳面根本沒有非法獲利2000多元情況。去上海看病帶香油綠豆送人求援，雖屬不正之風，并無行賄之意，更無高價出售非法獲利200多元行為。我們認為此信反映情況不實，純屬誣陷進行人身攻擊。請領導對此信予以查處。”（中共中縣紀委王封文卷宗）

但是，此時，曾與王封文在團結公社共事，并在中縣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斗爭辦公室工作的王勝利出現了，他向紀委匯報了王封文領取團結公社鋼板網廠1015元獎金的事實，事情由此急轉直下。

團結公社鋼板網廠屬于社隊企業，1976年建立，但因原料不足經常停產，欠國家貸款20多萬，一年利潤卻僅有8千多元。1979年9月北山地區社隊企業熊局長到廠里檢查工作，廠長冷洋堂匯報了原料不足的困難，熊局長批評說，你們思想保守，應該發動群眾找米下鍋，定個購料提獎制度，貼在汽車站、火車站，不管軍民人等，購來鐵皮就按制度提獎。公社黨委研究后正式實施這一制度，結果效果明顯，實施之后廠利潤收入30多萬元，等于提獎制度救活了一個廠。

據廠長冷洋堂講，1979年年底，王封文在縣醫院住院，他去看望，期間談到蓋房的事情。冷洋堂說蓋房困難的話，可以給廠里搞點鐵皮，按制度可以提獎。王封文說，我搞怕不行，我是領導干部，但被冷洋堂以制度為由說服。王封文就給在地區物資站工作的內侄張立志寫信，張立志找了地區二工局的熟人，讓冷洋堂辦理購回鐵皮29.61噸，扣除各種費用，應提獎金1015元，但謹慎的王封文以內侄張立志的名義辦理了提獎手續，實際卻是由冷洋堂先后兩次把存折600元和現金415元送給了王封文。

中縣紀委調查后認為，王封文身為公社黨委書記，為獎所誘，見利忘義，雖寫了個信，實際物資是他人搞好，又冒他人之名，收受所謂“獎金”，實屬受賄，錯誤嚴重。因此在給北山地委紀委的請示報告中，建議給予王封文黨內警告處分。

但是，王封文認為自己是按制度提獎，對自己的處理不妥，并且積極活動，希望能夠減輕或者免予處理。當時的紀委書記羅文禮說：

“我曾和張副縣長一塊到地區紀委做工作，但當時的紀委領導不松口，要求必須查辦。他們后來還找了記者，捅了上去，這就把事情搞壞了。”（訪談，2009）

結果，地區紀委的處分決定是：王封文應負政治責任，性質為受賄，決定給予王封文同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并撤銷行政職務，同時退出贓款。

案件查處的過程中，王封文正因腦血栓在洛陽住院，此事對于他不啻為五雷轟頂，無疑加重了病情。處理結果和本人見面后，王封文認為事實有出入，定性不準，對他的處理過嚴，因此不同意處理結論。一年之后，王封文又寫了訴訟書，認為組織處理不妥當，為自己喊冤。此案更大的悲

劇是，王封文由此臥床十年，直至抑郁而終。此案不久，張泰康也調任他縣。

下面來看2005年的縣文化局長賈本聲受賄案。先看賈本聲的交待書，這里面有大量的官場潛規則的披露。

交待

我叫賈本聲，男，現年50歲，中農出身，學生成份。中共黨員，大專畢業。系中縣李莊鄉王埠口村賈營人。現任文化局長，住縣自來水公司后城郊村第八組。

一，關于用公款為自己買西服的問題：

1996年我在縣計生委上班時(任計生委主任)，有一次去省計生委匯報工作，誰知這位省計生委

主任正在商場買衣服，我們趕往該商場，急忙為主任的衣服開錢，爾后，主任建議讓我買一套同樣

的（每套1400元），我沒有推辭，就用公款為自己買了衣裳，真是大錯特錯。

二，關于接受饋贈貴重物品的問題：

1996年我在縣計生委工作期間，有一次，市計生委組織各縣對調大檢查，我縣被分在衛縣，由我帶隊。檢查三天后回來，衛縣為我送賒店酒10件，價值800元，金項鏈一條，自己沒有推辭領情了。

三，關于收受方貝村2000元的問題：方貝村，是團結鄉機關伙的承包主。1995年，我在團結鄉當書記，機關伙大家研究要對外承包，競爭者有三家，方貝村想讓我為他使勁，送來2000元略表心意。后來，經過做工作，方貝村才當上了承包主。

四，關于收受“一帆風順”玉雕的問題：

2003年春節，文化館長說是給我送一貴重禮物，“一帆風順”玉雕，價值1200元，自己十分喜歡，沒講來源，欣然接受。

五，關于挪用計生款修建“天子賓館”問題：計生款屬于專款專用，1995年，縣計生委前邊原計生指導站的房子，由張聞全承包，他投資

80萬，計生辦投資80萬，合伙裝修，改造成賓館。現在看來，這樣挪用計生專用款搞樓堂館所是不行的。

六，關于接受“華豐”家具問題：

1995年，我在團結當書記，家里房子剛剛蓋好，空空蕩蕩，團結鄉“華豐”家具廠的老板，投我所好，用我所要，盯住我手中的權力，硬是不吭聲給我家送了桌柜、茶幾、仿紅木椅子，價值1500元，自己作為一個黨委書記不該占老百姓的便宜。

七，關于公款旅游問題：

1995年農歷8月15日，我作為計生委主任，偷偷帶上家屬，帶上機關會計夫婦，帶上計生指導站站長夫婦，經長沙、到桂林，從珠海到上海，行程幾千里，花去5400元，這不是挪用公款而是揮霍公款。

八，關于接受湍東窯場1.5萬磚的問題：

前年，我老家蓋房，父母在家，湍東林場窯場是林業局的關系戶，人家看在咱的面上，不要錢，給咱家送去15000塊磚，每塊2角，價值3000元，應該算是變相貪污。

九，關于收受計生委新進兩位女學生各8000元的情況：

1995年，縣計生委為了落實市計生委縣縣都要成立計生稽查隊的指示，為了安排內部子女，決定進新人10名，其中大部分為委內主任、股長的子女，只有兩名為農村剛畢業的計生學校學生，她們的方方面面都合格，怕定不上，先后到我辦公室各放一個信封，每個8000元。但收后，我又調走了，工作還沒上班，對不起她們！手續和編制已上在計生委稽查隊。

十，林業部門對省、市、縣領導春節是怎么送禮的：

縣林業局每年春節，首先到省林業廳造林處、計財處等，春節，每位處長在一起吃頓飯并各送1000元；其次是市林業局領導，局長1000元，每位副局長800元；我縣是主管和分管領導，每人1000元。

十一，計生部門向省、市、縣領導送禮問題：

1996-1998年我在縣計生委工作，因我縣是全省一類縣，所以每年縣財政獎勵5萬元。每逢春節，我總是到省計生委統計處、財務處、信訪處拜年，每位處長1000元。后再到市計生委，主任2000元，副主任1000元；中層送一只羊。縣四大家領導，書記、縣長每人2000元，其他領導每人1000元。每年如此，我連送三個春節。

十二，關于濫發獎金，挪用計生公款問題：

我在縣計生委工作時，違背財經紀律，挪用公款發獎金，有春季突擊獎，半年獎，單月孕檢獎，三夏獎，年終獎等等，每人平均達3600之多。

十三，挪用造林款，購置老板桌、空調

1999-2003我在林業局工作，造林款下來后，沒有領導批準，就為局長們買了老板桌、空調、

老板椅等，上級在檢查時進行了處罰。

十四，林業局發獎金

我是1999年到林業局工作，每年春節除給同志們發年貨外，全局同志都要發一定的獎金，一般是一等獎1100元，二等獎1000元；我和領導班子成員每人再發2000元的補助。

十五，計生委收禮

在計生委的幾年里，有很多人求著辦證辦事，請吃也多，送煙酒的也多，每年春節鄉里來拜年，有的送500元，有的送1000元。

十六，拒收禮

林業局職工錢瑗麗，女兒也在本局工作，她想讓女兒進派出所上班，一天晚上到我家送了一個信封，當時我沒在家，第二天上午我把錢瑗麗叫到辦公室，我說：“你們孤兒寡母不容易，心意領了，這些錢你如數拿回。”我硬讓她拿走了。

但是，中縣紀委和檢察院、法院認定的賈本聲受賄事實卻是：

1，2001年5月份，原中縣林業局苗圃場場長彭啟宇為安排女兒彭美到中縣林業局派出所工作，在中縣解放路北一酒店給賈本聲10000元。

2，2002年春，大水鄉余坡村村民楊對光為辦理林木采伐證，在縣城白閣路口一飯店向賈本聲行賄現金2000元。

3，2002年春節，轉業軍人馬光榮為早日到林業局上班，和其妻子一起到賈本聲家中，向賈行賄現金1000元。

4，2002年底，縣城人民路南段郁北酒家的老板賈衛康為感謝賈本聲對酒家的照顧，并為了能及時要回欠款，在賈本聲辦公室向賈行賄現金2000元。

5，2003年春節，西游鎮西游村村民湯仁為了辦理木板加工廠經營許可證，在賈本聲的辦公室，向賈行賄現金2000元。

6，2003年春，白閣鎮金房村黨支部書記朱集中為完善不合格楊樹苗出圃手續，并要回樹苗款，在賈本聲家中，送給賈現金3000元。

2005年6月，賈本聲主動向檢察機關供述其于2001年收受他人賄賂10000元。

對比賈本聲本人的交待和紀檢機關的認定受賄事實，可以發現很多令人深思的現象。

從賈本聲的交待來看，中國黨政機關存在一條自下而上的利益輸送管道，也就是官僚體系中的“上貢”體制，官場稱之為“打點”。這一體制來自于深厚的中國政治傳統，是沿襲下來的封建陋習。中共建制后，特別是毛時代，對之進行了根本性的摧毀。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這一體制不僅死灰復燃，而且愈演愈烈，已經從送實物發展到送金錢，現在更是發展到送銀行卡，有價證券等。這一體制從有利的方面來說，是官僚體系的潤滑劑，有利于抵制僵化的官僚辦事規則，提高行政效率；從弊端來看，則是加劇了腐敗的盛行，使得吏治越來越敗壞。以賈本聲擔任計生委主任期間來看，村上貢鄉，鄉上貢縣，縣上貢市，市上貢省的利益輸送鏈條清晰可見。而且，除了計生行業的利益輸送外，綜合性的黨政部門，比如某一級的政府和黨委的主要領導，則是各行各業全盤通吃，這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官場潛規則。

從紀檢部門落實的賈本聲受賄事實來看，主要是權錢交易，利用林業局長這一職權在人事錄用，辦理行政許可證件等事項上獲得非法利益。但從紀檢部門的認定來看，有幾個現象非常明顯：一是時限性，基本是近5年來擔任林業局長的受賄事實，對于5年之前的擔任計生委主任和團結鄉黨委書記期間的受賄事實不予認定。二是只認定現金，對于禮物饋贈則基本不認定，特別是屬于人情往來的。三是對于上貢之利益輸送不認定，也就是只認定收，而不認定送，因為這已經超出中縣紀檢部門的職權范圍，但他們可以向上反映。四，只認定個人收受，而對于集體消費，比如公款旅游和建樓堂館所以及濫發獎金等則不認定。

這就說明，紀檢部門內部存在問題區隔：那些問題是高壓線，觸犯必定查處；那些問題是可查可不查，那些問題是肯定不查處，對于具體辦案的人員來說，是一清二楚的。

三，作風問題

作風問題以“性”為中心，在本節中特指不正當的性關系，主要指不正當的兩性關系或男女關系。干部作風問題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在1978年以前，中共黨內泛道德化嚴重，干部的作風問題被作為嚴重的紀律問題而受到懲處。在中縣1950——1978年的紀委查處干部檔案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作風問題，這說明中共黨內曾存在一個“禁欲”時代，黨組織相當長時期充任了兩性關系的監督者和衛道士。作風問題本質上屬于道德情感問題，主要受道德約束而不是法律規范，正因為此，干部的作風問題一旦發生，往往滿城風雨，老幼皆知，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對當事人的影響深且巨。而且，大部分情況下，女性往往都是最終受害者。

作風問題的發生，大致有下列因素：社會輿論和道德約束的松綁，黨內的寬容和容忍；經濟的富足和道德的淪喪；權力和利益的誘惑等。對于權力與干部作風問題的關系，中縣一位縣領導曾說過一句經典的話：權力是最好的春藥，一語道破了干部作風問題的內核。1978年以來，中縣干部作風問題的演變趨勢是：實際發生越來越多，但被查處的越來越少。2005年以來，中縣更是沒有一名干部因為作風問題而被查處。而且從被查處的干部來看，作風問題大部分被作為輔助問題。無論是從黨內外來看，作風問題都越來越不是一個問題，甚至，找情人，包二奶已經成為一些干部群體的時尚和風氣。

下面通過1989年縣物價局長徐慶中男女關系案以及2000年大門鎮鎮長劉軍元不正當兩性關系案等來考察干部的作風問題。

先來看一封控訴信：

敬愛的黨組織：

領導同志：

今天，我懷著萬分悲痛的心情向您們訴說我的悲慘遭遇。自從我如實地向黨組織反映了徐的問題后，徐一直找人煽動，誣蔑我是陷害他。并揚言說：將來在我轉正時要給我小鞋穿。并在我大哥跟前編造了一些假象來歪曲事實真相。我大哥把編造的假象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愛人。我愛人見到我后，就大發脾氣，說我的不是。就在這破鏡將要重圓的時候，又非要和我斷絕關系。當天晚上，我跳河自殺，被人發現，拐過來我要服毒。我愛人說：要死都死，也要去跳井，經鄰居勸住沒成。我三天三夜，沒吃也沒睡，放聲大哭。就在這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狀況下，可憐與同情的鄰居們紛紛趕來勸告我愛人說：難道行惡者昌、受害者亡嗎？你都不會去見上級給你出口氣？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又不是舊社會有錢有勢就有理嗎？勸到這兒，我愛人對我說：你把問題向上級反映清楚，看組織上怎樣去處理，我實在是咽不下這口氣啊！我也表示，再最后來和組織上見見面，如果處理不妥，我只好以死來控告這一實事了。

??

親愛的黨組織：我決心一定依靠黨，依靠組織。我真摯地相信組織會給我伸張正義。因為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確的黨，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黨組織經過千錘百煉，大多數和絕大多數干部是好的，會給人民做主的，極少數極少數的壞分子敗壞了黨風，降低了黨的威信，給自己帶來了痛苦和不幸。因此，我認為徐是道德敗壞，失去了一般群眾應有的品質，失去了一個領導干部最起碼的身份，并造成了嚴重的將不可估量的惡果。

為此，我在這生命的緊急關頭，強烈地向組織呼吁：要求開除他的黨籍，撤銷他的一切職務。

否則，我以死來向上級黨組織表示對徐作出的處理不滿，而再向上控告。

控訴人 陳從麗

1989年6月30日

控訴信中，徐就是徐慶中，其曾經做過小學民辦教師，后到縣委辦任秘書、副主任和組織部副部長，時任縣物價局長。陳從麗，當時在夏店鄉張小河村學校任民辦教師。徐慶中與陳從麗的丈夫馬業獲同村，兩家住的很近，徐慶中和馬業獲為兒時伙伴，一塊長大，兩家關系非常融洽。1985年5月，陳從麗的弟弟陳谷允經時任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徐慶中的活動，從縣水利局調到縣委機要局，為此，陳從麗對徐慶中非常感激。而到了8月份，徐慶中就在組織部的住室和陳從麗發生了兩性關系，因此，兩者具有較強的相關性。而正是在幫陳谷允調動工作的過程中，徐慶中表達了對陳從麗的感情要求，并以自行車和手表等物質相誘。同時在兩人的關系中，徐慶中對妻子的不滿意以及陳從麗的丈夫在外地跑生意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5年8月的一天下午，陳從麗進城看病，順便到擔任縣委機要局辦事員的弟弟陳谷允處看看，徐慶中看到陳從麗后熱情地問來干啥？陳從麗說找衛生局的陳棠之看病，徐慶中說陳棠之晚上到組織部來，就在我住室給你看看吧。晚上，陳棠之看完后，陳谷允把一個同事房屋的鑰匙給陳從麗后就回水利局休息了，這樣，屋內就只剩下徐慶中和陳從麗兩人。陳從麗坐了一會，準備走，被徐慶中一把拉住，說：“我早就看上你了，咱們一直接不上頭，你知道我是多喜歡你呀！”并要求陳從麗住下。陳從麗非常忐忑不安，說：“人們談論起來多難聽。”徐說：“我們在一起生活，我會給你幸福的，我向你保證做一個模范丈夫。” 陳從麗仍表示要走，在徐的強烈誘惑下，陳從麗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讓女方出走，二是不能在本縣。徐答應后，兩人發生了性關系。

之后，徐慶中多次找陳從麗，和陳從麗在陳的學校住室、縣委機關接待室，甚至一次在縣委書記對面的房間，發生性關系。這期間，徐承諾在陳從麗離婚后，就和妻子離婚，與陳結婚，并一起到外縣工作。徐陳之間的來往終于引起了風言風語，并引起了陳從麗的丈夫馬業獲的猜測和憤怒，兩人打鬧不斷并于1988年7月離婚。但在陳主動提出離婚并辦理了手續后，徐慶中并沒有兌現自己的諾言和其結婚，而是采取拖延的辦法，并在輿論壓力下提出誰也不見誰，要死一起死。恍然大悟的陳從麗悲痛萬分，絕望中給縣委書記寫揭發信告發徐慶中始亂終棄，并隨后揭發了徐慶中的經濟問題，由此導致了縣紀委的立案調查。

下面我們來看陳從麗揭發的徐慶中的經濟問題，由此可以了解1980年代的中縣官場生態。

1，85年5月份受教育局某同志送來的一臺風扇，暑期受教育局某同志送來的洗衣機，秋季受教育局某同志送來的雙卡錄音機。

2，86年春把龐莊鄉趙莊村從上海轉業回來的一位軍人安置在縣保險公司工作，受一部電視機，轉手倒賣給本村的學校里。

3，85年秋把本村馬見齊幾十塊不合格的帆布篷介紹給北方鎮花廠后，受馬見齊給的介紹費1000元。

4，為了達到自己建房的目的，把夏店鄉許莊村馬見齊的大孩子和大女兒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弄來工資表，一個安置在棉紡廠，一個安置在大樓上，受馬見齊四方木料，價值幾千元。

5，86年春，把外貿局的一個一般工作人員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提拔成股長，受了人家的彩禮。

6，更使人料想不到的是，他把他住室里公家的柜子弄走，換上別人送來的兩個新柜子，經常用破布掩蓋著。

從陳從麗的揭發來看，1980年代的中縣官場，物資而不是現金充當了不正之風的中介物，這和當時干部工資很低，物資匱乏是一致的。同時也可以發現，1978年以來，中縣官場交易物有一個從實物到貨幣再到虛擬貨幣的的演進態勢。

陳從麗的告發，坐實了其和徐慶中的不正當的兩性關系，當猜測變成了現實后，本來想復婚的馬業獲更加憤怒，他說：“我知道此事后更不能容忍，這是對我人格的最大的侮辱。徐既是我的同鄉，又是我的朋友和哥哥，辦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我認為這次我可抓住陳從麗的證據了，再沒有和好的想法了。造成陳從麗現在苦惱，經常又不想活的準備。我既然和她離了婚，也沒有其他辦法了。”于是就出現了上面陳從麗的控訴信，而此控訴信無疑加快了紀委的調查和加重了對徐慶中的懲罰。

中縣紀委立案后，進行了長達10個月的調查，最終認定了徐慶中的男女作風問題，并認為社會影響很壞，后果嚴重。同時調查出徐慶中在經濟問題中欺騙組織，利用假發票干擾調查，最后決定給予徐慶中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徐慶中則認為陳從麗是誣陷誣告，是對其有預謀的陷害，始終不承認有男女作風問題。但后來，徐慶中在離婚后很快和當時的組織部辦公室主任結婚，從而間接坐實了自己的另一起作風問題，從而引起了更大的社會輿論。一些干部對我說，現在很少見到這對夫妻，估計是不好意思出門見人。

下面來看2000年大門鎮鎮長劉軍元與鄭云波不正當兩性關系案。

鄭云波時任大門鎮人大副主席，是中縣政治家族王家的一員，其母親王天穎曾任城關鎮黨委副書記，丈夫朱鳳祥時任六月鎮副鎮長。1999年，鄭云波和弟弟同年都被提拔為不同鄉鎮的人大副主席，在中縣引起了不小的波動，社會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家族勢力發力的結果。劉軍元幼年父親因公殉職，母親改嫁，靠爺奶撫養長大。其父親曾是鄭云波母親王天穎的班主任，王天穎對其多有照顧，兩家逢年過節多有走動，關系融洽，因此在鄭云波提拔為大門鎮人大副主席后，王天穎就把鄭云波托付給劉軍元，要其在工作上多多照顧。劉軍元沒有食言，積極給鄭云波介紹分管工作情況和包村情況，為其出主意、想辦法，鄭云波多次表示感謝，并在春節邀請劉軍元到家做客。

2000年11月6日下午，中縣農經委、教委和紀委聯合調查組到大門鎮檢查丈直村學校亂收費的情況，分管教育的鄭云波陪同。會議直到晚上7點多才結束。晚上8點半，劉軍元到鄭云波辦公室聽取工作匯報，需要指出的，中縣鄉鎮領導一般2間辦公室，外面用于辦公，里面用于臥室。談完工作之后，下面發生的事情就完全是羅生門了，鄭云波、劉軍元和證人的敘述都不一樣。

鄭云波的敘述：

“他進屋后，坐在椅子上，我給他倒了一杯水，把當天上午及下午的工作情況向他又陳述了一遍，談完工作之后，我看他沒有馬上離開的意思。??他站起身把門關上，又拉滅了燈，我立即預感有事發生。他走到我身邊，突然緊緊抱住我，我嚇壞了，說：劉鎮長，你不能這樣。說話間，他雙臂箍著我，坐在椅子上。我被他死死抱住，動彈不得。??我喊了一聲：劉鎮長，你不能這樣做，你不要面子，我還要面子，你不松手，我可喊人了。他松了手，我就出去了，在外面走廊里轉悠。”

劉軍元的敘述：

“我進去后，她把調查組工作情況簡單說了說，后又說到鎮中教師集資樓招標事宜，剛說，她說出去解個手，讓我把辦公室的燈關了，她進來后順手又把辦公室門推鎖上。在辦公室坐在沙發上說招標方面的事。”

鄭云波：

“我看見外間燈關了，以為他已走開。一進屋，門突然被關住，劉一把抓住我的手，一把抓住我衣服領子往里屋推，并把我一直拖到床上。??過了一會兒，聽到敲門聲，我正要應聲，他一把捂住我的嘴。”

劉軍元：

“沒說完，外邊有人敲門，因沒開燈，我們也都沒應。??就把臥室門用鑰匙開開，讓我進里邊，她給我端了一杯茶也進去并把門鎖了，讓我脫了鞋坐在床里邊。因外邊值班室有人，我一時沒法出去，就靠在鄭的枕頭上，鄭躺在我身邊隨便小聲說話。”

鄭云波：

“他這時抱住我脖子，壓住一只手，另一只被他扭到背后緊緊捏住，他用嘴和臉堵在我嘴上，使我動彈不得，說不出話來。這時，他開始用手松我的褲帶，拉開我的褲子拉鏈。他說：剛才我還能抑制住自己，這一會兒不行，我要你了。他猛地拉過被子，捂住我的頭和上身，并壓住被子，使我說不出話，使不出勁。只感到他解開我的褲子往下拽，并用腳往下蹬。他壓在我身上，使我動彈不得，他粗暴地強奸了我。我感覺不到發生的事，腦子一片空白，天啊，到底發生了什么事，腦袋一嗡，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鄭云波在后來的補充材料中又說：

“他突然把手插進我陰道內殘暴地摳、掐，亂擰。我拼命扭動身子往外滾。他撲上來，跪在我兩腿上，用膝蓋把我兩腿分開，然后壓在我身上，在我下身亂蹭，我被蒙住壓著的雙手使勁也沒推開他，只感到他一只手在我下身掰扯，一陣陣鉆心的刺痛，他強行進入了我身體，奸污了我。”

劉軍元：

“鄭同我說話期間，讓我看她臉，說老了，我說你們歲數小著，老啥。這時，她右手拉著我的左手放在她臉上，我就摸了她臉。停了一會，她左手伸到我的下體，碰了碰，說表現怪好，我就親了她。在接吻過程中，她緊緊抱著我的頭，腿伸到我的腿上，后騰出她的右手，將我左手放在她的小肚子上，我就摸了她肚子，接著我感覺她松開了褲帶，就先幫她退下褲子，然后我自己也退下褲子，就發生了性關系。發生關系后，她說紙在腳頭，我就拿了一張，我們自己都自己擦擦。”

鄭云波：

“事情就是這樣，我現在精神恍惚，無法面對現實，堂堂一鎮之長，怎能做出這種違背法律的事，他咋會這樣下流卑賤。”

“他不僅毀了我一個人，也毀了我們全家，毀了我們家族的名譽。”

劉軍元：

“若說強奸她，住室兩側，左有鎮長助理劉社文，右有黨委秘書劉望舉，孫英生又喊了兩次，她稍有掙扎、喊叫我不當場敗露？我不明白，鄭云波這個大膽又溫柔的女人，為什么不要良心，怎能變成了一個惡毒的女人？”劉軍元后來又補充說一個月之前的一天中午，在其辦公室，兩人已經發生了一次性關系。當天夜里，鄭云波先給曾經敲門的副鎮長孫英生打電話，然后向母親王天穎哭訴了這件事情，鄭云波的父親鄭公新當即氣得心臟病發作。王天穎要求鄭云波找找看劉軍元留下東西沒有，鄭云波說找到一個衛生紙團，王天穎讓她一定要象對待生命那樣把衛生紙團保存好。第二天早上，王天穎和鄭云波的弟弟一塊來到大門鎮政府劉軍元的辦公室，鄭云波的弟弟當即掏出鐵錘向劉軍元打去，劉軍元躲了一下，打在了肚子上。在王天穎的要求下，劉軍元寫了“保證像昨晚不正當男女之事永遠不再發生”的保證書以及“今借現金五萬元整”的借條并拿出1萬元現金作為鄭公新的治療費用。王天穎回縣城后，立即就女兒被強奸事到公安局和紀委報案，并上交了保證書和借條等證據。中縣公安局啟動偵查程序后，發現如下證據：1，鄭云波右大腿中段內側有2.5×1.5CM 淡紫色皮下出血，右膝關節下方有3×2CM 淡紫色皮下出血，右手腕關節背側有0.8×0.5CM 淡紫色皮下出血，左小腿中段前側有2.5×1CM 紫色皮下出血。同時有損傷照片。

中縣公安局提請中縣檢察院批準逮捕后，中縣檢察院討論后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要求中縣公安局繼續補充偵查，決定不批捕劉軍元，中縣檢察院認為問題如下：

1，劉軍元的暴力行為過

程中，證人均沒有聽到動靜。2，證人看到鄭云波的被子沒有鋪開。3，精斑血型，衛生紙團均未鑒定，鄭云波傷情不能確定何種情況下形成。4，劉軍元的保證和借條沒有入卷，何種情況下寫沒有旁證。在中縣公安局補充偵查和中縣檢察院發回補充偵查的幾個來回中，中縣輿論大嘩，各種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在這種情況下，鄭公新向河南省紀委發出控訴信，認為劉軍元一家正在四處活動，拉關系，找人情，捏造事實，散布謠言，要買通紀委和檢察院。而紀委的領導和劉軍元是同學老鄉關系，關系十分要好，要為劉軍元開脫罪責。控訴信以一名黨員的名義認為天是共產黨的天，地是共產黨的地，人是共產黨的人，要求黨組織一定要主持公道，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省紀委領導在鄭公新的控告與請求信上批示：

“請日啟同志（北山市紀委書記）責成縣紀委主持正義，公道處理，不能讓違法違紀者逍遙法外。如情況不實，應該有充分證據證明（我看此事假不了）。”

同時，河南省紀委第五紀檢監察室發函給北山市紀委，要求嚴肅查處，并將結果上報。結果上報是中國上級黨政機關督促下級落實事項的重要手段，上級一旦要結果就意味著下級必須落實，并要考慮上級對處理結果的滿意與否。果然，北山市紀委書記周日啟同志在省紀委的函件上批示：“請信訪室轉中縣楊玉琴、楊中紀同志，組織嚴肅查處，結果報市紀委。”

但是，無論上級多么嚴厲，事情還需要下級去落實。此案最關鍵的是定性，是強奸還是通奸？如果是強奸，那就要移交司法機關，要開除公職和黨籍，要坐牢。如果是通奸，則是黨內處理，程度就要輕的多。這里的關鍵就是：如何認定鄭云波的損傷？鄭云波住室左右都有人居住，為什么不喊叫？更錯誤的是，在紀委領導第一次去鄭云波家調查，問是否有傷時，鄭云波回答說沒有，這一點顯然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錯誤。同樣，沒有喊叫更是無法挽回的錯誤。恐懼和羞恥是罪惡的通行證。幾個月后，在矛盾的證據面前，中縣檢察院仍然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批捕。鄭云波又控訴于省紀委，2001年8月9日，省、市、縣三級紀委在北山市紀委召開會議，專門討論這一案件的處理，下面是會議記錄：

會議記錄

時間：2001年8月9日下午

地點：市紀檢委第二會議室

參加者：省紀委監察廳信訪室主任羅麗、副主任楊柱學，張景洼副處長市紀委崔澗常委、信訪室董道華主任、朱國飛副主任、審理室主任黃敏匯報單位及人員：中縣紀委副書記羅湘鷗，孫中奇、陳山輝。

記錄人：孫中奇

楊柱學：省日報走了后，省審理室看了卷，副主任楊笛星看了卷。看法上，楊笛星說公檢沒認定，意見應認定強奸，是否違背婦女意志，不是自愿的就可以認定是強奸。北京沒強烈反抗的70-80%。從現有證據看，鎮長是領導，人大副主席顧及影響，事發后給孫電話，感謝支持。給她媽打電話，從這些看，都可以認定為強奸。關鍵看是否違背婦女意愿，給孫打電話，哭著說給她媽打電話看，193是違背了她的意愿，處理上要從重。

羅麗：蘭杰陽、楊笛星很負責任，仔細閱卷，總體意見傾向于強奸，違背婦女的意愿，公檢意見“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不排除是強奸，案件的底線是從重處理。

崔常委：定強奸是司法機關的事，司法否定，如何對照或比照條規，怎樣表述，給予雙撤行不行？

崔講：前面把司法機關結論提出來，司法機關“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事情經過后，女方控訴、報案，強調男方的責任，意思是指出不是女方自愿的。表述雙方都能接受。省紀委審理室蘭杰陽主任講：比照《條例》第132條從重處理，上報的處分意見較輕。（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二條 利用職權、教養關系或者誘騙等其他手段與他人發生性關系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崔講：處分稿擬好后，市縣先把關后，電傳省信訪、審理，把關后再下文。

8月10日，中縣紀委常委就此案做出決定：認為強奸罪不成立，給予劉軍元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

一位干部講，劉軍元案之所以判成這樣，一是當時的縣委書記要晉升，如果按強奸處理，影響太大，有可能影響到其仕途。所以就不斷給女方加壓，最后按作風問題處理。二是劉軍元整個家族四處活動，為此不惜賣了樓房。

這個案件到現在仍然余波不斷，我掛職期間，多次聽到中縣官場就此事流傳的一段順口溜：劉軍元，真膽大，政府竟敢 X 人大！丟了官，還不算，很有可能被判成強奸犯！對于此案，到現在，仍然意見不一，一部分干部認為是通奸，一位紀委的干部說：“這個事情，關鍵是她媽搞壞了，不該報案。私下解決，要些錢，是最好的。為什么報案，是怕有人看見了，面子上不好交待。”

而當時的一位和劉軍元有過節的證人，則認定是強奸，他說：

“如果是我，當時就把他的腿打斷，看他還怎么四處活動？這個事情反映了咱們國家政治生活中很滑稽的東西。人大是權力機關，是監督機關，作為政府代表的鎮長竟敢強奸人大主席，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四 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以“政”為中心，主要指在黨政機關運行中出現的違法違紀問題。既包括違反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比如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參加法輪功等；也包括履行職責中出現的問題，比如玩忽職守、失職瀆職等。政治問題主要是干部的思想認識問題和經驗問題，也有些是官僚機構中陳陳相襲的痼疾，比如各種形式的官僚主義等。政治問題還與某一時段的形勢緊密相連，比如反右、四清、文革以及清理三種人等，都帶來相關類型政治問題的干部數量的激增，這在中縣建國以來的紀委檔案中有清晰的反映。

下來通過1995年的西游鎮黨委副書記陶勤先、縣信訪辦副主任葉理時等弄虛作假案，2000年的華生鎮副鎮長岳安達玩忽職守案等來考察干部的政治問題。

陶勤先、葉理時等弄虛作假案發生的1995年，正是中縣農民負擔沉重，干群矛盾緊張的時期。

1992年分稅制實施之后，其中的一個后果，就是縣鄉財政的“缺口化”運行，再加上當時中縣興辦各種經濟實體，使得本來就緊張的縣鄉財政雪上加霜，而問題的解決之道之一就是把財政負擔轉移到農民頭上，于是各種形式的攤派和稅費不斷出籠，這是當時干群矛盾頻發的基礎性因素。西游鎮賴坡村是縣鄉畜牧業、棉花業的典型村，1995年，該村統籌提留人均50元，農業稅人均14元，特產稅人均18元，水費人均25元，種子、化肥、農藥等服務費用人均90元。同時，為發展集體企業和養殖業貸款本金人均255元，合并一共人均452元。而縣信訪辦的調查認為，1995年該村經縣鄉批準收取鄉統籌村提留59200元，人均50元，占上年人均純收入的5%。占純收入的5%,這是國家規定的收取額度，但實際收取的452元，是這個額度的9倍。而從1994年3月到1995年9月，村支書賴空陽報銷招待費57126元，文書賴桓社報銷招待費22488元。賴桓社還重復支取6480元。這樣的局勢終于導致了11月10日，賴雨農等人帶領村民到市信訪局集體越級上訪，反映負擔過重，村里私吞棉花加價款和雹災賠償款，強收棉花管理費，村干部大吃大喝以及村干部的經濟問題等。

村集體上訪后，市信訪局非常重視，當即立案并要求中縣查處并報結果。西游鎮黨委接到縣信

訪辦的立案通知后，于11月12日和上訪群眾代表簽訂了《處理集體上訪協議書》，協議簽訂辦案

期限為60天，這是這個為期兩個月的辦案期限導致了后來弄虛作假案的發生。

村民集體上訪后，縣鄉成立了聯合調查組，賴坡村成立了清財小組，就村民反映的問題進行調查清理。同時西游鎮黨委于12日讓村支書賴空陽停職檢查。19日下午，賴空陽之弟以村民調主任賴雨天私自看封存的計劃生育帳為由，找他算賬。爭吵中，賴空陽和其子賴雨楚趕到，結果是兩大家族大混戰，并導致多人受傷。20日，賴雨農等給市委領導寫信，反映村支書賴空陽加重農民負擔，聚集家人將上訪人員打傷等問題，市委領導批示嚴查并報結果。25日，賴空陽被撤職。12月30日，中縣信訪辦主任楊明生和西游鎮分管信訪的黨委副書記陶勤先到北山市信訪局送調查報告，北山市信訪局要求再上交一份“與群眾見面意見書”，結案期限之前交回。此后就是春節，大家都在忙著過年。春節后，已經非常迫近結案期限了，因為規定的結案時間是1996年1月12日。1996年1月9日，信訪辦副主任葉理時多次向西游鎮催要“與群眾見面意見書”，但西游鎮遲遲沒有交。當時，信訪是納入年終目標考評的，再不交，市里就要扣中縣的分了，而這信訪局是要承擔責任的。信訪辦主任楊明生急了，副主任葉理時說：

“楊當時很有意見，很著急。于是我提出弄個材料交上算了，楊沒有說什么，或者是楊示意，我沒反對，這兩種可能前邊要大些。”西游鎮的“與群眾見面意見書”遲遲沒有交，顯然是群眾對處理結果不滿意。這意味著讓群眾簽字的路已經走不通，而及時交表的選擇只剩下一個了：造假。對于造假的過程，副主任葉理時說：“緊接著在填寫上訪群眾對查處意見是否同意一欄時，鑒于信訪辦、西游鎮在場人員都認為賴空陽已被撤職，上訪群眾已達到目的，都想著群眾繼續上訪的可能性不大，都認為應填‘同意處理意見’，至于誰先提議記不清了。為了改換筆跡，不能由趙社聲（西游鎮信訪助理）再填寫了。我填寫了‘同意鄉處理意見’和‘賴雨云’的名字；‘賴雨巷’的名字是葛舒能填寫的；‘賴雨銀’的名字是陶勤先填寫的；“95.12.25”這一時間不是我寫的，記不清誰寫的。三個名字上紅指印是趙社聲按上的。因為我知道‘賴雨云’與賴空陽家族近，不會再上訪了，我才填寫了他的名字。”但是，群眾對處理結果并不滿意，再次到市信訪局集體上訪，當市信訪局拿出“與群眾見面意見書”時，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市信訪局顯然不能容忍下級的這種公然的欺騙和造假，問責行動迅速啟動，然后就是縣紀委的立案和調查。結果，西游鎮黨委副書記陶勤先、縣信訪辦副主任葉理時以及西游鎮信訪助理趙社聲都因弄虛作假而被處以黨內警告處分。但處分到達西游鎮時，卻是另外一番景象。西游鎮黨委會研究決定：

1，陶勤先要在支部、黨委會上作深刻檢討；弄虛作假給縣里的工作帶來嚴重影響，但鑒于其行為是為整體利益出發，在未和上訪群眾見面情況下草率結案，屬于工作失誤，免去黨內警告處分；但要在全鎮范圍內通報批評。

2，趙社聲身為信訪助理，本應知道偽簽字的危害，卻知法犯法，在辦理此事之始就應及時制止，應當提出好的建議；加上工作一貫拖沓，大局觀念不強，造成極壞的影響。應給予黨內警告處分。事情并沒有到此結束，此案還直接導致了西游鎮黨委書記吳光雨仕途的中止。集體上訪發生后，縣政法委認為西游鎮工作不力，給縣里的穩定工作抹了黑，縣政法委書記對吳光雨意見很大。而在縣紀委去西游鎮調查弄虛作假案時，調查組在西游鎮包的車由于雨天發生了車禍，而這被縣紀委領導認為是有人故意搞破壞，矛頭也對準了黨委書記吳光雨。在這種情況下，吳光雨必須考慮仕途的進退了，他說：“我那幾年也是很吃得開的，西游鎮挨著油田，當時我車后面都隨時裝得滿滿的，不時地去看看領導，給這個加加油，給那個送送禮。但這個事情出來后，我當然不同意處分陶勤先，但工作做不下來，更麻煩的是，和兩位縣委領導的關系搞得很僵，他們隨便找個理由，我都有可能進去，所以，整天提心吊膽，沒法干了。”（訪談，2009）

這年年底，吳光雨以身體不好為由，調任縣直某局局長①，并一直干到現在，其一度充滿希望

的副處級干部夢，過早地破滅了。

下面來看2000年發生的華生鎮副鎮長岳安達玩忽職守案。

岳安達玩忽職守案的發生與計劃生育這一國策有關。據計生部門統計，30年來，中國由于實施計劃生育這一政策，取得了少生4億人的巨大成績。如果數據屬實的話，這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針對自身的生物工程了。但是，在中國鄉村，計劃生育的每一步，都充滿了血腥和暴力。一部計劃生育史，就是一部中國農民的血淚史。在計劃生育形勢緊張的20世紀80、90年代，為了控制生育，減少人口，中國各地的縣鄉機構無所不用其極，特別是對計劃生育工作實行一票否決制后，各地都成立了計劃生育小分隊、突擊隊，動用整個黨政機關和公檢法的力量，來完成這一被認為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國策。當時，牽牛、扒房，“上吊不奪繩、喝藥不奪瓶”，“寧可家破、不可國亡”，凡是涉及到計劃生育工作，公檢法一概不受理。于是，株連、關押，辦各種學習班，跪磚頭，讓親家互相對打，乃至囚禁、毒打等等，花樣百出，不一而足。為此自殺者有之，精神失常者有之，毒打致死者亦有之。當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親身經歷了計劃生育的紅色恐怖，當時計劃生育突擊隊進我們村后，全村大門緊閉，男女老幼，牽牛帶豬，紛紛逃到外縣。而在我掛職鍛煉的西城鄉，計生辦主任繪聲繪色給我講了當時的種種殘酷做法。當時整個鄉機關大院關的都是超生戶，甚至上廁所的時間規定都只有10分鐘，于是，一到上廁所時間，男男女女，不顧廉恥，紛紛沖出，其狀況比監獄還要殘酷。當時為了懲罰一個超生戶，可以把超生戶的頭不斷地浸在河水中，直至其窒息過去。當時為了帶一個超生戶到計生辦大院，就用繩子把他綁在自行車后座上，像馱死狗一樣馱了回來，而根本不考慮他的腳不斷地和地摩擦，一路的血跡。西城鄉維穩辦主任曾堅決地辭掉其曾擔任的村黨支部書記，而選擇了下海經商，后來鄉機關招干，才重新到鄉機關上班，他說：“計劃生育，斷人子孫，滅人香火，誰都會恨你一輩子。不采取措施完不成任務，采取措施又良心上過不去，鄉里鄉親的，太難了。”（訪談，2009）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最大的后果就是對婦女人身的摧殘，當時不管胎兒多大，一律強制流產，由

此給很多婦女造成終身的殘疾。西城鄉就有一位婦女做結扎手術時，醫生把膀胱當成輸卵管誤割，

發炎后導致該婦女小便不受控制，從而不斷上訪告狀。而當我問計生辦主任有沒有因為計生而致人

死亡的例子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有。岳安達玩忽職守案就是因為計劃生育而致人死亡的案例。

2000年6月21日晚11時，華生鎮邱營村村民已經入睡，幾聲急促的狗叫劃破了村莊的寧靜，奉分管計生工作的岳安達之命的華生鎮計生辦主任趙大洪帶領計劃生育小分隊，以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為名，把田洋銀等村民連夜帶回華生鎮計生辦院內，關了起來，辦起了學習班。并且派計生辦人員專門看管，不交罰款不讓回家。開始幾天，其他幾位村民都有人送飯，后來就自己到街上買了吃的回來。但是田洋銀家里一直沒有人送飯、送錢和送物，而且田洋銀一直不承認自己違反計劃生育政策。

原來，田洋銀的妻子鄒麗茹患有疾病，無法進行絕育手術，為此，縣計生辦開有證明，不讓結扎，認為結扎了就要癱瘓，并且把證明給了計生辦。但計生辦有絕育手術指標，顯然，為了完成指標，仍把鄒麗茹列入了違反計生名單之列。

7月3日上午8時，在連續12天的關押、饑餓之下，田洋銀突然心臟病發作猝死。這一下，負有責任的岳安達等人慌了，鄉計生辦緊急和死者家屬達成了賠償6萬元的協議，希望能把這件事捂下來。但田洋銀家屬仍不斷上告，中縣檢察院受理后，法醫檢驗結果田洋銀系冠狀動脈粥樣硬化致心臟病猝死。下面來看檢察院對岳安達的詢問筆錄：

問：依據法律法規對這些違背計生政策的人應如何處理？

答：下處罰決定，交罰款。對方不服，可以申請復議，不主動履行，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問：按規定可以對這些戶進行處罰，那還把他們叫來干啥？

答：把他們叫來做做思想工作，宣傳計生政策，主動交納罰款。

問：把這些人叫到鄉計生辦10多天，是依據啥？

答：條例上沒有規定，是鄉里的土政策，以前的習慣沿襲下來了。

問：作為田洋銀死亡這個事是否違背了國家計生委的‘七不準’？

答：應該說也違背，不該把他叫來辦學習班，也有株連現象。

鑒于當時各地惡性事件不斷發生，1995年7月國家計生委下發《關于印發在計劃生育行政執法

中堅持“七個不準”的通知》，規定了“七不準”：

一、不準非法關押、毆打、侮辱違反計劃生育規定的人員及其家屬。

二、不準毀壞違反計劃生育規定人員家庭的財產、莊稼、房屋。

三、不準不經法定程序將違反計劃生育規定人員的財物抵繳計劃外生育費。

四、不準濫設收費項目、亂罰款。

五、不準因當事人違反計劃生育規定而株連其親友、鄰居及其他群眾；不準對揭發、舉報的群

眾打擊報復。

六、不準以完成人口計劃生育為由而不允許合法的生育。

七、不準組織對未婚女青年進行孕檢。

在這之后，計劃生育工作的殘酷程度有所下降，一位干部講，田洋銀事件發生的時候，已經不再時興關押人，也不再辦學習班。關鍵是岳安達他們工作方法不當，對田洋銀有病的情況掌握的不清，同時，官僚主義嚴重，不管不問，才導致了極端事件的發生。他同時講了自己參與處理同樣的極端案例：當時把一位老太太關到計生辦大院，老太太由于緊張，血壓飆升，結果引起腦出血，計生辦緊急送往醫院搶救。當時采取了如下措施：一，不能承認關押老太太有錯，以防止其家屬告狀。

二，用最好的藥，全力搶救老太太，防止出現死人這一極端結果，然后找個臺階，讓老太太回家。結果老太太由于搶救及時，平安出院，事情最后也得到穩妥解決。

但是，2000年發生的岳安達案，2004年中縣法院才對其宣判，2005年，縣紀委才對其作出了：“黨內嚴重警告、行政降級”的處分。中縣法院的刑事判決書認為：岳安達的行為侵犯了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已構成玩忽職守罪，依法應當受到懲罰。但鑒于被告人犯罪情節輕微，認罪態度好，依法可以免于刑事處罰。因此判決如下：被告人岳安達犯玩忽職守罪，免于刑事處罰。為什么幾年后才處理，而且處理結果這么輕？一位熟悉內情的干部說：“岳安達這個事，按說應該判刑，但他有背景。當時的一位副縣長是他的親戚，做了很多工作。同時，縣鄉都想把這個事捂下來。但死者家屬告的惡，所以最后還是結案了。這種事下面很多，他的還結案了，很多都不結案。”（訪談，2010）

五 紀律與干部仕途

黨的紀律是干部仕途的清潔劑和防腐劑，黨的這把伸向內部的刀子主要是教育和威懾，因此，紀委干部一直認為紀委是保護干部，而不是懲罰干部。但是，紀委工作的實際表現形態卻是懲罰干部，它對干部的仕途影響深且巨。輕者使得干部膽戰心驚，重者使得干部政治上身敗名裂，經濟上傾家蕩產，社會上家破人亡。所以，紀律對于干部仕途，從來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特別是現在干部提拔，需要紀委參與干部廉潔方面的意見，也就是紀委無權提拔你，但卻有權不讓你提拔。同時，紀委書記也是書記辦公會醞釀干部的核心成員之一，這無疑加大了紀委對于干部仕途的影響。根據中共紀律處分條例，對于黨員的的紀律處分包括：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和開除黨籍。與之相對應的仕途影響是：受到警告處分的黨員，一年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于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受到嚴重警告處分的黨員，一年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于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撤銷黨內職務指撤銷受處分黨員的由黨內選舉或者組織任命擔任的黨組織及其工作部門的領導職務，在受處分后二年內，不得在黨內擔任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或者高于原任的職務。留黨察看處分，分為留黨察看一年、留黨察看二年。受到留黨察看處分的黨員，黨內職務自然撤銷。對于在黨外組織擔任領導職務的，應當建議黨外組織撤銷其黨外職務。受到留黨察看處分的黨員，恢復黨員權利后二年內，不得在黨內擔任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或者高于原任的職務。受到開除黨籍處分的，五年內不得重新入黨。

黨紀處分往往和相應的政紀處分對應，警告一般對應行政記過，嚴重警告對應行政記大過，撤銷黨內職務對應行政撤職，留黨察看對應行政撤職，開除黨籍對應開除公職。這些黨紀政紀處分，基本涵蓋了各種類型的干部，比如，對于非黨干部和只擔任行政職務的干部，則給與相應的政紀處分。

下面對中縣1993年以來的副科級正科級干部的紀律處分類型進行統計分析。

這個統計充分說明了紀委的教育和懲罰并舉的職能，在1993年以來受到紀律處分的101名副科級以上干部中，6成以上是警告和嚴重警告，這意味著他們的仕途不會中止，但處分起到了延緩仕途發展的作用，這種處分更多地體現了警戒和教育的作用。3成以上干部受到了撤職乃至開除黨籍的處分，這意味著他們仕途的中止，或者說一些是仕途的暫時中止，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而開除黨籍則意味著干部政治生命的結束，因為與開除黨籍相隨的往往是移送司法機關處理，也就是不僅仕途結束，還要承受法律懲罰的牢獄之災。

這個統計也說明紀委的內部監督力度和強度過小，這也正是當下反腐敗面臨的重大困境之一。在干部大面積貪腐的今天，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要形成查辦干部的高壓態勢，當平時喝酒聊天的同事被查辦，甚至進入牢獄，這是比任何說教都有效的警戒，也是最為有效的反腐措施。現在的干部腐敗盛行，體制性因素是根，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約束則是表，查處干部力度過小，懲罰力度過弱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重典治吏，群眾監督，這是毛時代留給后人的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

下面根據上幾節被查處的干部的命運來具體說明紀律與干部仕途的關系。

王封文1983年6月受到了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的處分，他當時思想上想不通，但還是接受了組織的處理。后來，他寫了訴訟書，為自己辯白和喊冤。紀委收到訴訟書后，紀委領導和他談了話，他就此表示算了，不再上訴。一年后，王向衛生局黨委寫了關于請求恢復黨員權利的申請，申請書提到自己的行為是錯誤的，也是極不應該的，愿意接受沉痛的教訓，并以此為戒。之后，經過縣紀檢委批準，王的黨員權利得到恢復。但王之后癱瘓在床，在50歲之年政治生命就此結束，并在10年后抑郁而終。

賈本聲2005年7月被中縣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12月被中縣紀委開除黨籍。按照新的公務員法，受到刑事處罰的干部要開除黨籍和公職，這意味著賈本聲不僅政治生命結束，工資之類的從此也不會再有，需要自謀職業。一次我和幾個干部在一個非常普通的小飯店吃飯，縣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小聲對我說，旁邊桌上的就是賈本聲。我望過去，一位身材臃腫的男子正在喝酒，我問他現在干什么，這位工作人員說，他在做生意，準備把中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猴戲發揚光大，因為他曾經擔任黨委書記的一個鄉鎮是猴戲的發源地，而他又做過文化局長。這倒也是正事。

徐慶中1990年受到了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的處分。在此之前的物價局支部處理會上，徐慶中對自己的經濟問題作了解釋，對作風問題則說“感到可笑”。之后，徐一直認為陳從麗是對自己誣陷陷害，并不斷上訴。上訴理由是：陳從麗之所以告自己是因為請托調動工作一事自己沒有辦，之后陳惱羞成怒告發；發生關系的時間地點不符，自己當時在做別的事情；三個證人要么是陳的親戚，要么是自己得罪之人。但徐的多次申訴都被紀委駁回，并警告說如果再申訴，還要加重處分。所以，徐的黨籍也一直沒有恢復。但陳道白任縣委書記后，徐慶中的命運得到大逆轉。陳道白與徐慶中曾經在干部培訓班一同受訓，在陳道白的指示下，撤職后成為物價局普通工作人員的徐慶中被恢復黨籍和副主任科員待遇，并一直干到退休。

劉軍元2001年受到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然后，劉回到曾經工作的縣直某部門，成為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后來成為縣直部門下屬局的副局長，現在則是部門下屬中心的黨支部書記。

鄭云波則被調到另一縣直部門，后來出任辦公室主任(股級崗位)，但級別仍然是副科級。一次我和她們領導一塊吃飯，她也作陪。當領導介紹到她時，我仔細端詳了一番，她顯然已經從陰影中走出，氣色很好。其領導在吃飯中對我小聲說，她干的很好，早就該成為實職副科級領導，希望我也能呼吁一下。而因為論文中一些組織人事政策上的事情，我和劉軍元也有過一次訪談，在談完人事政策后，話題就轉到當年的事件上，他很平靜，說，沒有想到我會提及這個話題。當我談到這個事件的影響時，他沉默了一會，然后說：很多事情沒有辦法，當時如果不去招惹她，也就不會有后來的事情了。由于事件的敏感性，我也不好再問一些更深的細節問題，但顯然，那個事件毀了2個人的仕途，并給每個人心靈上留下了終生的陰影。

陶勤先、葉理時1996年11月受到黨內警告處分。2個月后，陶勤先被調任夏店鄉黨委副書記，

1998年2月，陶勤先晉升為夏店鄉鄉長，也就是在處分之后的1年3個月后被提拔為鄉長，顯然，陶勤先的仕途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但其提拔也不違反紀律條例。葉理時則在處分之后仍然出任信訪局副局長，直至退休。我在西城鄉掛職鍛煉時，陶勤先正好是黨委書記，成為我的直接領導。從我的觀察來看，陶很有能力，工作思路也清晰，工作作風也很扎實，對我的調研也很支持，并為我的調研提供了較好的物質條件。從其仕途來看，晉升為副處級干部是沒有問題的。

岳安達2005年受到了黨內嚴重警告、行政降級的處分。之后，岳調任另外一個鄉鎮出任副鄉長，后到縣城的新華街道辦出任副主任，2009年晉升為新華街道辦黨工委副書記、紀工委書記。顯然，從其出任紀工委書記一職來看，紀律處分并沒有對其仕途產生太大影響：他已經成為鄉鎮紀委的領導。

從以上受到紀律處分的干部的仕途發展來看，干部的紀律處分體現非常明顯的公私分明：因公務活動受到的紀律處分明顯要比因私人活動受到的紀律處分輕，并且對干部的仕途往往影響不大。這正如一位干部對我所說：吃點喝點，都沒有什么。但你往兜里裝，性質就變了，就有問題了。同時，干部的仕途與受到的處分類型關聯極大，一般來說，警告、嚴重警告處分對仕途影響較小；但撤職以上等紀律處分一般宣告干部仕途的中止或者結束。

1978年以后，縣鄉政治格局的一大趨勢就是“一把手政治”的形成，小到一個單位，大到一個鄉鎮，一把手掌控了主要的權力和資源。對于一個縣來說，一把手政治的突出表現就是縣委書記權力過大，過于集中，這使得干部的進退主要系于縣委書記一身。而對干部的懲罰，縣委書記也是主要的把門者，對于違紀干部的懲處，沒有縣委書記的同意，是很難實施的。中縣一位紀委領導對我說，他們對一些干部的查處都是因為過不了縣委書記這一關而最后不了了之。當很多干部特別是主要干部的進退主要取決于縣委書記的時候，也就造成了嚴重的干部人身依附關系，這樣，與縣委書記的關系問題，不僅關系到干部的晉升，也關系到干部是否受到懲處。

下面來看2000年的衛生局黨委書記周國飛受處分一案。

周國飛是一位基層上來的工農干部，曾經任過西城鄉黨委書記，后因身體原因調任衛生局黨委書記，因為權力問題，和當時軍隊出身的衛生局長嚴重不和。在組織干預不果的情況下，中縣縣委決定解散衛生局領導班子，局長和黨委書記分別到人大政協任職。周國飛不同意到政協的任命，和縣委書記李朝中當面發生了嚴重沖突，當時，在李朝中的辦公室，在交涉未果的情況下，周國飛怒氣沖沖地對李朝中說：我不干了！然后甩門而出。

周國飛后來給我說，他當時因為好幾件事情得罪了李朝中，其中之一就是他任鄉黨委書記的時候，李朝中可能受人之托讓他免去一個村的婦聯主任，同時讓另外一個婦女做婦聯主任。他認為這個婦聯主任沒有什么錯誤，免掉沒有理由，就沒有辦。后來還有其他幾個事情也讓李朝中很不滿意，最后的翻臉只不過是矛盾的總爆發。周國飛說，反正自己也快到站了，無所謂了。

幾個月后，中縣紀委根據群眾舉報，對周國飛的經濟問題進行調查，認為在他任衛生局黨委書記期間，挪用衛生部利用世界銀行貸款而實施的農村衛生人力開發項目專款，而用于衛生局的日常開支和招待經費等。同時認定他挪用項目專用的一臺彩電。據周國飛說，這臺彩電當時從北山市衛生局拉回來后，由于太晚了，就放在自己家中，用了一年多，沒有及時交給局里。最后，紀委調查的結果是，挪用28萬專款（其中吃喝招待10萬）的行為是衛生局領導班子集體決定，因此要對領導班子提出嚴肅批評。而周國飛占用彩電1年零8個月，屬于長期占用公物，并造成了不良影響，因此，決定給予周國飛黨內警告處分。

周國飛受到處分后，一直也沒有到政協上班，等于變相退休。然后，他不斷地給上級部門寫信，舉報揭發李朝中的各種問題，顯然，密集而又大當量的舉報，也給李朝中造成了不小的壓力。后來李朝中托人做周國飛的工作，同時警告周國飛說要注意自己的女婿的仕途，周國飛這才逐漸放棄了舉報。

周國飛在和我訪談時，仍然憤憤不平，認為自己受處分完全是李朝中的打擊報復，他在交給我的《關于周國飛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上憤然寫到：

“這是李朝中打擊報復的產物。李朝中這種連狗都不如的人竟當上了縣委書記，真是我們黨的恥辱！標準的買官賣官專家。”

周國飛案是典型的政治問題經濟化解決的標本。周國飛之所以敢和縣委書記翻臉，仕途接近尾聲，是很重要的因素。而其破釜沉舟式的舉報，實際上也為縣委書記李朝中的仕途埋下地雷，所以官場斗爭，不少最后都會演化為魚死網破，一同毀滅。而好在紀委調查時，并沒有發現周國飛的重大經濟問題，不然等待他的可能就是牢獄之災。

第九章 結 語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北島：《回答》

1．主要貢獻

本研究的貢獻體現在一些事實的發現和幾個概念和模式的提出。

本研究提供了中縣正科級一把手以上干部的整體圖像，材料來自翔實的干部檔案加大量的深度訪談，且有詳細的數量統計分析，為中國基層政治精英研究提供了一個完整而翔實的縣鄉樣本。這

是以往的國內外研究未曾完成的事情。

本研究統計出中縣正科級一把手以上干部群體的完整的人口學特征。

本研究詳盡地考察了中縣正科級以上全體干部的升遷軌跡和升遷模式。從中縣干部的仕途起點來看，基本遵循專業對口、學用一致的原則，并經歷了專業化的成長階段，這其中，再篩選機制在干部單位流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從干部的晉升軌跡來看，主要有混合型和單一型兩種軌跡，并以混合型為主。而在干部的仕途中，政—黨螺旋晉升模式明顯，不同的機構和崗位對干部仕途影響很大，

特別是關鍵機構和關鍵崗位，形成了“高進高出”的干部流，從而成為高產出干部的搖籃。

本研究發現和分析了政績—晉升體制的負面影響，就是假政績的泛濫。

本研究提供了中縣詳細的政治家族譜系，對政治家族的類型和形成進行考察，并發現了政治家族逐步衰落的趨勢。

本研究揭示出投票制度帶來的拉票行為，并考察了拉票網的存在和運行。

以上事實的發現填補了基層政治精英研究的若干空白。本研究還提出了以下概念和模式。精英集群概念。對于中國高層政治精英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國內外均有不少相關的研究，但本研究首次提出了精英集群的概念，用以解釋政治精英的地域分布不均衡以及一個地域集中產生政治精英的現象。本研究具體考察了中縣政治精英的精英集群現象。

政—黨螺旋晉升模式。中國的黨政精英是一元的，是黨政混合多崗位培養的，并呈現政—黨螺旋晉升的模式，就是先在政府系統歷練，然后晉升入黨委系統，并不斷螺旋上升。這個模式主要根源于中共黨政分立的制度設計，是中共行之有效的干部培養和選拔模式，對于干部全面能力的鍛煉以及復合型精英的培養，意義重大。

關系與規則的雙環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內環是現行的干部政策和規章制度，外環則是關系運作，外環圍繞內環旋轉。雙環模型一方面說明中國干部的制度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另一方面也說明政治行為深深根植于政治文化傳統中。

2．制度化困境

1978年以來，中縣干部仕途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制度化和例行化。從干部的退休制度開始，學歷規范、年齡規范、任期制、交流制、選拔任用制度、退休制，直至逐步實施的公務員制度、問責制，等等。可以說，中縣干部仕途的進入、晉升、退出和激勵懲罰，都已經高度制度化和例行化了。穩定的政治運行體系有利于制度的累積，制度的累積也會有益于政治體系的穩定和效能，這是一個互動深化、螺旋上升的過程，對于干部的仕途發展，政治體系的良性運行，都具有重要作用，也是30年來基層政治的主線之一。

制度化的目的在于形成規范。但是，制度設計的初衷是一回事，制度的實施、運行和演化則是另一個回事，時下發生的正是二者的偏離。其原因是圍繞制度的博弈，即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從干部制度來看，每一項干部新制度的頒布實施，都會帶來干部行為的變化，這實際上是干部作為理性行動者與制度的多重博弈。多數干部的最大欲求在于晉升，所以圍繞晉升展開的博弈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一個執政黨，一定會精心設計其干部的晉升制度，因為這是最強有力的激勵和導向。但一種晉升制度一旦付諸實施，面對的就是無數干部挖空心思尋找對策。可以說，任何周密的制度設計都難以應對這樣的博弈，這也是干部制度不斷改革的內在邏輯。而從中縣的干部制度實施看來，越是與干部晉升有關的制度，越是失靈和異化，從而造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性困境和悖論。

根據政績來選拔任用干部，本意是能力主義，通過政績標準來激勵干部創造業績，從而推動一個地方的發展。實際演化的結果卻是假政績泛濫，形象工程層出不窮，不僅不能促進一個地方的發展，反而勞民傷財，給地方發展造成很大的損失。而如果不憑政績，我們幾乎無所憑借。民主推薦的票決制，其本意是改變少數人選拔少數人的弊病，讓多數人投票選拔干部，增加民意基礎，增加民主含量，增進選拔任用的合法性。但實際演變的結果卻是拉票橫行，公關型干部的興盛。拉票不僅造成黨風政風的惡化，更給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留下不小的財政窟窿，同時也給干部的仕途和身體埋下隱患。但是，如果不投票民主推薦干部，完全上級任用，那就是少數人選少數人，就是專權，就會使得干部只對上司負責。顯然，無法往回走，只能向前行，那就是擴大投票范圍，但這只會造成拉票的范圍更加擴大，投入的費用也更加高昂。這正是基層政治面臨的中國式悖論和困境。

3．主要局限和不足

筆者發現了上述悖論和困境，卻無力給出答案。除此，本論文還有以下局限和不足。一些核心資料無法得到。組織人事部門的很多資料都有保密期和接觸范圍，這就使得一些核心資料無法獲得，比如討論和決定干部晉升的書記辦公會情況和常委會記錄等。干部晉升過程中的全部因素無法搞清。干部的晉升過程是一個多因素多環節的綜合過程，仕途浮沉的復雜程度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象。其中不少問題極其敏感。研究者竭盡全力，常常只能了解其中一部分。

因筆者的全部時間和精力花費在挖空心思搜尋材料上，也確實找到了很多珍貴的材料，但是來不及消化這些材料，同時因為筆者分析能力不夠，理論抽象能力欠缺，影響了對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充分利用。

紀律與懲罰一章在計劃之中，它是研究干部仕途特別是晉升無法回避的主題。相關材料都已收集完備，但由于時間所限，只能割愛，留待日后彌補了。

參考文獻

阿伯巴齊等，1990，兩種人：官僚與政客，北京：求實出版社。

包永輝, 徐壽松，2009，政道：仇和十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邊燕杰等主編，2002，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 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社會分層與流動 國外學者對中國研究的新進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博頓摩爾，T.，精英與社會，香港：社會理論出版社。

曹錦清，2000，黃河邊的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曹志主編，1985，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制度概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陳明通，鄭永年主編，1998，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臺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陳嬰嬰，1995，職業結構與流動，北京：東方出版社。

陳云，1995，陳云文選，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成思危主編，2000，中國事業單位改革 模式選擇與分類引導，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戴伊， 梅士，1984，誰掌管美國 卡特年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鄧小平，1994，鄧小平文選，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杜贊奇，2008，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樊紅敏，2008，縣域政治 權力實踐與日常秩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費孝通，1985，鄉土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費孝通，2006，中國紳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國務院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小組辦公室編，1990，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文件匯編，（一），（1950—1980）；（二），

（1981—1990），科普出版社。

格蘭諾維特，馬克，2008，找工作 關系人與職業生涯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古德諾，F.J，1987，政治與行政，北京：華夏出版社。

古丁，羅伯特， 漢斯-迪特爾·克林格曼主編，2006，政治科學新手冊，（上、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

何思因等主編，2003， 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

賀雪峰，2003，新鄉土中國 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華爾德，1996，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懷特，哈里森·C.，2009，機會鏈 組織中流動的系統模型，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黃仁宇，1997，萬歷十五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黃偉紅，2006，在全市黨政辦公室主任會議上的講話，http://www.tsinfo.com.cn/Disp.Aspx?ID=9809&ClassID=403

黃信豪，2008，有限活化：中國黨國體制下的菁英流動，1978—200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亨廷頓，塞繆爾，1988，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華夏出版社。

江澤民，2006，江澤民文選，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克羅齊埃，米歇爾，2002，科層現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河南省北山市檔案局編，2001，北山干部任免名錄，（上、中、下），內部資料。

河南省人事局編，人事工作文件選編，（1983），（1991），（1995），（1998），內部資料。

寇健文，2005，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 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1，“共青團與中共精英的甄補：團中央常委仕途發展調查”，中國大陸研究，44卷，9期。

———，2007，“既重用又防范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局限”，中國大陸研究，50卷，3期。

———，2007，“胡錦濤時代團系干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干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8卷，4期。

拉斯威爾， 1991，政治 論權勢人物的成長、時機和方法，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勞動人事部政策研究室編，人事工作文件選編，（五）、（六）、（七）、（八），內部資料。

李谷城，1996，中共爭天下領導群剖析，香港: 明報出版社。

李博柏，魏昂德，“政黨庇護下的職位升遷：通向中國管理精英的庇護性流動之路（1949—1996）”，邊燕杰等主編，

2008，社會分層與流動 國外學者對中國研究的新進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李景鵬，1995，權力政治學，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李路路，李漢林，2000，中國的單位組織 資源、權力與交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普塞特，西摩·馬丁，1997，政治人 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強，1993，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李強等，1999，生命的歷程 重大社會事件與中國人的生命軌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毅，2008，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

李英明，1996，中共研究方法論，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

———，2002，中國大陸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梁漱溟，2003，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遼寧省鞍山市人事局，1984，“五公開二優先三結合的辦法好”，中國勞動，11期。

林佳龍, 邱澤奇主編，1999，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臺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林南，邊燕杰，“中國城市中的就業與地位獲得過程”，邊燕杰等主編，2002，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 美國社會學者

分析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林耀華，1989，金翼 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劉俊生，2008，“60后”省部級干部成長路徑分析，人民論壇，10期。

劉俊生編，2009，公共人事制度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劉能，2008，等級制和社會網絡視野下的鄉鎮行政 北鎮的個案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隆戴爾，1984，世界領袖，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馬敏鎬，1997，中國縣一級黨政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的研究，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論文。

馬戎, 劉世定, 邱澤奇主編，2000，中國鄉鎮組織調查，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0，中國鄉鎮組織變遷研究，北京：華夏出版社。

莫斯卡，加塔諾，2002，統治階級，南京：譯林出版社。

米爾斯，查爾斯·賴特，2004，權力精英，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米歇爾斯，羅伯特，寡頭統治鐵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帕累托，維爾弗雷多，2003，精英的興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裴魯恂，1989，中國政治的變與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彭懷恩，1986，中華民國的政治精英: 行政院會議成員的分析(1950-1985) ，臺北：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錢其智主編，1990，機構編制管理教程，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

瞿同祖，2003，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

榮敬本等， 1998，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再論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單 偉，2008，“美國學界對中國政治精英的研究”，浙江社會科學，05期。

沈健平，2007，政治精英視野下的特殊群體: 以共青團歷屆中央領導機關成員為對象的分析，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

文。

史景遷，2001，追尋現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九青,倪家泰，1993，當代中國政治運行機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蘇嘉宏，1992，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臺北：永然文化出版公司。

孫立樵, 馬國鈞等，2001，優秀領導干部成長規律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孫立平，2004，轉型與斷裂 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湯森，詹姆斯·R, 布蘭特利·沃馬克，2003，中國政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王漢生, 楊善華主編，2001， 農村基層政權運行與村民自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滬寧，1987，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良新，2006， 云林縣地方派系之變遷，臺灣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所碩士論文。

王名??，2005，女性菁英政治參與之分析—以第五屆女性立委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王奇生，2003，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王紹光，1997，分權的底限，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

王賢彬， 徐現祥，2008，“地方官員來源、去向、任期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長省委書記的證據”，管理世界，

03期。

王亞南，2005，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振寰，1996，誰統治臺灣？ 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韋伯，馬克斯， 1997，經濟與社會（上、下），北京：商務印書館。

威爾遜，詹姆斯·Q，2006，官僚機構 政府機構的作為及其原因，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溫恰溢，2002，論西方當代中國研究典范的嬗變，臺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

吳建南，馬亮，“2009政府績效與官員晉升研究綜述”，公共行政評論，2期。

吳毅，2002，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小鎮喧囂 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吳玉山，1995，共產世界的變遷，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吳振坤 ，2003，宜蘭縣政治菁英流動之研究，臺灣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嘉猷，1990，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許烺光，2001，祖蔭下 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徐斯儉, 吳玉山主編，2007，黨國蛻變 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徐頌陶, 孫建立主編，2008，中國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

徐現祥，王賢彬，舒元，2007，“地方官員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長、省委書記交流的證據”，經濟研究09期。

徐現祥，王賢彬，2008，“地方官員的培養 來自我國省級官員的證據”，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工作論文。

徐現祥，王賢彬，李郇，2009，“地方官員更替與經濟增長”，經濟學(季刊), 04期。

徐湘林，2001，“后毛時代的精英轉換和依附性技術官僚的興起 ”，戰略與管理，06期。

許欣欣，2000，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徐勇，2003，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燕繼榮，2004，現代政治分析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楊繼繩，1998，鄧小平時代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楊善華，2000，“家族政治與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選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社會學研究，3期。

楊雪冬，2002，市場發育、社會生長和公共權力構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應星，2001，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于建嶸，2001，岳村政治 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

曾拓穎， 2004，派系政治與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之關聯(1976-1989)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臧小偉，2001/2008，“大學文憑和中共黨齡在政治精英選拔中的作用”，邊燕杰等主編，2008，社會分層與流動 國

外學者對中國研究的新進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翟學偉，1994，面子.人情.關系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中國社會中的日常權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柏林主編，2005，《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教程》，中國人事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

張純明，1940，中國政治二千年，長沙：文史叢書編輯部。

張靜，2006，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7，基層政權 鄉村制度諸問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軍， 2005，“為增長而競爭：中國之謎的一個解讀”，東岳論叢，Jul,Vol. 26 ,No. 4.

張軍, 周黎安，2008，為增長而競爭 中國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仲禮，1991，中國紳士 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趙建民，1994，威權政治，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中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2006，中縣鄉村志，光明日報出版社。

中縣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2004，中縣黨政機構“三定”方案匯編，內部資料。

中縣年鑒編輯委員會編，2000，中縣年鑒1998，遠方出版社。

中縣年鑒編輯委員會編，2001，中縣年鑒1999，新風出版社。

中縣年鑒編輯委員會編，2002，中縣年鑒2000—2001，方志出版社。

中縣年鑒編輯委員會編，2003，中縣年鑒2002，中華文獻出版社。

中縣年鑒編輯委員會編，2007，中縣年鑒2003—2006，文史出版社。

中縣史志編纂委員會編纂，1991，中縣縣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縣史志編纂委員會編纂，1998，中縣縣志（1986—1995），人民中國出版社。

中縣統計局，2009，中縣統計年鑒2009，內部資料。

中共北山市委組織部，2000，干部工作文件選編，（一），（二），內部資料。

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編，1996，黨的組織工作文件選編，內部資料。

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編，2001，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文件選編，內部資料。

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2008，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策法規文件選編，（上、下），內部資料。

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課題組，2002，黨政領導干部制度改革研究，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組織部辦公廳編，組織工作文件選編，（1992），（1993），（1994），（1995），（2002），（2005），內部資料。

中共中央組織部干部一局，國家公務員局編，2009，公務員錄用，中國人事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

中共中央組織部, 人事部編，1999，中國干部統計五十年1949-1998年干部統計資料匯編，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

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2000，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3卷19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朱光磊,，張志紅，Jan.,2005，“‘職責同構’批判”，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Vol. 42 ,No. 1.

中共河南省中縣縣委組織部，1991，中國共產黨河南省中縣組織史資料（1928—1987），中共黨史出版社。

中共中縣縣委組織部，2002，中國共產黨河南省中縣組織史資料（1987—1997），內部資料。

中共中縣西城鄉委員會，1987，中國共產黨河南省中縣西城鄉組織史資料1958—1987，內部資料。

中國人民解放軍干部轉業工作辦公室，國務院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小組辦公室編，2004軍隊安置工作實用手冊，

遼寧大學出版社。

朱克曼，1979，科學界的精英 美國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北京：商務印書館。

朱云漢, 王紹光, 趙全勝編，2002，華人社會政治學本土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朱文軼，2002，“中國秘書部落的權力場”，三聯生活周刊，20期。

周黎安，2008，轉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員激勵與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慶智，2004，中國縣級行政結構及其運行，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周榮德，2000，中國社會的階層與流動 一個社區中士紳身份的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周雪光，2009，“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象’”，開放時代，12期。

周翼虎, 楊曉民，1999，中國單位制度，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周玉，2005，干部職業地位獲得的社會資本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莊孔韶，2000，銀翅 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鄒讜，1994，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鄒讜， 2002，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Barnett, A. Doak,1967,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1969,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Bo, Zhiyue,2002,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Armonk, N.Y. : M.E. Sharpe.

——— ,2007,China's elite politic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ing,Hackensack, N.J.:World

Scientific.

Boorman Howard L. , Jul., 1960,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Some Remarks on Retarded

Development, World Politics, Vol. 12, No. 4 , pp. 585-599.

Brodsgaard, Kjeld Erik and Zheng Yongnian , 2006,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Bullard Monte Ray, Aug., 197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ite Stud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Asian Survey Vol. 19, No. 8 , pp. 789-800.

Burns, John P, 198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omenklatura system : a documentary study of party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1979-1984, Armonk, N.Y. : M.E. Sharpe.

Chen Weixing, Yang Zhong, ed,2005,Leadership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Cao, Cong , 2004 ,China's scientific elite,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Curzon.

Chiang, Chiahsiung,1990 ,The CCP provincial party first secretary: Recruitment and career, 1949-1987,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olitical Science ,Ph.D.Dissertation.

Dittmer Lowell , Oct., 1978,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 pp. 26-60.

——— ,Jul., 1995,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pp. 1-34.

——— ,Sep.,1996,“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Issues&Studies,vol.32,no.9, pp1-18.

Esherick, Joseph , 1990,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aster, Gerald ,2000, Reconstructing the state : personal networks and elite identity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wsmith, Joseph,2001,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Armonk, N.Y. : M.E. Sharpe.

Finkelstein, David Michael and Kivlehan, Maryanne, ed,2003 ,China's leadership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Armonk, N.Y. : M.E. Sharpe.

Frey, Frederick W ,1965 ,The Turkish political elit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Goldstein Avery ,Sep., 1994,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 pp. 714-730.

Guttsman, William Leo , 1963,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London :MacGibbon & Kee.

Hamrin, Carol Lee ,1995,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 M.E.

Sharpe.

Harasymiw, Bohdan ., 1984, Political elite recruit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 Macmillan Press.

Goldstein, Avery,1991,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 Press.

Guo Gang, Sep., 2007 , Retrospective Economic Accountability under Authoritarianism: Evidence from China ,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0, No. 3 , pp. 378-390

Guo Xuezhi , Jul., 2001, Dimensions of Guanxi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 The China Journal, No. 46 ,

pp. 69-90

——— ,1999,the GuanXi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elite:theory and practic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h.D.Dissertation.

Halpern Nina P.,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David ,Shambaugh, ed , 1993,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pp120-137.

Harding, Harry, 1981,Organizing China :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Harry,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Shambaugh David , ed ,

1993,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pp14-40.

Hua, Shiping , 2001,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989-2000, Armonk, N.Y. : M.E. Sharpe.

Huang, Jing,2000,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New York, N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Harry, Jan., 1984,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 WorldPolitics, Vol. 36, No. 2 , pp. 284-307.

Kau Ying mao,The urban bureaucratic elite in communist china:a case study of WuHan,1949-65, Barnett, A.

Doak,ed,1969,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Kautsky John H. , Jul., 1969, Revolutionary and Managerial Elites in Modernizing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 No. 4 pp. 441-467.

Kuriyama, Kurt Y , 1979,Humanists and technocrats : politic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mpton, David M,1986, Paths to power : elite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m, Willy Wo-Lap, 2006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 new leaders, new challenges ,Armonk,

N.Y. : M.E. Sharpe.

Landry, Pierre F,2000,Controlling decentralization: The Party and local elites in post-Mao Jiangsu

(China),University of Michigan, Political Science ,Ph.D.Dissertation.

——— ,2003,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Mayors inPost-Deng China ,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7, pp37-58.

Lee, Hongyung, 1991,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wis, John Wilson,1963,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Li, Bobai,2002,Manufacturing meritocracy: Adult education, career mobility, and elite transformation in

sociali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Sociology,Ph.D.Dissertation.

Li, Cheng, 1997,Rediscovering China : dynamics and dilemmas of reform,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 ,2001, China's leaders :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Li Cheng & David Bachman , Oct., 1989 , Localism, Elitism, and Immobilism: Elite 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Post-Mao China , World Politics, Vol. 42, No. 1 , pp. 64-94.

Li Cheng & Lynn White , Apr., 1988,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 Asian Survey, Vol. 28, No. 4 , pp. 371-399.

Lieberthal, Kenneth, 1992,Bureaucracy, politic 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4,Governing China :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 W. W. Norton.

Lindbeck，John M. H. ed,1971, China :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Li Wei and Lucian W. Pye, Dec., 1992,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pp. 913-936.

Li Yi, 2005,The str ucture and evolu tion of China's cadre system,University of Illinois,Sociology,

Ph.D.Dissertation.

Manion Melanie, Jun., 1985, “

The Cadre Management System, Post-Mao: The Appointment, Promotion, Transfer

and Removal of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2 , pp. 203-233.

Moyser George and Wagstaffe Margaret, ed, 1987,Research methods for elite studies London : Allen & Unwin.

Nathan Andrew J., Jan. - Mar., 1973 ,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3 , pp. 34-66.

North, Robert C,1952,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pper Sonja & Stefan Brehm 2007, 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 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the

Lund University,Working paper.

Pearson, Margaret M., 1997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utnam, Robert D,1976,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Hall.

Pye, Lucian W., 1988,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 : the Univ. of

Michigan.

——— , Jul., 1995,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pp. 35-53.

Schurmann, Franz , 1966,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ambaugh, David ,ed , 1993,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hen, Mingming,1994,A policy-driven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its outcomes: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local

elites in China,University of Michigan ,Political Science, Ph.D.Dissertation.

Shirk, Susan L, 1993,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kane, Masaaki,1981,The political elite in Japa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iza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zelenyi Ivan& Szonja Szelenyi, Oct., 1995, Circulation or Reproduction of Elites during the Post 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 Introduction ,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4, No. 5, pp. 615-638.

Tanner Murray Scot & Michael J. Feder , Jul., 1993 , Family Politics, Elite Recruitment, and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 pp. 89-119.

Unger, Jonathan,2002,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 from Mao to Jiang,Armonk, N.Y. : M.E. Sharpe.

Zang, Xiaowei ,2004,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Curzon.

Zhao Wei and Xueguang Zhou , Mar. - Apr., 2004 ,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ransition: Changing Promotion

Patterns in the Reform Era ,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15, No.2 ,pp. 186-199.

Zheng, Shiping , 1997,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ou Xueguang ,November 2001,Political Dynamics and Bureaucratic Career Patter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94,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 9, pp1036-1062.

Zhong,Yang,2003,Loc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China:challenges from below,Armonk,N.Y: M.E. Sharpe.

論文全文連載如下，共20w字，214頁：

馮軍旗北大博士論文：中縣干部（一）

馮軍旗北大博士論文：中縣干部（二）

馮軍旗北大博士論文：中縣干部（三）

馮軍旗北大博士論文：中縣干部（四）

馮軍旗北大博士論文：中縣干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