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逆行人生》說幾句公道話

??鏡象娛樂

文丨顧貞觀

近日，電影《逆行人生》豆瓣開分，6.9分可以進入值得一看行列，但網上復雜的輿論形勢卻為影片蒙上了一層陰云。

兩極分化的口碑中，不乏認可電影現實主義表達的觀眾，但“歌頌苦難”“看演員演普通人”“回避行業矛盾”等評論也相繼出現。這對《逆行人生》票房的影響也很直觀，映前業內普遍看好影片票房破10億，但如今貓眼最終票房預測已經下跌到5億。

“歌頌苦難”與“歌頌直面苦難的人與勇氣”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逆行人生》主角高志壘傳遞給觀眾的，是“我們每一個都很努力，我們已經足夠努力”，影片通篇在講述的，是“如果苦難無法躲開，我們應當如何自處”。

雖說一千個觀眾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對電影藝術來說，它本身背負不起過多超越內容本身的東西。關照現實是現實題材的使命，至于能否改變現實，只能說盡力而為。

普世價值觀≠雞湯

從正式上映前的預告片來看，《逆行人生》的勵志味與雞湯味相當濃厚，因此觀影前我們甚至適度降低了期待，然后便收獲了一次超越預期的觀影體驗。

作為一部職業片，《逆行人生》雖然對現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藝術加工，但沒有過度美化外賣行業也沒有過度消費外賣行業，它相對清晰地向觀眾展示了外賣行業的方方面面，比如整個行業的生態運作系統，比如被“外賣員”這一標簽模糊化的鮮活個體。

在《逆行人生》描摹的蕓蕓眾生相中，為了迎娶盧美麗而努力奮斗的年輕外賣員楊大山、為了治療孩子的白血病“連車禍都可以視作財運”的老摳、替因接下轉單而遭遇截肢的大學生還債的大黑，都是血肉飽滿的。

于他們而言，外賣這份職業指向的既是生存，也是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主角高志壘同樣如此。

仍是城市精英時，高志壘對外賣員的態度是不友好的，而當自己成為外賣員時，他卻脫不下“孔乙己的長衫”。我們常說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在世俗眼中職業的高低貴賤又的的確確存在。

因此，前期高志壘始終是羞恥的，他的羞恥源于自身的急速下墜，源于“從城市精英到外賣員”是世人眼中的窘境。后期高志壘走出世俗構筑的圍城，始于對外賣這份工作價值的認同，始于對“自身已經足夠努力”的認可。

但《逆行人生》傳遞的并非是“努力內卷就能成功”的雞湯，拿下“單王”的高志壘還是賣掉了月供過萬的房子，因為他和觀眾都清楚，他能成為“單王”建立在實力強勁的同事退出或遇到意外的基礎上。

贏一次是幸運，無法次次贏是現實。最終，高志壘還是要回答“如何可持續性生存”“如何有尊嚴的生活”這些無法回避的問題。

作為一部講述中年危機的影片，《逆行人生》聚焦的不僅是主角高志壘如何走出人生至暗時刻，也是他背后的整個家庭如何穿過逆境。

面對高志壘的中年失業，妻子肖妮是憤怒的，但她憤怒的點在于被剝奪了知情權。在肖妮看來，她完全有能力與高志壘共同分擔壓力，之后她也用行動證明了自己的決心。

此前畢志飛翻拍《小城之春》后，曾被制片人陳祉希如此評價：“在那個年代，我們每個人都在犧牲，都在為對方考慮，不要讓對方背負情感包袱。因為我愛你，所以我需要你能夠輕松地邁步前行。但當下叫什么？你為什么要欺騙我？我們是真心相愛的，你有任何事情，作為女性來講，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擔、分擔。”

這也是《逆行人生》在夫妻關系上的核心表達。可以說，在當代夫妻關系的呈現上，《逆行人生》是近一兩年為數不多契合當代人價值觀的大銀幕作品之一。

對于父子關系的呈現，《逆行人生》同樣可圈可點。“辛苦一輩子只為子孫能夠成為人中龍鳳”是一代人的教育目標，高志壘的父親同樣如此，起初，他難以承受并接受高志壘的失業，也不想成為高志壘的拖累，但當看到兒子在逆境中撐起大家庭的堅韌一面后，他最終與兒子與自己和解。

從多方面來看，《逆行人生》都是一部符合中式普世價值觀的作品，它的內核表達也與“歌頌苦難”無關，影片全程回答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正視苦難”。

聚焦中產≠精英凝視

同樣，對《逆行人生》給出“精英凝視”這一評價，也并不客觀。

《逆行人生》的劇本結構和戲劇沖突設置是相對經典的，即打著城市精英與中產標簽的高志壘，與老摳及大黑等底層普通人是如何一步步從爭鋒相對，走向相互理解與相互扶持的。首先，這已經決定了影片是在消解自上而下的凝視而非強化凝視，其次，以中產為主角本身并無不妥。

對于即將邁入人生下一階段的人來說，觀看完《逆行人生》或多或少都會對“是否卷學區房”“是否卷教育投入”等問題產生新的思考。

影片中，高志壘的急速墜落與“脫不下的孔乙己的長衫”無不在論證中產身上的脆弱性，他看似光鮮亮麗又體面，卻經不住大風大浪的顛簸，一次失業加一場大病便能讓他的小家幾近停轉。因此，失業所帶來的中年危機也成為了他被動思考人生的新契機。

在當下，借助電影探討中產的生存困境無疑是值得認可的嘗試，過去一兩年，“消費降級”“品牌割不動韭菜了”“中產破產三件套”等被頻繁被討論。所謂中產破產三件套，即高昂房貸、全職太太、孩子上國際學校，這些高志壘全都未躲過，他極具典型性又極具尋常性。

如果高志壘拼盡一切都要保住中產的身份象征，那《逆行人生》所講述的故事便成了空中樓閣，但他最終賣掉了月供高昂的房子，這也讓影片落到了實地。觀眾可以將其解讀為“面向現實的妥協”，也可以將其視作“主動選擇了另一種生活”，無論如何，高志壘都找到了新的出口。

可以說，在對中產的解構上，《逆行人生》是一部邏輯自洽的影片，但以“中產的跌落”為敘事重心之一，也確實影響了泛觀影群體對影片的代入感與共情度。

此外，影片結尾，高志壘開發的路路通被外賣公司的高層賞識，這為故事留下了一個開放性結局，作為 IT精英，高志壘的人生或將迎來新機遇。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即高志壘的技術成果不會使包括他在內的任何外賣員受益。

開放式結局注定會留下多種解讀空間，在一部分人看來，這一結局暗示著高志壘人生之路的柳暗花明，它讓《逆行人生》成為了一出徹頭徹尾的“變形記”。從商業層面和情緒價值層面雙向考量，這個開放式結局確實在市場埋下了雷。

在《我不是藥神》中，主角程勇也并非絕對意義上的小人物，但中后期他始終與小人物站在一起，以“舍小我成大義”贏得了泛觀影群體的價值認同。相比之下，《逆行人生》的開放式結局，在高志壘與部分觀眾間構成了一道微妙的隔閡之墻。

近一兩年，電影市場已經進入高情緒價值時代，能否成為爆款，與影片類型的票房體量正相關系數正在走低，取而代之的決定因素，是影片對泛觀影群體情緒價值的滿足程度。

這也是去年暑期檔成功的核心原因，《消失的她》背后的女性議題、《長安三萬里》背后的“文化自信”、《孤注一擲》背后的“全民反詐”皆是如此，但今年暑期檔的大多數電影，在這一方面做得并不算成功，《逆行人生》自然也包含在內。

業內對此也有清晰感知，制片人譚飛近日發微博表示：“電影院是情緒場域而非美學場域，暑期檔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但我們還是要堅定地為那些好電影喝彩，市場結果是一回事，藝術質量是另一回事。一個行業沒有勇氣創新，不冒風險，那就更沒有未來，為好片喝彩比為好票房喝彩更體面。”

如今來看，《逆行人生》很難成為大爆款，但就如譚飛所言，市場結果是另一回事。整體而言，《逆行人生》仍是一部瑕不掩瑜的好片，也在一定程度上映照著現實。

點到為止≠粉飾太平

在《逆行人生》的相關爭議中，“回避行業矛盾”“粉飾和平”等也被反復提及。在部分觀眾看來，影片的批判性思維整體較為薄弱，沒能做到相對深入地呈現互聯網行業及外賣行業的核心矛盾與深層困境，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縱觀全片，不難發現互聯網時代算法對個體主體性的剝削，是貫穿影片始終的表達。作為大廠的IT精英，高志壘被自己編寫的算法優化，本身就極度諷刺。

在前幾年的一篇報道中，曾就職于互聯網的大廠員工對外表露心跡：“我們所有人都有強烈的危機感，我們不可能永遠這樣寫代碼。會有更年輕的人能夠更快地學習新技術，更愿意加班。”

對于大廠這臺龐大的機器而言，大多數人只是組成機器的螺絲釘，這是從事互聯網行業的人們普遍面臨的深層困境，也是高志壘的真實寫照。同屬互聯網行業的外賣行業同樣如此，《逆行人生》中，外賣員被困于算法之中，價值也被算法所判定。

高志壘順應算法機制成功成為“單王”，效率的提升理論上會帶來正向反饋，但影片借外賣站點的員工之口道出了事件背后的復雜性：配送等級階梯制下，個體的極致效率反而會成為算法判定“行業普遍效率”的證明，這對大多數外賣從業者來說稱不上好消息，因為它意味著越卷籠罩在頭頂的壓力便越大。

除了算法，影片中頻頻出現的平臺提示“您的訂單已超時”，以及高志壘即便暈倒在路邊仍要一遍遍進行笑臉驗證，否則將被扣款等情節，都在呈現外賣行業的矛盾所在。

拋開外賣員與平臺間的矛盾，《逆行人生》也相對全方位的呈現了外賣員與消費者以及一些社會主體間的矛盾，比如部分消費者的刁難，一些商場不允許外賣員從正門進入等。而這些客觀矛盾的呈現，或多或少會讓外界對外賣員這一職業多一份尊重與理解。

在豆瓣評論區，一位從事外賣工作的用戶表示：“說拍底層就是消費苦難，我想說如果不拍，誰知道送個外賣這么多規矩，這么多意外。送外賣不比敲鍵盤容易，跟時間賽跑，跟人打交道，跟車子打交道，每一個方面都不容出錯，不然一環節出錯就會像電影剛開始的電動車一樣全部崩塌。”

電影市場進入高情緒價值時代后，大眾或許比以往更需要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明確表態”或“明確呈現鮮明的對抗性”，這在情理上并非不能理解，但在批判現實與改變現實這兩件事上，電影能做的只有盡力而為，這也是《逆行人生》的態度。

去年《年會不能停》能成為市場最大的黑馬之一，與影片呈現了一場理想主義的屬于打工人的直接反抗關系密切，而《逆行人生》的批判性更多隱藏在了細節與暗線之中。

《逆行人生》對現實的批判或許停留在了點到為止層面，但批判并未缺位，更談不上粉飾和平。點到為止，留出思考空間，至于觀眾能思考到哪一步，便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對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投入過高的附加期望，甚至這些期望某種程度上超出了電影所能承載的外延，對作品本身而言是不公平的，由此引發的輿論爭議也會影響外界對影片的客觀評判，比如《逆行人生》的相關爭議中就出現了“徐崢不該飾演底層小人物”等發言。

過去幾年，外界反復呼吁影視行業需要更多聚焦底層小人物、弱勢群體、普通職業的好作品，但當這樣的作品出現時，輿論也應該拋開情緒導向，相應給予包容。一部現實主義題材影片沒有成為爆款不要緊，但若現實主義逐漸成為一個費力又不討好的題材，對電影市場和觀眾來說都并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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