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之死，文官集團從此沉淪

公元1426年，樂安城外，一向高傲的漢王朱高煦，謀反失敗，出城投降。此刻的他伏在地上，被一位御史罵的渾身戰栗，不敢抬頭。

這位御史也因此一罵成名，自此進入明宣宗的視野，開始在仕途上有所展現。更讓當時在場的很多人想不到的是，二十三年以后，這個御史出身的文官，會成為挽救大明帝國的關鍵人物，重新為大明續上一百多年國祚。

此人就是于謙，一個非常著名且非常悲劇的人物。

于謙（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

這件事過去以后，明宣宗欽點于謙為巡按御史，負責巡按江西。

按照大明的官制體系，巡按御史屬于京官，工作地點在地方，這個崗位雖然等級比較低，權力卻非常大。

相當于朝廷常駐地方特派員，任何地方的工作問題，巡按御史都有權向朝廷啟動彈劾機制。

于謙在江西四年，工作出色，文獻記載：平反數百起冤案。

這是一個細思極恐的問題。我們可以這么看，于謙并非是專門派過去處置冤案的，所以處置上百起冤案，純粹是他的工作能力出色的結果，是他平時工作中的意外成果。

也就是說，能否發現冤案，是一個概率上的問題，既然是概率上的問題，那就說明冤案，不會只發生在江西。

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在彼時的大明朝，這是一個普遍性存在的問題。只不過，江西有于謙，所以這個上百起冤案，才能被查出來。

遺憾的是，在明史的記載中，當時的明朝各地，只有這么江西取得了這樣一個“成就”。

這就說明了一個問題，于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他不會裝聾作啞，也不會尸位素餐，更不會草菅人命。

在大明朝的歷史上，這樣的人物實在不多，甚至是稀少，而且站在上帝視角，我們會看到，他們的結局驚人的相似。

四年以后，巡撫制度開始試點運行，作為一名出色的巡按御史，于謙再次被明宣宗點名，巡撫河南、山西。

這是他第一次主政地方，而且一管就是兩個省。

于謙接受了這次考驗，這份工作他一共干了十九年，在任期間，他輕裝騎馬，探訪各地風土人情，跟鄉老會談，幾乎走遍了轄區內的每個地區，并且盡其所能的解決了他所發現的問題。

鑒于篇幅的問題，關于他工作的細節我們就在贅述。

我們要說的，是這十九年背后的故事。

公元1435年，明宣宗去世，他那九歲的兒子朱祁鎮繼承皇位，成為帝國的掌控者。

明英宗雖然年幼，但明宣宗在去世前，已經為他搭建了強大的輔政團隊，前臺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輔政，幕后有老祖母張太后支持。

所以小皇帝即不用操心朝政，也不用擔心大權旁落。

朱祁鎮（1427—1464），即明英宗

然而1442年以后，形勢開始發生了劇變。

這一年，被稱為“女中人杰”的張太后去世，隨后的四年里，三楊也先后離世，小皇帝終于失去了約束，大小事務開始交給宦官王振打理。

大明朝第一個宦官專權時代就此來臨。

這就意味著，于謙的工作，不太好開展了。

在嘉靖之前，巡撫是一份臨時性的工作，有事設置，事畢撤銷，而于謙之所以能夠巡撫山西、河南，并且一干就是十九年，主要是兩個原因。

一則是因為他工作出色，深得地方民心，以至于他被王振打壓，打算明升暗降，調任京官的時候，被地方民眾上書挽留，甚至連當時的藩王周王、晉王也上書要求于謙留任。

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他為人過于清廉，絲毫不動得變通。

按照當時不成文的官場慣例，地方官凡是到京師匯報工作，都會給王振帶點伴手禮以表敬意，一百兩白銀是基本要求，如果是一千兩，則可以獲得跟王振本人共進晚餐的機會，醉飽而歸。

于謙對此不屑一顧，或者說，根本沒錢。

于是他就得罪了王振，畢竟，給領導送禮的，領導未必記得住，但沒有送禮的，領導一定印象深刻。

很快，就有好事者彈劾于謙，說此人常年駐外地工作，多年不得升遷，心有不滿，居然趁著入朝的機會推薦他人，以從中漁利。

被于謙推薦的這倆人，一個叫孫原貞，時任河南右參政，一個叫王來，時任山西左參政。兩人為官清廉，執法公正，跟于謙完全屬于一個頻道里的人。

這里邊尤其要介紹一下的是王來。此人早年受楊士奇推薦，出任山西左參政，相當于布政使的副手。其工作能力不能說出色，也可以稱得上懶政克星。

因為文獻記載，被他杖斃的不作為的縣令，前后達到十多人！

于謙被彈劾以后，火速入獄，并且火速被判處死刑，然后坐等秋后問斬，效率高的離譜。

這也說明，當時的朝中，實在是無人可用，無人可以仗義執言了。

最終挽救于謙的，還是他多年主政的河南、山西。

當地百姓聽說他入獄即將問斬，群民共憤，紛紛聯名上書，為于謙鳴不平。

我翻了翻明史，這種事在大明朝，還是第一次出現。

于是朝廷御史、言官也紛紛上書為于謙求情。就連藩王也為他求情。

輿論影響很大，王振也難以平息。

事情的最終結果很滑稽，王振表示，案件判決沒問題，但人抓錯了。

此于謙，非彼于謙。有罪的是另一個叫同樣名字的于謙，不是我們的巡撫于謙。

于是，于謙被放出，后來又在百姓的呼聲中官復原職，回到河南擔任巡撫，他跟王振的人生第一次正面沖突就此結束。

當然也是唯一的一次沖突。

因為，1449年，瓦剌部在也先的帶領下進犯，慫恿明英宗親征的王振，在土木堡之變中，死于亂軍之中。

此時的于謙，剛剛在上一年結束了他的巡撫工作，調任兵部左侍郎（相當于國防部副部長）。

關于土木堡之變以及后來的京師保衛戰，在這里就不在贅述，我們要說講的是另一個故事。

歷史的走向就是這么的離譜。

如果沒有瓦剌的入侵，明英宗起碼要穩穩在位十五年，而王振——如果他身體沒什么大問題的話，極有可能要專權對應的時間。

如果是這樣，于謙也就沒有那次力挽狂瀾的機會，也就不會走到歷史的前臺，建功立業，成為后世敬仰的楷模。

當然，盡管仕途上會有所延緩，甚至很可能因為得罪王振而被貶官，但至少，不是后來的那種結局。

瓦剌入侵，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產生了一系列蝴蝶效應：明英宗御駕親征，二十余萬明軍精銳在土木堡全軍覆沒，皇帝被俘，兩個尚書，一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三個侍郎，以及一眾文武官員五十多人全部喪生。

整個朝廷，突然空出了一半的崗位，包括上邊那個皇帝寶座。

不僅如此。

一些人也迎來了他們命運的轉折。

石亨，大同守將，在大同之戰被瓦剌擊潰，單槍匹馬跑回京師，被于謙推薦，參與京師保衛戰。

徐珵，翰林院侍講，一個五品的小官，在土木堡之變傳到朝廷時，力主南遷，被于謙等人劈頭蓋臉一頓罵。

注意，他是當時唯一的一個站出來表示要南遷的人。

所以，在京師保衛戰勝利以后，力主南遷，也成為這哥們多年的人生污點。

不僅如此，連代替明英宗臨時即位的明代宗也記住了他。

幾年以后，于謙推薦他做國子監祭酒，明代宗表示：這不就是那個主張南遷的家伙嗎？讓他做國子祭酒，別給監生們帶壞了。

徐珵沒轍，后來經戶部尚書陳循點撥，改名徐有貞。

搞笑的是，明代宗顯然只記住了徐珵這個名字，所以徐珵改名徐有貞以后，果然突破仕途瓶頸，被派去治理黃河，后來治理有功，回來一路晉升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另一個人物叫曹吉祥，此人確實比較吉祥，因為他曾經是宦官王振的同黨，但是在土木堡之變發生，王振同黨被清算以后他，他居然被遺漏了。

大明朝有宦官監軍的慣例，曹吉祥也不例外，但是別人去外地監軍都是為了斂財，此人不僅斂財，還注意在工作中搜集武器，從軍隊中挑選精壯，養為家兵。

這個習慣在日后差點提前送走了明英宗，我們這里先埋個伏筆，下文單獨講。

之所以單獨拎出來這三個人，是因為在八年以后，這三個人懷著共同的目的，發動了一場旨在改朝換代且影響深遠的政變，這就是奪門之變。

在奪門之變中，被軟禁在南宮的明英宗復出即位，病重的明代宗一個月后撒手人寰。

對很多人而言，這件事并沒有動搖他們在朝中的根基，只不過是換了一個皇帝，多了三個權臣，但對于于謙本人而言，這是一場災難性的事件。

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是當初力主拒絕跟瓦剌談判，并主張擁立明代宗即位的主戰派，畢竟，擁立明代宗，不僅是朝中大臣們的一致決定，同時也得到了孫太后的支持。

最大的原因，還是我們文中前半部提到的， 于謙個人的性格問題。

江西那么多冤案，難道只有你于謙一個人眼睛不瞎？

大家都堅持給王振送禮，為何你要標新立異、劍走偏鋒？

尤其是這里還有一個細節。

徐有貞在改名之前，曾經通過于謙的門生向其謀官，而于謙居然真的不避嫌的向明代宗舉薦，最后還是因為明代宗記起此人當初力主南遷，才給與拒絕，也許，徐有貞真的有他的某種才能，才讓我們的于大人不計前嫌，為其引路。

然而，這件事的結果居然適得其反，因明代宗拒絕，于謙也懶得解釋，徐有貞居然就此認為，是于謙從中作梗，并從此忌恨上了于謙。

與此時對應的是，瓦剌退軍以后，一眾有功人員都得到了封賞，其中，石亨不僅封侯，其家人子弟也跟著多有提拔。石亨眼見大家都得到了好處，挺過意不去，于是向明代宗推薦于謙的兒子為官。

按說這個要求并不太過分，畢竟這屬于當時的常規操作，明代宗也是欣然同意。

然而謙居然主動上書，表示自己的兒子沒啥才能，不敢濫領功勞，還是不要做官的好。

明代宗沒啥意見，但石亨卻從此心懷不滿。

原因很簡單，你自家兒子不敢濫領功勞，那我們這些人怎么定性？

至于曹吉祥，早就在于謙的彈劾范圍之內，心懷不滿也是早已有之。

所以，于謙的死，就成為了某種必然。

畢竟，有你于謙在，讓我們這些人怎么活？有你于謙在，日后我們還怎么貪污腐??？

實際上，后世很多人，將于謙的死，歸結于明英宗的腹黑。

而實際上，且不說殺于謙，就連明英宗的復位，都完全是一種被動而為之。

奪門之變，純屬石亨三人的一場投機行動。

因為，盡管存在立儲之爭，但當時的情況是，明代宗病重，唯一的兒子也不幸夭折，盡管關于新皇位的繼承人問題存在爭議，但至少明代宗的時代很快就要過去。

常規操作，無非就是等老皇帝掛掉，然后或者是外地藩王，或者是前太子（明英宗之子）即位，明英宗繼續做他的太上皇，大明的政權實現有序交接。

只是，如果這么一來，石亨三人也就沒啥出頭之日，換了新皇帝，首輔還是于謙，他們就只能繼續被壓制。

唯一的辦法，就是把被囚禁的明英宗拉出來，重新推上皇位，然后挾擁戴之功，勸立足未穩的明英宗殺掉于謙。

推明英宗復辟只是第一步，殺掉于謙，重新瓜分權力資源，才是這項投機活動的完整結果。

這兩者，缺一不可。

至于于謙死于什么理由，其實已經不重要。

正如于謙本人所說的那句一樣：“亨等意耳，辯何益？”

公元1457年正月二十三，于謙被斬，抄家時，家無余財，只有當初明代宗送的幾件官服。

于謙之死，最大的影響并不只是他本身。

當初明成祖殺方孝孺，至少是兩個敵對陣營之間的問題，而于謙，作為拯救大明朝的功臣，最后居然被他一心維護的皇權給殺掉。這件事加劇了文官集團的避禍心理，救國，不如救自己。

文官集團的集體沉淪，大抵，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所以我們看到，明末，后金前后其次攻到北京城下，在京畿一帶跑馬劫掠，居然再無文官站出來主持大局。

到明朝末年，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

一切皆始于于謙之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