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 | 敦煌學全球尋根：學術的中心永遠在學者（訪談）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硬核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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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硬核讀書會

敦煌莫高窟第17窟，即舉世聞名的藏經洞。（圖/數字藏經洞）

人們常常將榮新江跨越千山萬水、滿世界尋找敦煌文獻的經歷，放在中國學者奪回敦煌學研究中心的背景下去看待。但榮新江并不太贊同，因為那樣說既不能概括中國敦煌學的發展，也不能清醒認識當今世界各地敦煌學的現狀。

?作者 | 蕭奉

?編輯 | 蘇煒

1907年5月，英國人斯坦因（Aurel Stein）來到敦煌，在莫高窟前搭起了帳篷，計劃進入藏經洞。

斯坦因先后四次進入中亞和中國西部探險考古，第一次是在1900年。出發前，他花了十年時間研究玄奘寫的《大唐西域記》，對絲綢之路南道的歷史地理已相當熟悉。到了新疆和田以后，斯坦因根據玄奘的記載找到了多個古代大廟的遺址，參考當地鄉民撿到古物的位置，一挖一個準，盜走了大量文物。

第二次來華探險，斯坦因發現了米蘭古城，揭走七件有翼天使壁畫。這是典型的犍陀羅佛教藝術，他對這些壁畫出現在羅布泊沙漠深處感到不可思議和萬分竊喜：“我總是感覺，自己像是身處在一些敘利亞或是其他羅馬東方行省的別墅遺址里，而不是在中國境內的一處佛教寺廟中。”

緊接著，斯坦因來到敦煌莫高窟。守門人王道士在他的哄騙下，打開了藏經洞。“借著王道士搖曳不定的燈光，我睜大了眼睛向陰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見一束束經卷一層一層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 斯坦因在莫高窟日以繼夜忙了三個星期，帶走五大馬車二十九箱繪畫和文書。

1908年，伯希和正在藏經洞挑選文物。

此后，法國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險隊、沙俄奧登堡探險隊等學者和探險家接踵而至，敦煌寶藏開始了流落全球的命運。

1984年，還在北京大學讀研的青年學者榮新江，借著到荷蘭萊頓大學交換的機會，開始滿歐洲、滿世界尋找敦煌文獻。第二年的4月22日，他來到第一個目的地英國圖書館，第一次看到了斯坦因從中國運走的敦煌寶藏實物。

40年后，榮新江依然保留著當年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的宣傳冊，封面圖就是公元10世紀敦煌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時期印制的文殊菩薩像。他將這些尋訪經歷寫在了《滿世界尋找敦煌》一書里。這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季羨林語）的見證，也是一個青年學者如何成為世界知名的敦煌學家、歷史學家的生動記錄。

《滿世界尋找敦煌》

榮新江 著

中華書局，2024-5

榮新江動心起念追尋敦煌的原由，最早或許可以追溯到1976年他讀過的一本講述敦煌藏經洞故事的冊子。那年他16歲，此前的“文革”期間幾乎沒有怎么上過學，也沒有多少書可以讀。更直接的原因，是榮新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后，選修了王永興與張廣達兩位先生開設的“敦煌文書研究”課程。

王永興是陳寅恪先生的弟子，他與張廣達先生倡導組建了一個松散的“敦煌研究小組”，經常參加者有季羨林、周一良、宿白、周祖謨等語言、歷史、考古學家。北京大學圖書館為敦煌研究小組提供了一個專屬的研究室，將北大當年購入的英國、法國所藏敦煌卷子的縮微膠卷，以及北大館藏的五百多本敦煌學書籍，都存放在這個房間里。榮新江作為學習委員，掌管著這個房間的鑰匙，每次有老師要過來看敦煌卷子，他便負責把膠卷搖到對應的位置，因而對敦煌卷子日漸熟悉。

大學期間，榮新江與王永興、張廣達先生在課間留影（右起： 張廣達、王永興、榮新江、張建國、盧向前）。 （圖/受訪者提供）

“敦煌文書研究”的結課作業是解讀一件敦煌文書。榮新江接到的任務是P.3016號文書（P字頭為伯希和從敦煌運走的卷子），涉及到于闐國的年號研究。導師張廣達先生將他拍攝的海外論文都借給榮新江看，幫助榮新江完成了第一篇學術論文《關于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這是榮新江正式進入敦煌學的開始。這篇論文后來被翻譯成法文發表，為榮新江后來在歐洲各國行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據榮新江回憶，他在赴荷蘭前向周一良先生報告，周一良告訴他：“你要是把芬蘭的東西（膠卷、照片）弄回來，也就不虛此行了。”到了歐洲后，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卻拒絕了榮新江的申請，理由是館藏的吐魯番寫卷很脆弱，保存狀況不佳。這是當時唯一拒絕榮新江的圖書館，至今他也沒有去芬蘭看過實物。芬蘭的吐魯番寫卷是馬達漢（Gustaf Emil Mannerheim，1867—1951）20世紀初來華探險時獲得的。值得說道的是，他比斯坦因更早來到敦煌，差點就去了莫高窟。

人們常常將榮新江跨越千山萬水、滿世界尋找敦煌文獻的經歷，放在中國學者奪回敦煌學研究中心的背景下去看待。在接受新周刊記者專訪時，榮新江認為這種說法既不能概括中國敦煌學的發展，也不能清醒認識當今世界各地敦煌學的現狀。“中心論其實是一個偽命題”，榮新江認為學術的中心永遠在學者，而不在某一個國家或單位。

“我們學者做研究，研究到一定地步，就是中心。”比如陳寅恪，比如季羨林，比如榮新江。

榮新江，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 2021年7月22日，榮新江當選為英國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通訊院士。 他是繼陳寅恪、夏鼐后，第三位當選的中國學者。

重新認識敦煌與絲綢之路

《新周刊》：斯坦因、伯希和來新疆的時候，有的寺廟遺址是根據《大唐西域記》找到的。時隔十幾個世紀，這本書為什么還能夠按圖索驥？

榮新江：我們現在都會找名勝古跡去旅游，玄奘也一樣。他是僧人，到了一個地方就會找當地的大寺廟去朝圣。他在書里明確地記錄了那些寺廟距離王城多少里。

沙漠城市跟中原不一樣。中原地區的城址經常搬遷，唐代幽州、元大都、金中都的中心都在今天北京的范圍里頭，但并不在同一個位置。遇到改朝換代和戰亂，中原城市常常有易地重建的情況。而在沙漠，你就沒辦法隨便選點建城，每個居住點都得靠著河流和綠洲。所以，絲綢之路上那些大城市大部分都沒有換過位置，一直在那。比如昭怙厘大寺（又名雀離大寺），玄奘在《大唐西域記》里說“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怙厘”，考古學家根據這個坐標就找到了遺址。

斯坦因把約特干定為于闐都城，他把唐里換算成英里，按玄奘說的方向走，到那個地方就跟當地老鄉打探，他們在附近有沒有挖出過什么古物。老鄉一指，斯坦因一探，果然就有一個大廟，一挖一個準。所以，斯坦因真是老謀深算。

斯坦因從敦煌藏經洞剛剛拿出來的經卷。

《新周刊》：玄奘取經的情形是怎么樣的，他到過敦煌嗎？

榮新江：玄奘出去的時候是貞觀元年，當時唐太宗還沒平定中原，封閉了西域邊關，免得有人偷渡出去，把突厥人引過來。所以玄奘只能偷渡出去。有一個粟特商人石槃陀帶他出去，他是絲綢之路上的商人，知道怎么走。石槃陀就是孫悟空的原型。

當時玄奘沒經過敦煌，是從敦煌東邊往北走，有一個第五烽，又叫第五道，正好守衛的士兵信佛，就放他過去了。取經歸來的時候，玄奘為了報答幫助過他的結拜兄弟高昌王麹文泰，決定不走海路，還是循陸路回來了。

貞觀十六年（642），玄奘回到了于闐，才知道唐太宗已經把高昌國滅了，麹文泰兩年前就死了。太宗得知玄奘回來后，快馬加鞭派人去接他，從長安到敦煌、流沙（即鄯善）、且末、羅布泊、于闐，接到玄奘后，再一站接一站送到長安。因此，玄奘是馬不停蹄，沒辦法在敦煌待多久。因為太宗打完高昌，下一步就要打焉耆、龜茲，接著往中亞進軍，而玄奘是當時最了解中亞的人。

榆林窟第3窟《玄奘取經圖》（西夏）。

《新周刊》：元代時馬可·波羅來中國，絲綢之路已經有一些衰落了。他是怎么走的？

榮新江：很多人說陸上絲綢之路在宋代以后就衰落了，這是一種錯誤觀念。有的學者站在宋朝這邊看，認為漢人跟西域國家沒有聯系了。

實際上，當時西北和西域有西夏、敦煌歸義軍、于闐、甘州回鶻、西州回鶻等王國和政權，這些綠洲王國都要做生意的，所以他們一直都在維護絲綢之路。就算是宋朝時期，絲綢之路也沒有斷掉，因為皇帝大印必須要用于闐玉，皇妃、皇后身上的玉佩也必須是于闐玉，這是有禮制規定的。在敦煌歸義軍時期，每年都有好幾撥于闐使者到敦煌，一住就是好幾個月。宋人和西夏打仗時，這段路可能會斷掉，但大家可以繞路青唐羌，這里依然是通的。

馬可·波羅是商人，他原本打算從波斯灣坐船過來，到了那兒后發現阿拉伯船只是用棕櫚樹麻絲做的，覺得不牢靠，于是決定走陸路：從伊朗克爾曼越過伊朗沙漠，穿越中亞，翻過帕米爾高原到了和田，然后走絲綢之路南道到敦煌，再到武威，往北到上都，最后抵達大都。離開中國時，馬可·波羅走的是海路，從泉州上船。

《新周刊》：你曾通過對一件吐魯番文書的研究，發現唐代西州天山縣的社會面貌。敦煌藏經洞發現120多年后，我們對敦煌這個地方也有很多新的認識吧。

榮新江：天山縣那個案例發生在唐寶應元年（762），一個粟特人的小孩在漢人張游鶴的店鋪門前坐著玩耍，被突厥人康失芬的車碾傷了。雙方要打官司，那就要用到唐朝的法律。因為事發在張游鶴的店鋪門前，又牽涉到張氏家族，他們是一個道教集團，跟佛教的關系也很密切。

最有意思的是，這個張游鶴的店鋪位于城南門口交通要道的位置，也就是絲綢之路的要道邊上。唐代怎么開店，店里怎么用錢，粟特商人跟漢人怎么交易，這些完全可以寫成一個非虛構作品。在敦煌文獻里，類似例子就更多、更細了。從敦煌歸義軍的一個酒賬，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八月十五、正月十五怎么過。

郝春文寫過一本書叫《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把敦煌僧人從小孩一步步變成僧人的過程寫清楚了，他們怎么受戒，參加什么佛事活動，為什么可以住在家里，如何娶妻生子，平時怎么喝酒吃肉，怎么交稅、服勞役，整個都寫出來了。那個情況就和現在日本差不多，敦煌僧尼人口占比太大了，他們也得交稅。

不過，《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的寫法還是按章節來敘述，然后用史料來證明。其實可以放開來寫，比如某天幾個和尚湊在一起聊天，咱今天喝什么、吃什么，再結合高啟安寫的敦煌飲食，敦煌的各種美食美酒都有什么講究。這么寫可能更好玩，歷史就活過來了。

有一本書講到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巴士底獄旁邊有個咖啡館，咖啡館里面每天都有誰，里里外外發生了什么事情。我也很想寫一本敘述性的書：某一天白居易推出房門，走到街上，可能遇到一個馬隊，然后發生了什么事。

我希望將來用敦煌吐魯番文書來寫這樣的書。

1985年，榮新江在劍橋牛頓塑像前留影。（圖/受訪者提供）

滿世界尋找敦煌，直到成為中心

《新周刊》：1984年你出國尋找敦煌文獻，有一個時代背景，當時的中國學者想把敦煌學的研究中心奪回來。那時候的氛圍是怎么樣的？在你出國時，老師們有無提出什么期望？

榮新江 ：我當時是一個出去交換的研究生，在國外到處尋找敦煌卷子，這完全是我個人的行為和興趣，出國前也沒有任何人給我提過什么要求。只是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時有這么一個背景而已。

但你這個問題涉及到了一個事情。1981年4月，日本的敦煌學家藤枝晃教授在南開大學歷史系吳廷璆先生的邀請下，到南開大學做了一系列講演。主持人介紹藤枝晃時就說，雖然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日本，所以我們把藤枝晃先生請來講一講。當時這么講其實一點錯都沒有，那會兒我們還沒有什么敦煌學研究成果。北大的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是1982年才出第一本敦煌學集刊，之前啥都沒有。

當然，我們學者是有愛國情感的。1981年中國男排逆轉出線世界杯，我們在北大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高興地把大電線桿子都快點著了。但是，這種情緒要不要和敦煌學嫁接到一起？沒必要，至少我沒有。那次是北大跟萊頓大學有個交換，有人去搞文學，有人去搞哲學，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員。恰好因為我是搞敦煌的，我當然不會放掉這個機會，要滿世界尋找敦煌。

其次，這個中心論是一個偽命題。我們學者做研究，研究到一定地步，就是中心。我在北大一個人搞敦煌，我也是中心。在法蘭西學術院，有人研究巴爾扎克，有人研究紅樓夢，有人研究數學，其實都是幾個人在那里搞研究，然后成中心了。藤枝晃一個人在京都大學搞敦煌學，他帶了一個讀書班，他就是一個中心。他退休了，這個中心就挪到龍谷大學去了。后來京都大學出了一個高田時雄，中間有一段就空白了。

學術是一線單傳，誰在那，誰就是中心；誰不在那了，中心立刻就沒了。

《新周刊》：季羨林先生也是如此，一個人成為一個中心。

榮新江 ：學術是一線單傳，這話其實就是季先生說的。他的學生段晴，從年輕的時候開始修煉，她好不容易修煉到季先生的地步，人又沒了。學術就是這樣，人沒了，中心就沒了。這就是學術，不知道砸進去多少錢，才能培養一個季羨林，培養一個段晴。

榮新江與饒宗頤、季羨林先生在一起（右起： 榮新江、饒宗頤、季羨林、饒宗頤女兒饒清芬、林悟殊） 。（圖/受訪者提供）

《新周刊》：在德國時，于闐語專家恩默瑞克（R. E. Emmerick）邀請你跟他讀研究生，你后來沒答應，當時的考慮是怎么樣的？

榮新江 ：首先，我是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隋唐史研究方向的學生。所以我一開始就跟著老師們背那些制度史，一部《唐六典》，一部《資治通鑒》，都要非常熟的。后來因為有一個敦煌卷子，要研究于闐的年號，我才做了敦煌學的練習。但我也不是專門研究于闐的，那比敦煌還窄，更加找不著人給你答辯。如果我去那里學于闐語的話，我白背《唐六典》了。

我現在主要搞中外關系史，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有大量摩尼教、景教的東西，都是現在國際上最熱門的學問。包括我研究的粟特歷史，里面也有阿拉伯與中國的關系、伊朗和中國的關系，這些研究我都有貢獻。我帶的學生，從希臘、羅馬與中國關系史，從隋唐到明清，都有做研究。

《新周刊》：恩默瑞克其實也是希望你幫他做研究，因為你有漢語和隋唐史的背景。

榮新江 ：他收段晴做學生也是這樣的目的。胡語是死語言，而且斷成了片片。我聽過一學期于闐語、粟特語，不能說懂得這兩門語言，但我知道他們是怎么解讀的。

解讀古代語言有很多方法。比如說任何一門語言里都有大量借詞，唐朝統治塔里木盆地那么多年，有大量的漢語進入到了于闐語里。還有很多名詞，很多老外都不懂漢字，什么節度使、節度押衙、兵馬使、游弈使游弈使，還有尺、寸、丈等度量衡，這些在于闐語文書里都是用漢字直接拼寫的。老外一看，完了，不懂。所以恩默瑞克想讓我跟他學于闐語。

段晴老師有些成就超過了她的老師恩默瑞克。比如于闐文書里有一個于闐語的詞，意思是“半人”，外國學者直接翻譯成halfman。半個人是什么人？沒有這種人。后來發現一件雙語的卷子，漢語名字下面有“殘”字，對應于于闐語的“半個人”，它的意思就是殘疾人就是半人，就是halfman。

唐朝法律把殘疾人分成三類——殘疾、廢疾、篤疾，派役的時候要根據他們的身體情況來安排。腿部殘廢的人，就讓他看斗門（灌溉水渠的放水閘門），用手就可以操作。在西北地區，澆水要先從下游開始，澆完了，他就把斗門關上。因為西北的水非常珍貴，都是山上的雪水，通過溝溝渠渠分流到各地。這個“半人”的問題到段晴這里就解決了。

如果我跟著恩默瑞克讀研究生，我也可以用漢語解讀這些詞，但這不是于闐語最重要的部分，還要解決語法、詞性等。

1985年，榮新江（中）在英國與貝利（左）及其助手合影。 （圖/受訪者提供）

《新周刊》：當年出國尋找敦煌，對你的學術眼光來說，應該大有裨益。現在海外的敦煌學研究，學者是不是越來越少？

榮新江 ：海外的敦煌學，通常是項目制和小組制，幾個人在那搞研究，事情做完了，項目就可以取消了。實際上，敦煌學就是一大堆資料，不管是藏經洞還是莫高窟，我們可以從各種角度去研究。

中國學者比較擅長的是漢語，尤其是那些世俗文書。過去這是日本人做得比較好的工作，上一代西方學者也很厲害，像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國漢學家）那一代學者，他們看的漢語古籍都是沒有標點的，而且很多都是亂七八糟的，像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接觸到的民間契約、藥方、賬單等，他們每個字都能認出來。

相比之下，現在科班出身的學生，讀一個標點本的《二十四史》就夠費勁的了。好在，我們中國學者訓練起來，草書、隸書、行書等都有人教，很快就能上手。所以在這方面，今天的西方學者就沒戲了。但是在藏文這一塊，咱們就比人家差遠了，像山口瑞鳳（1926—2023，日本藏學家）和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法國藏學家），不管是佛教、苯教還是世俗文書，他們都很熟。

我們不能夠狹隘地看待敦煌。敦煌文化是個世界文化，里面不只有漢語文化，還有梵文、于闐文、粟特文、藏文等語言的文化，這些方面的研究，最強仍然是西方學者。在道教和佛教上，他們有些方面比中國學者研究得還深。還有地域史、社會史、書籍史等方面，海外敦煌學者也很厲害。

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粟特商隊，出自莫高窟第103窟《法華經變》。

敦煌學的規范化還差得遠

《新周刊》：20世紀有四大學術發現（殷商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藏經洞、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為什么說敦煌藏經洞的價值是最高的？

榮新江：以發現的時點來說，那時殷墟甲骨只有幾百片，數量太少了，而且甲骨是用來占卜的，涉及范圍太狹窄。至于敦煌居延漢簡，李學勤先生說過它們是“不涉要典”，里面沒有什么重要典籍，主要是邊疆將士使用的日歷、詔令、字書等。倒是長江流域的馬王堆漢墓、銀雀山漢墓，發現了最高等級的典籍，如《論語》《孝經》《周易》。饒宗頤先生都開玩笑說，馬王堆發現的《周易》，堪稱是中國的Bible（圣經）。明清檔案雖然規模很大，但是才剛剛發現，還沒怎么整理。

敦煌不一樣。敦煌藏經洞的東西剛被斯坦因、伯希和拿出來時，伯希和就知道里面有《尚書》《論語》這樣的要典。整個敦煌文獻，涉及經史子集、佛經、道教和其他宗教文化，還有各種各樣的世俗典籍和文書資料，時間從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宋初，橫跨上千年。相比之下，其他三個的時間都比較短，沒有一個能比敦煌豐富。

《新周刊》：2000年，藏經洞發現100周年的時候，季羨林先生曾說，敦煌學雖然已經發展一百年，但研究工作完成了還不到一半。20多年后的今天，敦煌學完成到了什么程度？

榮新江：季先生那番話，是作為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給大家鼓點勁兒。實際上，沒辦法一概而論。比如敦煌學里邊的均田制問題，我覺得研究得差不多了，已經有五六本書了，所以我絕對不會讓學生再去研究敦煌均田制。但是，書籍史還是方興未艾，整個敦煌學還沒有一本書籍史著作，也沒有一個敦煌寫本學的著作。最近出了一本《中國古文書學研究初編》，也是很初步的，整個書籍史研究還沒有建立起來。

徐俊出過一本《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他以卷為中心來理解唐代的詩歌。在過去，我們是分作家來做詩集的，李白的歸李白，白居易的歸白居易。其實他們的詩歌都寫在一個卷子上，不是拆開的。徐俊就把這一個卷子，包括卷子上寫的其他雜亂無章的東西，都敘述一遍。這個就是現在書籍史的做法。徐俊做這個的時候還沒有書籍史的概念，他能做到這一步是很有超前意識的。我后來去美國開會，他們是人手一本徐俊的書。

再比如敦煌的社會史，這個東西更難把握，你得對敦煌卷子非常熟悉才行。像郝春文寫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這樣的書還是太少了。我希望將來能夠推動這樣的敘事性寫作，把歷史寫活了。當然，我們要有很大的勇氣去面對別人的批評。

1991年，榮新江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抄書。 （圖/受訪者提供）

《新周刊》：周一良先生認為，“敦煌學”應該永遠放在括號里，它是一門不成系統的學問。1990年你就出過一本《話說敦煌》，開始系統地思考敦煌學問題。現在你認為，敦煌學的學術規范是否已建立起來？

榮新江：沒有，差遠了。我們很多做敦煌研究的人，根本不管學術規范。因為敦煌沒有《二十四史》標點本，人人都覺得他自己可以研究點東西，甚至來源就寫一個敦煌文書編號，就說那是他的發現，實際上都是偷湯換藥，抄我們這些辛辛苦苦做錄文的人的。

我兩次鼓足勇氣想寫敦煌學、吐魯番學的學術規范，那都是得罪人的事兒。反正最后總有人來清理這個學術史，特別是大數據一出來，誰犯的什么錯，誰抄別人的，最后都清楚。

《新周刊》：1984年出國前，你和張廣達先生去敦煌考察，當時有什么收獲？

榮新江：當時我們非常幸運，從張掖到敦煌，一路都是坐軍車。敦煌研究院的有些先生在敦煌干了這么多年，都沒去過兩關（陽關和玉門關），因為沒車。那會兒的路都是老鄉打柴、開拖拉機時走的路，跟古代的絲綢之路差不多。在沙漠里頭，人類走的路沒辦法偏離太大方向，基本上和古代一樣。

長城是東西交通的，古代絲綢之路就沿著長城走。現在的柏油馬路一條直線開到玉門關，完全不是以前的感覺了。以前走那段路，我們一會兒看得見長城，一會兒又看不見了，估計跟古人走的感覺差不多。

當時很艱苦，但我們很幸運地走到了大方盤城，即河倉城，也到了玉門關。我們順著漢長城，一直走到一個叫馬圈灣的地方。1980年代初，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馬圈灣挖過一次，出土了馬圈灣漢簡。當時主持挖掘的吳礽驤先生（1934—2004）說，玉門關的城關遺址應該在馬圈灣那一帶。所以，張廣達先生一定要去馬圈灣看看，那里像不像一個關城的形勢。我跟著張先生走了很遠，跑到整個長城都看不見了。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沒去過那么遠的地方。

這是我下一本書的故事，到時我會把歷次西部考察的故事寫出來。

雪后的莫高窟。 （圖/圖蟲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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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蕭奉

編輯丨蘇煒

校對丨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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