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為什么需要“桐城”

吾球商業評論

然而，我早已看穿了一切

【新華社近日關于桐城的報道，一時觀者如堵|來自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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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人的為人處世，從張家的謙讓，到孫氏的慧眼識人，無不印證了“桐城”的魅力所在。也正因為浸淫于“桐城”文化，讓張謇終成大器，成為舉世聞名的“下海狀元”，為這個國家工業的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所以，在我心里，桐城和南通是一脈相承的。這個國家對這兩個城市投上了溫情一瞥，也暗示著這個國家的走向，一定是以和為重，尊重規律，律己為人，人人向“新”，心懷家國。而“桐城”也終將成為未來最為重要的一部分。

采寫+主編/王千馬

圖片/王千馬+網絡（侵刪）；

編制/大腰精+牛兒響叮當+喲嚯

總書記到桐城了，這是這個小城多年來最頂峰的時刻了！我從視頻中看到，老家用萬人空巷來表達自己的熱情！

我曾經在無數向外人介紹老家的場合都要提到的六尺巷，毫無疑問，它自然而然也成了總書記在桐城之行的重要安排。

六尺巷其實不長，也不寬大。三四個人并排走都覺得擠得慌，但它卻有巨大的胸懷。關于六尺巷的故事，已經被寫得連篇累牘，不想再述，我只想說的是，沒有張家的主動退讓，就不會有兩家人的各讓三尺。作為以“父子雙宰相”留名于世的張家，他不會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權力，但是在父老鄉親面前，他保持住桐城作為禮儀之鄉的門面。

毋庸置疑的是，六尺巷在過往很長一段時間，被淹沒在城市的野蠻生長之中。我在桐中就讀時，六尺巷似乎還藏在一家榮軍院內。貌不驚人，也無人問津。那時的老家，正是十萬大軍跑推銷的時期，大家拼命地想賺錢，也有不少人通過開刷子廠、印塑料袋，或者帶人南下做工程發了大財。以前，桐城人講究“窮不丟書，富不丟豬”，通過苦讀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整個城市在朗朗讀書聲中記住了奮斗和道義。但市場經濟的潮流卻讓大家找到了另一種改變命運的路線。桐城人是聰明的，一旦嘗到了甜頭，就會把路線走成線路，甚至是一條金光大道，當然也因為匆匆忙忙，將它踩踏得塵埃飛揚，迷了方向。這也是桐城之所以有一段時間失語的原因，但慶幸的是，我們畢竟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畢竟還有這座六尺巷！它總是在默默地提醒我們，不要跑得太快，忘了來時的路。

【桐城成都商會的會徽，正是以“六尺巷”為主體設計|來自截圖】

現在想想，我們桐城人是喜歡講“德”的。評價一個人好不好，就是“有沒有德”。六尺巷就是離不開先賢的“德”，而無數桐城籍人物也是先賢精心孕育的文風熏陶培養出來的。沒有德，就沒有我們今天的“桐城”，同樣，沒有德，“桐城”即使有一時的發展，也不會走得長久！

今天的社會，有些浮躁。以前增量時代，大家都在搶，到了今天的存量時代，大家就更搶個不停，甚至有把手伸進別人飯碗的架勢。搶得過的，心累，搶不過的，只好躺平。這也造成了當下的割裂，和戾氣！而在整個全球，也是戾氣橫生，俄烏還沒扯清楚，以色列又頻頻開展斬首行動。似乎，一個地球容不下別人。所以，六尺巷能在今天被重新發現，真是恰如其時，也是“應運而生”。剛剛收到在安徽省城任職的桐城老鄉季翔兄發來的文章，他說要把“讓”定義為新時代的桐城精神，我覺得有一定的道理！不過，我更認為，“讓”不僅只是道德上的謙讓、生活中的禮儀，更應該是經濟上相互包容和妥協，換句話說，它最終不是讓每個人都退無可退，而是都有飯吃。這就像六尺巷，退到最后，退出一條巷子來！

此外，我們也應該想想“讓”的目的。它最終是為了達到另一個字：和。我希望這個國家和世界一樣，和而不同。而“讓”正是尊重這個“不同”，讓“不同”各自存在各自美好。

【桐城市杭州商會則將“六尺巷”作為自己重點打造的論壇名|攝自王千馬】

我們今天重新發現六尺巷，正是我們需要禮讓這個價值觀。只有找到這樣的核心價值觀，社會才會回歸理性，回歸平和。而經濟的發展才不至于跑偏。換句話說，我們既需要“敢為人先”，同樣也需要和睦禮讓。只有建立在正確價值觀上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

這也是近幾年來桐城經濟飛速提升的一個原因，除了幾任領導的親力親為，還有就是時刻提醒自己，我們的城市需要什么？毫無疑問，那就是營造好的營商環境，戒驕戒躁，努力發展實體，向新而行，并將城市的發展普惠到每個人的頭上。也就在“新華社”《這就是桐城》的報道中，我們既看到了桐城人從“小袋子、小蓋子、小刷子、小配件”起家，撐起民營經濟一片天，也看到今天的桐城，更是向“綠”而行，打造綠色包裝中小企業產業集群典范，同時不斷提升產業“含新量”。比如發展“兩新一醫”三大主導產業，即新能源汽車零部件、光伏新材料、醫工醫藥健康產業……2023年共實現營收150余億元，申請有效發明專利近百項。這就是文化和經濟的相輔相成。

這其實也是整個國家的追求。我記得這幾年來總書記曾去過好幾個地方。印象最深刻的是南通。南通有大商人張謇。張謇以一己之力成就一城。說起來，張謇跟我們桐城有很大關系。在吾球商業地理一文，我曾提及他曾深受桐城人的恩惠——在他深陷牢獄之災時，是桐城人孫云錦憐惜其才，助其脫困。所以，張謇回通州從師趙彭淵門下，奉師命“盡棄向所讀之文”，重點改學桐城派古文。日后，當吳汝綸先生舍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一職而回安慶創辦桐城中學，他也成了吳汝綸的莫大支持者。

某種意義上，桐城人的為人處世，從張家的謙讓，到孫氏的慧眼識人，無不印證了“桐城”的魅力所在。也正因為浸淫于“桐城”文化，讓張謇終成大器，成為舉世聞名的“下海狀元”，為這個國家工業的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

所以，在我心里，桐城和南通是一脈相承的。這個國家對這兩個城市投上了溫情一瞥，也暗示著這個國家的走向，一定是以和為重，尊重規律，律己為人，人人向“新”，心懷家國。而“桐城”也終將成為未來最為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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