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 朱自清：寫歌雜記·起興

幼讀朱熹《詩集傳》，見他在“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釋云：

興也。……雎鳩，水鳥，……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

我的心中很疑惑：雎鳩是情摯而有別的，君子與淑女是像它們的，那么這明明是“比”而不是“興”了。

朱熹所下的賦興比的界說，是：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其所詠之詞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賦和比都容易明白，惟獨興卻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看《詩集傳》中他所定為興詩的許多篇，還是一個茫然，如《桃夭》篇云：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他解釋道：《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

那么，這詩是說在桃花盛開時她嫁了；詠桃花以著嫁時，乃是直陳其事的賦詩。又如《麟趾》篇云：麟之趾，振振公子。

他解釋道：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

這詩既說仁厚的公子同麟趾一樣的愛物，又是一首以彼物比此物的比詩了。朱熹自己審定的許多興詩，不但不足以證成他的界說，反與其他的別兩類相混，這如何可以使得我們明白呢？

數年來，我輯集了些歌謠，忽然在無意中悟出興詩的意義。今就本集所載的錄出九條于下：

一、螢火蟲，彈彈開，千金小姐嫁秀才。……（第十九首）

二、螢火蟲，夜夜紅，親娘績苧換燈籠。……（第二十首）

三、蠶豆花開烏油油，姐在房中梳好頭。……（第五十一首）

四、南瓜棚，著地生，外公外婆叫我親外甥。……（第五十三首）

五、一莢芼豆碧波青，兩邊兩懸竹絲燈。……（第五十四首）

六、一朝迷露間朝霜，姑娘房里懶梳妝。……（第五十八首）

七、陽山頭上竹葉青，新做媳婦像觀音。……陽山頭上竹葉黃，新做媳婦像夜

叉。……（第六十一首）

八、陽山頭上花小籃，新做媳婦多許難。……（第六十二首）

九、梔子花開心里黃，三縣一府捉流氓。……（第九十二首）

在這九條中，我們很可看出起首的一句和承接的一句是沒有關系的。例如新做媳婦的好，并不在于陽山頂上竹葉的發青；而新做媳婦的難，也不在于陽山頂上有了一只花小籃。它們所以會得這樣成為無意義的聯合，只因“青”與“音”是同韻，“籃”與“難”是同韻，若開首就唱“新做媳婦像觀音”，覺得太突兀，站不住，不如先唱了一句“陽山頭上竹葉青”，于是得了陪襯，有了起勢了。至于說陽山乃為陽山，是蘇州一帶最高的山，容易望見，所以隨口拿來開個頭，倘使唱歌的人要唱“新做媳婦多許好”，便自然先唱出“陽山頭上一叢草”了。倘然要唱“有個小娘要嫁人”，便也許先唱出“陽山頭上一只鶯”了。

這在古樂府中也有例可舉。如“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原與下邊的“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一點沒有關系。只因若在起首就說“十三學織素”，覺得率直無味，所以加上了“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一來是可以用“徊”字來起“衣”“書”的韻腳，二來是可以借這句有力的話來作一個起勢。

我們懂得了這一個意思，于是“關關雎鳩”的興起淑女與君子便不難解了。作這詩的人原只要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嫌太單調了，太率直了，所以先說一句“關關雎雞，在河之洲”，它的最重要的意義，只在“洲”與“逑”的協韻，至于雎鳩的“情摯而有別”，淑女與君子的“和樂而恭敬”，原是作詩的人所絕沒有想到的。

八百年前的鄭樵，他早已見到這一層，他在《讀詩易法》（《六經奧論》卷首）中說：“關關雎鳩”，……是作詩者一時之興，所見在是，不謀而感于心也。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興在鴛鴦，則“鴛鴦在梁”，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鳲鳩，則“鳲鳩在桑”，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黃鳥、在桑扈，則“綿蠻黃鳥”、“交交桑扈”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關關”然后可以美后妃，他無預焉，不可以語《詩》也！

他在這段文中雖仍不能屏除后妃的成見，但他的解釋興義是極確切的。

用了這個眼光去看古人的說《詩》的文字，就覺得他們的說話真是支離滅裂的到了極度。他們只是隨便說了一番，卻使《詩》義因此不明，現在舉一個例在下面：

《邶風·雄雉》篇云：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我們看了以上的話，便可知道這兩章詩的本義，原在懷自詒之阻，及勞心于念君子兩個意思。雄雉的“泄泄其羽”只為“阻”字的押韻，“下上其音”也只為“心”字的押韻。但作《序》的人，是看定《邶風》為衛國的詩的（《邶風》是否衛詩，我覺得現在不能斷定），又從《左傳》上知道衛國有淫君曰衛宣公，于是就斷道：《雄雉》，刺衛宣公也。

鄭玄作《詩箋》，就本了《序》說及《毛傳》的“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而說道：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迅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

可憐《邶風》作者便起了一個興，累得衛宣公到漢朝時又加添了一重罪案。

在蘇州的唱本中有兩句話，寫盡了歌者的苦悶和起興的需要：山歌好唱起頭難，起了頭來便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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