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 | 迪朗：虛擬資本是如何狂掠實體財富的？

當今社會，我們目睹了一個日益撕裂的社會階層現象。從一線城市到鄉村小鎮，從繁華都市到偏遠山區，貧富差距的鴻溝正在不斷加深。而這種社會階層的撕裂，與虛擬資本的肆虐掠奪實體財富密切相關。

隨著金融市場的繁榮和科技的飛速發展，虛擬資本逐漸嶄露頭角，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擴張。然而，這種資本的崛起并未帶來普遍的繁榮和共享的財富，反而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和矛盾。

實體經濟與金融房地產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是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大量金融資本涌向房地產行業，導致房價持續上漲，而實體經濟則因資金短缺而運行乏力。這種資源配置的自發性使得資金繼續投入虛擬經濟領域，進一步加劇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失衡。

更為嚴重的是，虛擬資本的掠奪行為已經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它不僅掠奪了普通民眾的勞動成果，還破壞了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在虛擬資本的推動下，一些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和惡性競爭，而另一些行業則因資金短缺而難以為繼。這種局面不僅導致了社會資源的浪費和效率的低下，還加劇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撕裂和矛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的新書《虛擬資本：金融怎樣挪用我們的未來》深刻探討了這個話題。

本文為《虛擬資本：金融怎樣挪用我們的未來》后記

理論家詹明信指出：“市場就像……披著羊皮的利維坦,它的功能并非鼓勵和延續自由,而是壓制自由”。

市場意識形態披著自由的外衣,卻禁止人類集體地、自覺地掌握自己的經濟命運,聲稱這種舉措只會導致悲劇。我們很幸運,可以把事情交給“看不見的手”這個隱蔽的上帝來處理,斯密式的市場把私人的惡習變成公共的美德,據說還能讓利益沖突變得和諧。

這種神話導致人們放棄了對未來進行思考和安排的自由。這也意味著放棄了當意外發生時修改這些計劃的可能性。通過自由市場主義者的新自由主義計劃,社會將對時間的掌控權交給了非人性的金融機制。后者因此獲得了一種規訓權力,公共和私人經濟行為主體都必須服從這種權力。銀行家和投資者的貪婪以及宏觀經濟的不穩定都源于這一機制,但構成它核心的是虛擬資本——對尚未產生的財富的提款權的積累,其形式包括私人和公共債務、股票市值和各種金融產品。

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爆發10年之后,欣喜的面紗已經褪去。現在是幻想破滅的時刻,承諾不再具有魔力。近30年來,金融化為沃爾夫岡·施特拉克所稱的“民主資本主義”提供了喘息的機會。由于負債率上升和股票市場價格高企,盡管與戰后相比經濟增長急劇放緩,但企業的利潤需求與民眾對消費和公共服務的期望都得到了部分滿足。提供信貸的人(股東、富有的儲蓄者、機構投資者)對金融財富的大幅增長感到高興,他們認為這些財富仍然可以兌換成貨幣。在一些國家,公債發揮了主導作用;而在另一些國家,消費貸款和住房貸款則扮演了主角。一些國家(特別是德國)通過積累貿易順差,成功地阻止了初級形式的虛擬資本在國內經濟中的發展。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與一些人的盈余相對應的是另一些人的赤字,這本質上意味著向外國人貸款并接受境外發行的金融證券。2008年的金融颶風清楚地表明,沒有什么能逃脫虛擬資本的控制。

當危機出現時,人們開始懷疑,支撐財富的基礎難以繼續支撐海量數據的激增。正如我們所見,金融只是相對獨立。當然,它可以容忍與實體經濟收益率有一定距離的波動,但它無法永遠擺脫從土地和勞動力中攫取利潤的需要。金融資本可能只是一只“紙老虎”,但它會咬人!

虛擬資本獲得的力量體現在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上。有價證券代表著對未來生產的優先購買權,但也為所有者提供了在任何特定時刻將其轉換為真實貨幣的可能性?？傮w而言,這種流動性只是一種假象,因為不可能立即兌現所有這些承諾。但這無疑是一種強大的虛擬性。自2008年以來,政府當局將金融穩定放在絕對優先的地位,這表明它們決心證實虛擬資本對流動性的要求。然而,只有在已經做出的承諾得到遵守的情況下,這一要求才會成立。換句話說,現在的金融利潤支撐著累積的虛擬資本的價值。只有過去的承諾得到遵守,今天的承諾才能被接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面對每一次金融動蕩,各國政府和貨幣當局的重大使命就是保證金融利潤的連續性,近年來更是如此。

今天,在生產不景氣的背景下,這種需求呈現出引人注目的新特點。近半個世紀以來,富裕國家的經濟增長一直在放緩,目前正陷入長期停滯狀態。非金融企業金融支付和金融收入的增加預示著對國內投資的厭惡,助長了這些嚴重的停滯趨勢。沒有什么能保證技術的加速發展會帶來新一輪經濟擴張。隨著金融承諾變得日益沉重,我們的社會正沿著一條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具有爆炸性的軌跡前進。

虛擬資本的原材料是金融利潤。由于金融本身不生產任何東西,它必須從別處汲取果實。我們指出了虛擬資本積累背后的三種社會經濟邏輯。如果與創新相關的生產結構調整邏輯具有足夠的活力,那么金融利潤就可以持續,而不會對社會造成過大的損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發清楚地看到,事實并非如此。因此,金融穩定開始依賴于另外兩個顯然不太值得依賴的機制——剝奪和寄生。

剝奪的特殊形式是與金融資本從國家干預中獲益相關的政治利益。在救助金融業的案例中,這些都是直接利益——向銀行提供的公共擔保以及為支持股票價值而出臺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它們的社會內容不透明。一方面,這是對公共財政的實際或潛在支付;另一方面,這是金融部門貨幣權力的擴大。間接收益更容易理解?？s減公共服務和侵犯社會權利的緊縮措施旨在保證政府支付利息的連續性。同時,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通過降低勞動力價格和為企業開辟新的經營空間,來支持企業的盈利能力,進而支持企業支付股息和利息以及在股票市場上創造收益的能力。各國政府應對危機的舉措恰恰體現了金融主導下的剝奪邏輯。對數百萬人來說,這種剝奪意味著災難。它的限度僅僅在于公眾可以接受的政治底線。只有通過社會斗爭和人民群眾的主動性才能戰勝它。然而,到目前為止,這些力量還不足夠。

寄生邏輯的核心在于維持最低利潤率作為財務準則。它就像過濾器一樣篩選生產項目,即使是盈利的項目,達不到最低利潤率也會被淘汰。這種篩選會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和就業率低迷。但這種寄生邏輯的存在,是因為某些資本增殖回路能提供更高的回報。在這方面,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和邊緣經濟體之間的不平等交換形式至關重要。東歐轉型國家融入全球經濟、放棄發展主義戰略,都為中心國家金融市場積累的虛擬資本提供了養料,這得益于進口投入品價格的降低和海外利潤的匯回。這種“帝國紅利”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30年來,跨國公司能夠從幾乎無限的勞動力供應中獲利,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公司行使寡頭壟斷市場的權力,并依靠美元以及(在較小程度上)歐元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中心地區的特權能否持久?或者說,外圍資本主義活力的激活是否必然導致這些特權的削弱?這些問題超出了本書的范圍,卻與本書所關注的問題息息相關。由于中心地區積累的虛擬資本部分依賴于外圍地區對利潤的饑渴,因此虛擬資本的可持續性也涉及地緣政治層面。在阿姆斯特丹和倫敦的霸權時代,國際強國之間的競爭與它們的金融地位和影響力密不可分。同樣,在今天,美國的軍事優勢有利于美元和華爾街機構在國際上發揮作用。

在高收入國家,虛擬資本已不再是積累的動態因素,而是成為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沉重負擔。對金融預測的監管變得混亂不堪。它以金融和宏觀經濟沖擊的方式進行,需要強有力的政治干預。微觀層面的“生產積累”過程利潤不足,使得主權國家不得不去解決國內外日益尖銳的分配沖突。這種政治的回歸實屬矛盾。金融霸權是神化程度最高的財富形式,它只有依靠公共當局無條件的支持才能維持。如果任由虛擬資本發展,金融必將崩潰,然而它崩潰的同時也會拖垮整個經濟體。說到底,金融就是一個老練的敲詐勒索者。金融霸權披著自由市場的華麗外衣,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牢牢掌控國家主權,以便壓榨社會軀體來喂飽自身對利潤的饑渴。這究竟還是不是資本主義?這種制度的瀕死痛苦已被預言過無數次,但現在它可能真的開始了,似乎很意外。遺憾的是,我們看不到任何預示著解放之歌的未來跡象。富豪們無法忍受停滯,他們現在采取的策略是壓垮我們其他人。資本偷走了人們的希望,虛擬資本的沉重包袱剝奪了他們自以為已經贏得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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