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貴陽“夏衙內”酒吧槍殺17歲少年，被判處死刑

放在面前的是一紙法院通知:

我院定于1990年15日下午2時在北京路影劇院召開公審大會……

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1990年12月14日震驚貴陽，歷時8個月之久的3.20槍殺事件，終于有了一審判決。劇場內，旁聽者斂聲屏氣，審判長語辭鏗鏘：

本庭認為:被告人夏陽目無國法，開槍致死人命，構成故意殺人罪，其犯罪情節惡劣,后果嚴重，應依法從嚴懲處,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32條、第53條第1款，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第1條，第2條之規定，判決如下:被告人夏陽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今日酒吧

一、兩個3.20事件真相

1990年5月，《民主與法制》編輯部收到一封貴陽市民胡玉華、胡玉祥兩兄弟寄來的信件，控訴貴陽市公安局前追捕隊隊長夏陽槍殺年僅17歲的胡斌(胡玉華之子)的罪行，而這封信件的相同版本早已經向全國各大報刊郵寄了！

案發鋼琴酒吧內部

3月20日晚8時40分，胡斌同朋友劉杰、朱陽到貴陽師院附中旁的“鋼琴酒吧”，探頭張望見沒幾個人，劉杰就說了一句：“鬼都沒得一個！”

此時，在酒吧喝酒的夏陽一伙罵道:“小私兒，你罵誰?!”說著便將他們打了一頓。胡斌返身跑了回去喊了一些人，剛到酒吧門口，就見里面沖出幾個人，手里拿著墊子、手槍。胡斌見狀，把刀放到身后，迅速地退到了離酒吧門口6米之遠的花臺旁。夏陽一出酒吧就向胡斌開槍射擊，槍響人倒，鮮血直流。

緊接著夏陽走近倒地已死的胡斌繼續又打了數槍，才向天鳴槍。然后，夏陽一伙坐上一輛北京牌汽車揚長而去。

作為事件的另一主角，夏陽一方的描述當然與之大相徑庭，下面是夏陽家屬的親筆材料：

……胡斌等七、八人各自手持獵刀、火鏟等兇器，沖進酒家，大喊“殺死他們”，要對店里的人行兇。這時，夏陽被喊殺聲驚動，立即站起身來。歹徒們向他沖來，他說:“我是公安局的，把刀方這伙歹徒根本不聽，胡斌等仍繼續行兇。這出于公安人員的職業責任感，為制止侵害行為，對沖向自己的胡斌開槍射擊，擊斃了胡斌。夏陽等團伙的兇殺行為是正當防衛。

二、審判大會

1990年3月20日至1990年8月29日，夏陽與同伙訂立攻守同盟，隨即離家出走，并留下遺言，聲稱“不愿死在盾牌的槍口下”。

1990年3月29日，夏陽在貴陽二十三中附近一間民房內落入法網，旋即被收容審查。

1990年4月17日，經貴陽市人民檢察院批準夏陽被依法逮捕。

1990年6月14日，貴陽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向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1990年8月15日，法庭公開審理。擁有800余座位的云巖區少年宮，這天，旁聽者聚集在少年宮外，人頭攢動，議論紛紛。

老百姓在法庭外聚集

有人愿出上百元的高價買一張旁聽證，有人傳閱胡斌中彈后的尸體照片。法庭內，公訴人和辯護人相對而坐，唇槍舌劍，法庭調查、辯論從上午9點到晚上9點半。

長達數小時的法庭辯論，訴、辯雙方就夏陽開槍性質是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還是故意殺人展開激烈的爭辯。雙方主要焦點是.

1、胡斌是被逼出酒吧還是自動退出酒吧。

公訴人認為：夏陽看見胡斌手持獵刀沖入酒吧，從身上掏出“六四”式手槍，伙同李天一、雷佳音將胡斌逼出酒吧。

辯護人認為：胡斌等人退出酒吧并非被逼，而是戰術性的轉移，并非自動放棄不法侵害，而是準備在外進行更大規模的不法侵害。

2、雙方對峙距離究竟多遠。

公訴人認為：夏陽在酒吧門外距胡斌四米左右處站立，胡持刀站立，夏陽立即朝胡開槍射擊。辯護人認為：夏陽走出酒吧，胡距離夏陽和劉等人只有二、三米遠，胡手持獵刀，仍在叫囂著，揮動著，在如此近的距離之下，胡只要往前一跨，手一探就可以刺到對方身上。

3、胡斌倒地后，夏陽是否對胡連開數槍。

公訴人認為:胡斌中彈倒地后，被告人夏陽又上前向胡斌連開數槍，胡中彈六發，均系貫通傷，胡斌被槍擊后當即死亡。

辯護人認為:夏陽和許多證人都說，在胡倒地之后，夏并未向胡開槍。根據法醫檢驗，除了頭部的一槍，其余的槍傷，其彈道走向大致都是從右到左，這恰恰符合胡斌右手持刀進攻時，夏陽一直想打掉其右手所持兇器的情況，而且，現場勘查也未發現槍彈穿透人體時在地面留下的彈痕。

4、擊中頭部的最后一槍。公訴人認為:經法醫鑒定,胡斌系被手槍擊中頭、胸部，致顱腦損傷和氣胸，最終失血休克死亡。辯護人認為:根據夏陽的陳述，那致命的最后一槍，并非有意瞄準其頭部打的，而是夏陽在避讓胡斌最后刺來的一刀時，無意抬手擊中的。夏陽若不打這一槍，他自身的性命也許難保。

事實勝于雄辯。庭審結束后，各方人士都在等待著法院對該案事實的認定和判決結果。整整4個月時間，法庭認真研究了控、辯雙方的理由，查驗了證人證言，物證，公安機關現場勘驗筆錄，刑事科學技術鑒定結論等各種證據，否定了辯護方提供的辯護意見，終于認定:

1990年3月20日晚8時許，被告人夏陽與雷佳音、李天一、劉海柱等人在貴陽市外環東路邁阿密鋼琴酒吧喝咖啡、彈琴。在此期間，胡斌與劉杰、朱陽路過該酒吧，胡斌提出進去看一下，然后與劉杰走進酒吧內隔板外,劉杰說：“鬼都沒得一個。”二人隨即轉身走出酒吧。在酒吧內的李天一、雷佳音、劉海柱先后追出酒吧，叫胡斌等人站住并辱罵，劉海柱上前毆打劉杰、朱陽，胡斌見狀即跑去喊人，途中遇到一起的楊秀清、屠洪剛、盧綰等人，胡斌向楊秀清等人說劉杰、朱陽二人被打，然后轉身拿出隨身攜帶的獵刀，朝酒吧跑去，并持刀沖進酒吧內隔板處對劉海柱等人喊：“殺死。”

劉海柱等人起身用靠椅坐墊將胡斌逼退出門外時，正在彈琴的被告人夏陽站起身說:“把刀放下。”然后邊掏攜帶的“六四”式手槍，邊走出門外，撕下包槍的塑料袋，在酒吧門口臺階處對已退至花壇邊小坎下(相距3.5米)提刀站立的胡斌開槍射擊，胡中彈后手捂胸部扭動，被告人夏陽邊上前邊朝已中彈的胡斌連開四槍，最后又在距胡斌一米左右處朝胡斌頭部射擊一槍，致胡當即死亡。胡斌中彈六發，均系貫通傷。經法醫鑒定:“胡斌系顱腦槍彈貫穿傷死亡”。

至此，歷時8個月之久的“3.20”事件真相終于大白。對于一審判決結果，不同的人可能有著不同的反應。

夏陽的家人認為夏陽是一個為了工作奮不顧身、敢于同不法分子和犯罪分子作斗爭的好公安、好黨員、好同志!

夏陽的同事則認為夏陽脾氣暴躁，工作上稍有不稱心，很容易發火。一次與刑警隊長工作有點分歧，就一巴掌將玻璃臺板打壞。

夏陽的領導則認為夏陽辦事““魄力”確實非常大，但工作上有很大的隨意性，他總認為，只要自己一出馬，什么事情都能辦好。他曾對局領導夸口說:只要你給十個人，在貴陽的報紙上登一條消息，說夏陽出來整頓治安了，貴陽市馬上能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貴陽的老百姓則認為夏陽的追捕隊就是貴陽的“飛虎隊”，不講政策，動不動上手打人。

群眾寫了一首打油詩(摘錄):說貴陽，道夏陽/衙內自稱“夏伯陽”/警服穿身稱霸王/仗勢權力欺民眾/敲詐勒索當工作/夏陽殺人罪難逃/王子犯法庶民罪/法律面前人平等。

褒貶如此對立，幾個月來，貴陽老百姓議論和關注焦點又是出乎意料的集中和尖銳，促使所有人將目光從案件轉到了有著“特殊”身份的夏陽身上。

三、“衙內”夏陽

夏陽，36歲，中共黨員，大專畢業。16歲進廠當工人，1979年進入貴陽市公安局，期間，考取了電視大學黨政干部培訓班，畢業后在南明分局河濱派出所任副所長，1988年5月，夏陽出任市公安局追捕隊隊長，89年夏，追捕隊撤銷后，夏陽到市公安局辦公室工作。

夏陽出生于一個革命干部家庭，其父夏葉文三十年代參加革命，解放后，曾擔任貴陽市委副書記、書記，貴州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8年元月病逝。

夏陽父親夏葉文，81年至85年擔任貴陽市市委書記

1990年1月，夏陽在《貴陽晚報》上發表題為《懷念我的父親)，其中寫道：

他(指夏父)經常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正直的人，他對我很嚴格，要求我會讓人、讓事。記得有一次他對我說：“你雖然是我的兒子，還是貴陽市的一個小市民，我們是共產黨，是為人民辦事的，是我的兒子更要嚴。”

今天，時隔兩年，作為貴陽市的一個小市民，追憶父親，更加感慨萬千，我們一定要牢記他的好好學習和工作，在新的歲月里不斷前進。

那么，夏陽的表現，是否符合他父親的期望呢？

夏陽有過幸福快樂的童年，戴著紅領巾、有著優越感的夏陽也憧憬過將來無限美好的前途和奮斗目標。但是“四清”和“文革”，又使年輕的夏陽感受到冷落、侮辱和壓抑，大起大落的人生經歷，少年時期的夏陽的腦海中，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粉碎“四人幫”后，其父出任貴陽市委書記，夏陽從谷底再次躍上人生波峰，進入市公安局也曾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事業心和工作干勁。

1986年，夏陽入黨后，曾對妻子說:“我是一名公安干警，還是一名共產黨員，我要和生命保衛黨的事業，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1988年12月，《貴陽晚報》上有篇名為《采訪“夏伯陽”》的專訪，文中這樣描寫夏陽：他不過1.60米的個頭，精精瘦瘦。唯一深刻的，是一雙機警的眼睛，打量人時，目光刺到對方的內心深處。

當上公安后，夏陽確實也做了一些工作些成績，但是他把這些統統看成是個人的功勞，時常做出一些隨心所欲、別出心裁的舉動，以此展現自己的超人智慧。

四、“停止跳舞，舉起雙手!”

一位公安局領導講述了這樣一個案例：一天晚上，我正在分局值班，夏陽興奮地告訴局長：我在搜繳兇器方面有成功經驗來！

“什么經驗？”局長饒有興致地回道。夏陽得意地告訴局長:“我發現很多跳舞人員身上都帶著刀，我就帶上民警和聯防隊員，在舞廳里的人舞興正濃的時候，突然闖進舞廳，搶過話筒大喊：我是派出所所長夏陽，現在有殺人犯在舞廳里，停止跳舞，統統面朝墻壁，舉起雙手，然后挨個搜身，繳獲了一些刀具。”局長聽后大吃一驚，忙說:“夏陽，你這是電影里國民黨軍隊的做法。舞廳是公共娛樂場所，你怎么可么干，立即停止。”

夏陽并非是一個晚上搖身一變成為罪犯，優越的家庭環境，高人一等的氣焰，不良的社會風氣，不受制約的權力，難以滿足的欲望，成了他蛻變的催化劑。

一位50多歲的老公安在派出所幫助工作期間，看夏陽的所作所為，批評了他幾句，夏陽一聽便火冒三丈，大發雷霆:“我命令你立即給我停職反省3天。”

老同志對他嗤之以鼻。夏陽“威信”似乎受到了侵害，便明知故問道：“知道我是誰嗎?”

“你不就是夏陽嗎?”老同志甚感奇怪。

“不對!”夏陽高聲喝道。

“噢,你是市委書記的兒子。”老同志冷冷地說。

“這才對啰!”夏陽好不得意。

這段精彩的對話，昭示了夏陽的內心。據一位知情人介紹，夏陽可以一腳踢開公安局領導辦公室的門，可以讓中層干部陪著笑臉跟他說話。

“如果不聽我的話……”

私欲和貪婪的閘門一旦打開，那就很難關閉。夏陽要用錢來滿足他的欲望，于是他便打著追捕隊的名號巧取豪奪，特別是對一些承包舞廳、酒吧和商店等個體老板更是明目張膽地伸手要錢。

1988年7月的一天，夏陽帶著幾個人闖到金橋飯店向飯店領導提出要每月800元的“保護費”，并在金橋舞廳寫下“手諭”：

金橋舞廳：

如果不聽我的話，超過7月30日不給追捕隊“開支”，我市局追捕隊不派一兵一卒到金橋舞廳。88.7.15.

夏陽和他的“手諭”

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拒絕。而那些個體經營者們，自知得罪不起夏陽，只得“破財消災”。據知情人透露，向夏陽一伙“進貢”的酒吧、舞廳有好幾家，每月分別從800至1200元。

1989年春季的一天，在追捕隊辦公室，夏陽召來四個個體老板。一見面，劈頭便說：

“老子們要出去，你們一人1000元，我要保護你們。”

幾個人心里都很不情愿，向人要錢，卻還如此蠻橫。但又懾于淫威，不敢違抗。其中一人扔出錢來，一聲不吭，扭頭就走，另外三人也只得回家籌款的籌款，去銀行取錢的取錢。在貴陽，一提起追捕隊長夏陽，流氓地痞為之膽顫，一般的老百姓也是“談虎色變”。對于夏陽一伙，許多人是唯恐避之不及，碰上了，只能自認倒霉。

一天，夏陽一伙喝得醉醺醺地晃出酒樓，沒見“的士”，便揮手攔住一輛迎面駛來的中巴，車過兩站，售票員小心翼翼地要夏陽幾個買票。

“什么，還要我們買票!你連老子夏陽都不認識?”

售票員聞得此聲，嚇得面如土色，連連后退。夏陽走上前，拍拍驚魂未定的售票員:“小子，看你初出茅廬，饒你一回。你不是要錢嗎，老哥給你。”說著從口袋內掏出一張紙條，上面赫然油印著：要車錢，找貴陽市刑警大隊大隊長。

貴陽某涉外飯店保衛科負責人講述了一則真實的故事:

1988年7月1日晚9時左右，十多個小青年擁著夏陽來到該飯店舞廳，工作人員伸手要票，被推至一旁。

他的一幫小兄弟則扯著嗓門喊：“拿飲料來，記帳，記帳，記在公安局頭上。”

大概是酒精的成分在起作用，突然，夏陽跳起來大吼一聲:“你們都是牛鬼蛇神，給我滾出去。”

舞客們摸不著頭腦，面面相覷，停了幾十秒后又跳了起來，這時飯店總值班聞訊而至，夏指著他的鼻子問:“你這個頭怎么當的，喊你停為什么不停，你們飯店有什么了不起,去!去把他們的營業執照給我拿來”。手下人像得了尚方主劍，小跑著將辦公室內的營業執照摘下，一伙人則揚長而去。

1989年初夏某天，夏陽一伙再次光顧這家舞廳。舞廳內近百對舞客舞影婆娑，樂聲悠揚。不知什么原因，夏陽一時興起，拔出手槍，對著天花板連開數槍。舞池內亂作一團，舞客們紛紛就地臥倒。夏陽等人跑到樂隊中舉起啤酒瓶，把鼓擂得“咚咚”響，嘴里滾出一連串的辱罵聲。事后，許多在場的外賓，迷惑不解，連連搖頭。至今，舞廳天花板上的彈孔，清晰可見。

留在舞廳天花板上的彈痕

夏陽除了嗜好抽煙(他抽的是清一色“希爾頓”以上的外煙)、喝酒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是潔癖，他皮鞋總是擦得锃亮，領口、袖子沒有絲毫污跡。只要有人不小心碰一下他的衣服，他總要撣好幾下。

可是他內心卻并不那么干凈。一天，他帶了4、5個人，去找一位朋友，恰巧朋友不在，只有他的妻子在家，夏陽邪念頓生，借故支走手下，死皮賴臉地纏著朋友的妻子，不知羞恥地說:“你一個人太寂寞了，今晚我來陪陪你……”遭到嚴辭拒絕后，夏陽只得灰溜溜地走了。事后，這位朋友便與夏陽一刀兩斷。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位昔日夏陽的朋友還是非常氣憤。

夏陽一案發生后，貴州省、貴陽市兩級領導對此案十分重視，要求司法機關嚴格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獨立辦案，不受任何干擾，秉公執法，希望政法機關干警以“夏陽案件”作為反面教材舉一反三，吸取教訓。

一審判決后，夏陽不服，提出了上訴。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7日在貴陽市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后將殺人犯夏陽押赴刑場執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