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解的惡性循環

本文與筆者前面所寫的《互為呼應和佐證，旨在從后勤方面深度解讀明朝后期軍隊士氣低落、鮮有勝績的的原因，以下為正文。

任何一個能長久存在的帝國都離不開強大的軍事支持，而支撐著數十萬大軍的正是士兵們口中的口糧，就像今天我們要講的大明帝國，同樣沒有例外。說起明朝士兵的口糧以及它背后的故事，那可真就是一把辛酸淚了。

01 “生產建設兵團”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國號大明，標志著明朝的建立。面對著割據戰爭給百姓帶來的沉重負擔和混亂的軍制，如何既能供養一支龐大的軍隊，同時又能最大程度減少對社會民生的影響？成為了開國皇帝朱元璋亟需解決的問題。

他采納了前元朝戶部尚書張昶的建議，吸取中國歷史上的屯田經驗，參照了隋唐以來的“府兵制”思想，創建了一種“寓兵于農，守屯結合”的建軍制度——衛所制。

《明史.兵志》記載：“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 ，內統于五軍都督府，而十三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皆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央開始在全國的各軍事要地設立軍衛，也就是我們熟知的駐防軍，每個衛下轄5600人，設有指揮使、千戶、百戶、總旗、小旗等各級軍官。

為了確保軍隊戰斗力，明朝繼承了元代的戶籍分類制度，將起義軍、投降的元軍、被征調的平民和罪犯等全部歸入軍戶，世代承襲不得更改。

在這種制度下，軍隊士兵主要來源為世襲的軍戶，由每戶派一人為正丁至衛所當兵，軍人在衛所中輪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給軍隊及將官等所需，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

對于這些軍戶，《明會典》明確記載“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又或百畝、或七十畝、或三十畝、二十畝不等。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沖緩為差。初畝稅一斗”，即根據各地不同情況授田，并提供耕牛農具等，以期實現兵農合一，“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的設想。

立國之初，政治清明，朱元璋又非常重視反腐敗，軍戶們的土地和權益得到充分保障，軍戶家屬的生活得到保障，軍戶也有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軍事訓練中，明軍的戰斗力得以維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

洪武年間（1368-1399年），明軍九次大規模北伐草原，并攻取遼東、云南，威懾朝鮮半島，經營西域、烏斯藏（今西藏），這背后都離不開軍戶制提供的源源不斷的兵力支持。

由于世代從軍，軍士從小成長在尚武的環境中，他們的戰斗素養自然要比一般白身（平民）要高，稍微加以訓練就是一名合格的軍人，從某種程度上減輕了訓練成本。

正因為這些優點，所以明朝擁有了中國歷代王朝數量最多的軍隊。 在明朝之前，中國軍隊數量的歷史記錄是北宋的一百二十五萬人； 而到了明朝洪武年間，全國軍隊數量已經達到了一百八十萬人。

到了永樂年間，明軍數量更上一層樓，達 到了恐怖的二百八十萬人。 以明代的生產力水平，如果沒有衛所制和軍戶制，要養活維持這么多軍隊肯定是不可能的，由此也可見朱元璋設計這套制度的可取之處。

02 骨感的現實

明初士兵的軍餉

明朝初期士兵的軍餉是發實物的，通常都是糧食。當時的士兵并沒有固定的每日口糧標準，而是按月發放口糧。根據明史記載，馬軍每月可領取兩石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普通軍士一石，城守士兵如數領取，而屯田士兵則只能領取一半。

明代一石米約合141.6斤，這個標準一直延續到明末。實際上，由于“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的政策，大多數士兵只能得到一半的糧食，另一半則作為“籽粒”上繳，但這些士兵往往還要供養家人，每月70多斤的糧食顯然是不夠的。

另外，“籽粒”名義上是作為衛所部隊的野戰口糧儲備，實際上卻是由世襲軍官所控制。他們通過倒買倒賣、侵吞屯田、蓄養私兵等方式，從士兵手中掠奪糧食，這種情況從明初就開始出現并在中后期逐漸加劇。

從洪武九年開始，士兵的月糧開始以“米麥鈔兼給”。最初兩年，大明寶鈔的幣值尚能維持，士兵們可以通過鈔票購買一些主副食品。然而由于缺乏存款準備金意識，僅憑行政權力強推寶鈔，數年后就導致了通貨膨脹。

邊疆地區貨物匱乏，物價不穩，陜西、山西等地的衛所軍事生活困苦無比，四成以上折為鈔票的口糧幾乎全部化為烏有。

到了永樂年間，為了應對軍士收入持續下降的問題，明朝根據不同地區提高了支給米糧的比例：中都留守司（鳳陽）、河南、浙江、湖廣守城旗軍全部支米，陜西、山西各衛所支八分米、二分鈔，福建、兩廣、四川各衛所七分米、三分鈔，江西都司各衛所米鈔各一半。

愈演愈烈的逃亡

在舊有的土地制度下，這種理想化的軍事制度實際上是建立在對軍戶勞動力的剝削之上的，軍戶們事實上逐漸淪為世襲軍事貴族的農奴，名義上的大明保衛者實際上卻食不果腹。

明宣宗以后，衛所將官侵占軍屯田地、私役軍士耕種之事已屬常見，軍人生活水準及社會地位日漸低下，逃兵也逐漸增加，軍戶制也因此逐漸廢弛。

宣德九年(1434年)二月，兵部右侍郎王驥即指出：“中外都司衛所官、惟知肥己，征差則賣富差貧，征辦則以一科十，或占納月錢，或私役買賣，或以科需扣其月糧，或指操備減其布絮。”

正統六年（1441），兵部尚書王驥奏稱，貴州二十衛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余畝“良田為官豪所占”，“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正統九年（1444），大寧都司官軍都指揮僉事田禮等“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頃有奇，遞年不輸子粒”。

弘治年間，陜西榆林地區管屯官“侵奪屯田，隱占為業，祖孫相繼，盤踞自如，凡應納屯糧，悉置諸度外，其余官舍，彼此效尤，用強霸耕，不納子粒，往往均攤于諸衛，或捐月糧扣補，或變家產包賠”，“富豪者種無糧之地，貧弱者輸無地之糧”。

并且，衛所制無法解決本質上的土地兼并問題，對于軍戶的糧稅征繳卻不降反增，貪婪的將官持續從這些大頭兵身上榨取資源，逃籍軍戶的數量不斷增加；而屯軍逃亡后衛所又會以原先軍戶家里的勞力進行補缺，由此軍戶家庭受剝削的情況更加惡化，反而引發了新的逃亡潮。

從洪武初年開始就有逃兵現象，到洪武三年時逃兵總數已達47,986人次；根據《府衛官旗軍人數》記載，至1438年明軍逃兵人數已多達163萬人次。明朝軍隊自給自足的神話就此變成了笑話，當時的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曾痛心疾首地說：天下軍戶流亡者十之八九!

03 明軍日常吃什么？

按照萬歷年間呂坤的《實政錄》的說法，理論上的標準是這樣的：

行師以養力為先。養力以足食為要。大率每軍一日用米一升，蒸餅十個，兵一萬，日用米一百石，蒸餅銀一百兩。馬一匹，日用草十斤，料豆三升，萬匹用草十萬斤，料豆三百石……

……軍中十日一犒師。萬軍一犒，費銀三百兩，寬然有余。黃酒煮熟，每人一斤;豬肉煮熟，每人一斤。擇于寬大所在，分二十處，一班五十，點名排列給散。即令酒家、屠戶、廚行伺候二日，各有賞賚。十犒費銀三千兩，三軍之士，何等歡欣鼓舞。

然并卵，明軍士兵不要說能吃這么好，就是簡單混個肚圓，那還會有后面一系列的敗績呢？要知道，國人能大體吃飽也才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做到的事。并且，明代士兵的菜單基本沿襲了兩宋的飲食習慣，而且口味和菜色從未改變；除了少數人外，明軍普遍存在營養不良的問題。

駐防時的一般性配給軍糧

這類軍糧包括水泡飯（大米做成干米飯運輸,吃的時候,用熱水沖泡就可以食用）、炒面；硬鹽塊，主要就是給士兵提供營養鹽分，防止脫水；粗布醋干，以及醋蒸餅，干鼓(類似于咸菜的作用)。

《武備志》卷97記載：粗布一尺，以一升釅醋浸曝干，以醋盡為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火燒之，即堅小不化，一人可食五十日，又宜于夏日遠行。

簡而言之，就是用布浸滿醋后曬干，這樣下次需要佐味的時候，就可以剪一部分醋布下來，放入鍋中和主食一起烹煮。

平日額外口糧配付

一般情況下，就是米或者麥，容量為一升，一人可食一日；肉類吃的較少，一般只有在斷糧的情況下才能吃，而且只能優先選擇羸弱瘦削的牲畜。《武備志》：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馬一頭亦如之；驢一頭食之，三十人可一日。

斷糧或者是應對突發狀況的口糧

在紅軍長征時期，紅軍部隊時常面臨斷糧風險，所以很多人就將皮革制品(比如腰帶、馬具、皮鞋之類)煮熟后，用來救命，甚至是挖樹根、吃草皮。

其實，挖樹根，吃草皮，本身也是屬于明朝士兵的應急口糧。 明朝士兵在山路行軍時 會剝一些可食用的 樹皮，每10斤就摻米一起烹煮。 這類應急口糧，每半斤可供1名明軍士兵食用1天。

行軍或者呈軍陣戰斗時的戰斗口糧

主要就是餅類，餅類在大明軍糧中占據重要地位，主要就是因為餅類易于制作，存儲方便，食用單，抗餓力強；比如，用些許動物肉夾雜蔬菜制成的糜餅，可以加水湯食，也可以直接干食。

還有皺餅，就是把食物曬的很干，便于長久儲存，類似于就像現在的肉干，咸魚，老餅之類。 然后就是雜糧餅，可以說是一種代食品，口感不好，但是飽腹感很強。

行軍或者戰時的其它配給

第一個就是水壺，士兵日常需要飲用水，便用葫蘆或者竹筒制成，可攜帶2升水，并在行軍和戰斗前裝滿。

第二個就是油麻丸，屬于是緊急解渴的。口渴時沒有水，便可含入幾粒油麻丸解渴。

《武備志》中還記載了其他一些食方，比如治瘧疾的“藿香正氣散散一二服，黑豆四百九十粒，綠豆四百九十粒，雄黃二兩五錢，信石二兩，右為末，蒸餅為丸，如芡實大。每服一丸，冷水下，忌熱飲食一日。”

史書上有記載的其它口糧

邊軍應急口糧“土炒豆”，有點類似當年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食用的炒面。

明朝《實政錄》記載:明軍，在道緩急之食，唯有炒豆方便。所謂的土炒豆，其實就是用觀音土炒入青豆、黃豆、黑豆等，翻炒到豆子焦脆，熟后彈走白土就可食用，再口含烏梅解渴。

據相關資料介紹，一名明朝軍士可帶5升炒豆，完全是能夠有效解決士兵的口糧危機。

直到今天，明軍的土炒豆也沒有消失，而是以一種新的名字在世人面前，那就是山西的特色小吃—琪炒，這便是曾經大明邊軍的應急軍糧。

現在福建那邊有一種小吃叫“光餅”，相傳是戚繼光發明出來的軍糧，所以也叫“戚公餅”。從形狀上來看，可稱是明代的“甜甜圈”，首先小麥磨成粉，加上鹽、堿、水，揉團搓成條狀，然后壓扁烘制成圓形餅。這種光餅有點像是甜甜圈，中間鏤空，可以用繩串起來掛在脖子上。

這種餅，在炎熱潮濕的南方不容易變質，而且便于攜帶，因此流傳較廣。《閩雜記》：今閩中各處皆有（光餅），大如番錢，中開一孔，可以繩貫。《冷廬雜識》：吾浙市肆所售光餅，以戚少保繼光兵間遺制得名。瑞安項雁湖文學霽以為宜避保之名，改稱戚公餅，作詩紀之。

04 日甚一日，每況愈下

募兵制的出現

正統以來，積極防御之心日淡，消極籠絡之心日強。瓦剌部來朝貢使，每每邀賞都貪得無厭，朝廷卻一再遷就，殷勤招待，厚加賞賜，盡量滿足。明英宗年少即位，寵信太監宦官王振。王振結黨營私，縱容其羽黨貪贓枉法，私自制造大量鐵制箭簇等武器，販給瓦剌，謀取暴利。

另一方面，明朝的邊防實力也逐漸削弱，衛所制度和屯田制度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廢弛，衛所軍官中飽私囊，士兵淪為他們的免費勞動力，這大大削弱了明朝邊防軍隊的戰斗力。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得到明朝廷的重視，危機正在慢慢地逼近看似繁榮的大明王朝， 最終導致了土木堡的慘敗。

土木堡之戰后，大明帝國逐漸陷入了無休止的邊疆危機之中。為了補充兵力，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募兵制，最初給予志愿入伍者白銀五兩，并免除其家庭兩人的徭役和稅糧五石，但并未提供士兵的月糧。這種臨時性的措施顯然不是長久之計。

到了明世宗時期，明軍開始將月糧折成銀兩發放放給軍士，并增加了每日的口糧標準。根據戚繼光《練兵實紀.輜重營解》練兵實紀的《輜重營解》記載，士兵每天的口糧標準為白銀三分三厘，相當于2~3斤的米。

這一時期明朝士兵的待遇有所提高，朝廷的財政狀況也相對寬裕，只要軍事主官不貪污，培養一支有戰斗力的部隊并非難事。例如戚家軍的軍餉與農村短工的收入相當，士兵們能夠吃飽，加上主官的治軍能力，形成了一支能夠保衛大明邊疆的鐵軍。

但是明朝并未解決土地兼并和豪強隱匿財產的問題，導致朝廷的財政狀況日益惡化。到了萬歷皇帝時期，朝廷不得不在提高募兵待遇的同時又拖欠軍隊的餉銀，陷入了“士兵群體招募逃亡，再招募再逃亡”的惡性循環。

皇帝也不愿動用自己的內帑，而是拼命從戶部和百姓身上搜刮財富。到了薩爾滸之戰前，明朝只能通過截留其他地區的軍餉來優先補充遼東邊軍，以維持對建州女真的軍事存在。

遼東地區雙方軍士口糧對比

當時遼東民軍的主要口糧標準為，一線戰役部隊每日可獲得由肉末和蔬菜混合制成的糜餅三張，以及由米糊曬干制成的粥飯，或用雜糧制成的雜餅兩斤，副食品則有油麻丸或烏梅干。

但遼東明軍的糧食來源主要依賴于國家發放的銀兩在市場上購買，由于朝廷拖欠軍費和上級的層層克扣，士兵的糧食缺口已經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相比之下后金軍的口糧待遇要好得多，每個八旗兵在戰前都能分到可供食用10天的小麥、小米和羊肉；除了鹽需要自備外，他們每天能獲得的熱量都高于當面的明軍步兵。

后金騎兵隨身攜帶的口糧是一袋袋混合了葷油和鹽的炒面粉，可以干吃或泡開食用。即使是投降的明朝士兵，也能獲得與后金軍幾乎相同的口糧標準。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總有內地兵丁投奔關外，卻很少有后金人轉投明朝的境況。

05 越備戰越不能戰

形勢愈艱

1619年（明萬歷四十七年），面對 這種久拖不決的局面，大明決定發動一次短期的大規模進攻，試圖一舉殲滅后金，跳出“越備戰越不能戰”的怪圈。 在花費了整整5個月的時間才湊足軍費后，大明的四路大軍最終卻遭遇了薩爾滸慘敗。

戰后，遼東地區損失慘重，米價飆升，明朝不得不再次募集更多的士兵前往前線，這進一步增加了糧餉籌措的難度。 此時，遼東的明軍將官反而希望逃兵越多越好，因為這樣他們正好可以吞沒空餉，士兵們也常常因為缺乏軍餉購買口糧而嘩變。

屯田自給

不過大明并未就此沉淪，在王在晉、孫承宗等遼東主官的推動下，遼東明軍開始主動清查兵馬總數、裁派老弱，并展開屯田養兵、改善后勤海運等措施，為大明爭取到了一段時間的喘息之機，也為寧遠之戰中袁崇煥逼退后金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可惜皇太極并不愿意給明軍安心屯田的機會，他親自率領各軍反復攻擊錦州、寧遠，明軍雖然還可以依靠閉城堅守保住城池，但城外的屯糧和田地均遭后金掠奪破壞。如果僅依賴海運軍糧，朝廷的財政又是不堪重負。

經過再三權衡，崇禎四年，明軍開始在山海關至寧錦一帶實行屯田。但與天啟年間相比，一個前屯衛一年就可獲糧7萬石，而此時寧遠三個衛所一年所獲的糧食加起來都還不夠這個數量。

這一階段，關寧兵馬內兵每月月餉2.4兩，馬兵2兩，步兵1.8兩；遵化兵馬中有馬家丁月餉2.35兩，普通家丁1.5兩，營兵1.52兩、米半石；東江舊例兵月餉0.7兩、米0.5石，新例兵1.5兩。這對于邊鎮動輒就是十幾萬擔的軍糧需求，其屯田政策可謂杯水車薪。

舉步維艱的供應

崇禎即位之初，朝廷努力將關外戰事的軍費開支控制在一定限度內，然而隨著關內連年旱災，各地民變不斷，各省不得不從財政中分出一部分，以“剿餉”和“練餉”的名義招募兵力。這導致了遼東地區軍隊的嚴重欠餉問題，特別是在東江地區，兵變頻繁發生。到了崇禎十年，皮島的陷落標志著明朝在遼東海上勢力的徹底消亡。

隨著關內海路運糧通道的切斷，后金開始集中力量攻占錦州外圍的據點，使城內的明軍無法耕種，進一步壓縮了關外明軍僅存的口糧補給。在這一時期朝廷的策略已所剩無幾，將領們提出的對策無非是增加糧食和兵力。

趁著清軍包圍的松懈，明軍還是從寧遠每天夜間運送四五千擔糧食，通過杏山轉運至松山，再由松山轉運至錦州，這兩次大規模的運糧活動為錦州守軍提供了半年以上的糧米。

在松錦之戰前，關外明軍的補給狀況一度有所改善。可到了1640年（崇禎十三年），關內各種天災不斷，12月，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陜西、浙江等地大旱并爆發蝗災，導致人相食，草木俱盡。

次年6月，這些地區再次遭受大旱，李自成和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帶著無數饑民席卷而來。面對這種情況，朝堂中對關外用兵的異議再次高漲，而關外大軍的日常消耗也確實快要壓垮大明脆弱的財政。

在這一年，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軍隊取得了顯著的勝利，許多宗室權貴成為了農民軍的刀下之鬼。崇禎認為如果松錦之戰不能迅速解決，明軍將無力鎮壓各地的民變，因此他嚴令洪承疇進軍錦州，在糧食還能維持的時候尋找機會與后金決戰。

明軍在8月初勉強湊夠了約93,000石的糧食，但在與后金部隊激戰至21日后，十萬明軍已經糧盡被圍。在多次突圍失敗后，饑餓的明軍士氣崩潰，大同總兵王樸率先逃跑，導致各軍自相踐踏，沿海邊逃向塔山。

幾個月后，松山糧盡城破，錦州城在外無援兵的情況下開城投降；在與后金的激烈資源消耗戰中，明軍的糧食問題一直是困擾遼東戰事的關鍵。

06 無解的循環

從政略上看，為了扭轉節節敗退的局勢，明朝政府不得不增兵加稅，希望通過速戰速決來減輕自身的負擔，但這種孤注一擲的戰略決戰幾乎沒有勝算。

一次次的失敗后，明朝只能派遣更多的軍隊和糧餉進入遼東，進一步拖垮了國家財政，財政困難又導致了嚴重的欠餉欠糧問題，反過來又造成了遼東明軍的大量逃亡，形成了一個無解的惡性循環。

從實際操作上看，明朝對軍戶的剝削達到了極致，對士兵飲食的改善幾乎不存在。當八旗兵吃著高熱量的牛羊肉、炒面，保持部隊的高戰斗意志和機動性時，明軍各部卻只能吃水泡飯。

這種極度依賴后勤補給線的軍隊處處受限，既缺乏戰役機動能力，又容易被敵人掘壕斷糧，投入戰場的天量后勤物資反而成為了后金的戰利品。電影《我不是藥神》中有句神臺詞：這世上就一種病，你永遠也治不了，那就是窮病。

明軍不僅在戰場上難以取勝，更不要說分兵保護糧草輜重；每次戰敗后，朝廷只能重新招募士兵、募集糧餉備戰。然而，在屢戰屢敗的困境下，明朝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關外招致的損失就越大，關內的農民起義就越兇猛，最終資源耗盡，無力再戰。末了，大明在清軍入關前即被李自成所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