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失落感：從東京地下妖術到珠海無差別沖撞殺人

1929年10月，美股轟然爆跌。

那時，菲茨杰拉德正在北非沙漠里。他后來說，那聲音聽上去就像遙遠虛渺的空谷回音。當時，他理解不了這一事件的重大影響，他更關心自己寫不出佳作以及妻子的精神問題。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一部作品很有名，叫《了不起的蓋茨比》。他是上世紀20年代美國“爵士時代”的發言人和“迷惘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

在大蕭條之前約有十年時間，菲茨杰拉德在美國文壇上炙手可熱，平均年收入有25000美元，當時教師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299美元。他和妻子揮金如土，縱情享樂。他妻子講究排場，奢侈無度，生病了要進好醫院，女兒要進好學校，就像中國前些年很是賺了些錢的大廠員工一樣。

大蕭條一來，菲茨杰拉德的黃金時代不再。從大蕭條到1940年去世，菲茨杰拉德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充滿了掙扎、無助、酒精、疾病、憂郁。他和妻子，一起陷入貧病交加的境地。最后，一個潦倒病死，一個在精神病院遭遇火災被燒死。

死后，兩人被葬在一起。他們的墓碑上鐫刻著《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結尾：“于是我們繼續奮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斷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歲月。”

追憶似水年華，是每個盛世繁華過后的保留節目。 這樣的戲碼，我們看了一出又一出。

從1929年之后，又經歷了1949，1966，1978，1991，時鐘的巨大指針不停轉動，帶走了一撥一撥人，和一波一波繁華和浩劫，然后來到了1995年。

這一年，日本是戰敗的第50個年頭。

這年年初，阪神地震奪走了6000多人的生命。這場地震對日本國民沖擊巨大，村上春樹在他的《東京地下的妖術》中為他們總結出兩個陰郁至極的認識：一、我們歸根結底生活在不穩定而暴戾的地面上。二、我們的社會體系中好像存在某種錯誤的東西。

這場大地震，只是糟糕一年的開始。

沒多久，一個對日本社會沖擊更大的事件發生了。

1995年3月20日，周一早高峰時段，5個喬裝打扮的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人員，分別乘上東京地鐵線的五趟列車，將兩個裝有二百毫升液態沙林的塑料袋疊放在地板上，用銳利的傘尖戳破。事件造成乘客及地鐵工作人員12人喪生，超過3000名市民被送往醫院。

這場無差別的恐怖事件，讓整個東京陷入戰后最大的混亂狀態。

東京地鐵毒氣事件造成死亡人數雖然遠少于阪神大地震，但它從根本上撼動了日本人的精神底盤。

長期以來，日本人一直認為生活在一個世界上少有的安全和平的國家，并以此為自豪。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雖然也有各種不如意，但至少是安全的，起碼走在任何城市中，不用擔心遭遇犯罪。

然而，東京地鐵沙林事件讓相當多日本人破防了，他們意識到“無差別殺害”可能就發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他們感到，一個“天真無邪的時代”已告終結。

這種揮之不去的想法，疊加經濟下行的影響，在日本社會投下濃重陰影。

90年代日本，是物質繁榮中迷失的時代。即便收入增加，地價的漲幅更為驚人，普通民眾難以負擔單位附近的住房，只能在遠郊置業，每天花費1-2小時擁擠在滿員列車中上下班，還要加班償還房貸，犧牲健康與時間，帶薪休假成了奢望。人們被經濟追逐消耗殆盡，回家時孩子早已熟睡，周末只能在疲勞中休息。

獲得感逐漸失去，地鐵毒氣事件成為社會的分水嶺，歲月靜好一去不復返，未來充滿冷峻與灰暗。

獲得感的普遍失去，讓地鐵毒氣事件成為日本的一個分水嶺事件。

時鐘撥到2024年，中國同樣面臨著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我們也逐漸體會到了日本人當年的心境。

發生在近日的這場南方城市無差別撞擊殺人事件，帶來的震動不亞于當年的日本毒氣事件。

這起事件，朝野震動。

此次事件造成35人死亡，許多受重傷者尚在醫院，未來死亡人數可能繼續攀升。自2001年石家莊爆炸案后，已有多年未見如此嚴重的傷亡事故。而不同的是，此次事件的兇手并非青年，而是一名年屆62歲的老人。雖然年老體衰，但是他不影響駕車沖擊人群，造成大面積死傷。

23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汽車普及了。刀槍爆炸物等，可以管制，但是汽車卻禁不了。電動汽車比比皆是，這種加速極快的汽車，如果被用來報復社會，是很難防范的。尤其在互聯網時代，潛藏在網絡上的危險知識讓問題更為棘手。

還想指出一點，千萬要籠絡好年輕又有知識的群體。東京地鐵毒氣事件中的幾個罪犯，就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年輕精英。

今年國內幾起惡性事件，多由五六十歲的中年人所為，雖對社會破壞力相對有限，但若類似情緒蔓延至年輕人群體，后果可能更加嚴重。

當前一代的年輕人中有相當比例選擇不婚不育，若在就業上遭遇挫折，極易陷入心理危機。即使是少數人動搖，也可能成為社會的巨大隱患。

經濟低迷、民眾困惑，是不容回避的現實。14億人口中，哪怕萬分之一的動搖，也意味著潛在的巨大風險。

只有做賊千日，沒有防賊千日。要解決問題，光靠防范遠遠不夠，需要為民眾生活提供穩定的出路，為社會怨氣找到釋放渠道，建立穩固的兜底機制，才是穩定人心的關鍵。這也正是高層頻頻強調“底線思維”的深意所在。

廣東方面在事后也強調，要讓人民群眾安居樂業，讓社會大局平安穩定，讓父老鄉親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防范這類風險，也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報復社會肯定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心理多次掂量升級的結果。在行兇之前，如果他能回想起社會曾給予他的溫暖，也許他會踩下剎車，慘案可能得以避免。面對弱小者、失意者，我們是上去搭一把手問候一下，還是冷漠地視而不見甚至落井下石？如果是后者，你就只能把自己的以后人生寄托在好的運氣上。

1995年，在上班途中遭地鐵毒氣事件傷害的一些日本年輕上班族中，許多人雖然口中表達了對犯罪行為的憤怒，但同時也會壓低聲調加上一句：“對于那些被奧姆真理教吸引的人，我個人并非不能理解他們的心情。”

這低聲耳語，恰是社會潛在的不安信號——若這些低語終匯成轟鳴，才是真正的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