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驕傲

這篇文章是轉載自：梅溪雜談，梅溪是宋代狀元王十朋的字。

梅溪雜談作者每篇文都是精心之作，長約萬字，五六天才可以磨出一篇。更重要的是其內容并非是翻來覆去抓住：袁崇煥殺毛文龍，崇禎上吊，李自成拷餉，東林黨亂國之類已經被寫了無數遍的題材，而是有著獨特的視角和開闊的視野，比如我今天轉載的《野蠻的驕傲》。

對于認真寫字的作者，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還記得這兩年國內網絡很火的臺軍通訊兵簡郁珊嗎？因為2022年某次松山演練時接受電視采訪，其奶兇奶兇的獨特嗓音和充滿天真的眼睛，迅速在網絡成為傳播熱點，讓不少網友喊出了“踏平阿里山，活捉簡郁珊”的口號。

“草莓兵”這個詞最早出現于2019年的網絡上，是當時臺灣媒體用來批評臺軍士兵缺乏訓練，不能吃苦耐勞，在33度高溫下無法出營作業的嘲諷用詞，這個詞的確反映了當代臺灣許多士兵的狀態。

但是，這些只能代表一部分臺灣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臺灣人，更不能代表過去的臺灣人，特別是100多年前居住在臺灣中央山地的那群人。如果深入了解一下相關歷史的話，不要說踏平阿里山，邁進阿里山就足以讓你“不寒而栗”。

你知道北洋水師成立以后的第一戰打的是誰？你知道他們19世紀晚期曾先后擊退美國人、日本人，并且已經跟清軍死磕了200多年？再之前是跟鄭成功的明軍，更早之前是跟荷蘭人、西班牙人全都開干過？

答案你肯定想不到，他們的戰斗對象只有一個——臺灣的原住民，就是現在統稱高山族，當時被稱為“生番”的臺灣山地民族。當我們把目光投向這個熟悉而又十分陌生的兄弟民族時，才會發現他們原來是如此桀驁不馴、勇猛擅斗。

01 族群與傳統

高山族是中國臺灣南島語系各族群的統稱，是最早的臺灣居民，指臺灣島及其附屬島嶼上漢族及其他大陸民族以外的“中華民族”人口，范圍大概相當于歷史上漢族所謂“生番”，日占時期殖民當局所謂“蕃人”、“高砂族”。

歷史上，特別是明代以前，并沒有高山族這個名稱。高山族民族來源是多源性的，但主要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古越人的一支。

自漢族居民移居臺灣后，原住民族分化為兩部分：一部分定居平原，與漢族融合，稱為平埔人，包括西拉雅族21社，洪安雅族13社，巴布薩族9社，巴則海族4社，拔埔拉族4社，道卡斯族6社，凱達格蘭族28社，噶瑪蘭族34社。

另一部分仍定居于山區，受漢族影響較少，至今保留著原住民族語言、風俗、習慣等特點，我們現在叫現高山族，一般指這一部分少數民族。

至2008年4月23日，臺灣已確認的高山族族群為13個。另有未被確認的族群，包括：巴布薩族、巴賽族、洪雅族、凱達格蘭族、雷朗族、馬卡道族、巴布拉族、巴宰族、猴猴族、西拉雅族和道卡斯族。

臺灣地形是山地，連綿的地貌是支離破碎，就形成了很多獨立的生活家園，也孕育出了幾十個非常獨立的原住民群落。長久以來，各個族群之間有的會互相通婚，互相之間的爭斗仇殺也是家常便飯。所以他們一直都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群體意識，更不用說國家民族意識。

濃厚的祭祀傳統

高山族社會是一個泛靈崇拜及祭祀盛行的社會，靈魂被認為充斥于宇宙萬物之中，傳統節日大都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基本上是以祭祀典禮的形式出現的。在節慶期間，除歌舞聚宴外，還有體育比賽、民俗展演、游藝活動等。高山族舉凡農耕、漁獵、征戰、生育、婚喪、建筑、遠行等皆有祭。

戰祭 (Mayasvi瑪雅斯比)是鄒族部落中最神圣的祭典，早年依征戰及狩獵的情況擇期舉行，如今則于每年陽歷2月份左右舉行。鄒族的戰祭又有“凱旋祭”、“人頭祭”、“敵首祭”、“迎神祭”等之說法，其主要供奉征戰之神，即戰神和司命神，除向其祈求戰力外，也藉此求得神靈的庇佑，并含有激勵族人士氣的功用。

卑南族是臺灣原住民中最崇尚武力的族群，約在每年12月下旬舉辦的“猴祭”，被視為卑南族最具特色的祭典。所謂“猴祭”，是指卑南族男子進入少年會所的成年禮儀，一般稱為“刺猴祭”。傳統猴祭中，卑南族少年須經過一連串嚴格的考驗，其中尤能以竹竿刺殺猴子最為重要(如今猴子已改為藤制的模型替代)，藉此培養少年的膽識體魄及分工合作的精神。

布農人的射耳祭在每年四月到五月間月缺時舉行，這是布農人最盛大的宗教節日，往往需要提前一個月準備。射耳祭開始之前，男子組成獵團進山狩獵，最遲在祭典前一天下午返家。祭典在凌晨兩點開始，男人們攜帶獵槍，陸續來到祭場內的大樹下，樹下掛著歷年來祭祀用的野獸下巴骨。待天空大亮時，射耳祭便正式開始。普遍以鹿耳作為獸耳的代表，因此射耳祭也稱為“鹿耳祭”。狩獵領隊手拿酒瓢，向武器灑祭，眾人手握芒草，齊唱祭槍之歌，祈禱能獵到更多的野獸。

出草（泰雅語稱mgaya“姆嘎亞”）

在16個高山族族群中，除距臺灣本島49海里的蘭嶼島雅美人外，其他分支歷史上均有過“出草”習俗。“出草”原指打獵，或特指獵鹿。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記載：“捕鹿名曰出草，或鏢、或箭，帶犬追尋。”朱仕玠《小琉球漫志》第八卷“射鹿”一節描寫：“番以射獵為生，名曰出草。”

臺版《國語辭典》對“出草”一詞的解釋為：“舊日臺灣‘原住民’埋伏于草叢中，捕殺入侵者或獵取他族的人頭，再將人頭去皮肉，置于髑髏架上，稱為‘出草’。此行為象征自衛、勇敢，并有宗教意義。”

關于臺灣高山族獵首習俗的文獻記載最早為三國時期沈瑩所著之《臨海水土志》：夷州民人“得人頭，斫去腦，駁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鬢眉發編，具齒以作口，自臨戰斗時用之，如假面狀。此是夷王所服。戰得頭，著首。還，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馀丈，以所得頭差次掛之。歷年不下，彰示其功”。

書中不僅描述了高山族先民對頭顱的處置方式，還表明獵首有彰顯個人勇猛的作用。之后的《隋書·琉球傳》也載：“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可見獵首與祭祀亦有關。《明史》載，高山族先民“既收獲，即標竹竿于道，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

在清代的文獻記載中，“出草”一詞已逐漸成為臺灣高山族獵首習俗的別稱，如“生番向例俟秋冬間，即須出草殺人”，并將之與頭目的推選聯系起來，云“生番……殺人割截首級，烹剝去皮肉，飾骷髏以金，夸耀其眾，眾遂推為雄長”。

亦有描述“出草”與婚嫁間關系者，稱“能割取首級者，眾人稱為英雄……番俗方肯以女妻之”。又胡傳在《臺東州采訪修志冊》中亦言：“如說合(婚姻)時,女實不愿而不許，則男出草殺人，以人頭為聘；若女之兄弟亦能出草殺人，以人頭報之則已。倘無以報，則必許之矣。”

臺灣高山族各分支的“出草”過程基本一致，一般分為三個階段：準備、襲擊和凱旋(或落敗)。“出草”前的準備包括招募人員和占卜，有組織有領導的團隊合作會增加獵得人頭的概率，也可保護自己免受傷害，個人“出草”的情況極為罕見。

出發前一晚須留意夢境，吉夢才可出發，不吉則往后推遲，此為夢占。另有以鳥占來判斷是否可以出發，即留意鳥的叫聲。出發時除帶上武器和干糧外，還會攜帶裝人頭的布網袋及一身盛裝，在獵得人頭凱旋時用。

出發后，指揮者須十分留意途中的事象，若遇見蛇、鼠等不吉之兆，則立即返回。整個襲擊過程計劃周密，有人負責潛伏于道路兩側或草叢樹木中協助夾擊，有人負責在遠處射擊，也有人負責在高處放哨，此外還須準備好回撤的最佳路線。襲擊的過程短至一兩天，長或數十日，近則獵取同族地界內的人頭，遠則跋涉至他族范圍，或從山中出發襲擊遠在平地的人。

“出草”對象可能是族內仇人，也可能是族外敵人，甚或素無恩怨的平民，視“出草”動機而定。若獵得人頭而己方無傷亡則為勝利，若己方有傷亡，即便獵得了人頭也不算成功，須盡快就地處置好尸體后，偷偷潛回。成功獵得人頭后會即刻快速而隱蔽地沿此前選好的路線向部落方向撤回，快到部落時，換上盛裝，鳴槍示意和慶賀。

“出草”者會割取敵首頭發的一部分，裝飾于刀鞘或槍桿上。部落男女老少皆出門歡迎凱旋，一般先在部落頭目家門前空地繞著頭顱載歌載舞。之后，“出草”者會帶著頭顱，輪流拜訪部落頭目和長老，然后去有病患的人家，用頭顱幫助祛除病魔，所到之處皆盛情款待。

“出草”者一家須殺豬，并以小米、酒、檳榔等物祭祀頭顱。祭祀完畢后準備人頭架，將頭顱放入架上，待其腐壞再晾干后，集中供奉于公廨，或放置于頭目家或專門的祭屋內，也有少數族群祭祀過后直接掩埋頭顱或棄置于特定地方。

胡傳筆記中的“番膏”

既然有殺戮，那被殺的一方肯定有報復，處置的手段也是半斤對八兩，不遑多讓。胡傳在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任臺灣知州期間，發現埔里地方有賣人肉和番膏的情況。他記載道，當地漢人看到原住民便爭相殺之，取人肉來賣，每兩賣二十文，買者爭先恐后。同時，他們將原住民的骨頭煎熬成膏，稱作“番膏”，售價極高。盡管官府禁止這種行為，但民眾仍有買賣行為。

“埔里所屬有南番，有北番。南番歸化久，出亦不滋事。北番出，則軍民爭殺之；即官欲招撫，民亦不從，蓋恐既撫之后，不能禁其出入，道路為所熟悉，不能復制也。民殺番，即屠而賣其肉；每肉一兩值錢二十文，買者爭先恐后，頃刻而盡；煎熬其骨為膏，謂之「番膏」，價極貴。官示禁，而民亦不從也。”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五月十七日迄二十四日

胡傳（1841-1895），原名胡守珊，字鐵花，號鈍夫，安徽績溪上莊人，清代官員、知識分子，近代民國著名學者胡適之父。1891年奉旨調往臺灣，任臺東直隸州知州之職，兼統鎮海后軍各營，為守衛和治理臺灣殫精竭慮。中日甲午戰爭后臺灣割讓日本，胡傳憂病交加而死，其任職期間留下的《臺灣日記與稟啟》是研究日本占領之前臺灣歷史的重要資料。

馬偕神父，又譯“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是一位19世紀70年代前往臺灣長期居住的加拿大傳教士，也是一位醫生和業余生物學家，曾在清朝統治下的臺灣生活18年，1893年返回故鄉加拿大，將日記和回憶整理成了《臺灣遙紀》一書。因為馬偕神父會醫術，能救死扶傷的醫生放到哪里都是受人珍惜的，所以他得以深入那些堅持獵頭習俗的野蠻生番部落，同吃同住，一探究竟，對生番社會的留下的記述很詳細。

大意是：漢人巡邏隊打死生番后，生番的尸體被刻意肢解以便分離出可食用和供藥用的部位。在這種情況下（邊境沖突中打死生番），亦或當生番獵頭者潛入漢區腹地被殺時，生番的心臟會被吃掉，肉被切成條狀（售賣），然后骨頭會被熬煮成膠狀（即所謂的“番膏”）并被視為專治瘧疾的特效藥物保存。

此外，日治時期大正十年（1921年），任職臺南地方法院通譯官的片岡巖所著《臺灣風俗志》中也記載了漢人吃原住民肉的史實，包括番膏的制作和銷售情況。

要知道，這些事情發生在120多年前，距離我們并不是很遙遠。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更為具體的細節讓人頭皮發麻，已經不能再繼續展開。不過還是要強調一下，不要用現代人的價值觀來衡量那個時代，這些行為在當時當地確是勇敢、剽悍、無畏的象征，是男人的成人禮，是某種重要的儀式，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也有大量類似習俗。看到這里，你還覺得對岸同胞都是軟軟糯糯甜甜嗎？

02 入侵與反抗

從16世紀開始，臺灣高山族屢遭受外國侵略。也是由此開始，關于高山族的文字記載變得更加清晰。

1563年，日本倭寇侵入北部雞籠（基隆）一帶燒殺搶掠，當地高山族被迫遷居山區。1593年，日本統治者要求他們朝貢日本，遭到高山族人民的斷然拒絕。

1624年，荷蘭殖民者侵入西南部大員、赤嵌一帶。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北部雞籠、淡水一帶。1642年，盤踞于臺南的荷蘭殖民者北上進擊西班牙殖民者，取而代之地占領臺灣北部。

荷蘭殖民者在臺灣實行了38年的殖民統治，建立臺灣城（熱蘭遮）和赤嵌城（普羅文查）等軍事據點，使用武力鎮壓高山族，燒毀村社，任命高山族部落頭人為長老，進行殖民統治；征收苛捐雜稅，掠奪鹿皮等特產；推廣基督教，強迫進行奴化教育。荷蘭殖民者的野蠻統治和貪婪壓榨激起了高山族和漢族人民的多次反抗，其中以1652年郭懷一起義的規模最大。

郭懷一起義，又稱郭懷一事件。為1652年于臺灣發生的漢人農民武裝起義。當時農民因甘蔗業衰退而謀生困難，又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士兵在臨檢人頭稅時的各種惡行，公司也提不出辦法來改善農民的困境，農民不滿累積到了極點，因此引爆這場起義。也有說法指出，當時贌社（pú，臺灣荷蘭統治時期所實行的村社承包制度）正逢泡沫經濟破滅，事件領袖郭懷一、六官（Loukequa）、黑須新哥（Sinco Swartbaert）等人為了擺脫沉重債務，才打算反抗荷蘭人的統治。

這場起事共有4000~5000名同胞參與，約為當時臺灣人口的四分之一，因事件規模較大，有人稱其為爾后臺灣史上頻頻向統治者反抗的一個先聲。雖然郭懷一部眾在人數上占有優勢，但大部分都只以鐮刀為武器，不敵荷軍的火槍，遂被荷軍鎮壓。整場事件歷經12天才結束，共有3000~4000名同胞被殺死或餓死。

美利堅的覬覦&羅妹號事件

自道光二十七年起，美國曾數次派船到臺灣勘察煤礦、測量港口。1847年和1849年，美駐華海軍就曾兩次派艦駛臺，發現臺灣物產豐富；美駐華專使伯駕向美國國務院提出一個計劃，由美、英、法三國分別占領臺灣、舟山群島和朝鮮。

伯駕甚至向美國政府建議占領臺灣，建立一個“受美國保護”的“獨立政府”。1867年5月18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臺灣瑯嶠（今恒春）登陸，被當地高山族人擊退。次年二月，先是美船羅佛號艦長等人在臺灣南部瑯嶠登陸，被當地高山族人殺死十三人，只逃走一名水手。

三月，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率軍艦前來報復，是美國針對福爾摩沙（也就是今日的臺灣）的一次“報復性遠征”。此次因羅妹號事件而引起，三桅帆船羅妹號在臺灣海岸擱淺，船員遭島上斯卡羅酋邦的武裝排灣族原住民出草殺害，美國海軍及美國海軍陸戰隊企圖登陸報復，但指揮官旋即被原住民狙擊陣亡，美軍指揮官自忖地形險惡繼而決定鳴金收兵，戰敗撤退，這也是美國少有戰敗的海外軍事行動之一。

五月初，美國又派軍艦兩艘進攻臺灣。十八日，美海軍陸戰隊一百八十多人在瑯嶠登陸，進行偷襲，當地高山族人民利用地形熟悉等有利條件襲擊美軍，打死其領隊軍官，將其驅逐到海邊。

美軍侵臺失敗，后在美國外交官李仙得斟旋下，與斯卡羅酋邦大頭目卓杞篤雙方同意以書面紀錄下非正式的諒解備忘錄，俗稱南岬之盟。

伸出魔爪的日本&牡丹社事件

1871年11月，琉球的兩艘進貢船，離開那霸港駛往中國大陸。不料中途遭遇颶風，這兩艘船就漂到了臺灣島沿岸，其中一艘獲救，被安全送到臺灣府，另一艘在臺灣西南海岸的八瑤灣觸礁沉沒。船上69名船員，其中3名淹死，66名船員奮力游水才登上岸。可沒想到的是，這66人闖入了臺灣原住民排灣族的領地——牡丹社。

順便提一句，動力火車這個組合，成員都是排灣族人，他們是地地道道的臺灣原住民。

這些原住民生性彪悍，不但剝了琉球人的衣服，還把他們扣押在了部落中。當琉球人試圖逃走時，牡丹社的原住民則大開殺戒，一下子砍死了54個琉球人，剩下的12人一路狂奔跑到了附近的保力莊，正好遇到了當地的漢民楊友旺和陳阿三等人。

楊友旺平日與牡丹社的排灣族人做生意，會說當地原住民的語言，他跟原住民交涉，用酒、牛、布等物品換回了12名琉球人的性命。就這樣楊友旺把幸存的琉球人交給了當地政府。

琉球當時為中國屬地，日本卻聲稱為其領有，借口保護“屬民”，策劃侵略中國臺灣。1873年，日本政府派外務卿副島種臣等來華交涉。中國聲稱“二島（臺灣島和琉球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自殺，裁次固在于我”。

翌年（1874年）五月，日軍于瑯嶠登陸，大舉向牡丹社一帶進攻，遭到以阿祿父子為首的高山族人民的反抗，后迫于日軍火力退入深山。日軍為實現長期占領和擴張，在占領區內修橋筑路，并設立都督府。

清廷得悉，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福建布政使潘蔚為幫辦，前往臺灣部署軍事，加強海防。日軍后援不繼，又遇惡性瘧疾流行，經英國公使威妥瑪出面“調停”，與清政府簽訂《中日臺灣事件專約》，給日本政府白銀50萬兩，作為“撫恤”及在臺灣修路、建屋等補償。日軍于同年十二月撤軍。

03 劃界與開山

1661年4月，民族英雄鄭成功率軍自廈門、金門出發，從臺南禾寮港登陸，在高山族和漢族同胞的支持下，很快占領赤嵌城，經過9個月的戰斗圍困，逼使龜縮在熱蘭遮城堡的荷蘭侵略軍投降，收復了臺灣。

鄭成功來到臺灣以后，因為征地拓疆沒少對這些原住民動武。經過長達幾十年的武力鎮壓，結合移民、教化等一攬子舉措，才使得平原地區的原住民逐漸歸化，服從鄭氏的管轄，這些原住民就被叫做平埔族，就是所說的平原人。但鄭氏政權實際上控制的地方是非常小，與之相對的大部分高山族人的地盤還是難以進入。

1683年10月8日，鄭成功孫子鄭克塽剃發降清。1684年（康熙23年）4月14日，臺灣（時為臺廈道臺灣府）正式納入中國版圖，隸屬福建省，下設臺灣縣、鳳山縣、與諸羅縣三個縣，府治設在今臺南市。

“番漢分治”

隨著臺灣漢人移民的增多，番漢沖突愈演愈烈，多次釀成流血事件，臺灣原住民經常“出草”取漢人首級；而漢人也經常反擊，捕捉原住民來制“番膏”進行報復。除此之外，原住民的反抗也是非常激烈的，清史明確記載的從康熙35年開始到光緒18年，200年時間，臺灣的生番發生138起武裝反抗的事件，基本上是年年造反，你也可以說是起義，你也可以說造反，看站在什么角度。

雙方對立如此嚴重，所以清王朝決定采取“番漢分治”的政策以解決此沖突，清王朝承認番民（高山族）自治地權，自清康熙61年（1722年）起，清朝進行嚴格的漢番隔離政策，官府于入山的重要路口，以立碑、立界方式來規范漢人生活區域，嚴禁漢人超越其區域。

而到了18世紀初期，由于大陸人口膨脹，人地矛盾激化，大量移民蜂涌來臺，為了延續“番漢隔離”政策，清廷則另加以“挖溝推土”方式，構成原漢界線。土堆俗稱“土牛”，加上深溝，故稱為“土牛溝”。除此，而在地圖上則常以紅線延伸其土牛溝所設置區域，因此又稱為“土牛紅線”，簡稱“土牛線”。

土牛線以西，為清王朝正式設立府縣管轄的地域，生活著漢人和已經歸化的臺灣原住民（平埔族）；而土牛線以東，清政府并不進行管理，任由高山族活動。《大清律例》對私自跨“土牛線”的懲罰很重，明文規定“凡民人偷越定界，私入臺灣番境者，杖一百”，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移民不斷增加，侵界墾地屢有發生，土牛線的界限功能逐漸被削弱。

這樣臺灣就相當于被分成了兩半，西邊是臺灣漢人和入籍清朝平埔族的居住區，清政府在這里設縣設廳，由各級政府管轄；東邊是高山族生活的山地，任其自生自滅，清政府是不聞不問。

“開山撫番”

但到了清朝統治的后期，受牡丹社事件的影響，清廷認識到臺灣的重要性，對統治臺灣的態度有極大的轉變，國策就由“劃界封山”就變成了“開山撫番”。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由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建議，清廷改變對漢人和“社番”長期采取的隔離政策，解除禁墾令，鼓勵漢人向臺灣東部山區移墾。同時，派軍隊開通了4條橫貫中央山脈的大道：南路赤山至卑南，射寮至卑南；北路蘇澳至奇萊；中路林圮埔至璞石閣，共長800余華里。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在廈門、汕頭、香港等地設招墾局，募人赴臺墾殖。光緒三年后，又開辟了楓港至卑南、集集至水尾等道路多條。光緒十三年，設立全臺撫墾總局，加強“撫番”工作。數年間，歸化“生番”806社，14.8萬余人。占臺灣全島2/3的東部山區，自此得到逐步開發。

“開山撫番” 是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建設的系統工程，要想做到統一管理，這項國策的開展難度就相當大。畢竟，東部的生番本來就非常的桀驁不馴，天性就好勇斗狠，哪有那么好管理？老子無拘無束、落拓不羈習慣了，讓我給你們當官的下跪，讓我老實交稅，那可能嗎？于是，沖突就在所難免。

北洋艦隊第一戰&呂家望社動亂

1888年，臺灣東部爆發以原住民（卑南族）為主的呂家望社動亂，圍攻駐守埤南的提督張兆連所部。張兆連手下只有300多人，只能勉強死守待援。臺灣巡撫劉銘傳聞訊以后，一面調兵前往增援，一面致電李鴻章，請求派“快船兩只來臺”，協助救援被圍的張兆連部。

劉銘傳請求北洋水師派船增援，本意不過是考慮到臺灣交通不便，走海路更為便捷，利于傳遞消息，當通報船使用。不過李鴻章卻讓丁汝昌派出了服役不久的“致遠”、“靖遠”兩艘主力艦前去，大約是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讓這兩艘新式巡洋艦有機會歷練。

等到“致遠”、“靖遠”抵達埤南時，清軍已經擊破了圍攻埤南的民軍，并順勢圍攻呂家望，只是尚未攻破而已。劉銘傳考慮到已經不需要“致遠”、“靖遠”兩艦繼續承擔通信任務，于是轉而要求將艦上快炮拆下，裝上炮架以后上岸協助陸軍作戰。

北洋水師師從英國，建設過程中也大量參考了英國的海軍制度。當時軍艦上的小口徑火炮大多配有艦用炮架和陸用炮架兩種炮架，海戰時可以用艦用炮架設置在艦上使用，登陸作戰則換成陸用炮架上岸使用。“致遠”、“靖遠”上的哈奇開斯57毫米和37毫米速射炮，還有格林轉管機槍就都配有陸用炮架。按照英軍的習慣，船上配備了不少陸上的武器，就像致遠艦船上就配備了80桿馬丁尼亨利的后膛步槍，軍艦要步槍干嘛？就是為了登陸作戰。

根據池仲祐所著的《海軍大事記》記載，接到命令以后，“致遠”、“靖遠”就抽調了60名水兵組成槍隊，由幫帶大副劉冠雄和陳金揆率領，攜帶兩門六磅炮——也就是哈奇開斯57毫米速射炮——登陸協助陸軍作戰。就這樣，“致遠”、“靖遠”服役后的首次實戰變成了陸戰。

這隊人馬開過去以后，先是用快炮一頓狂轟濫炸，炸垮了呂家望社碉堡的圍墻，緊接著鄧世昌就派出兩個軍官帶著60名陸戰隊員下船作戰。

北洋水師派出這兩名軍官都非常值得一提，一個叫陳金揆，是致遠號的副艦長兼大副，甲午海戰中跟鄧世昌一起壯烈殉國；還有一個叫劉冠雄，是靖遠號的副艦長兼大副，也參加過甲午海戰，后來做到了民國的海軍總長。

這兩員猛將拎著槍帶著炮一頓打，你說這幫土著還有活路嗎？最后被消滅了大半，剩下400多人都投降了。 劉銘傳在奏請獎勵有功人員時，提到海軍槍隊在戰斗中“快炮驟轟，聲震陵谷”，表現不錯。

李鴻章的奏折也提到此戰到十六日呂家望被攻破時，槍隊有1名副頭目陣亡，8名水兵受傷，顯然登陸部隊在戰斗中確實打得很賣力，沖殺在前，這說明北洋水師的陸戰訓練還是非常可以的。

這一仗讓那些驕傲的生番第一次領教到了鐵甲軍艦和洋槍洋炮的威力，從此消停了好一陣時間。

04 誓不臣倭

七年之后，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和澎湖列島被割讓于日本。消息傳來，臺灣人民群情悲憤，誓死不做亡國之民。當時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臺灣舉人汪春源等人上書清廷，沉痛地表示：“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臺灣在籍士紳丘逢甲上書呼吁：“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愿與撫臣誓死守御。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臺灣紳民張貼布告，宣稱“愿人人戰死而失臺，不愿拱手而讓臺”，悲憤地表達了誓死保衛臺灣的堅定決心。

“臺灣民主國”

然而，腐敗的清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悲憤抗議和臺灣人民的死活，幾次詔令臺灣巡撫唐景崧率領文武官員內渡，撤離臺灣。并派割臺專使李經芳于5月19日前往臺灣辦理交割。6月2日，李經芳懾于臺灣人民反割臺的巨大聲勢，不敢登岸，在基隆外一艘日本軍艦上正式與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日本任命他為臺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辦理了臺灣交割手續。

日本從清政府手中接收臺灣雖毫無困難，但在當地人面前卻并不容易。1895年5月25日，在丘逢甲等人的推動下，臺灣官紳組成了“永隸清朝”的“臺灣民主國”，推舉唐景崧為總統，丘逢甲為義軍統領，著名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為大將軍。臺灣民主國成立后立即立即向清政府表示：“臺灣紳民，誓不臣倭，愿為島國，永戴圣清”，同時宣示中外，“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御之，愿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愿拱手而讓臺。”

1895年5月29日，負責接收臺灣的日軍部隊從現今新北市貢寮區的澳底登陸，投入包含近衛師團等正規軍隊的三萬余名兵力。而臺灣方面除了以臺灣民主國為主的抗日政權外，主要有臺灣人民等自發性組成的抗日義軍及劉永福的黑旗軍和唐景崧的廣勇等；合計正規軍約有三萬三千余名，及民兵十萬名。10月21日，日軍攻入臺南，10月23日，日軍控制全臺灣，戰事持續總時間約5個月。11月18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向京都大本營報告：“全島悉予平定”。

從1895年4月,臺北阻擊戰開始，至臺南陷落，在近半年的浴血奮戰中，臺灣軍民用鮮血和生命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據日本官方公布的數字，在臺灣被擊斃和病死的日本官兵，包括北白川能久親王和山根少將在內，共4800余人，重傷者500余人，另有21000余人回國治病，5200余人留臺治療，總計損失32000余人，占侵臺總人數的一半以上。

對比一下“九一八”事變，事變當天日軍只傷亡了24個人，用時4個月零18天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東北全境淪陷。所以，你說臺灣民風彪悍嗎？

無盡的反抗&“臺灣賣卻論”

大規模的反抗停止之后，后面幾年對日本來說仍然是一場噩夢，日本人一連換了三任總督都搞不定。

1895年5月，臺灣第一任殖民總督樺山資紀上任，但因臺灣人民的抗日斗爭太過激烈，僅干了一多年便因鎮壓不力被免職。1896年6月，臺灣第二任殖民總督桂太郎（后出任日本首相）接任，這人因為太恐懼臺灣百姓的抗日斗爭，半年都沒干滿便動用關系離開了臺灣。

1896年10月，臺灣第三任殖民總督乃木希典繼續接任。這家伙參加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被日本譽為“軍神”，可實則是個"又蠢又壞"的草包。他上任后，臺灣各地的抗日斗爭繼續波濤洶涌，使他帶著日軍窮于應付，疲于奔命。

1906年8月1日，花蓮泰雅族人“太魯閣蕃”十四社聯合襲擊日人賀田組為主的腦寮區，擊殺區內賀田組人員、日人腦丁、教員共30余人，花蓮港支廳長警部大山十郎亦被殺，史稱“太魯閣事件”。

由于臺灣人的反抗日益激烈，日軍及其官員經常受到臺灣人的襲擊，一天到晚提心吊膽，恐懼不安。而且付出這么多代價，每年收的稅還不夠開支的1/4，日本政府還得往里貼錢；這還是日常開支，臺灣當時是農業社會，要啥沒啥，如果你還要為了自己利益而投入建設的話，這更就是無底洞了。

這么一個強硬派在臺灣干了一年以后也慫了，對日本在臺灣的統治前景感到灰心失望，想趁早甩掉這個包袱回國。 因此，他產生了一個念頭：將臺灣賣出去，而且最好是賣給英國。

乃木希典在對友人的信中抱怨日本殖民臺灣一事：“就像一位叫化子討到一匹馬，既不會騎，又會被馬踢”。1897年春，乃木希典利用回國之機，向當時的日本首相松方正義及軍界、政界的要人談了日本在臺灣的處境及自己的想法。

他建議將臺灣賣給英國，臺灣雖然為大日本帝國國土面積擴大不少，但每年卻要為臺灣付出一大筆開支，同時還要搭上很多人的性命，太不劃算。倘若能將臺灣賣掉，既可甩掉一個包袱，又可以大賺一筆，何樂而不為呢？

當時的日本政府正處于財政危機當中，入不敷出，對臺灣的管理也陷入困境。乃木希典的建議引起了首相松方的興趣，而且日本很多要員也都認為臺灣是塊燙手山芋。日本國會也一度出現了以一億日元的價格將臺灣賣掉的想法，稱為“臺灣賣卻論”。

在乃木希典和大部分內閣大臣的強烈要求下，日本政府同意與有錢的西方國家談這個問題。一開始，日本找到英國，但英國開價不高，因為它自己的殖民地就很多了，已經管不過來。因此，雙方談了幾次就不愿再往下談，這次交易最終沒成。

接著，日本又找法國談。經過多輪談判，日法基本談攏，價格為1500萬法郎，但法國政府又因財政困難給耽擱了。

后來，當臺灣人民聽到日本要將臺灣賣掉的消息時，為了不再受日本人和外國人的欺凌，他們踴躍籌集資金，想把臺灣買回來。甚至有些民眾還說：“只要能買回臺灣，我們賣田賣地也愿意。”

但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十分懼日，對臺灣民眾的要求與呼聲置若罔聞，愛理不理。李鴻章還明確阻攔說：“臺民即使買回臺灣，還是會被別國垂涎，這完全是多此一舉。”后來，李為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僅公開阻攔買臺行動，還指示駐臺官員找相關人士做工作，讓他們放棄買臺行動。同時發出威脅，如果惹出麻煩，與清廷無關，清政府概不負責。這等于是斷絕臺灣人民買臺的最后希望。

糖飴與鞭

1898年2月，兒玉源太郎到臺灣上任，此后一直擔任臺灣總督到1906年猝死的那天。兒玉這人還是有點水平，原來是陸軍大臣，被譽為“明治時期第一智將”，文武兩路都是一把好手。

他來當總督之后，打了一套組合拳，實施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政策，他們叫“糖飴與鞭”，其實就是大棒加胡蘿卜，招安歸順者既往不咎，不投降那就是格殺勿論。

在不到10年時間里，兒玉推行了一系列殖民措施，如恢復保甲制度，厲行連坐法，大力推行招降政策，嚴厲打擊抗日民眾，設立銀行，統一貨幣，實行煙酒、鴉片、樟腦、食鹽專賣制度，修建鐵路……

他在臺灣的一系列舉措，奠定了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的基礎，被日本政界評價為“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對臺灣乃至日本都影響深遠。

軍事上，兒玉和前幾任總督一樣殘暴，僅在上任的前4年里，就殺害了12000余名抗日人士，基本上摧毀了臺灣抗日組織。

經濟上，兒玉在任期間，歷時6年，組織了147萬人次對臺灣土地進行重新丈量。他可不是要讓臺灣百姓“耕者有其田”，而是為了增加稅收。通過這次丈量，日本政府再也不用給臺灣經濟補貼。

最讓日本政府滿意的，是兒玉讓日本人深受其益的對臺灣經濟的瘋狂掠奪。僅食糖一項，就解決了日本國內的大量失業問題，還讓日本賺了大錢。

霧社事件

日占期間，日本人對臺灣原住民實行“理蕃”政策，在部落外圍設置“隘勇”，不準其自由進出，禁與漢族人往來，禁止持有槍械彈藥，強化警察統治。

同時，日本人對原住民也多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說原住民最不滿的不能“出草”，包括“紋面斷齒”這些傳統的習俗也遭到了禁止。斷齒就是到一定年齡把牙齒磨掉或者砸斷，當地人認為這是一種美，現在也都被禁止。再就是限制使用武器，高山族很多都是獵人，你得報備才能領槍和子彈，給的數量還很少。

日本人通過建郵局，開辦學校等措施，試圖用所謂“先進”的文明教化“野蠻”的原住民，而原住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文化與信仰，跟原來無法無天、自由自在的花果山的生活迥若云泥。而且駐地那些日本警察天高皇帝遠，不少人覺得自己是土皇帝，也會隨意欺凌原住民。這些事經常發生，都為日后的反抗埋下了伏筆。

霧社，是高山族同胞聚居的一個地區，也是日本強化殖民統治的一個“示范”中心。日寇對其采取法西斯專制，設置警察課分室，調集大批軍警分駐18個駐在所來施行武力壓制、監視附近各村社的高山族人。通過霸占土地、分派勞役，壓榨人民血汗，通過反動的“番童公學校”，對兒童施行奴化教育。

1930年的一天，賽德克族馬赫坡社的首領摩那羅達奧為長子舉行婚禮，日軍警官在這時來到婚禮現場，莫那的兒子按習俗向警官敬酒，沒曾想這給臉不要臉的日本警察嫌棄原住民骯臟，直接將酒打翻，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

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們怎么能忍得了這種羞辱，更何況他們早就對日本人恨之入骨，在場的賽德克男子們群起痛扁了囂張跋扈的日本警察。莫那知道后為了避免殃及族人前往警察所道歉，但這幫人渣怎么會和莫那講道理，他們勒令莫那交出犯事者，否則就踏平馬赫坡。

雖然摩那羅達奧早知道日本瞧不起自己這些“野人”，也無數次目睹過日本帝國主義恐怖的戰爭機器，但他之前依舊抱有幻想，幻想著順從殖民者就能換取族人的平安。但如今，血淋淋的事實擺在了他的面前：原住民在日本人眼中就如螻蟻一般，無論莫那作何選擇，族人的慘死都不可避免。

于是，在摩那羅達奧的領導與漢族人的支持下，霧社附近的馬漢博、博亞倫、羅德夫、大魯宛、蘇可、鶴歌等六社的高山族有1200人，迅速組織了一支300余人的青壯年武裝，以大力、木槍、農具為武器，嚴格進行射擊訓練，成為勇敢善戰的隊伍。不久義軍擴充至500多人。他們秘密商定于10月27日，也就是“臺灣神社祭日”，趁日寇在霧社公學校舉辦運動會之時發動起義。

10月27日，正當霧社的日本人齊聚當地的小學參與集會時，起義民眾突然沖出宛如神兵天降。在場的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這些曾經任由他們差使的賽德克人竟然有勇氣向自己揮刀，不到一個小時就有一百多日本人被殺。同時，起義部隊分兵出擊，掃蕩了數個警察所，總共殺死134名日本人，僅有少數人逃脫，起義軍繳獲了182把槍支和各類彈藥2.3萬發。

這是一場必定失敗的戰爭，摩那羅達奧對此心知肚明。但他要給予殖民者最沉重的打擊，他要讓殖民者們血債血償。在起義的當天，一名僥幸逃脫的督學將起義報告給了日本政府，總督府為之震動，當即組織了三千余人的討伐隊，其中有2000多是正規軍和警察，總督府還向日本政府求援，日本在臺灣的海陸空軍當即投入戰斗，飛機大炮齊齊向霧社撲來。

殖民者有飛機大炮，賽德克人們卻只有繳獲的步槍和私藏的落后獵槍。人力的差距更大，賽德克起義六部落總人口只有1236人，這其中能夠參戰的不過數百人而已。

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下，賽德克人們藏身的房屋很快便成了一片廢墟，他們邊撤邊打，退入了山地，在這里日軍絕不是他們的對手，每當日軍步兵向上攻擊，賽德克人們便居高臨下給日寇痛擊。日軍久攻不克就喪心病狂的試圖用炮彈炸平山頭，用烈火焚毀森林，甚至投放了糜爛性毒氣。

賽德克人們那里見過這種武器，一個個獵手在掙扎中死去，莫那知道，在此處的抵抗已經難以為繼，只能帶領族人退入密林。一些老弱婦孺不愿意成為戰士們的負擔，也為了堅定戰士們的決心，紛紛在密林中自縊（霧社死亡者中有婦女312人，多為自殺）。

摩那羅達奧與族人們退入巖窟，憑借著水源和存糧不斷襲擊那些不熟悉地形的日本人。惱羞成怒的日軍再次動用了毒氣彈，終于在當年12月1日，摩那羅達奧選擇走進最隱蔽的密林中自殺，這些天生的獵手終究沒有跪倒在殖民者身前，而是死在了自己的獵場之中。

5個月后，日寇又調集精銳部隊，血洗霧社村莊、山林，殺害青壯年，將800名老弱婦孺驅趕出霧社，制造“第二次霧社”事件。就這樣，摩那羅達奧領導的霧社起義被殘酷地鎮壓下去。

05 仆從與征伐

如果你去印尼的摩羅泰島旅游，你會驚異地發現這個風景如畫的島上竟然有一尊高大的銅像，是一個腰佩軍刀的二戰日本兵，站在那里目視北方，很多中國人看了就要畫個問號了。二戰期間日本兵不是侵略者嗎？怎么當地人還給他立雕像呢？另外，這事兒和本篇文章有什么關系？別急，我們從“霧社事件”之后說起。

皇民與同化

“霧社事件”發生后，日本人也對自己的殖民方式進行了反思，發現一味的強硬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他們對原住民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不再一味地軍事鎮壓，而是改用懷柔政策，尊重原住民的文化習俗。數十年下來，日本人和臺灣原住民的關系已經大為改善。原住民年輕一代開始學習日語，甚至與日本人通婚。

這些原住民成千上百年以來一直處于原始部落社會狀態，只有族群概念，沒有什么家國的情懷。大家都生活在部落里，壓根沒有什么國人、外人之分。只要你敢于侵犯他們的領地，強制他們放棄習俗，破壞他們的傳統，他們必定奮起反抗，而不管你是荷蘭人、西班牙人、鄭成功以及大清國官兵，或者美國人、日本人，原住民從未屈從。他們純粹而質樸，直接又了當，如果你表示出對他們足夠的尊重，他們也就很快放下敵意，好酒美食舞蹈款待你。

19世紀70年代牡丹社事件發生之后，清廷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于是采取了“開山撫番”的政策，開始逐步教化這些原住民。奈何沒多久甲午戰爭戰敗，臺灣被迫割讓，這一進程被徹底打斷。

日本人很聰明的意識到這一點，在占領臺灣的過程中，對這些原住民的“皇民化教育”是一刻也沒停，從語言、服飾、文化、教育、生活習慣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滲透和改變。

日本的國民性格就是做事特別認真、細致，為了強化對這些原住民的皇民教育，日本在臺灣特地成立了“理蕃”當局，從部落中挑選能說流利日語的青年來組織“青年團”，勉勵勤勞農耕并實施軍事訓練。許多青年團中的原住民，把原名改為日本名，如“中山清”、“井上一郎”等，對日本人深表服從與信任。

另外，1895年日本竊臺后，對原住民實行種族隔離的政策，嚴格限制他們與漢人往來，并禁止他們學習自己的歷史。更有，為了便于操縱原住民的思想，日本教育當局還禁止他們接觸有智慧的知識。這導致很多人成年之后都僅有七、八歲小學生的知識水平。從小就是一個“劣等人”

關于參加日軍，卑南族原住民文學家孫大川則認為，這是一種尋求認同的行為。在日據時代，日本人是一等公民，漢人是二等，原住民就是三等。這種矮人兩截的心態讓原住民想要努力出頭，而當兵是唯一的能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方法，因此許多年輕人就志愿從軍，而且在戰場上比日本人更拼命。

左翼記錄作家林榮代，走訪當年的幸存者，也還原出了一些真相：殖民政府先是日常教育栽培“效忠皇國”的觀念；利用電影等文化洗腦，鼓動年輕族群參與戰爭；又允諾應征去菲律賓是做后勤工作，并承諾給予高薪，占領菲律賓后更可分得土地。就這樣半哄半騙，將無知的年輕人變成了戰爭奴隸。

加入日軍之后，這些原住民士兵在物質生活上過的比原來在山里的生活強多了。他們給臺灣的親朋寫信，其中充滿了身為“日本人”的“幸福感”，比如有個日本名字叫“豐田健太郎”的原住民士兵，寄回家鄉妻子的信里說：“在日本軍營里每天過著很好的生活，有很多鹽巴可以吃，也有很多好吃的東西，連甜點這種奢侈的東西都得今生第一次嘗到。”

在數十年鋪天蓋地的皇民化教育之中，先代抗日之苦難和外界所受之侵略，原住民青年一代完全不得而知。如此的精神操控下，純良的青年一代就被馴養成乖順的奴隸。所以，當第二世界大戰發生，日軍動員臺灣這些族群前往南洋作戰時，原住民的報名可以說是相當踴躍。

高砂義勇隊

“高砂”是日文“風景美麗”之意，高砂一語為日本古籍對臺灣之稱呼。1923年，當時的日本皇太子裕仁（后來的日本天皇）赴臺灣巡視，因臺灣原住民居住地風景秀麗，遂以“高砂”稱呼臺灣少數民族。1936年臺灣總督府宣布把臺灣少數民族“蕃人”改稱“高砂族”。目的在于加強同化，并討日皇歡心。后來，日軍征募大批“高砂”青年入伍，稱之為“高砂義勇隊”。

據說動員臺灣原住民到南洋熱帶雨林作戰之想法，是出自日軍和知鷹二參謀的建議。此構想起源于霧社事件中，臺灣少數民族表現英勇，又熟知叢林氣候，以寡擊眾，對日本軍警頑強抵抗；如能征召參加日本戰事，應能有所貢獻。

經過招募和訓練之后，1942年第一批500人成立了一個高砂義勇隊，從高雄出發去遠征菲律賓，正式開始為日軍作戰。在日軍進攻丹巴半島的戰役當中是遇到了美軍的激烈抵抗，最后還是靠這些高沙嶺冒死攀上懸崖峭壁，在美軍陣地后方扔手榴彈，才瓦解了美軍的防御。這些義勇隊的軍服跟日軍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隨身配了一把民族特色的佩刀，才能分辨出來他們是原住民組成的部隊。

據日本士兵回憶，該隊人員能于無道路之叢林，穿梭偵察，也可以分辨遠處聲音，從事伏擊。由于隊員精于狩獵，對叢林內的動物可分辨可食或不可食，日軍同僚得以在缺糧下補給。該隊隊員也傳授日軍在叢林生活的方法。日本兵罹患瘧疾，高砂隊員能冒險摘椰子取水解熱。日軍認為，“高砂隊員的英勇、服從、為長官效命及犧牲奉獻的精神”，日軍本土成員也難望其項背。

高砂義勇隊前后向海外派了7批，有4000多人參與了作戰，有3000多人都戰死在海外，這些人還全部都是志愿兵。那些戰死海外的臺灣原住民士兵，他們至今都被供奉在靖國神社里邊。

實際上，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眼中他們只是炮灰。這些原住民生時被日本人當作奴隸，死后依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囚徒。他們的日文名字至今仍停放在靖國神社的牌位上，冤魂難昭。

中村輝夫與印尼獨立

回到本章開頭，那個雕像就是為中村輝夫所立，他被稱為“最后投降的日本兵”。中村輝夫本名史尼育唔，漢名李光輝。1942年，他加入高砂義勇隊來到摩羅泰島，1943年9月，美軍登陸摩羅泰島，日軍慘敗，中村輝夫與部隊失去了聯系，只身躲在叢林中。

他所帶的只有一把三八步槍、幾十發子彈、一把軍刀和少量生活用品。在茂密的叢林中，中村輝夫一無所知地度過了31年的野人生活，靠野果、小動物以及偷竊農戶農作物維持生計。直到1974年12月29日，印尼政府才找到了他，次年，他才回到了故鄉臺灣。

為何印尼會給這個普通士兵立雕像呢？原因很簡單：他們認為是日本人的到來，趕走了荷蘭人。大多數印尼人認為，日本的“大東亞戰爭”是來幫助他們擺脫西方殖民者的。他們歡迎日本的到來，希望能夠獲得自由和獨立的機會。而且在印尼，他們對待印尼人相對友善，并鼓勵他們說印尼語。

日軍還幫助印尼人建立起自己的武裝軍隊，讓他們獲得自衛和保護自己的能力。最聰明的舉措之一是，日軍從監獄中釋放了印尼的民族領袖蘇加諾，并承諾將給予印尼人民自由和獨立。

1945年荷蘭人重返印尼殖民，根據日本人在印尼的互助協會的統計，大約有1000名日本士兵自愿留在印尼，參加了印尼反抗荷蘭的獨立戰爭。其中，有超過一半的士兵在戰爭中犧牲，300多人幸存并獲得了印尼國籍，只有45人返回了日本，他們為印尼獨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所以說，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錯綜復雜。

06 野蠻與驕傲

“日本人比森林的樹葉還繁密、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可我反抗的決心比奇萊山還要堅定！”2012年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以1930年臺灣南投縣仁愛鄉“霧社事件”為背景，展示了賽德克族人在面對壓迫時的勇氣和決心，謳歌了對自由的追求和對文化信仰的堅守。

電影中，賽德克族首領摩那羅達奧有這么一句話，“如果你們的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么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這句話至今讀起來仍令人蕩氣回腸，感慨萬千。

信仰和自由，聽起來虛無縹緲，可是一旦失去時，就會覺得無比重要。對于賽德克族人和其他原住民來說，你踏上我的獵場，我就要消滅你，消滅了你，我才能成為彩虹橋上的勇士，這是他們的先祖遺訓；賽德克族人堅守信仰，選擇了輸掉身體、贏得靈魂，回歸祖靈。

“我來到這里，我曾英勇守護的山林。這是我們的山，這是我們的溪，我們是真正的賽德克巴萊......愿我為此獻出生命。” ——《賽德克巴萊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