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明暗：雍正的污名從何而來？

雍正身上最大的污名，莫過于得位不正——康熙駕崩的當晚，是不是他篡改了父親的遺詔，用卑劣手段奪得帝位？

這個堪稱未解之謎的污名，伴隨著清宮題材的電視劇火熱，以及著名的“九龍奪嫡”事件，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被渲染為清史上最大的疑案之一。

更不必說他身上背負的“殺子”“文字獄”等惡行。

是雍正本就如此卑劣，還是另有因果？

現在，讓我們跟隨南懷瑾大師《歷史的明暗》，回到雍正登基的第一年。

新帝上任三把火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在康熙的靈柩停至景山壽皇殿剛過去一個月，還沒有正式視政的雍正帝，開啟“新官上任三把火”模式，一連頒發多道諭旨，訓飭督撫提鎮以下各官。先聲奪人！

所有人都明白，新帝要開始整肅了。他的“三把火”無疑預示著這個帝國接下來的工作方向。而對雍正來說，如何“燒好”這“三把火”更是重中之重。燒好了，對于迅速統一思想和認識、樹立威信和形象、震懾歪風邪氣、打開工作局面很有幫助。

康熙留下的“遺產”

回顧清初康熙一代的施政重點，在于平定內亂，統一全國。而且最注重的是治理黃河與運河災患，費了很大的精神和力氣。對于全國知識分子“反清復明”的意識，存在滿漢之爭的緊張情緒，只能用懷柔綏撫的政策，舉行“博學鴻詞科”，以時間來爭取和緩。

到康熙晚年，朝廷收入的財賦及庫存銀兩已漸見支絀，并且與各省地方之間的財賦庫存已有矛盾。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 年），已經有詔諭戶部及各省要“從長商榷”。其中有關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貪污侵占情形，以及權臣如年羹堯、外戚如隆科多的別有異心，康熙整體的處理比較溫和，寬大為懷。

農民土地歸農民

雍正接任更要接問題，上任初期的其中幾則主要的施政如下：

農業經濟的開發與利民之事，即定“起科之例”：“諭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為例。”

這是集權于一身的帝王專制政治時代，不是現在民主時代經民意代表的提案，再經會議決定來辦的。雍正生在深宮之中，長于皇族家庭，可是他卻深察民隱，就這樣獨斷獨行，嚴令照辦。尤其他明白指出地方官的慣性勒索和基層干部的有意阻撓，是不準許的。

這是很值得贊賞的事。

攤丁入畝減負擔

二年九月，首先命山西丁銀攤入田賦征收。

“攤丁入畝”政策便是在雍正時期開始推行，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經濟負擔，也從制度上減少地方執政人員任意加稅的可能。此后，雍正又陸續在江西、江蘇、安徽、湖廣武（漢）鄖（陽）等九府州、武昌等十衛所等多地推行這一政策，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人頭稅（丁稅）也在這個時期廢除。

除去賤籍改良民

夏四月……初御乾清宮聽政后，下令：除山西、陜西教坊樂籍，改業為良民。

教坊樂籍是當時歷代要唱戲及專為民間婚喪喜事等奏樂的賤民，甚至包括做娼妓。這是明朝以來的弊政，把戰俘和罪人親屬歸入這種戶籍，子子孫孫永遠不得出頭。可是雍正卻以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德，首先下令解放了他們。如照我們現代來說，他早已有了“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了。

九月，除紹興府惰民丐籍。

這又是一道解放貧民，使窮人翻身的仁政。所謂浙江的惰民和丐籍，原來都是明初俘虜

張士誠殘兵敗將的后人，一部分圈在浙江紹興，既無恒產，又沒有謀生技能，便永遠變成游手好閑的窮民。更苦一點，就淪為乞丐。由明朝到清初，還專門把他們編為惰民或乞丐戶籍來管理，永遠不得翻身。可是雍正卻下命令取消了這種戶籍，使他們做一般良民的自由人。你能說這不是仁政嗎？ 在雍正五年四月，他又進一步解放了更多的賤籍窮人。

雍正諭旨：“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仆，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彼姓伴當世仆，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仆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

八旗子弟落凡間

六月，命京師八旗兵無恒產者，移駐熱河喀刺河屯樺榆溝墾田。

六月，又命內務府余地一千六百余頃，及入官地二千六百余頃，設立井田，將八旗無產業人，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派往耕種。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三年以后，所種公田之谷，再行征取。

三年正月，遣官于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為井田，命八旗無產之人受耕。

雍正這幾道命令對那些入關征戰有功的滿族八旗特權子弟，會引起多大的埋怨和憤恨，可想而知！

雍正繼位之前，處身皇子之位已有四十余年的經驗和閱歷，關于諸多兄弟之間的事故，以及八旗子弟與滿漢之間的情形，他深知利弊。尤其對滿族旗人的貪婪和腐敗情形，正如他祖先皇太極當年所說的“皆以貪得為心”，必須做出處置。因此，他繼位以后立即雷厲風行，毫不留情地先從宗室動手整頓。接著，就是清理八旗子弟的游惰和貪瀆。所以他首先得罪樹敵的不是漢人，卻是他自己的宗室和滿族旗人。

后果呢？當然是眾怨所歸了。

因此，他的宗室族人勾結漢族臣民，造謠中傷不遺余力，甚至盡量宣傳他是如何使用奸詐取得權位的。

秘密立儲的由來

八月，諭諸鹽政約束商人，循禮安分，嚴禁奢靡僭越。

在中國過去歷代財政經濟上，最重要的財貨，首在鹽和鐵的生產和貿易。經營貿易鹽鐵，是大生意。例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揚州，就是大戶鹽商的集散碼頭。

鹽商巨賈有富可敵國的豪門，有了錢，便在蘇州造園林，奢侈勝過王侯。做鹽道的官，比做皇帝還要闊氣。可是雍正非常明白，他是不愿這些官商勾結，胡作非為。所以他這一道改革的命令，也是招怨的要素。

也就是在這個月，雍正命總理王公大臣等，將密封建儲事的錦匣收藏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后，并且明說是“以備不虞”。

有鑒于歷史上對儲位之爭的故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為了立太子的事氣得發昏。現在又親自看到本身父兄之間立儲和廢太子的事，又加眾多兄弟之間明爭暗斗的慘痛內情，雍正才決定秘密立儲。而在康熙朝，根本還沒有秘密立儲制度，雍正篡改康熙藏在匾額后的遺詔一說，乃是顛倒了清史的前后關系，自然是無稽之談。有條件的，可以去故宮看康熙晚年所批的奏本，找出雍正代筆批閱處置的資料，便會了解康熙早已有心培養他可能繼承帝位的干練才能。

所謂“不虞”，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因為人的生命無常，況且身居高位，無常之變更多，萬一本身不保，后繼無人便難辦了。而且如果自己所定的人選，因環境影響而變質變壞了，要想更換另一個人，也會引起很大的不安。凡事以豫立而不勞，不如采用這種公開秘密的辦法，早做準備為妙。

職業皇帝第一人

眾所周知，雍正是歷代帝王中最認真勤政的皇帝，但他對禪宗佛學方面的研究，比起他所批閱的奏折公文的分量還多。那個時候沒有打字機，更沒有電腦，他身為帝王之尊，不要說日理萬機，就是十多年來關門閉戶，專心寫作，也未必能有如此精辟豐富的成績。

至于歷來寫歷史或小說，描寫雍正的嚴厲殘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公元1725 年）年羹堯幕僚汪景祺作《西征隨筆》一書，雍正四年（公元1726 年）名士而兼名宦的禮部侍郎查嗣庭所作的私人日記，以及雍正七年（公元1729 年），因湖南生員曾靜而禍及呂留良父子家人，三件文字獄的大案資料，作為罪不可恕的論斷依據。

這三件大案，都是有關當時滿漢民族之爭的問題。其中是非曲直，善惡因果，頗為復雜，我們姑且不論。如從雍正皈依佛學的禪者立場來說，他當然知道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已經首先提出泯除民族歧見、國土界別，眾生平等的道理。但他仍然無法脫離滿族祖制家法的立場，采用嚴刑峻法的手段來處理，可以想見其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便嘔心瀝血，親自寫作一本《大義覺迷錄》來辯說民族平等的問題。這本書在清朝二百多年中，雖然并不受人重視，但它卻啟發了民國初年的五族共和，以及現在各大小民族共和的國體，應該也算是先聲之作了。

雖然雍正也總難逃為德不周、為仁不達的遺憾，但他在位十三年中，得以坐鎮京畿，背靠漠北滿蒙，右握西北，左攬東南，西南有事，只需一個能臣，一旅雄兵，便可唾手而定。他是真實奠定了清朝的江山，賦予兒孫好自經理，是以南懷瑾點評雍正：實在可算是歷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奇才，為歷代職業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一人。

歷史的明暗：窺見中國的管理與生存哲學

其實聯系現實想一想，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何雍正身上會有那么多的污水：歷來在政治上整飭綱紀，肅清貪污，幾乎沒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頭土臉的。可是雍正卻不顧一切，親自動手做到了，清朝的國庫充足了，貪污犯罪的官吏傾家蕩產了。因此，有關滿漢反對派的怒怨，就一概集中到他“朕”的一身了。

類似的事情在歷史上不斷上演，比如書中講述的焚書坑儒一事，“焚書”決策是秦廷眾臣商議的結果，還是首相李斯特別提出的，秦始皇作為接納這一提議的君主卻背負此罪過長達兩千多年。“坑儒”背后的緣由，結合他個人的出身性格和所處環境去看待，你不一定還是原來的看法。但當時知識分子和一般人的反叛情緒，自然是匯聚到秦始皇一人身上。

“有人問我，我們推翻清朝這么久了，一百年后中國的前途將會怎樣？我說，你去讀歷史，古書上說‘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

南懷瑾先生是完整接受傳統文化教育的最后一代中國人，是享譽華人界的國學大師，被稱為中國古典文化的“活史書”。《歷史的明暗》是從南懷瑾生平近千萬字作品的體量中，篩選先生講史的精華內容而成。喜歡南師的讀者反饋：南師講史，散見于各大著作中，要想看完得花大幾百買全套作品，現在一本書就能領略南師的歷史高見。

談形勢，他說，“懂得歷史就懂得現在，懂得現代也就懂得古代，歷史的原則是一樣的。”

談謀略，他說，“治平天下，無一不是陰謀。”

談智慧，他說，“天下的事沒有突變的，只有我們智慧不及的時候才會看到某件事是突變的。”

談人性，他說，“人性是‘重茍安而惡動亂’，大至國家社會，小到個人家庭，人人所最寶貴的就是性命。”

本書既講古代大家族的秩序與傳承，也講其背地里的傾軋與不堪；既講帝王將相的較量與智謀，也講他們的辛酸與敗壞；既講歷史的進取與榮光，也講它的曲折與崩塌，從其間窺見中國傳統體制下的發展、管理與生存哲學。其中的謀略智慧，讀懂了竅門，無論是在生活、人際交往還是職場升遷與管理，都能受益無窮。

時代在變，而人性永恒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