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是否比史書的可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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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總體來講比史書更準確，當是無疑。因為墓志是去世時即要撰寫，并埋于地下，并不像史書那樣容易修改。

就以近些年最轟動的上官婉兒墓志來講。

上官婉兒“年十三為才人”，這時為唐高宗在位期間。而后來，她又被冊封為唐中宗李顯的“昭容”，也就是說上官婉兒竟然和武則天一樣，侍奉了兩位皇帝。上官婉兒侍奉高宗，這一點上，史書并無記載，只見于墓志。

另外，史書記載，上官婉兒在唐中宗即位后，便成為了韋皇后和武三思一伙中的重要一員。但從墓志來看，上官婉兒和韋皇后的關系，并沒有像史書記載的那樣親密無間。

因為從墓志看，上官婉兒是強烈反對立安樂公主當皇太女的。她四次向唐中宗進諫，從檢舉揭發，到辭官不做，再到削發為尼，最終以喝毒藥這樣激烈的方式以死相諫，唐中宗用名醫終于將處于死亡邊緣的上官婉兒救活。

上官婉兒打破了安樂公主的皇太女之夢，這與她的死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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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很多墓志也有夸張的成分，因為墓志本身就要對主人一番吹捧，尤其是當墓主身份顯赫之時。

明代中后期，太監的地位急速上升，他們的墓志往往會找當朝的名士撰文、書寫。而文官們為了討好，在墓志中當然也要夸獎太監一番，至于他們身前做的惡也一字不提。比如徐階給太監高忠寫墓志，劉大夏給太監楊穆寫墓志等等。

比如太監吳經，根據《弇山堂別集》記載，此人作惡多端，曾在揚州為武宗搜刮婦女，為禍一方。但在墓志中對他的所作所為絕口不提，卻說他“”守官守職”。如《吳經墓志》：

公姓吳氏，諱經，字太常，別號靜庵，江西余干人。幼而敏悟，選入禁庭。憲廟召見，嘉其進對有法，歷官至□□。武宗圣上益愛其勤，第升御用監太監，鎮守山西。老歸南都，備員司禮。父諱俞玄，母戴氏，繼母鄒氏。弟紳，鄒出。嘉靖甲辰正月十又九日，卒于私第之正寢。公生之年成化辛卯閏九月七日。擇葬之日則卒之年二月十三日也。公閑居二十年余，懸罄一室，可見守官守職矣。謹勒其梗概云。南京司禮監右少監竹泉屠良書并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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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墓志比史書更可信在近現代以來，這個論調其實遭受著猛烈地沖擊，這是因為偽造墓志流入市場。

清代古董商偽造了《北魏吳高黎墓志》，流入市場后，先后被多名金石家指出其為偽造。陸增祥（1816 - 1882)記此志云：

右吳高黎墓志在洛陽。 其上截刻佛像，志文在下 截，疑非埋入土中者。

吳士鑒（186S- 1933)則說：

碑言‘徐州瑯琊郡治下里人’，案地形志瑯琊郡屬海州，不屬東徐州。……變體說字甚多，碑長約二尺，志文書于下方，其上鑿穿，幾及一尺，他墓志無此式 也。

說白了，這就是一塊用來謀利的偽造墓志。

民國時期，墓志曾經大熱，偽造之風盛行931年，余嘉錫就說：

自近歲士大夫喜藏石刻，東西各國人士亦懸重金購求，于是 一碑出土，古董商輒居為奇貨，黠者至作偽以售其欺，以故新出之碑刻，多不可保信

更有甚者，一些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的墓志也被偽造出來，比如《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南貳”附錄中的《大魏故彭澤令陶公墓志》，其主人是陶淵明，但一直以來，對此墓志的真實性一直存疑。當然，“存疑”還只是比較委婉的說法。

偽造的墓志不一定就水平很低，因為造假者照著真跡進行模仿，先拓后刻，工匠水平不差，是很難發現其中貓膩的。

1983年在河南偃師河頭村，出現了一方十六國時期的青石墓志，面長方形，底內凹，四隅呈短腿腳狀。該墓志的全文為：

護國定遠侯，祖籍建昌，以北邊多警，仗節孤征，馳逐沙漠，墜騎被虜。 建元二 年四月朔一日身故，軍士負土以瘞焉。

建元二年屬于西漢時期，這個時期的墓志尤少，墓主又是定遠侯，十分珍貴。墓志字體系草隸，用筆自由靈活，字形大小、疏密亦有精妙變化，當屬精品無疑。但這一墓志出現之后，在文物部門又發現庫藏中竟然有著一方一模一樣的墓志，編號為“001”。兩方一對比，就發現"001"號石字形略微走樣，筆畫較粗，古拙味差，1983年發現的這一塊當屬真品。其實這里有一個不恰當的想法，會不會再出現了一塊比1983年這塊更古樸的墓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