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教訓：世上并沒有一勞永逸的抉擇

“世上并沒有一勞永逸的抉擇，每一代人都要擔負起自己的職責。如果目標是守成，那這個成八成是守不住的。即便你的想法只是想過好自己的一生，大概率也會在人到中年時，重新問下自己要不要再做一次抉擇。”

如果你要我用一個詞來概括《大明生死線》的主旨，那應該是“抉擇”。

抉擇不等同于選擇。中午吃什么、今日事要不要今日畢、晚上手機刷到幾點等等，人生在世每天都在做選擇，但只有能影響人生走向的選擇才算得上抉擇。因此，“選擇遠大于努力”其實更應該表述為“抉擇遠大于努力”。雖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是選了條彎路可能還沒走到羅馬就累死了。

1騾馬皇帝

即使選對了路，也不意味付出相同努力就能得到同樣的回報，畢竟有人生來就在羅馬，而有人生來就是騾馬。

羅馬人和騾馬人之間最大的差異是容錯率的高低。對生為騾馬的人來說，機遇可能只有一次，不容有失；而這種機遇對于生在羅馬的人而言，不過是眾多選項的一個。比如，高考是騾馬人改變命運的獨木橋，卻并不是羅馬人的唯一。

普通人有騾馬和羅馬之分，開國君主同樣如此。像唐宗宋祖這種有祖蔭的，就算不圖謀帝位，也是人上人。而高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陳勝吳廣，則是騾馬逆襲的先例。此后非貴族身份的劉邦創建漢朝，更是徹底打破了先秦已經運轉了上千年的統治結構。

不過劉邦雖然不是貴族，但也是個相當于派出所所長的亭長，算是“體制內”的。有了這個跟宋江差不多的地頭蛇身份，性格大氣的劉邦就算不是生在群雄并起的亂世，和平時期也能聚攏一幫兄弟在地方上橫著走。真要論出身，當過和尚要過飯的朱元璋才是最無爭議的騾馬皇帝。

出身只能證明朱元璋的創業比那些含著金鑰匙的創業者要更難，卻并不代表他就一定能夠創業成功。縱觀中國歷史，創業失敗、兩世而亡的例子比比皆是，像明朝這樣能夠建立一個延續將近300年的大一統王朝的其實是少數。

這個王朝興起時面對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游牧政權，衰亡時成就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漁獵政權。太祖朱元璋出身微末，完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南統北壯舉；成祖朱棣五次親征漠北，向北設奴兒干都司將控制線延伸至日本海，向南遣鄭和下西洋揚威海外。

終大明一朝276年，前期沒有如漢朝那樣用和親手段換取和平；后期沒有如唐朝那樣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便是最后亡了國，鄭成功所代表的殘明也拼盡最后一口余力，將覬覦臺灣的外部勢力驅逐出境。

然而回顧明朝的一生，卻又頗有點高開低走之勢。自朱元璋和朱棣兩位大帝級的創業君主之后，明朝就沒有出現過真正的中興之祖，最后時刻更是呈崩盤之勢。以至于僅僅一年時間，清朝從北京打到了南京，讓明朝像東晉、南宋那樣搞個南明政權續命的希望徹底破滅。

創業難，守業更難。無論從哪個角度，大明王朝都是不可多得的范本。生為騾馬者，可以從朱元璋的創業史中看到如何通過正確的抉擇改變自己的命運；生在羅馬者，則可以從大明后世諸帝的身上吸取教訓做出一些改變。

2朱元璋的創業之路

那到底什么稱得上是“抉擇”呢？一言以蔽之，能讓你的生存環境發生重大改變的就是抉擇。改變本身是個中性詞，選對了叫改善，選錯了叫惡化。大環境歲月靜好的話，選好選壞的結果差異可能還不是太大；但當挑戰與機遇并存，出現重新洗牌的局面時，一個抉擇的不同，就可能讓兩個條件相當的人，日后的發展有天壤之別。

要說具體面臨抉擇時，到底用什么標準來判定勝算，其實古人早就教過我們的：看這個抉擇是否合了天時、地利、人和。

作為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從這三點出發做了許多正確的抉擇，最為知名和關鍵的當屬“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戰略。剖析過后你會發現，這三條戰略正是分別服務于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

在爭奪天下的問題上，天時對應的是這皇帝當的是否合法合理、攻擊對手是否師出有名，用現代語言概括，就是“是不是政治正確”。三國里的曹操，他本人雖然沒有做天子的資格，卻可以通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手段，將天下官民對于漢朝的法統的認可轉移到自己身上，而貿然稱帝，最終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的袁術就是一個反面教材。

當天時還不在自己身上時，就在等待的同時苦練內功。曹操雖然為了等待天時到死都沒有稱帝，但等到曹丕繼位時，各級官員幾乎全部出自魏王府，已經與曹魏利益深度捆綁，這時屬于曹魏的天時也就到了。

朱元璋起事時，元朝的統治正因為異族出身而被質疑，因此反元是當時的政治正確。只不過當時參與天下爭奪的不光只有朱元璋這一股勢力，在大家誰也不比誰政治更正確的情況下，先稱帝者反而會陷入被槍打出頭鳥的困境中。

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在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這兩個主要對手，并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口號發起北伐后，方稱帝建立明朝。這個時候正可謂順天應時、水到渠成。

“高筑墻”對應的則是地利。對于一個政權來說，都城的選擇是最需要考慮地利因素的。當初項羽之所以敗于劉邦，一個重要原因是項羽一心想著衣錦還鄉，把自己的都城定在了彭城，也就是現在的江蘇徐州。徐州這個地方雖然在東部戰場是兵家必爭之地，卻不具備爭奪天下的地利。反觀劉邦之所以能夠成事，正因為搶占了關中這塊之前成就了周秦兩代的風水寶地。

朱元璋搶占的集慶路（現在的南京城），則是整個南方地區最有資格充當首都的地方。背靠富庶的江南之地，又有長江天險護體，還可以透過水路連通中上游的兩湖之地和四川地區。歷史上除了被嚇破膽的南宋把都城放在了杭州以外，南京一直都是統治整個南方地區的不二選擇。用“高筑墻”的辦法守住這塊風水寶地，地利上便勝了競爭對手們一籌。

“廣積糧”服務的則是人和要素。雖然大家都熱衷于從權謀、德政等角度去討論收服民心的問題，但人心能不能穩，核心還是有沒有飯吃。一個人有沒有道德、會不會玩弄權謀，決定不了壽命長短，但人沒有飯吃，七天就會餓死。

縱觀歷史上那些戰爭，糧食問題往往決定了最后的戰爭結果。曹操之所以能打贏官渡之戰，關鍵在于用一場偷襲戰燒掉了袁紹的軍糧；諸葛亮屢次北伐失敗，歸根結底都是糧草不濟。戰爭如此，民心也是如此。老百姓造反，直接原因就是沒飯吃。在當時那個亂世，朱元璋只要能保證軍隊和百姓有飯吃，那就能占據人和優勢，能打贏持久戰。

如果你讀完這本《大明生死線》，你會發現從元朝到明朝，再到清朝，主政者們的種種重大抉擇，都在試圖順應天時、地利、人和，或至少其中某一項。努爾哈赤起兵反明時發布“七大恨”檄文，為的是讓自己的做法不被定性為逆天；袁崇煥在山海之間修筑關寧錦防線，想著的靠地利幫大明續命；明清雙方不約而同的爭取“遼人”為己用，更是因為知道這份人和足以影響戰局的走向。

3朱棣的二次創業

如果說“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一直被視為朱元璋創業時的成功之作，那朱元璋的另一項抉擇——分封藩王，爭議就有點大了。歷史上因為分封藩王導致內亂的案例比比皆是，典型如西漢的七國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

朱元璋一死，大明就陷入了藩王之亂，朱棣起兵靖難奪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很多人不明白，朱元璋為什么非得這么做。然而你要是真站在朱元璋的角度看，這個藩王又是非分封不可。不光得分封還得就藩掌兵。這個抉擇反映出來的是另一個真理——很多抉擇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分封藩王這事，朱元璋的仿效對象顯然是劉邦。在劉邦看來，秦國的滅亡很大程度是因為過度中央集權，不愿意像周朝那樣把宗親分封到各地，以至于趙高可以從容地將咸陽城內的秦始皇的子孫一網打盡。為此，劉邦不僅讓功臣們立下“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誓約，更讓劉氏諸王的封地變成了國中之國。

比起劉邦，朱元璋的開局更差。劉邦建立漢朝后，除了兒子還分封了12個兄弟子侄做諸侯王，一起守護劉氏江山。朱元璋倒是有三個哥哥，但因為家里太窮，他們沒一個活到朱元璋起事的時候，幾個侄子也都早夭，大哥的兒子朱文在跟陳友諒的決戰中立了大功，卻也沒有活到朱元璋稱帝。

對于帝王來說，家就是國，國就是家。朱元璋能不能靠著自己開枝散葉，不光事關老朱家的香火傳承，更關乎大明的國運。好在朱元璋在這方面還算爭氣，40年時間里生了26個兒子，立國之后有24個活著的兒子被封為藩王。

對于沒有貴族背景的帝王來說，開枝散葉才能保證江山不變色，才是最大的“人和”。回頭看晉朝，即便因為內斗失了北方，卻也因為生得多、封得多，最后還有個司馬睿在南京重建東晉；南宋得以建立，也是因為趙構在金兵南下之前，被外放出去招兵買馬，成為唯一幸免于難的近支宗室。朱棣和朱允炆的叔侄之爭，固然是朱元璋不愿意看到的，卻也好過自己死后讓那些功臣奪了朱明的天下，讓剛剛安定的百姓再經歷一次王朝更迭。

靖難之役不僅改變了皇位的歸屬，更改變了明朝的地緣格局，讓朱棣成為了大明王朝的二次創業者。這一重塑過程中最為關鍵的一步便是遷都。

明朝在建立之后，一直面臨一個極大的地利問題：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城，作為南方政權的都城很合適；但作為大一統的首都，卻無法對北方威脅做出及時反應。因此早在朱元璋執政時期，就在謀劃首都北遷的問題。洛陽和長安這兩座漢唐故都是朱元璋的心儀對象，但朱棣上臺之后，還是選擇了自己就藩的北平作為大明帝國的首都，北平也從此變成了北京。

如果遵循以長安、洛陽為東西兩都的模式，那明朝就會走漢唐之路；以北京為首都后，明朝復刻的其實就是元朝的版圖了。如果你去比較元朝后期和朱棣統治時期的明朝版圖，你就會發現在明朝加上仍在北元控制下的蒙古高原，便是元朝的版圖。倘若五次親征北元的朱棣能夠真的完成一統蒙古草原的夙愿，那北京城就不再是后人看到的“天子守國門”的位置，而是妥妥的天下中心。

至于到底是長安、洛陽更適合當大明的首都，還是北京更適合，還真不好說。世易時移，中國的地緣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唐朝之后，北京就成了胡虜們南下統治中原的跳板。

最先這樣做的是崛起于東北草原的遼朝。得到幽云十六州之后，契丹人在燕山南北設立了“五京”，其中山西北部的大同是西京，后來的北京城則是南京。雖然還不是首都，但北京之于河北地區的政治中心地位已經基本確立。

等到同樣發端于東北地區的女真人建立金國，并且攻滅遼國、北宋，成為第一個入主中原的漁獵政權，北京城終于以“中都”之名變成了一個王朝的首都。再往后，當元朝再次將分裂了300多年的中國重新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時，這座遼國的南京、金國的中都，終于能夠以“大都”之名，成為大一統王朝的首都。

三個成功越過長城建立政權的異族，都選擇了北京城作為他們進一步控制中原的跳板。光從這點來說，明朝要想北境安寧，至少也得給北京城一個副都的地位。

都城可以有幾個，首都卻只能有一個，同時對于一個帝國來說，首都在哪資源又必然往哪里傾斜。于是你會看到不光是明朝，前面那幾個以北京城為都的王朝，都沒有向西域擴張，反而是在東北地區建立了更強大的統治力。

另一個讓朱棣定都北京的原因在于北京離海更近。雖然忽必烈嘗試挖掘了連通大都城與江南的大運河，但運河卻經常因為權貴的不守規矩堵塞，因此元朝更多依靠海路向大都運輸來自南方的糧食。宋朝發達的海上貿易，讓元朝有了這樣做的基礎。

明朝雖然依靠嚴格的管理，保障了京杭大運河的暢通，但前朝留下的海上遺產自然也不能放過。于是你會看到朱元璋得意地向朝鮮高麗國王宣稱“漢唐之將長騎射，短舟楫，胡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明軍則“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將豈比漢唐之為”。朱棣更是開啟了史詩級的鄭和下西洋。

怎么選擇都存在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無論這個選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擇優而取，放棄一個方向，就必須放棄相對應的收益。

繼承者們的教訓

不管怎么評價朱元璋和朱棣的取舍，有一點都是肯定的，那就是明朝是在這兩位創業帝王的合力經營下塑造成型的。這個創業過程的另一個貢獻在于幫助大明渡過了最初的危險期。一些短命王朝兩世而亡，說到底就是沒能渡過這個危險期，典型代表如秦朝、西晉、隋朝。

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兩世便是六十年。對于一個王朝來說，最初的5、60年總是最危險的。一方面是百廢待興，有許多前朝和創業初期累積的矛盾需要消化掉；另一方面則是要等到幾乎所有國民都出生在這個新王朝，天下歸屬才不會成為一個問題，國民才會下意識地認為自己就是這個王朝的國民。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朱棣則是在公元1424年逝于北伐的歸途上。這兩代帝王將近60年的塑造，才讓大明江山形成穩定的運營機制，原本的騾馬出身才會被遺忘。

可惜，大明在創業時有多么精彩，守業時就有多么的平庸，在度過危險期之后，再未能出現過一個大帝級的人物。

危險期也是積累期，前60年的積累并不是為了后代去守成，而是可以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以西漢為例，這個開國時窮到連給皇帝湊齊四匹同樣顏色的馬都做不到的王朝，在立國60年后，卻已經有了足夠的本錢讓漢武帝開啟反擊匈奴的戰爭。

唐朝在開國后的危險期，同樣面臨過二次創業的問題，甚至差點因為二次創業者是武則天而險些江山變色。但好在出了李隆基這個真正的中興之主，使得唐朝雖然在安史之亂后藩鎮林立，仍然被認為是一個開放進取的強盛王朝。再看清朝，無論我們怎樣去評論乾隆的好大喜功，這個在清軍入關后第82年登上帝位的皇帝，都讓中國的版圖達到了歷史最大。

反觀明朝的繼承者們，總體都只能用平庸來形容。比如雖有勇氣率軍北伐，但卻用一場土木堡之變的慘敗，讓明朝走向守成之路的明英宗朱祁鎮；比如被《明史》評價為“中材之主”的嘉靖帝，執政四十五年，內部矛盾僅是暫緩，對外更是愈發保守。一方面在北方修建與北緯42度生死線和秦漢長城相距甚遠的明長城，完全放棄西域與河套地區；另一方面又執行更加嚴格的海禁，讓明朝拒絕已經來臨的大航海時代。

又比如用生命踐行“君王死社稷”理念的崇禎，雖然做法悲壯可嘆，但如果能拋開個人榮辱，彼時的大明卻并非無路可走。畢竟就連開局和基礎遠不如大明的晉、宋兩朝，都還有東晉、南宋續命百年。雖然這種做法或許會讓中國再次陷入南北分裂狀態，但只要明朝最后沒有那么快崩盤，至少清朝的剃發令是推行不下去的。

終明一朝，遺憾又何止于最后時刻。努爾哈赤起兵時發布了一個“七大恨”檄文，歷數明朝是如何對不起他的家族。看過這本書你會發現，明朝的繼承者們又何嘗沒有給大明留下七個遺恨呢？

所有這一切都在說明一個問題，世上并沒有一勞永逸的抉擇，每一代人都要擔負起自己的職責。如果目標是守成，那這個成八成是守不住的。即便你的想法只是想過好自己的一生，大概率也會在人到中年時，重新問下自己要不要再做一次抉擇。

篇幅所限今天就說到這了。最后想說的是，就這本《大明生死線》來說，從明朝的興衰中得到些人生啟示只是一個額外收獲。相信這本書以及精心制作的四十余幅地圖，最低限度可以從一個完全不同的有趣視角，幫助你重新審視下明朝興亡的這段歷史。

-The End-

《大明生死線》

作者：溫駿軒

出品方：磨鐵圖書

出版年: 2024年12月

決定大明滅亡的是內斗嗎？是黨爭者的私心嗎？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問題在于誰又該負上更大的責任。

大明王朝的崩潰，其實早在建國之初的地緣戰略中就有跡可循。朱元璋和朱棣帶來了統一盛世，卻也在北部國防線埋下致命的地緣隱患。到了崇禎手上，危機終于爆發，徹底不可收拾，最終滿盤皆輸。

而要理解這一切，還要從溫度入手。

本書提出一個原創地緣概念：北緯42度溫度線。

這條線東起長白山，穿沈陽、燕山、陰山，直到連接甘肅和新疆的隘口星星峽。兩千年來，中原王朝和北方馬上民族，誰能控制這條線上的戰略要點，讓自己的國防線盡量貼合它，誰就能在競爭中占據優勢。看懂這條隱藏在時空背后的生死線，就能揭開大明王朝興亡的真正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