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勝軍｜不容錯過的機會窗口：2025首要任務——穩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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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來源：劉勝軍大局觀（劉勝軍微財經出品）

文/劉勝軍

20世紀人類消費的中心是美國，21世紀人類的消費中心看中國。

一方面，中國消費的巨大潛力毋庸置疑：中國居民消費占GDP不到40%，遠低于60%的世界平均水平。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發展潛力和動力。

另一方面，當下中國消費承受的“壓力山大”亦不能回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23年的82.5%下滑至2024年前三季度的49.9%。

穩消費，是經濟保衛戰的關鍵一戰。如果不能及時采取行動，隨著時間推移就可能出現“消費不足--物價下降--推遲消費”的螺旋式下降?？梢哉f，2025年是穩消費不能錯失的機會窗口。

一、地方政府化債對提振經濟效果有限

今年以來，“遠洋捕撈”等現象引發社會關注，此類現象表明地方政府收入下滑之嚴重。地方官員不會不知道“遠洋捕撈”對營商環境破壞力之大，但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壓力倒逼之下只能出此下策。因此，地方政府化債的確有必要。

中央推出12萬億化債方案。不過，12萬億并非一次性到位。按照“6+4+2”方案，“6+4”在2024-2026年每年新增的化債資金為2.8萬億，其中的“2”萬億指的是還款期限推遲。

筆者認為，雖然化債有助于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壓力，但地方政府依然存在顯著的財政挑戰：1）房地產市場仍在調整，土地出讓金收入難以恢復；2）由于存量債務風險突出，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很難再進行新的融資；3）地方政府拖欠債務，導致很多企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不敢再承攬地方工程。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很難啟動新一輪投資。換言之，地方政府化債，對經濟增長的“增量效應”并不大。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黃益平指出：

——地方政府的財政資源十分緊缺。在經歷了三年疫情對公共財政的消耗后，一些地方政府為自己的公務員支付工資已經面臨困難。地方政府當然也想重振經濟，動力是有的，但他們的資源已經明顯不足，甚至可以說捉襟見肘。

其實，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不應成為政策關注的核心。地方債務問題凸顯，源于兩個因素：一是房地產調整導致的土地出讓金銳減；二是經濟活動收縮導致的稅收下降（1～11月全國稅收收入同比下降3.9%）。因此，只要穩住房地產、只要修復實體經濟，地方政府財務狀況自然就會改善。切記，地方政府收入是經濟活動的結果，政策聚焦點應該放在“救實體經濟”而非“救地方政府”。實體經濟好了，地方政府問題自然會好轉；但如果把重點放在“救地方政府”上，即使地方政府情況好轉，實體經濟依然難以明顯改善。簡言之，傳導鏈條是“消費--企業利潤--政府稅收”，而非“政府收入--消費--企業利潤”，這個順序不能倒置。

二、“救消費”是改善實體經濟的突破口

實體經濟有兩大支柱：一是居民消費，二是作為“五六七八九”的民營企業。

在這兩大支柱中，突破口是居民消費。原因很簡單：消費的提升，意味著民營企業收入和利潤的增長，進而意味著地方政府稅收的增長?？梢姡M是“牛鼻子”，消費活了，全盤皆活。

從數據來看，“救消費”已是勢在必行：

——2023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82.5%，而2024年前三季度這一數字降至49.9%；

——2024年11月當月北京、上海社零同比均由增轉降，增速分別下降14.8個、24.4個百分點至-14.1%、-13.5%，兩市1—11月社零累計降幅則分別擴大至2.8%、3.1%。

——2024年1至11月，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5%，比2023年的9%低了不少。

——衡量總體價格水平的GDP平減指數已連續7個季度負增長，這一狀況以往從未出現過；

——消費信心指數顯著下滑。

因此，重拳穩消費，應成為當前經濟政策的核心任務。

三、“救消費”的共識已經形成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

——要緊抓關鍵環節完成好明年經濟工作重點任務，針對需求不足的突出癥結，著力提振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消費！消費！消費?。?/em>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指出：

——提振消費要從收入端入手，十萬億現金補貼可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消費。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擴大消費需求的核心是擴大收入來源。如果不在收入端上采取措施，消費問題還是難以解決。發放現金是最直接、最快速到達需求最大的居民部門的一種方式，能夠有效提振信心、擴大內需、刺激經濟。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指出：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通過“減稅降費”等措施刺激國內投資需求的效用正在降低，經濟下行周期市場主體的決策趨于保守，致力于減少債務、增加存款，而不會將新增利潤用于擴大生產和增加就業崗位。在有限的政策擴張空間里，有限的財力很難保證投資和消費實現更大規模的同時擴張。拉動消費快速回升是推動2024年內需回暖和經濟穩步恢復的關鍵。經歷了三年新冠疫情，許多中低收入群體的資產負債表受到比較嚴重的沖擊，負債率達到較高水平，對擴大消費造成阻礙。所以，要把消費優先落實到位，就必須要在財政補貼、轉移支付以及民生上出臺相關政策，改變居民收入短期持續下滑的狀況，修復中低收入群體的資產負債表，這樣才便于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重新提振消費信心。

黃益平指出：

——消費者價格指數停滯不前，這令人擔憂。當價格不再上漲時，可能會出現惡性循環，因為消費者會有價格進一步下跌的預期，從而暫停消費。這正是日本經歷過的——消費者、生產者和投資者的悲觀預期相互影響，整個國家陷入了惡性循環。為避免這種螺旋式下降趨勢，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政策。

諾獎得主克魯格曼提醒說：

——“中國消費者支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而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和技術進步的放緩，導致回報遞減，過去推動經濟增長的高水平投資支出已經變得不可持續。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是將更多收入轉移到家庭，從而增強消費需求”。

四、“救消費”短期要靠消費券

決定消費的有兩個變量：一是收入水平，二是消費傾向。消費傾向主要取決于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預期。

當前的消費滑坡，既有收入下降的影響，也有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

收入下降的原因在于：1）疫情三年的沖擊，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流動就業人群；2）房地產價格下跌。房地產最高時占居民財富70%，如今房價下跌近1/3，對居民資產負債表形成不小的沖擊。因此，不少人不得不壓縮消費來修復資產負債表。

在這種情況下，以10萬億規模發放消費券，是極為必要的（以10萬億消費券重啟經濟）：

1、這是對疫情期間居民收入下降的必要彌補，這一點在歐美國家、新加坡和我國港澳地區都有成功的實踐佐證；

2、10萬億消費券可以傳遞出中央提振消費的決心，可以扭轉消費預期，提振消費情緒，一舉阻斷螺旋式下滑；

3、資金不是問題。一方面中央財政債務水平較低，具有較大的赤字空間；另一方面，在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可以減少財政投資性支出，轉移到消費領域來。從“投資性財政”向“消費型財政”的轉型，是中國經濟結構性調整的關鍵一環。

五、“救消費”長期靠改革

“10萬億消費券”只能起到短期作用，從長期看，提振消費需要啟動一系列重大改革：

1、以組合式改革實現房地產軟著陸：房地產too big to fail。要采取堅決措施實現房地產的穩定，避免出現日本式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具體而言：1）推進地方政府支出約束機制，降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2）推動戶籍、宅基地、農村土地流轉、保障性住房等系列改革，促進城市化水平。OECD 國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 70% 甚至 80% 以上，而我國目前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僅為 66%，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僅為 48.3%；3）加快釋放改革紅利，形成新的增長點，替代房地產的增長動力。

2、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這是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項改革任務，也是提升消費的根本之路。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該計劃，主要目標是實現“10年內國民生產總值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倍”。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兩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的具體做法包括：1）日本政府從1963年開始相繼制定了《中小企業基本法》《中小企業現代化促進法》《中小企業指導法》《中小企業現代化資金扶植法》等十個相關的法案，通過各種措施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擴大社會就業；2）政府采取低稅賦政策和減稅政策，并實行“限高、擴中、補低”的財政補貼政策，收入越低的階層從國家財政得到的補助和扶持就越高；3）1961年實施《國民年金法》，基本實現了全民保險；4）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將全國近三十個地區列為“新產業發展城市”和“工業整頓特別地區”，給予特別優惠政策，并配套相應的交通、用水、通信等公共基礎設施，吸引和鼓勵工廠企業向這些較為偏遠落后的地區搬遷轉移。5）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通過出租或出售土地獲得了大量的現金，提高了收入。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統計，從1961年到1970年，大約有61.56萬公頃的耕地轉為工業、道路、住宅等用地。在土地用途轉變過程中，農民通過土地買賣取得的收益相當于從農產品取得收益的大約30倍。6）從1960年至1970年十年間，日本教育支出增加4倍。1970年的科研經費相當于1960年的6倍。

2020年部分國家的居民可支配總收入/GDP（來源：李迅雷金融與投資）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該如何提升居民收入占比？筆者建議：

1）加大社會保障體系投入，逐步提高養老金水平，搬開“教育、養老、醫療、住房”四座大山。我國目前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的人口總數近5.5億人，其中95%為農村居民。實際領取養老金的人數約為1.7億人，人均每月養老金僅約為200多元；

2）縮小政府機構規模和人數，降低制度性交易費用；

3）學習“新加坡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為更多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以人民為中心”的新加坡房地產，很神奇又很簡單）；

4）加大對平臺經濟的治理，保障網約車司機、快遞小哥等新型就業人群的利益保障（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劍指“內卷式”競爭）；

5）打破行政壟斷，真正實現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公平競爭，大力發展民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6）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資本。將義務教育范圍的拓展至高中教育階段；

7）提高征地補償（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吳敬璉指出，“中國最大的低收入群體——農民得到他們理應得到的土地財產收入，對于縮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義。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城市化的加速，土地快速增值。但是，由于農民的土地產權沒有落實，大多數農民沒有能夠獲得土地增值的好處”；

8）藏富于民：劉世錦建議，“2023年國有資本權益總額102萬億元，國有金融資本權益總額30.6萬億元，兩項合計132.6萬億?？梢钥紤]分步穩妥地把較大規模的國有金融資本劃撥到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減少居民繳費，提高居民養老金收入，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明顯縮小與城鎮其他群體的養老金收入差距。”

9）呵護和激發企業家精神：必須認識到，企業家精神才是第一生產力（穩定民企預期需要理論創新：企業家精神才是第一生產力）。企業是現代經濟的主要組織形式，而企業家精神則是企業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只有繁榮企業家精神，才能創造就業和收入。增加勞動報酬的前提是穩就業，要千方百計保市場主體，持續優化營商環境，進一步推進減稅降費，減輕企業發展負擔，讓企業更多經營性收入轉化為勞動者報酬；

10）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土地、金融等生產要素，是影響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以金融業為例，金融是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如果金融資源的配置偏離了效率原則，就會導致大量的潛在損失，并導致收入在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之間的不合理分配。麥肯錫2016年發布的一份名為《中國的選擇：抓住5萬億美元的生產力機遇》研究報告測算，中國80%經濟利潤來自金融業，而美國該比例僅為逾20%。同時，中國國企獲得的貸款占到銀行貸款總量的50%以上；

11）轉變增長模式：吳敬璉指出，“中國收入分配結構扭曲的基礎在于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在這種增長模式下，經濟增長主要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資本投入驅動，這樣，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必然增長得最快，而包括專業勞動者(白領工人)在內的勞動者的收入占比則相對下降”。要實現增長模式的轉變，從根本上要靠深化體制改革為創新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企業都是逐利的，如果創新能帶來更高回報，創新熱情就會被點燃。麥肯錫2016年報告指出，“中國現在有一個更好的選擇應對這些挑戰。即果斷轉向以生產力為核心的增長模式，確保資金流向為生產力、增長和可持續就業進行投資的領域。與投資主導模式相比，到2030年，這一轉型將新增5.6萬億美元GDP（約合36萬億元人民幣），家庭收入將新增5.1萬億美元（約合33萬億元人民幣）”。在這方面，美國的“小政府、低稅收”模式尤為值得我們借鑒（時代之問：如何才能培養出下一個馬斯克？）。

政府效率部部長馬斯克

3、縮小貧富差距：從宏觀上看，社會消費水平不僅取決于人均收入，還取決于收入分配的狀況。富裕階層人數太少、低收入階層則消費能力不足，只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才是消費的主力軍。我國目前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約為 4 億人口，僅占總人口的約 1/3。過去20年，房地產是加劇社會階層固化的主要因素。此外，從國際經驗來看，遺產稅是縮小貧富差距、防止社會階層固化的重要手段。

4、穩定社會預期：預期是影響消費的重大變量。要持續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改革，穩定社會預期。要提高政策透明度、減少政策“翻燒餅”，避免預期紊亂。要提高決策效率，避免政策總是滯后于社會預期。要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確保有效暢通的社會溝通機制，避免“塔西陀陷阱”。

劉勝軍

堅持講真話的經濟學家

政治經濟學+大歷史觀

2014 年參加總理經濟座談會

劉勝軍微財經創始人

致公黨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委員

長江國際商會首席專家

山東省人力資源發展促進會首席專家

著有《下一個十年》

山東·菏澤·定陶人

人大·中歐·華東師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