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聞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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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上百位進藏大臣及其幕僚、隨從踏進西藏并在此辦公巡視，駐軍、從商、朝圣等人員亦頗多。他們或來自川滇湘贛、煙雨江南，或齊魯大地，或白山黑水、華北中原。

這里的山河地理、風土人情、文化宗教等，對于這些來自帝國各個角落的大員們來說都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世界，驚異、新奇、震撼……，迥然不同于此生此前的體驗。

別有洞天的所見所聞，讓很多有心人感慨之余留下了對當時西藏民俗、風土、氣候、交通的文字記載，到今天，這些記錄就成為了研究當日西藏的珍貴史料。

01 宏偉的寺廟和宮殿

經過千山萬水，抵達肥沃的衛藏地區，到達圣城拉薩，最先震撼這些駐藏官員的，乃是拉薩寺廟和宮殿的宏偉富麗，這和他們對西藏蠻荒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

寺院建筑別具風格，層樓重迭，整齊壯觀，主殿經堂寬敞，寺門前砌修大小佛塔供煨松柏枝用，周圍多置轉經筒，由人順時針方向轉動，借以祈福禳災。拉薩的布達拉宮建于紅山上，高達13層，工程艱巨，氣勢宏偉，金頂巍峨，紅白堊壁，起落自然，渾然一體，是藏族建筑藝術的光輝典范。

吳廷偉（字端人，黃山隆阜人，康熙晚年定藏之役發生，選拔能員隨軍辦事，吳以知府職分隨軍督糧）《定藏紀程》對當時布達拉宮的描述，揭開了這座壯麗輝煌的歷史建筑的神秘面紗，讓人們從作者的筆下看到了這座宮殿的真實情況:

“藏西里許，有一座山， 山上蓋坐北向南大廟，乃達賴喇嘛所住。南邊山下，圈山有城三門，東西南各一門，二三里，寬大，上山之路用石鋪好，一丈寬，有欄馬墻， 向東上去，山后有兩條路，與前邊路一般。此山上房子甚多，有干門萬戶，至頂九層，連接套蓋。

由梯而上，路徑逼人。墻地皆系石灰粉成，一片雪白，第八層樓錫瓦殿，第九層樓金瓦殿，西邊有一金瓦殿， 內有金塔一座， 四丈余高鑲嵌多是珊瑚寶石之類。南北有銀塔各四座，丈許高，佛像與中華喇嘛寺內一般，也有銅胎，有泥像殿內柱子有花氆氌包裹，柵幔用花蟒緞結吊，窗格子雕刻甚精，畫像巧細，不能盡述”。

甘丹寺占地面積達15萬平方米，建筑面積7.75萬平方米，建筑的宏偉壯觀，依然表現于字里行間。據《衛藏通志》記載：“拉撒（即拉薩）東五十里噶勒丹山，宗咯巴先在大昭率眾喇嘛贊招誦經燃燈，眾喇嘛求立寺院，宗喀巴乃手舉金剛菩薩云：宜在旺固爾山創建。

遂造大經堂堂，內塑桑堆，即陰陽佛，德木楚克，即安樂佛，多爾影佛像。又修沙爾孜、江孜二處扎倉，以供眾喇嘛棲止。相傳距今有三百八十余年。其形式與布達拉略同，其經樓、佛像、幢幡、寶蓋華麗與大小昭寺相似。

乃宗喀巴坐床之所，示寂于噶勒丹寺（即甘丹寺）彌勒佛前，為黃教發源之地，有黃教堪布喇嘛主之。”在作者的描述下，甘丹寺佛殿經堂林立，鎏金房頂高聳，靈塔壇城壯麗，僧舍縱橫密布，各種建筑依山層疊，儼然是一座幽靜的山間小城。

乾隆時代進藏的四川總督孫士毅《木鹿寺》(今木如寺)詩:“幾重樓閣聳朱垣，落日登臨氣象尊，欲問怯陸左行字，寺門西去有經院。“該詩不但描寫了木如寺的宏偉，也表明寺廟的西面曾有一所經院。

對于這所經院，孫士毅的幕僚周藹聯在他的筆記《西藏紀游》中有非常有畫面感的記載。"每園各種楊樹五百株，其下每樹坐一習經喇嘛，風雨不移。中一臺為講經之地。每日二次出園，至小召引酥茶，食粑。

至于大昭寺，周藹聯是這樣記載的:“金碧崇閎，為西藏一大古剎，屋宇深邃幽暗如入深衖……燃酥油琉璃燈，晝夜不絕火。“甚至還有當年的仙女節的記錄:“百喇末即白納么，系女相，為彼地財帛之神，相傳其夫即羅公甲布(直宗贊護法)。一年一度界其行像，繞藏(大昭寺)一匝，垂仲(神漢)念經，射驅崇。闔藏婦女前一日掛哈達者以數萬計，收入商上添備用度，亦生財之道也。

令人驚奇的還有寺廟的人物，例如大將軍福康安的幕僚楊揆在他的《夜宿東科爾寺》一詩中就描寫了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閉關老僧:“古寺枕山麓，地僻人蹤稀。枯僧瘦如臘，塵漬百衲衣”。

而孫士毅則描寫了今日已經很少見的卡爾魯宮廷歌舞場面：“明僮崽子，十十五五，赤腳花發催羯鼓……跳鉞斧，胸前花氆氌，耳后玉繽珰。忽持飛矢上馬去，前村正打牛魔王”。其中一些古老的民俗，如今已經無存。

02 居住與服飾

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受到地理條件的影響，在清朝時期，也呈現出另外一種居住風貌，既有畜牧區牧民搭建的帳篷，也有城鎮中市民居住的房屋。

農區多壘石建屋，牧區則用帳篷。房屋平頂多窗，造型簡潔，敦實質樸，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多建筑于向陽高處，座北向南。一般以石塊或夯土筑墻，形如碉房，樓房上層住人，室內多設有佛龕，下層多作庫房或畜圈，有院落。層內鋪木板或坐墊。牧區帳篷用牦牛毛織成，色黑，冬暖夏涼，遷移方便。農村多半在房外圍以小墻以為小院，供放柴草和豢養牲口或家禽之用。

帳 篷

以帳為屋，是游牧牧民長久以來的主要居住形式，在西藏、內蒙古、新疆等廣大北方游牧區都有分布。因在藏北廣大牧區水草眾多，牧民的頻繁遷移和居無定所，“其人隨畜牧而不常穴居”，所以，帳篷的拆裝方便，也成為藏北地區牧民的首要選擇，其中帳篷又有“黑賬”“白帳”“花帳”“布帳”等帳篷之分，其中“黑賬”使用最多。

樓 房

這種居住建筑主要分布在城市和半畜牧半農業的地區。“然頗有城郭者，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屋皆平頭，自爐至前后藏各處，屋皆平頂，砌石為之，上覆以石土，名曰碉房，有二三層至六七層者” 。

一般局舍多為石木結構，墻體多為石砌。藏區居民的建筑及裝飾因各自經濟條件的不同而差異很大，“貴人處于大氈帳，名為拂廬，寢處污穢”。因此富者貴人可以雕梁畫棟，貧窮者房屋甚為單一。

衣 飾

藏族男女多蓄辮，喜戴首飾。男子頭發編成獨辮盤在頂上，也有的剪短如蓋。女子成年后開始蓄辮，有的梳成雙辮，有的梳成許多小辮披在背上，并在辮梢或特制的發架上掛上飾物。

男女都喜戴呢帽或細皮帽。藏族的衣著上身穿綢、布長袖短褂，外著寬肥的長袍，右襟系帶。一些農區婦女穿無袖長袍，長袍多用羊毛織成的氆氌制成。

牧民多不穿短褂，只穿無布面的羊皮長袍，在領口、袖口和衣襟上，縫上細長皮或色布鑲邊。男女均穿氆氌長靴或牛皮長靴。男子腰間系長帶。農區女子多在腰間系一條圖案瑰麗的圍裙，藏語稱“邦單”。

通用栽絨毛毯作臥墊和坐墊，蓋羊皮被或氆氌被。他們常袒出右肩，便于活動，或袒出雙臂而以兩袖將袍系在腰間。袍長及腳，睡覺時寬舒腰帶，全身可以蜷伏于長袍之中，以代墊被。

喇嘛的袈裟通用紫紅色氆氌制成，用長幅纏身，下穿圍裙，足登長靴，頭戴僧帽。哈達是一種特制的絲織長巾，在拜訪客人時，雙手捧上，表示敬意。

冠服立制

金光燦燦，龍騰祥云，鳳舞九天，寶相花開……這是怎樣一幅繁華極樂景象！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勝景就出現在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官員的件件衣服上。

早在公元7-9世紀的吐蕃王朝時期，西藏就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官服制度。那時，藏王、王妃以及大臣的服飾按官職品級不同，采用了不同質地、顏料、頂戴等。

從遺留下來的松贊干布雕塑和壁畫中，我們能看到在傳統的藏裝中融進唐朝服裝的風格。元朝建立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官服的式樣和圖案就開始有了蒙古服飾的痕跡。

1751年，西藏廢藏王，正式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官員分為僧官與俗官兩大系統，都實行品級制度。其官員品級，也是根據清朝內地官制體系制定的，主要采用了清朝九品制中的五個品級，即三品至七品。

西藏地方政府官員服飾有嚴格的等級規定，服裝的樣式和顏色，均因品級不同而有所區別。例如，三品噶倫穿黃色彩云騰龍緞子袍服，發髻簪紅寶石或珊瑚頂飾；代本、仔本等四品官員穿黃藍四相（山、水、云、龍）緞子袍服，發髻簪綠松石；從四品官員穿紫紅緞袍；五品官員穿紫色或棕色緞袍；七品官員只能穿紫紅呢袍。

官員穿著的藏袍雖然等級高，但與民間藏袍在結構上并沒有根本區別，差異主要表現在質地和花紋上。官服質地精細，花紋講究，一般為緞袍，由黃、紅、藍、綠、白、紫等顏色作基調，上面有龍、水、魚、云等紋樣。

三、四品俗官官服——云龍紋金絲織錦長袍上飾有四爪龍紋，而四品俗官冬裝——云龍紋金絲織錦斜襟長袍和三品僧官冬裝——飾皮毛邊織錦花緞對襟長袍上所飾的龍紋有五爪。

早在清初，清政府就為藏族上層階級供應來自江南三織造的“應用俸緞”。這些云錦大受歡迎，原因除了云錦符合藏族氣質與審美需求以外，還有一些實用功能：西藏地區氣候干燥、風沙大，而云錦質地挺括，表面光滑，厚薄適宜，不易沾灰，保暖性能好，表面持久鮮艷。

這些供藏族上層階級享用的“應用俸緞”數量，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消費和宗教裝飾特殊需求，因而他們每年委派專人到北京、張家口等地專程自行采辦，或通過北方的經營莊號向南京機坊定織，有時也會直接到南京向一些民間大“號家”購買現貨。

前藏通過當時駐北京雍和宮的“扎薩喇嘛”采辦，后藏通過北京皇寺采辦。除自行采購以外，他們還會采用“以物易物、協議論值”的方式，用羊毛、毛皮等當地名貴特產交換回漢商人手上的云錦。

03 婚姻與家庭

在圣城拉薩帶來的最初震撼之后，駐藏的官員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到了西藏的生活，例如宗教、民俗與節日、婚姻與家庭、物產、食物甚至葬俗。

家 庭

令正統方志《衛藏通志》和筆記小品《西藏紀游》都感到驚訝的是西藏的男女關系，女性的自主、自立，并不依附于男人，自主選擇情人，甚至有一妻多夫的習俗，無不讓來自大男子之風盛行的內地滿蒙官員們感到吃驚。

“烏拉人皆笑其無能，也不以淫亂為恥，父母不之禁，夫婦不知怪。”而且這些夫婦開心就相處，不開心就自擇所欲而適。

《西藏記游》中有同樣的描寫“藏俗女強男弱，差徭輒委之婦人……其婦人能與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稱賢，謂其善持家也”。有的家庭“弟兄三四人只娶一妻，共之，如生子女，兄弟擇而分之”。要是婦人能與兄弟幾人同居者，當地人皆稱為美事，認為這是能治家的表現。

另外，古代西藏家庭之中“女強男弱”，“明媒正娶者少，多茍合。” 凡做生意買賣亦屬婦人，還有種田紡毛線織辮子等等；

甚至有令人感傷的情節:”(駐藏人員有藏族情人的)，其女為之炊、汲、縫紉、操作甚勤，并有以所蓄貲囊為之營運者。其人歸時，番女或持酒遠送數百里外，唯不能挈之同歸耳。

婚 姻

在整個清代統治時期中，西藏的婚姻形式主要有三個方面，即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其中一夫多妻制又分為三種，即一般的一夫多妻制，姐妹共夫和母女共夫。

一妻多夫制又分為兄弟共妻，父子共妻和朋友共妻三種。其中一妻多夫制較為少見，多“存在于占有一定生產資料的小私有者階層中，尤其是在差巴等級中表現突出”。

而在拉薩，由于上層階級聚集于此，貴族眾多，婚俗與西藏其他地方稍有不同。首先，婚配需門當戶對，男方擇偶必要窈窕賢淑，雙方同意，“既約日期至女方家，遍親友招待，以侯其媒人，往男家以酒述說平行年歲，父母諾之，則其酒飲。并受聘禮金銀綠松石珠寶等物，則女家收受，既允擇日迎娶”。

到了婚娶之日，女子穿戴金銀珠寶飾品，坐在用彩色綢布搭起的彩棚之中，女方父母坐其旁邊，坐前則有糖果食品、湯粥酒水。吃完后，由兩家親人扶新娘致男方家中，若距離較遠，則乘馬前往。親友則將青稞、麥子等陪嫁之物送往男方家中。

婚宴時，通過歌舞和美食佳釀助興慶賀。翌日，新婚夫婦穿著華麗服飾，前往親朋好友家中拜謝，直至婚嫁第三日時，婚慶才結束。可見，在當時西藏，統治階級、貴族等嚴禁與低層百姓通婚。又由于擁有大量財富，其婚禮的華麗程度、慶賀時間皆遠超普通百姓人家。

離婚方面，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制定《十三法典》，西藏地區的離婚程序已按照法典的規定進行，“親屬離異處理原則：法律規定，夫妻離異，不論其財產情況如何，均須按最初結合時的協議，認真查清離異原因，以事實為重，務必公正判決。”

《十三法典》的親屬離異律不僅規定了婚姻解除的判決方式，還規定解除婚姻時的責任歸屬、離婚財產的分配子女由誰撫養等。因此，在此方面，藏區的婚姻解除并沒有太多的傳統習俗在發生作用。

日常生活

如果女子未嫁，頭發就順勢披著，嫁了之后就要將頭發交叉撘頂上，再以紅哈達作圈勒在頭上。而昌都地區女子未嫁，頭發亦是順披；嫁則用珊瑚作兩花，有菊花一樣大，戴在額上。

一旦出嫁，再不歸家，就是回到娘家，也只在門外飲茶酒，母親到女兒家里也是一樣；當地只要女子嫁人，就不再到別的人家去，否則會認為不吉祥，更是不能進入廟宇。要是有喇嘛與人通奸，就會將兩人剝皮萱草，其尸或投水或棄野外。

對于生育也記錄得相當詳細的，也有很多的原始氣息；例如子女出生之后不洗浴，不剃頭，落地時其母以舌?之。過了三天，即以清油或酥油涂擦周身，然后再讓嬰兒曬幾天太陽，之后再以炒面調湯灌之，多不喂乳。不喂奶，這應該與當時當地的營養狀況有關，或許也是在具體環境下的一種生存方式。

藏族習慣上有名無姓。名字一般有男女性別之分，通常是兩字或四字，多取自佛教經典，因而重名的人較多，分別在名字上加上大、小或本人的特征，也有在名字前面加上出生地、居住地或本人職業以示區別。貴族、活佛在名字前面有房名、官名或尊稱，房名是世襲莊園的稱號，沒有血緣的意義。

04 飲食與農業

清代內地人的世界觀中，對西藏有一種蠻荒想象。甚至到了清末民初，著名的《清稗類鈔.氣候類?西藏氣候》中還看似頗為可信地寫道:“西藏天氣凝寒，地氣瘠薄，干山雪壓，六月霜飛。石多田少，五谷難成，有黍豆荍之產者，僅藏東巴塘彈丸地耳”。

可是在幾百年之前的乾隆時代，駐藏大臣和琳和和寧就在詩歌中描寫了衛藏農業區的肥沃。和琳所寫的是初夏的耕種:“中土麥秋澤未降，邊庭仲夏隴初耘”;和寧則描寫了豐收景象:“黃毳干家當晝唄，青稞萬隴趁晴耘”

通過以往對西藏理解，眾所周知在藏區，主要農作物是青稞，青稞也是麥類作物的一種。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糧食作物也在耕種，如在昌都縣，“本縣東北兩部半為游牧，土壤蹺瘠，沿雜楮河、鄂穆楚河以及大江兩岸，黑土黃沙、悉為良田。

水田年收兩季，旱田一季，所產有青稞、大麥、小麥、豌豆、圓根、菽粟等，自設治后教種馬鈴薯，現為人民大宗食料。產菜蔬，因此漢人居多臨城附近辟地為圃，數十家瓜棚豆架，形同內地”。

但同居住一樣，也受到居住在畜牧區或城鎮的不同，飲食方式也有不同，但總體而言藏區的傳統食物有糌粑、面粉、肉食等。

糌粑是藏區主食，由青稞加工制成。青稞的培育已有千年歷史，如“須從彌山縫間，取出青稞、小麥豆……播于地上”。糌粑的磨制是將青稞炒熟后用水磨或者手磨磨制為粉末即可。而藏區多為水磨青稞。

牛羊肉也多為藏區日常飲食。多為將鮮肉或凍肉用清水煮熟，再以刀割切食之。而宰殺多因牛羊在秋季膘肥體壯且季節適宜保存肉質而集中。同時藏民也多將肉存放于室外，需要時割下而食，不太理會肉食是否已經腐爛變質。藏民也喜歡將肉制作為風干肉，因為藏北地區氣溫較低、氣候干燥，所以也為當地特色。

酥油，也是藏區飲食結構中的重要構成部分，藏人生活中，抓糌粑、酥油茶、酥油燈，婚喪嫁娶節日慶典都離不開酥油。酥油是從奶制品中提煉出來，多為牛羊的奶制品，酥油的質量以秋季和夏季為佳，這也與環境因素有較大關系，這時的季節水草豐足，牛羊膘肥體健，易產好的酥油原料。

進餐時，使用隨身攜帶的木碗和帶鞘短柄尖刀。每餐量少，一般日食五、六餐。喜飲青稞酒。以牛奶制成的酸奶、奶渣等，也是日常的食品。有些地區，也食用米飯和面條。牧區婦女喜用酥油涂面護膚。僧人不忌葷，可以吃肉。

飲料之中除了酥油茶最為流行外，酒類也非常受歡迎。藏人“接手飲酒，以氈為盤捻面為碗，實以羹烙，并而食之”。由此可見酒類在藏民日常生活之重要。酒類有青稞酒、藏白酒等。

在飲食禁忌中，忌食魚肉較為復雜，在昌都地區，魚類資源豐富，但人們視魚為神圣之物，導致此地人們普遍禁忌食魚；也不吃奇蹄類獸肉，大部分地區沒有吃飛禽和魚的習慣，狩獵只為取得麝香、鹿茸等名貴藥材和皮毛。

藏區對火也有敬畏之情，平日小心火候，嚴禁夸火灶、在爐中燒皮毛骨頭，保持火灶清潔等，這都是以祈求灶神保佑，以免激怒灶神。

05 刑罰與喪葬

西藏的刑法相當嚴酷，這或許是人類在農奴社會時期的一種普遍現象。比如犯法者不論罪之大小輕重都會被禁于大召旁的黑房間，用毛繩將四肢繃起聽候發落。

若是兩個姓的人斗毆致命者，將尸棄于水，兇手只罰銀錢充公，再給死者親屬念經或送銀錢若干，或牛羊若干，給完這些東西就會釋放。

如果兇手沒有銀錢，則縛棄水中“籍沒”，任其家其搶奪劫殺者，“不分首從，比問死罪，或縛于柱上以槍打箭射。”

如果飲酒死，則割頭懸示，或送到狢?野人食之，或活縛送到曲水的蝎子洞，被蝎子食之。若偷，則將全家鎖拿監內，追比一倍三，或倍六、倍九，也就是以偷的三倍、六倍或九倍賠賞；追完之后，再將正賊去目和鼻，然后再砍手。要是犯有重罪，就更嚴重了。

西藏志中還記錄了綠馬嶺一帶，“人頗勇健，少賊盜”，民眾都作貿易，當地人死后就碎割喂鷹，如果染瘟疫而死者，就砍碎其尸，或山或水，分而棄之。

關于西藏喪葬方式，是各種葬式并存的。西藏偏之一隅，喪葬觀念和禮儀過程別具本地特色。其“無分僧俗，考終后卜之喇嘛，宜水葬者，投之河；宜棄者，委諧野；宜火葬者，留于室；惟天葬者，真令人駭目驚心也，負尸于山延，喇嘛數家剁割細碎，焚信香一枝，即有大鳴鷹飛集。”

由此看出，在諸多喪葬方式中，天葬早已成為最主要的葬式。在昌都縣有關記載中“其天葬著將死人赤體兩腳盤與頸項以皮口袋裝之懸于梁間，請喇嘛念經數日后擇吉殯喪，親友往吊贈以哈達，背至剮人場將死尸取出......"

“男仰女撲，由親生子女破尸喂鳥為孝，或又不忍者請喇嘛行之，時有小笛吹之，此笛系以人大腳骨所制，吹時聲如牛鳴，鷹雕聞之即至，爭而食之。”

水葬方式也是藏區古老喪俗之一，主要在藏南、林芝等地區流行。水葬禮儀簡單，將尸體背至江邊激流處，或將包裹白布的尸體整尸拋于水中，或像天葬一樣將尸體肢解后再投入水中。完畢后將現場清理干凈。同時水葬者將死者身體系以石頭，尸體不上浮則視為吉利。

野葬，即“委諧野”。此種喪葬方式主要在藏北地區盛行。但野葬也分為易地葬和就地葬兩種方式。其中易地葬就是將尸體運至離家較遠的山地，或緩坡，將赤裸的尸體至于荒野，任由鳥獸啄食，家人棄尸后不再回去看，對未食盡的骨頭等砸碎，或用其他方式，不使尸骨暴露在外。

而就地葬則是將死者尸體放于臨終前所在屋內的位置，家人拆走帳篷，遷移他處。其尸體也是赤裸任由鳥獸啄食。“飼之盡，則狂喜；若留此微，則云：未能脫化精盡也”。

火葬，這是在西藏農牧區處理死者尸體的一種方式，但對于僧人而言，則是得道高僧圓寂時采用。此種葬式準備大量木柴和油料，將遺體置于柴火上，在一定的儀式完畢后開始進行，同時需要不斷添置柴火，以至尸體燒盡為止。

后將骨灰收集埋于山中或投入水里。如高僧“如有微末骨節未能融化者，名曰：舍利子，蓋骨節因余血凝結不易融化，成為一種鍛煉品，上現寶光及各種花紋，稍以修飾玲瓏可愛，佩戴身上能避一切災難惟一喇嘛舍利子為貴”。

土葬，也是西藏地區古老的葬俗。早在石器時代就有土葬的方式，這也與當時生產力不發達、風俗習慣尚未形成和此種方式成本低等原因有關聯。然到吐蕃時期，土葬成為西藏地區主要葬俗方式。

其中，貴族階層多為此。現西藏山南地區的邛結瓊結一地的陵寢，再現了當時貴族土葬禮儀的輝煌。然而隨著吐蕃政權的覆滅，佛教的傳播、土葬復雜的禮儀過程和耗費大量的資金，土葬逐漸被天葬所取代。

隨著時間的推移，藏傳佛教日盛，西藏群眾認為水葬和天葬是將自己遺體敬獻于神靈的最佳方式，同時只有生前清凈明潔者才有資格。

而傳染病患者、死于非命的人以及外地不信奉藏傳佛教之人等，視為“不潔”者，死后只能通過土葬方式，將其掩埋。即懲其滅根絕種，不得妄生。

西藏喪俗除上述在各地主要流行的各式喪葬習慣以外，在部分地區還存在著其它一些葬俗。如樹葬：主要流行于西藏林芝地區，多用于夭折不幸死亡的兒童。兒童遺體先用鹽水洗凈，殮入小木箱或竹筒內。由親人將其背致大山背陰的樹林中，選棵大樹懸掛起來，以防止遺體再遭損害。

除樹葬外，還有崖葬：藏南雅魯藏布江河谷一帶就采用這種方式。首先在人去世之后，先由僧人通過卜卦請天來決定通過何種方式下葬。

如決定采取崖葬方式，便會清專業遺體處理者用酥油、鹽巴、香料等對遺體進行防腐處理，然后入殮方形的木箱中。若無木箱，則通過用繩段將穿戴好的遺體捆綁成團。

在河谷當中，尋獲天然形成的山崖洞，或人工掘洞，將遺體放入。倘若墓洞離地面越高，則代表著墓主人的身份越尊崇。

06 拉薩的大象與關帝廟

西藏地區地處高原，不適合大象生存，當地在清朝以前的歷史中也沒有關于大象的記載。

乾隆五十六年（1791）第二次清廓戰爭后，廓爾喀請降，并主動提出遣使赴京覲見，“并準備樂工及馴象、番馬、方物等件，隨從帶往，懇求賞收。并自請訂立貢期五年一次”。

象是清廷藩屬國進獻的最高級的貢品之一，乾隆對此非常看重，曾有詩“厥貢惟象象云馴”。以往清宮廷所用馴象來自安南、緬甸、琉球、暹羅、南掌諸國，此次廓爾喀如此恭順，對乾隆來說有著赫赫武功的特殊象征意義。

他表示“現在京城象只，盡敷陳列儀仗之用，而藏地向無象只。著傳諭福康安，即傳旨賞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各一只。其余三只，緩程送京”。自此，掀開了馴象在西藏地區活動的序幕。

把馴象從廓爾喀或其他國家送到拉薩和日喀則，這是一個很不容易完成的任務，和瑛《渡象行》對此有“憶其初出陽布城，臥雪啖冰倦騰蹋。蹣跚努力達兩招，札什倫布布達拉”的生動描寫。天氣惡劣、道路難行、補給供應都是大問題，因此行程會很緩慢。

“查帕克哩邊界緩程至前藏，約計一月可到。” 印度人薩拉特?錢德拉?達斯在《拉薩及西藏中部旅行記》記載曾走過錫金國王所贈大象走過的路：“過了這個小村后，道路就在河岸上大石堆里轉來轉去，這地方稱為‘嘎藍’。”

“意思是‘窄路’，一不小心就會陷入河岸上的流沙里，或跌入激流的漩渦。后來我聽說錫金國王給達賴喇嘛送的兩頭大象走到這里時極為困難，我就毫不覺得奇怪了。”

乾隆把運送馴象的過程當作一個政治活動加以利用，高調表達他對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超乎尋常的寵遇，當然這也是在強調中央與地方、君主與臣屬的關系。

同時還利用當時西藏僧俗民眾未見過大象的情況，借著運送馴象的機會展示國家力量。所以他指示福康安要“緩程”前行，“俾前后藏僧俗番眾，常睹邊方貢物，更足以肅觀聽而壯聲威”。

在拉薩，馴象得到了很好的待遇，達賴喇嘛為它們在布達拉宮后面、龍王潭前方西南角修建了象房，取名為“圓滿樂園”。每天中午，馴象師牽著它們按順時針方向繞到布達拉宮正前方，讓它們面對布達拉宮后，喊一聲“薩拉木”，馴象便用鼻子向布達拉宮行禮。

行完禮，馴象師便將馴象牽到藥王山下泉池飲水，再牽回象房。“國博本”唐卡所描繪的即為這個過程中的場景。

由于每天都要出來飲水、散步，拉薩人逐漸也就對馴象習以為常。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初一，有泰記：“走布達拉山前，正遇象赴泉池飲水，騾馬竟見之不驚。或看慣耶？或欺其小耶？不可解。”

素來溫順的馴象也有失控的時候：“此地曾瘋過一象，比現在象大，且年份亦多，似老矣，有一小兒竟為其所劈。一小兒竟用鼻卷起，眾人皆大叫，以為必死，不意輕輕放在平房上，毫無所損，小兒尚自喜笑。豈非命定有數在其中耶？”

通過了解清代西藏地區馴象活動的情況，可以讓我們更深入了解馴象背后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拉薩磨盤山關帝廟

關帝是清代軍隊中最尊崇的神靈，帶有戰神和軍人保護神的性質，清軍駐扎地往往有關帝廟。

據四川師范大學王川教授考證，拉薩城原本擁有關帝廟多處，分別為扎什城關帝廟，小昭寺石橋關帝廟，吉日關帝拉康，磨盤山關帝廟(格薩拉康)等，如今現存唯-一座，就是磨盤山上的關帝廟了。

這座關帝廟位于布達拉宮西南方磨盤山上，居高臨下，北觀布達拉宮，西南為拉薩“四大林”之一的功德林拉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初夏，福康安率兵出征廓爾喀，出征前重修了關帝廟，班師凱旋后寺廟正好落成，又鑄銅鐘一口，福康安親自撰寫了《磨盤山新建關帝廟碑》，勒石以志。

據說原來磨盤山關帝廟在大門上方帶掛有兩個大鈴鐺，大門內的庭院兩邊各塑有一匹馬。大殿外東側有一口銅鐘，1793 年(清乾隆五十八年)由福康安等清朝官兵所立，大鐘置于拉薩關帝廟。

碑中，福康安說明了他從拉薩出征前，拜祭了扎什城原先的關帝廟，因為該廟已經年久失修，遂決定在磨盤山高處興建一座關帝廟。

此后征戰，“山險劣，瘴霧毒淫，竟獲履險如坦，不三月而藏，自非神佑不至此。凱旋之曰，廟適落成與諸公瞻仰殿廡，深感大功速竣， 維神之力而益欣繼。自今前后衛藏而永永無虞也”。

磨盤山關帝廟屬典型的漢式建筑。歇山頂，上覆綠色琉璃瓦，大殿內原有關羽像，后有文殊殿。西藏大學張虎生教授考證，“塑像中的關羽是坐姿，座東朝西，左手持大刀，右手拿書卷，十分威武。

同時另塑有關羽的八位隨從。這些塑像現已毀棄不存，難究其境貌。大殿內除了塑像外，在周圍墻壁、圓柱上還懸掛有 50 多塊頌揚英雄業績的木。如今，廟內只能看到零星幾個掛牌用的鐵釘， 匾額卻多流失無考”。

張虎生先生寫道：據功德林寺現任主管益西強巴先生及有關人士介紹，帕瑪日關帝廟過去的祭祀活動除了5月 13 日的固定性祭拜(神誕祭)外，一般還是以信徒臨時祭拜為主。

祭拜者主要是清朝駐藏官兵、清朝駐藏大臣衙門的官員及隨行人員、商人等。他們多為漢族，還有一些滿族、納西族以及他們的后代，當地的藏族為數居少。

一般來講，人們進廟后，除點酥油燈、磕頭之外，往往都要面向“關帝”(今格薩爾王)求神簽以卜自己的心事。

如今，關帝廟在拉薩信教群眾的心中更多以“格薩爾”為人所知，求簽的儀式依然保留，卻轉移到功德林寺的卓瑪殿內完成，簽文也轉為藏文。這也是信仰流轉的一個有趣例證。

尾 記

對于清人所記錄西藏風俗，也頗有特色。就當時這些作者從儒家正統的眼光來看，而不是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這些說法也無可厚非。

說“風俗鄙污，人皆好佛，貪財，不以淫亂為恥，不知臭穢，輕男重女，不設幾桌床鋪，老幼男女皆隨地坐，飲食唯茶為最要，次青稞炒面酥油牛羊乳，牛羊肉等類。”

而且“牛羊肉多生食，頗少衣服，男子有發但垢面不梳，不沐，婦女老少每天用糖脂或兒茶涂面，貪淫嗜酒，婚姻禮節逈不成風。”其實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人類都曾經歷過這么一個相對原始的時期。

然而，許多駐藏官員在漫長的駐藏生涯中逐漸習慣并且喜歡上了西藏的生活方式。以和琳為例，夏日過林卡時，“樹有濃蔭處，都翻弦索聲”，而秋季沐浴節和收獲期間，“池塘堪浴佛，稞麥漸倉儲”。

西藏的語言甚至滲透進了這些駐藏官員的詩文寫作中，清代盛行以白話填寫敘事風格的詩歌，駐藏大臣和寧以藏文入漢詩，直抒胸臆，寫了一首長長的《蠻謳行》，雖然不乏有帶有歷史感的歧視意味，但真實描寫了一名拉薩女孩的悲慘人生。

該詩每一句中都有藏文詞，切合漢詩音韻，下加注釋，表達巧妙。例如形容西藏富人生活時，有如下的詩句:“上者確布富者饒塞藕金銀，木的珍珠角鹿珊瑚綴囚首。薩通飲食豐盈禇巴衣服新，甲嗆黃酒阿拉清酒不離口。“如果懂得藏語，自然會有會心之笑。

《西藏紀游》更是以極大的興趣記錄了西藏方方面面的生活景象：衣服、鞋子印章、來西藏貿易的各國商人、青稞酒、藏獒、牦牛、瑪尼堆、黃鴨、藏棗、藏印，不一而足。若無興趣，絕不止于寫下洋洋灑灑數萬言。

最后要稍提一下，交流始終是雙方向的，不僅內地的駐藏官員寫下了關于西藏風情的眾多記錄，西藏的官員如噶倫公班第達等前往內地期間，也留下了關于乾隆帝、北京城甚至冰球、焰火等眾多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