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與家族主義

華夏民族，浩浩蕩蕩幾千年，先后幾百個皇帝，延續至今。在這個循環往復、跌宕起伏的延續過程中，家族，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家族作為整個社會系統的細胞組織單位，起了穩定劑的作用，眾多的源源流傳的事實、專家考證的事實、古籍版本記載的事實，都記錄了家族這個以血緣、姓氏、父權等構成的穩固的組織，對于帝制系統的重要性。從這一點講，儒家的孝文化、等級制，以及各種對家或家族的歌頌，都是家族發展傳續的固化劑。

為了家族的穩定傳續，需要給與家族必要的權力，無論從法律，還是社會習慣、傳統道德等，所謂的家法、族規，也即如此。父權的特點，也決定了家族的家長必須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歷朝歷代的法律，也給與了家族頭領不僅財產權，還有對族人、家人生殺予奪的大權，予以律例上的充分保障。

孔子的《詩》《書》《論語》已經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無不是維護等級、家族傳統的經典。而這些史書，有人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經典，今天，我們來看瞿同祖先生的著述《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所描述的內容，多加思考。

本文內容節錄自《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作者瞿同祖，商務印書館2010年12月第一版，P30-59。

該書原歸于吳文藻主編的社會學叢書甲集第五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出版。《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最早成稿于1940年12月昆明鄉間，1981年重印。

瞿同祖著作

一、親屬間的侵犯

殺傷罪

直系尊親對子孫由教養撲責的權利，原不成立傷害罪，因子孫不孝或違反教令，而將子孫殺死，法律上的處分也極輕，甚至無罪，過失殺死且得不論，這些在父權一節內已經講過了。如子孫并無過失而為父母擅殺便超出訓責的范圍，而須負刑律上的責任了。北魏律祖父母忿怒以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如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唐、宋律故殺子孫，毆殺者徒二年，以刃殺者徒二年半。元律無故以刃殺其子者杖七十七。明、清律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清現行刑律》亦處徒刑一年。

唐、宋、明、清律，謀殺子孫已行者依故殺罪減二等，已傷者減一等，已殺者依故殺法。

這些處罰較常人間的傷害處罰輕得多了。常人斗毆輕傷答杖，重則徒流，毆人致死或殺人是沒有不償命的，謀殺人雖傷而未死亦處絞刑。

子孫本以恭謹孝順為主，所以對父母有不遜侵犯的行為皆為社會和法律所不容，不孝在法律上是極重大的罪，處罰極重。《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周禮》不孝為鄉八刑之一。漢律不孝罪斬梟。北魏時代不遜父母律處髡刑，太和詔書猶以為太輕，令更詳制。在上古時代的法律中，已可看出法律對不孝罪的重視，齊、隋以后不孝更成了十惡不赦的重罪，標明于卷首的名例中。

我們只要留意，歷代法律對于不孝罪的處治，便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法律皆采同一原則﹣﹣加重主義。例如罵人在常人不算一回事，但罵祖父母、父母便是絞罪，且列入不孝重罪，在十惡之內。《清現行刑律》因廢除凌遲重訂死刑的關系，才由絞決改為絞監候。

至于罵以上的行為更是不能容忍的惡逆重罪了（亦在十惡以內），早已超過不孝的程度，法律上的處分更為嚴厲。漢律、宋律皆罪至梟首。唐宋明清律的處分皆為斬決，《清現行刑律》改為徒刑。我們應注意除元律毆傷祖父母、父母處死刑外，其他時代的法律都不問有傷無傷，傷輕傷重，只要有毆的行為便成立此罪。

同時，也不分別故傷或誤傷。法律上例無誤傷作何治罪明文，即使是并非有心干犯而誤傷父母也一律處斬。很古的時代，在漢時，就有許多人如此看法，有甲父乙與丙相斗，丙以刀刺乙，甲以杖擊丙救父而誤中其父，或曰毆父當梟首，并不因誤傷而別論，獨董仲舒云："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在當時持此種見解的人已不甚多，后代的人亦少例外。

翟小良修墻得錢買魚酒飲食，翟父見而氣忿，揪住小良發辮毆打，小良情急圖脫，用刀割辮，不期將父手腕割傷。

龔奴才因妻與人通奸，爭吵斗毆，以剪刀向戳，陳氏閃避，適龔父加紅趕來勸解，收手不及，誤將龔加紅左肋戳傷。

樊魁與弟樊沅爭斗，持刀嚇砍，伊母王氏奪刀，自行劃傷。

以上諸案都依子毆父母律擬斬立決，后因情可矜憫，才改斬候，秋審由實改緩，并因樊魁一案定一新例："其誤傷祖父母父母律應斬決者，仍照本律定擬，援引樊魁案內欽奉諭旨，恭候欽定。"

若致父母于死，自又罪加一等，唐、宋死刑止斬絞二種，毆罪已至斬刑，故罪無可加，仍止于斬。元、明、清律則罪加至凌遲，凌遲本不見于五刑，為法外最殘酷之極刑，非罪大惡極不用，惟用于謀反惡逆等罪，法律對逆倫案之重視，可以知之。《清現行刑律》因廢除凌遲一刑，才將殺死父母改為斬決，同時毆罵父母亦不得不分別各減一等，改為絞及絞候。毆死父母之人雖已斃命，仍須凌遲尸體。清時有一人因瘋砍死父親，被母砍死。一人將母推跌斃命，被兄活埋。后均到尸示眾。又一人毆兄誤傷斃母，畏罪自盡，到尸示眾。有許多未及正法、在監庾斃的逆倫犯，都同樣辦理。元律有明文的規定。清代均依律到尸示眾。便是毆傷父母業已依律斬決的逆倫罪犯，父母嗣后因傷身死者，也不免于到示，雖死猶不能逃刑，甚至刑余之尸還須受第二次刑。法律對于毆死父母必須處極刑的堅持，可以想見。

即無心誤殺父母也當凌遲。法律上原不分別誤殺故殺，致父母于死便依律問擬，有特別情節特可矜原的案子，得到皇帝的矜憐，才有減輕的機會。

白鵬鶴因向嫂白葛氏借燈油不遂，出街嚷罵，白葛氏趕出門首理論，白鵬鶴拾起土塊向嫂擲擊，適母白王氏出勸，誤傷殞命。刑部按子殺父母凌遲處死律問擬。奉旨以遙擲土坯誤傷其母，非其思慮所及，與斗毆誤殺者究屬有間，著改為斬立決。

海南萬寧石梅灣挖山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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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又有關于子孫過失殺傷父母的規定，常人過失殺傷是可以收贖的，但子孫過失殺傷父母則不得贖，且科罪極重。唐、宋、明、清律過失傷者徒三年，過失殺者流三千里。乾隆時又定例過失殺祖父母、父母絞立決，較前更重。過失殺傷父母罪所以如此重大仍是因為孝道倫紀的關系。最好我們引清律原注來剖釋立法的原意和精神："過失雖出無心，而子孫……于祖父母、父母當敬慎不應至于過失，故凡人收贖，而子坐流徒，即臣子于君父不得稱誤之義也。"所以對祖父母、父母的過失殺傷，無論何種情狀之下，均須依律擬罪，不能減輕，除非聲明可矜情節，請旨核減，但亦只能由絞決改為絞候。

便是父母為了子孫而氣忿自盡，子孫也逃不了逼死父母的責任。明律條例原有子孫威逼祖父母、父母致死，比依毆祖父母、父母律問斬，奏請定奪的條文，清律定得更具體而固定，凡子孫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盡之案，如審有觸忤干犯情節，以致忿激輕生窘迫自盡者，即擬斬決。若并無觸犯情節，但行為違犯教令，以致抱忿輕生自盡者，但擬絞候。

故違正命，致令父母自盡，自屬背禮違法，罪有應得。至于幾諫不從有違亂命，依理原不能目為違犯教令。法律上對于違犯教令的定義原注明可從而故違者，同時對于違犯亂命致令父母自盡，也沒有治罪的規定。

以上，放在今天，已經不是子女一代所能想象的。絕大多數年輕人也不喜歡查閱典籍，更無從了解這些盛行幾千年、硬邦邦的枯燥乏味的律例規定。

獨立人格的培養，平等觀念的傳揚，使得當今社會的發展，更顯個人的自在，不僅行為自在，還有擁有財產的自在，當然，言論思想的自在，尚需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