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需要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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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鄉村的確有治愈城市病的能力。我從高鐵上下來時，還滿嘴普通話，但車一進村子，膠東話就像村頭的河水一樣流淌而出。飽餐了一頓安康魚配玉米餅子后，新聞聯播都還沒播完，我這個“熬夜黨”就昏昏欲睡了。

膠東是山東的“異類”，無論從自然氣候和語言風俗上，都與其他地區有著比較鮮明的區別，總而言之就是輕縟節而重務實，而這也導致年味比其他地方更淡。不過正因為不用頻繁走親戚，我每次回來都有更多時間到處轉轉，進而了解一下故鄉的過去和現在。

據記載，我們村是明朝萬歷年間由同姓的兩支人從不同地方遷來，大家的共同祖先都能追溯到元朝的一位司馬。經過幾百年繁衍，它已經成為周圍最大的一個村落了。在我出生之前，我們村就已經到達了它輝煌的頂點，那時候鄉鎮企業遍地開花，高峰時村集體有四五個村辦工廠，甚至還有自己的啤酒廠，亦即現在縣啤酒廠的前身。

但時代的浪潮不會遺落任何一個角落。就像那時候很多鄉鎮企業一樣，我們村的銅材廠、鋁材廠、肥皂廠倒的倒、賣的賣。大概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隨著太陽能熱水器的普及，原來鋁材廠的一批人開始走出去做熱水器生意，并在威海、煙臺等地扎下根。

也許他們是這個村莊向城市大規模輸送人才的開始，而鄉村的輸送能力有時令人驚訝，現在村子里我的同齡人中，在北京工作的就有七八人。鄉村人才走向城鎮，改變了自身命運，但也必然伴隨著農村的“空心化”。這次回來我又去那些破敗的廠房轉了轉，幾株大樹兀自訴說著興旺和凋零。

人才的自由流動，帶來了國家整體繁榮，其實鄉村也在這個大循環中得到反哺。這些年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農村發生了肉眼可見的變化。首先是村容村貌煥然一新，路面全部硬化，路燈、直飲水設備、健身器械配備齊全。老人吃上了社區食堂，鄉村中的“底層”也有了低保兜底，我每次回來都會去看看低保領取人員公示。

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回家過年既是一次團圓，也是一個感受時代發展脈搏的機會。其實每一種宏大敘事都在鄉土中國引發了相應的回響，只是有時候這些回響太過微弱，以至于少有人認真傾聽。而長期進行文字輸出的人，最害怕枯竭和脫離生活，所以對我個人來說，過年更像是一次體驗和吸收，只有春節能一次性召喚回這么多從鄉村出發的人，我們才能如此飽滿地感受到鄉村在時代中的變遷。如果說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還有可取之處，那與我和鄉土中國的緊密聯系是分不開的。我一直很慶幸，作為一個媒體人自己的人生經歷多層疊加，這種豐富性讓我看待很多問題時都不會那么片面。

時代步履匆匆，從故鄉和家族出發的人們越走越遠，各有方向。這也是為什么人們覺得與親友會面，似乎越來越尷尬無趣，因為大家已經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共同的情感經驗越來越稀薄。但這或許正是節日的意義，有了過年這個文化紐帶，基于血緣的家族關系得以維系，不同群體之間一年一度大規模地集體融合，隔閡因之消融，社會洋溢著溫情脈脈，這是一種周期性的“群體保養”。

據說魚是人類的遠祖，而很多魚類都有“洄游”習性。無論我們走得多遠，總想回到自己的人生起點去走走看看，獲取能量和療愈，這是深藏在人性中的情感需求，定期的情感“洄游”也會讓我們走得更穩、更遠。“世界上每一次擁抱，都會以松手告別”，所以每一次相逢都值得珍重，總有一天你會發現，那是我們人生中再也回不去的唯一。

(文/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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