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孺 | 讀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論江南風俗

陶淵明為陶侃曾孫，宋書卷九三、晉書卷九四、南史卷七五本傳并同，昔人并無異辭。清初閻泳開始提出疑問，其根據即是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一〕。以后錢大昕駁閻說，歷舉四證〔二〕。洪亮吉又伸閻說〔三〕，錢、洪同時人，疑洪此文實駁錢。按文館詞林卷一五二録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

余于長沙公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詩：同源分流，人易世疏?？诲粐@，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下略）

按「余于長沙公為族祖」，諸本并作「長沙公于余為族祖」，涵芬樓影印宋巾箱本箋注陶淵明集于「族」下斷句，注云：「一作『余于長沙公為族』。」這里涉及的是輩行問題，若作「長沙公于余為族祖」，則此長沙公應是陶侃之子，與淵明為小功親（假使淵明確是陶侃曾孫），這卻很難解釋「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的話。錢大昕說：「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指陶侃諸子自相殘殺事）而不忍斥言之耳?！辜词闺[痛家難，也不能說「昭穆既遠」，錢說未免牽強，所以洪亮吉以為「若淵明果為侃曾孫，則襲長沙公者于淵明為曾祖之子，當稱從祖，于五服之次為小功五月，不得降稱族祖，明矣」。長沙公既是淵明祖父的親兄弟，于禮應稱從祖，不得稱族祖，當然更不能說成「昭穆既遠」。

若作「余于長沙為從祖」，則此長沙公為陶侃五世孫，與淵明已絶服，淵明自云「族祖」，合乎禮法，「昭穆既遠」，也說得通。但也不是沒有問題，比如詩題作「贈長沙公族祖」，文館詞林已然，又據晉書卷六六陶侃傳，長沙封爵，傳至四世，晉亡入宋，降爵為吳昌侯，陶侃不可能有個五世孫仍然襲長沙之爵。關于這些問題，自宋以來，已多論述，本文不擬贅述。我們認為「同出大司馬」，大司馬只能指陶侃，淵明為陶侃曾孫史傳既無異詞，此序又自言之，閻、洪之疑，雖不為無因，卻難以成立。序稱「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即因詩所云「禮服遂悠」之故，已如上述，但同時又和江南風俗有關。顏氏家訓風操篇云：

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于禮未通。

淵明此詩序稱「族祖」，詩稱「令族」，乃是江南遵禮制服絶稱族的風俗，卻和北方不同。宗族間的關系，當時江南遠不若北方的密切。宋書卷四六王懿傳：

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

這一條正好與上引顏氏家訓所述中土人答梁武帝問相參證，說明在對待宗族的情誼上，南北風俗厚薄不同。

不僅宗族之間的情誼江南不如北方深厚，就是父子兄弟之間也是這樣。宋書卷八二周朗傳，朗上疏言事有云：

教之不敦，一至于此，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

如周朗之說，知南朝分居之俗，士庶都一樣盛行。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總敘揚州，有云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所敘與周朗語相應。

這類父子兄弟分居或同居異爨之俗在北方人看來是踰越正常禮俗的行為，因而常加非議。魏書卷七一裴叔業附從子植傳：

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貲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灶，蓋亦染江南之俗也。

按裴氏為河東冠族，本是北人，但裴植的曾祖居于襄陽，世仕南朝，至裴叔業始以壽陽降魏。這一家母在而兄弟分炊，魏收認為乃是染江南之俗，顯然違反了河東冠族應有的家族規范。

盡管宗族甚至弟兄情誼疏闊是江南風俗，淵明詩序所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和詩首言「同源分流，人易世疏」之句，卻也確如錢大昕所說，正是慨嘆世代不能算疏遠，卻已同路人，淵明是不贊成那種風俗的。陶集卷八與子儼等疏云〔四〕：

然汝等雖曰（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泛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闺m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據此則淵明非常仰慕兄弟同居共財的古人，也希望他兒子能效法古人。正可窺見他寫贈長沙公詩序時的心情。

〔一〕閻泳左汾近稿。手頭無此書，此據錢大昕文。

〔二〕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一跋陶淵明詩集。

〔三〕洪亮吉更生齋集卷三后蕭陶氏重修族譜序。

〔四〕宋書九三陶潛傳録此文。

原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一九八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