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為什么要寵信和珅這個巨貪

“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和大人貪腐之名不但是現(xiàn)在，在乾隆朝也是人盡皆知的。對比前后奏折就能識破官員謊言的乾隆，也不可能不知道和珅在利用職權(quán)瘋狂撈錢，他為何要縱容以及寵信這個蠹蟲呢？

首先，和珅在八旗這個圈子里很拔尖。

和珅的家世一般（只有一個世襲三等輕車都尉），但未自暴自棄，他多年如一日地修學于咸安宮，通讀四書五經(jīng)并精通漢、滿、蒙、藏四種語言。雖然最終學業(yè)成就一般（僅中秀才），但在熱衷遛鳥聽曲的八旗同仁的襯托下就顯得與眾不同了。

注：雖然和珅出自望族“鈕祜祿氏”，但他在血緣上與努爾哈赤外孫鈕祜祿·遏必隆、乾隆朝重臣鈕祜祿·訥親（遏必隆的孫子）隔得很遠。類似《紅樓夢》里劉姥姥的女婿王狗兒與王熙鳳、王夫人之間的關(guān)系。

憑借自己的出類拔萃，和珅很快就撈得人生第一桶金。獲東閣大學士英廉的賞識接濟，并成為他的孫女婿。借著這層關(guān)系，23歲的和珅才得入粘桿處成為三等侍衛(wèi)，獲得在乾隆身邊露臉的機會。

不少人覺得和珅是因為長得帥才入得乾隆的眼，這種觀點過于片面了。古代選官，相貌一直是一個重點加分項，所以皇帝的侍衛(wèi)不說是全部，起碼大部分的相貌都是中上之資。和珅能獲乾隆眼緣，還是因為他之前勤學造就出的與眾不同，他是眾侍衛(wèi)里少有的能在詩詞字畫上跟皇帝聊起來的人。

所以和珅開始了他的第一波火箭提升，乾隆三十八年被調(diào)入御前儀仗、乾隆四十年十月升乾清門侍衛(wèi)、十一月升御前侍衛(wèi)并于同月獲正藍旗（滿洲）副都統(tǒng)一職。

其次，和珅善于領(lǐng)會皇帝意圖。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云南按察使彈劾云貴總督李侍堯貪贓營私。乾隆委任剛升任戶部侍郎的和珅為欽差，前往云南查辦此案。和珅不僅查實了他的貪贓情況（白銀一萬兩、價值三萬兩左右的古玩字畫），還詳細調(diào)查了云貴地區(qū)的吏治和財政情況。

不過和珅對李侍堯的擬判卻為“斬監(jiān)候”，完全不合乾隆一朝的慣例。在李侍堯案之前，四品以上的貪腐官員，除了浙江巡撫盧焯因民眾大規(guī)模請愿而免死，其余全賜自盡或死刑（包括乾隆的小舅子鄂樂舜、高恒）。果然刑部收到初審結(jié)果后改判為，“斬立決”。

和珅為何要與眾不同呢？都源自他審訊李侍堯字畫來歷時李侍堯的答復，那些都是為皇帝準備的貢品。通過七八年的接觸，和珅意識到乾隆是反感官員貪腐，但并不反感官員為他撈錢的皇帝。

看到刑部的復核后，乾隆以欽差與法司意見不合，令軍機處詢問各省督撫的意見。最終從善如流的皇帝，以“諸臣中既有仍請從寬者，則罪疑惟輕”為由，發(fā)上諭將斬立決改回為斬監(jiān)候。

另外乾隆人生的最后兩年，不僅腦子開始糊涂，語言表達能力也部分喪失，旁人常聽不懂太上皇在說什么。但是和珅就是能清晰地轉(zhuǎn)達太上皇的意圖，這能力已經(jīng)強到能左右大清的命運了（后文會詳說）。

很多時候皇帝不缺忠臣、不缺善于拍馬的佞臣、也不缺聽話的忠犬，而缺能心照不宣領(lǐng)會其意圖的人。

第三，和珅的理財能力非常強。

總有人說乾隆運氣好，開局就被雍正送了六千萬兩白銀。但是這些人都沒有細算賬，僅憑這些錢根本就不夠乾隆和他的朝廷花。

比如平定大小金川這一項就耗費白銀7000多萬兩，而乾隆的十全武功軍費總投入超過白銀3億兩。這還沒算乾隆六下江南、廣修寺院園林的開銷，以及五次全國性免除賦稅的損失（折白銀1.4億兩以上）……

乾隆朝早前，皇帝的個人開銷并不大，平均每年一百萬兩的樣子。就這樣內(nèi)務府也常入不敷出，需向朝廷（戶部）討要銀兩。乾隆四十一年和珅成為內(nèi)務府總管后，內(nèi)務府的支付能力就開始大漲。

不僅可以應對皇帝日益擴大的花銷（乾隆四十五年后，常在三百萬兩以上），還能時不時主動補貼朝廷，每次都是百萬兩起步，更重要的是內(nèi)務府的財政年年均有結(jié)余。

注：乾隆中后期內(nèi)務府的主要收入為，特產(chǎn)專營（皮草、珍珠、人參）、當鋪商號商業(yè)投資等，并不是“議罪銀”，乾隆一朝可查實的議罪銀總額只有400萬兩。

乾隆四十五年和珅就任戶部尚書后，朝廷也闊綽起來。在朝廷仍然打大仗的情況下（平定安南和廓爾喀），戶部不僅未出現(xiàn)赤字，白銀結(jié)存還維持在高位，常年保持在六千萬兩以上。

雖然皇帝和朝廷在法理上擁有天下，但皇帝和朝廷沒有能力盡取四海之財，少數(shù)能力差還沒抽取多少就搞得天下反聲一片了（比如崇禎朝）。所以歷朝歷代的皇帝沒有一個不愛善于理財、聚財大臣的，乾隆自然也不會例外。

所以和珅貪對于乾隆來說就不是事兒，因為他和朝廷本就沒和珅那么會經(jīng)營，搞不來這么多錢。嘉慶是把和珅這個大貪官給扳倒了，但是他和朝廷的收入能力也下降了一個檔次。而官僚的貪腐并未下降一個檔次。相對于乾隆朝，普通民眾的負擔其實更重了（要更多征稅以補不足）。

直隸布政使吳熊光舊直軍機，上因其入覲，問曰：“人言和珅有異志，有諸？”熊光曰：“凡懷不軌者，必收人心，和珅則滿、漢幾無歸附者，即使中懷不軌，誰肯從之？”
《清史稿·列傳一百六》

最后，和珅有一個歷任皇帝尤其喜愛的特點 – 不結(jié)黨。

除了“戲說”，從乾隆朝到現(xiàn)在，論及和珅時沒人使用“和黨”這個詞。現(xiàn)存的史籍中也沒有描述和珅組建政治勢力的記錄。簡單來說和珅就是個“個體戶”，和其他官員、勢力的交互也都是一錘子買賣。你給錢、我辦事，辦完就結(jié)束。

和珅進入清廷中樞后，除了福長安出于個人目的主動迎合和珅之外，軍機大臣們各個都跟他不對付，如阿桂、王杰、董誥等沒事就找和珅的茬、抓他的小辮子。就這樣和珅也沒有去營建小圈子，以對付自己的政敵們。

前文有說乾隆在人生的最后兩年里，已經(jīng)頭腦糊涂、表述不清并難與旁人交互了。而此時的太上皇仍然把持著大清的權(quán)力，并被朝廷上下視為大清的實際統(tǒng)治者。在只有和珅一人能聽懂太上皇言語的情況下，他沒有利用這個特殊地位，例如假傳圣旨或者在乾隆耳邊構(gòu)陷政敵 ……

某種程度上，乾隆和嘉慶能平穩(wěn)交接皇權(quán)，和珅也是做出重要貢獻的，對比可以看看漢武晚期的“巫蠱之禍”。所以嘉慶下詔處死和珅時，羅列的各種罪名中也沒有“結(jié)黨謀篡”之類的罪。

所以解釋“乾隆為何寵信和珅”，視角應在乾隆。這位純皇帝或者說集權(quán)制度讓皇帝選擇臣屬時，關(guān)心的重點不會是“貪不貪”，而在于是否利于自己穩(wěn)固皇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