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情和心理梳理（二）：中國重估年輕人，世界也重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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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燕博士

一、國內活躍于職場人群的代際分析

在分析中國社會發展的時候，人們更多從國家政策、資源稟賦、城市招商政策等方面來談，但是很少從代際競爭的角度來談。

今天活躍于國內生活舞臺的幾代人，主要是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也已經跨入職場了。

60后、70后是家國情懷較為濃厚的兩代人，但是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好劍指了這兩代人，這使得無論是國家社會還是個體家庭，都蒙受了難言的損失。

80后則是個復雜的概念，基本上，1985年可算做一個代際分水嶺，前后幾乎算是兩代人，85年前的人，更接近于70后，而85后則更接近于90后。

00后更不必提了，從全球看，00后這一代人在任何國家和社會，無論在文化心理、社會價值觀等方面，和前幾代人都很難通約，是一個新物種。但是未來屬于他們，他們終將重新定義未來。

今天文章的主角，是80后和90后，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這兩代人正在凸顯獨特價值。

從時代背景來說，他們融入了全球化和網絡化的時代浪潮，具有文化思想和知識技術的先進性；從社會職場來說，這兩代人正逐漸走向歷史舞臺的中央，并且由于生于物質富裕時代，精神面貌有所不同；從個體生活來說，他們已經走向成熟，這個群體的求學、求職、興趣愛好、婚姻觀念，都將影響整個中國的消費社會和產業走向。中國社會很多領域的重要話語權，正逐漸從60后、70后慢慢向80后、90后轉移和移交。

南京大學著名社會學學者周曉虹教授提出過“文化反哺”的理論，說的是中國傳統上都是老人說了算，但是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后，知識更新加快，數字鴻溝出現，老一代需要年輕人來“反哺”并教育老一代了，動搖了傳統社會“長者為尊”的地位，年輕人也慢慢掌握了社會權力。80后、90后和上幾代人的關系，正符合“文化反哺”所概括的現實。

這種被移交的社會權力，還包含輿論的權力。80后、90后這兩代人是輿論場里熱點話題的熱烈參與者，而60后、70人在慢慢陷入了沉默，他們在遁入書齋，慢慢沉淀為文化因子。這意味著，一個城市如果比較適合年輕人的就業生活，就會受到年輕人追捧和好評，其網絡輿論和網絡形象就會改善很多，相反，網絡輿情會比較火爆，形象會比較灰色。這是網絡話語權的代際權力變遷，以及對于網絡輿論的影響。

80后、90后是互聯網的“原住民”，他們接受了最先進的教育，大學教育普及率和留學率很高，他們是全球化時代最大的獲益者之一，這使得他們更有全球視野，價值觀和技術觀念也更具有超越性和優越性。在當下，隨著60后逐漸退出舞臺，70后也面臨“數字鴻溝”“智能鴻溝”等知識老化的威脅，使得80后、90后，正在逐漸成為主角。

這兩代人在今天，又恰逢中國在世界舞臺歷史性崛起、中美出現激烈競爭、美國重回孤立主義政策取向的時代，這使得他們的人生，正好和國家發展、國際博弈等趨勢同頻共振、息息相關。

所以說，他們對于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發展對于他們，都非常重要！

二、中國城市正在重估年輕人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國家推動的發展運動，又頗多受到了自下而上的民間發展智慧的啟迪，中國社會上下同心，再加實用主義的政策取向，和中華民族勤奮勞動的傳統美德，這匯成了不可逆轉的發展洪流。

同時，又在80年代正好迎頭撞上了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過剩產業向外轉移的趨勢，恰逢天時、地利、人和之便，改革浩浩蕩蕩，一路高歌。它猶如一顆巨大的引擎開始啟動，轉動了中國命運齒輪，世界重心也慢慢傾斜。到今天，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而美國通過30多年持續的產業外遷，國內制造業漸漸“空心化”，在2010年前后醒悟過來，打算吸引產業回流的時候，歷史趨勢已經剎不住車了，即便威逼利誘強拉一些產業回國，但是強扭的瓜不甜了。這導致了美國國內民意和兩黨選情的歷史性變化，最終導致特朗普兩次上臺執政。基本上，美國掉進的這個產業空心疊加民情激憤的大坑，沒有十年之功，是很難走回正常軌道的。

今天回顧中國的改革開放，會發現其本質上是個回歸的過程。回歸常識、回歸經濟社會規律、回歸人性化，畢竟十年浩劫，對于中國社會破壞太大了。但是這個改革開放的過程，是高度依賴堅強的集中領導和社會安定團結的局面的。看看今天世界的亂局和一些國家的發展的折戟沙場，就知道這種現實國情的彌足珍貴。

改革開放的關鍵做法，是權力從集中走向下放授權，資源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國家和社會分離，社會事業快速發展；放開資源和價格管制，給少數城市特殊地位、建立深圳特區，再到城市化、工業化浪潮，運營城市理念開始出現，到招商引資、大拆大建，圍繞GDP發展的理念確立，推動中國一步步走向世界GDP第二大國。當然，這個過程也制造了很多的不平等，網絡輿情由此埋下風險種子，并在此后數十年持續釋放輿情的威力。各種不公正、不平等的細節，又為近年來司馬南崛起、馬云退出江湖、資本評價逆轉、群眾追求“共同富裕”，埋下了時間的種子。

直到最近十多年，中國才發現一個更大的發展規律，那就是隨著各種政策紅利、資源紅利、制度紅利的逐步釋放，及利好空間變窄，中國未來的發展，對于城市群發展和年輕勞動力人口具有更大的依賴性。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經濟現象往往是個人口紅利現象，年輕人口對于一個地方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人口是生產力諸要素最重要的要素，在今天再次被驗證了。

放眼國內不少城市，正在將放開落戶條件限制，放松戶籍管理，成為下一步工作的重點。江蘇的絕大多數城市已經全面取消了落戶限制。就是說，只要你是朝氣蓬勃的年輕人，無論是不是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只要你愿意，就可以隨時落戶。社會發展的現實，倒逼各地開始真正重視人的因素了，而不再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篩選文憑的高低和學校的排名——在以前這種篩選機制下，人反倒不是主角，人像是封裝在紙袋子里的面包，人們只看重袋子上面的廠家、出場時間、營養成份，沒有這個袋子，再好的面包都可能被城市拒之門外。

年輕的人口，才是一個城市最大的發展資本，也是面向未來的最大底氣。這使得近年來城市的競爭焦點，一個重要的指標是每年的新增的流入人口數量。中國社會關注新生人口的輿論，一直是個熱點，背后是中國社會出現了重新評估年輕人的新視角。

由此接下來我們可以談談城市和年輕人的關系。

三、深圳和杭州的“企業家年輪”比較

既然城市開始將吸引年輕人當做另一種“招商引資”，而且是關乎未來的戰略行為，那么產業結構、營商環境、適“青”化改造就必不可少了，也構成了城市的重要競爭力。

我以深圳和杭州為例，來談談城市的代際發展問題，以及年輕人對于城市發展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深圳和杭州在當下都是備受矚目的明星城市。但是如果我們細細考察兩個城市，會發現他們截然不同的城市基因。

一個城市的頭部企業和產業集群，是非常能代表城市基因的。統計一下深圳的頭部企業，包括華為、騰訊、比亞迪等知名企業，其創始人主要是50后、60后、70后生人；

再看杭州剛剛崛起的“六小龍”企業，雖然其影響和體量比不上同城的阿里巴巴，但他們在國際國內已經引爆了人工智能進入千家萬戶的潮流，展示了主導下一代產業走向的趨勢和潛力，因此可以代表杭州的頭部產業和即將崛起的頭部企業。看他們的創始人（如下圖），就知道杭州的企業家更年輕，幾乎都是80后、90后的年輕人。

就是說，深圳著名企業的“企業家年輪”在50—70年代之間，而杭州著名企業的“企業家年輪”在80—90年代之間。當然這是就整體而言的，比如深圳大疆創始人是1980年的，但是根據上述代際劃分，更近于70后；杭州的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是1960年代的。

這種比較似乎意義不大，畢竟深圳的頭部企業已經崛起數十年，到今天肯定是不能和杭州比較年齡的。但是站在今天，站在這個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新起點上，比較產業結構及其創始人的“年輪”，可能會說明一些問題。

比如，從產業來看，深圳更偏向于制造業硬件，而杭州則更偏重于網絡軟件。借用研究者的說法，是深圳的高科技企業更依賴硬件和相關產業鏈，而杭州則更依賴軟件企業及其背后的網絡環境等。從世界產業競爭的趨勢看，軟件似乎更具戰略價值，微軟作為世界級軟件企業，長盛不衰，就能說明問題，而中美競爭焦點轉向人工智能，也是個過硬的證據。

用一個城市的著名企業的“企業家年輪”作為指標，或許更能反映城市年齡及其產業狀況。如果一個城市年輕人很多，但是更多是為大廠打工，那也不見得是多么年輕，但是如果企業家群體非常年輕，這個城市無疑是真的年輕的。

從產業結構能夠看出，深圳的頭部企業，可能更需要政策扶持和產業資源、社會資源的整合，背后是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的梳理，這對于50—70年代生人，恰恰是極為擅長的，卻是非常不利于80—90年代的年輕人；

再看杭州，因為是輕資產和軟件業，背靠網絡環境，恰恰是非常有利于年輕人成長和創業的，反倒非常不利于50—70年代的上一代人的創業。

再加上深圳一直是特區，享受了很多時代機遇和優惠政策，而杭州一直是相對平等地置身于國內新一線城市的激烈競爭，最終才脫穎而出，跑出了deepseek和“六小龍”，我們由此可以總結：

深圳更多表現為特區城市和硬件產業城市，而杭州是個網絡生態城市。

所謂網絡生態城市，就是城市的產業結構和生產生活，更多是基于網絡生態的，更多體現了網絡產業特點。這意味著，杭州是個非常適合年輕人創業的城市，因為這會吸引作為網絡原住民的80后、90后的到來。年輕人在此生產生活，喝咖啡、談創意，總有一天，會出現一點不同于傳統的東西。

正如上文分析，作為網絡原住民、又被時代強加了某種國家使命的80后、90后，就這樣撞上了網絡生態極度發達的杭州，再加地方營商環境優越，高度重視民營經濟，雙方一拍即合，就此坐在一條船上，大家開始啟航。

我在今年春節后，受邀去杭州講座，當時杭州正一躍而為全球黑馬城市，難免要和多方人士聊到城市的發展，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那就是杭州今天的發展現狀，其實是建立在阿里巴巴這個互聯網企業的母體之上的，城市高度網絡化，為今天的各種產業打下了基礎。我的看法是，阿里巴巴幾乎再造了杭州，其帶來的網絡思維、網絡設施和網絡產業生態，成為城市的“操作系統”，網絡思維也成為城市治理者和生產者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底層邏輯”，這導致了各種“產業化反”，是可以制造出很大的產業繁榮泡沫的。

所以說，看看deepseek和“六小龍”群體企業家作為80—90后的現實，背后是走上歷史舞臺的80后、90后這個青年群體，因為和網絡生態天然的親和力，聚集到了杭州這座具有網絡基因的城市，才孕育出了deepseek這樣重磅級的產品。

一切似乎是巧合，一切又似乎是不約而同的雙向奔赴。

四、中國社會對于年輕人的觀念面臨升級

無論deepseek未來發展如何，但是起碼在當下，在中美競爭的關鍵時刻，它的橫空出世是劃時代的，不光一舉掀翻了美國的蓄謀打造已久的AI神話和霸權，還推動了AI“飛入尋常百姓家”，預計將開始制造現實的產業機會和就業機會。

deepseek激發了中國網民強烈的民族自豪感。無論以何等溢美之詞來評價它的價值，在當下都是毫不為過的。在其激情尚未退燒的時候，國內一家機構推出了另外一個重要產品，據稱也是國運級的產品，在掀起熱點后又很快引發了復雜看法。我的看法是，它或許很重要，甚至可能也是國運級的產品，但是在當下，對它的宣傳推動，一定程度上有些違背了網民的認知規律、社會心理和網絡輿論規律，很難激起現象級的追捧了。

Deepseek讓中國網民注意到了這個產品是出自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民營企業，創始人是個80后的年輕人，網民心理是復雜且震驚的。但是或許也將因此一舉解鎖了很多社會心理的桎梏，比如，對于民營企業的意識形態成見。一些傳統的觀念或許也慢慢被淡化了，比如以年齡資歷論能力、以來頭大小來論創新潛力，這種傳統觀念或許慢慢被認為過時了。

預計接下來，中國社會對于年輕人的觀念，可能會出現一個大轉變。不光是重視人口落戶、吸引年輕人口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會更為重視年輕人群體的價值，重新看待他們對于城市發展、中國發展的價值問題。

雖然中國社會一貫非常重視青年群體和年輕人，每年青年節，主流輿論都是一頓支持鼓勵，但是更多是一種政治正確，是一種支持性的輿論宣傳，但是在社會心理上，人們對于年輕人的評價，常常是“雖然……不過……而且”之類的高開低走式思維模式，認為年輕人有的是時間，在各方面都需要排隊、需要歷練，他們的意見建議，都可能排在領導關注視野的十里之外。

隨著世界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巨大的“數字鴻溝”“智能鴻溝”，客觀上已經形成了對于60后、70后的進入壁壘，這個產業和這個時代，只能屬于80后、90后以及00后。決策者在這個時代，如果不能重新認識年輕人，為年輕人賦能賦權，那無異于自毀前路。

再從世界看中國的眼光看，DeepSeek火爆全球后，引發海外資金對中國資產的價值重估。高盛、景順、匯豐等外資機構紛紛看好中國科技類資產在人工智能發展浪潮中的潛力，對于阿里巴巴、京東、拼多多、百度等個股都進行了加倉。而在此前，這些中概股都遭遇了低估，是deepseek的出現，一舉扭轉了國際投資者看待中國資產的眼光。

五、關于意識形態的安全風險問題

當然，對于中國很多人來說，認為年輕人經驗不足，把關能力不強，很容易發生意識形態的風險問題。

這種考慮是有道理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是需要重視的，但是對于意識形態問題，需要有這樣一個思考角度，那就是意識形態在經濟社會處于發展和成長的階段，是處于一個積極進取的狀態的；在經濟社會相對于對手，處于一個停滯和弱勢的時候，意識形態也是處于一個防守防御的位置的。這意味著，確保經濟社會持續的發展和成長，是做好意識形態安全工作的最好的方法。國家富強，人民安居樂業，對于國家社會的高度認可將有效增強凝聚力。具有獲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眾，也是國家應對外部沖擊、做好國際傳播的最強壁壘和最佳樣本。

在人工智能時代來臨之后，尤其是美國的ChatGPT爆發之后，意識形態領域一度經受了較大沖擊，如何在鼓勵高科技的持續發展和確保意識形態領域安全之間保持平衡，并向科技發展適度傾斜，一度讓人頗費躊躇。這一點我們從國家相關部門出臺的一些關于推進人工智能發展的政策辦法的措辭尺度，就能看出這種舉棋不定的兩難。但是在deepseek爆發之后，如同撥云見日，這個問題已經迎刃而解了。

作者簡介：

1. 燕志華 博士（yandaxia66）

2. 資深媒體人/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輿情管理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