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 | 我與聞捷：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六）

我與聞捷：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六）

（《戴厚英文集》選讀）

作者：戴厚英

戴厚英

聞捷

《昨天》編者按：本篇節選自吳中杰、高云主編《戴厚英文集·自傳·書信》（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年 1 月版）書中的第一部分《性格·命運·我的故事》第五、六、七、八章。現大標題是本刊另擬的，各小節標題不變，只將原序號刪除。

戴厚英，女，1938 年生，安徽潁上人。1956 年考進華東師大中文系，在積極參加文藝與思想論爭中得一外號“小鋼炮”。畢業前就被借調到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室（后為研究所）工作。文革中先保上海市委，后成為上海作協造反派頭頭，卻又因卷入“炮打張春橋”事件而遭批判。文革后調上海大學文學院任教。在短暫的寫作生涯中著有《人啊，人》《詩人之死》《空中的足音》《往事難忘》《鎖鏈，是柔軟的》等七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兩部散文隨筆集、半部自傳。1996 年被她好心關照的家鄉晚輩入室劫財時將她連同在她家暫住的侄女一起殺害。

聞捷“死有余辜”，迫害還在繼續

元月 13 日上午，我剛剛起床，四五個工軍宣隊員找到我宿舍里，對我說聞捷“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畏罪自殺了。他們叫我交出聞捷給我的紀念品，我說只有一支鋼筆，他們說那就算了。

我自知挺不住這樣的打擊，立即打電話請家住復旦的女友來陪伴我。當時她的丈夫在隔離審查，女兒寄養在南京母親家里，她自己則下放黑龍江已一年多，回上海休假的。她陪了我七天七夜。沒有她的陪伴，我不知能不能熬過那樣的折磨。因為迫害還在繼續。一切都和我叔叔蒙冤自殺以后的情景那么相像。

聞捷死的第二天，工軍宣隊又一次上門抄了聞捷的家，把他的書籍、唱片、照相簿，還有我們的書信，都裝到了機關里。

第三天，聲討聞捷“畏罪自殺”的大會便召開了。那天，院子里到處用墨汁寫著斗大的字：“大叛徒聞捷畏罪自殺，死有余辜！”所有的墻上都貼了這樣的標語。我的宿舍的門正對著會場的窗口，會上的口號聲一陣陣傳來，我在床上發瘋似地翻滾，我要去會場，與聞捷一起接受“清算”。那位女友按住我，求我安靜下來。說事情已經夠糟了，你別給自己加罪了。批判會之后，幾個工軍宣隊員立即來到我的宿舍，向我宣布政策：我們對你和聞捷還是不同對待的。你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剛才會場上有革命群眾（其實是一位著名女作家）要求把你拉出去接受批判，我們說你生病，沒有這樣做。我沒有感謝，只是哭。他們說：一個叛徒死了還不如一條狗，你哭什么？我說我的愛人死了，為什么不能哭？一位平時很溫和的女工宣隊員對我說：誰是你的愛人？你們還沒有結婚，怎么是愛人？

你們知識分子怎么都不怕丑啊！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好像所有的人都不再是他自己。那女師傅，不是上海人，平時和我一起住在作家協會機關內，無風無浪的時候親如姐妹。文革以后的許多年，想起那些當初進駐上海作協的老工人們，我的感情還是復雜的。我對他們毫無怨恨。但是，我覺得他們有一點和我們知識分子很不相同。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都或多或少保留著自己的本性。他們則可以完全丟棄自己。聞捷死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已經感到了某些當初對我們的愛情側目而視的女士，眼眶里也盈著淚水。這樣的結果，顯然不是她們所希望的。她們只是想把我們分開。

聞捷火化的那一天，我沖到了機關大門口。我要去為他收拾骨灰。可是一位看門的同事拉住了我。他同情地說：工軍宣隊不讓你去，別人也會笑話你的。

之后，我要求收養聞捷的小女兒，工宣隊指導員問我：你收養她？以什么名義？是啊，我沒有名義。不久，這個可憐的女孩被掃地出門，工軍宣隊宣布聞捷的住房被沒收了。女孩只好到山東農村，寄養在親戚家里。寫到這里，我要說，我非常感謝聞捷的三個女兒對我的理解。盡管當時工軍宣隊對她們進行威脅，不許她們再與我保持聯系，她們仍然偷偷地與我保持著聯系。她們從來不曾拋棄我。

聞捷的死使我變得堅強起來。本來害怕共同毀滅，如今毀滅已經到來，我還有什么可怕的？我對工軍宣隊的任何教育都持抗拒態度。他們叫我檢查自己在給聞捷的信中表達的是什么感情。我說：什么感情呢？你們不妨把那些信張貼出來，讓大家看看。他們叫我與聞捷劃清界限，我說：人已經死了，還有界限嗎？我敢斷定，你們錯了！你們確實錯了！他們害怕把我也整死了不好交代，便不再逼我，也不再叫我去吉林了。我在身體稍微復原一些之后，便請假回到鄉下，與父母和女兒一起度過那一段最困難的時期。我離開上海的時候，那位在批判會后給我送饅頭的女友哭著問我的另一個朋友：戴厚英還會不會回來？那位朋友說：她會回來的。我相信她不會從此倒下去。

是的，一個半月之后，在鄉下大病一場之后，我又回到了上海，又到干校勞動去了。但是，此刻的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天真幼稚的戴厚英死去了，我的頭腦和心靈都變得復雜起來。我跟一位朋友說：如果階級斗爭就是這樣的，從今以后我再也不參加階級斗爭了。

當然，“樹欲靜而風不止”，聞捷死去沒半年，階級斗爭又一次找到我，還是要我扮演革命對象的角色。“無產階級司令部”又發現“階級斗爭新動向”了，說有一個新生的反革命集團叫“五一六”。這個集團的分子主要分布在文化單位。

還是因為“四一二炮打”和“攻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我又一次成了刀下肉。

這一次，工軍宣隊明白地宣布，說“一打三反”時沒有把我的問題查清楚，現在一定要查清楚！于是，揭發我的大字報又鋪天蓋地，和聞捷的戀愛也成了新的罪行。人們在大字報上問：愛誰、恨誰、跟誰走？

這一次，我不跳也不叫，哀莫大于心死。我心已死，還怕整嗎？可是世事的發展常常出人意料，1971 年 9 月 13 日（又是 13 日！）林彪突然“自我爆炸” 了。上上下下都要聲討林彪，我還算什么？

而且不久，軍宣隊因為所屬的部隊和林彪事件有牽連，匆匆忙忙撤出了文化單位，工宣隊失去了依傍，再也沒有心思把運動搞下去。我的這一次厄運也就這樣過去了。

我一直不明白，工軍宣隊為什么死死纏住我不放呢？我也沒有專門和他們作對。后來，我從朋友處了解到，原來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四人幫”在上海的班底也有不同的派別，他們互相爭斗，就想盡一切辦法挖掘對方的“黑材料”。

工軍宣隊站在王洪文一邊反對徐景賢，以為我和徐景賢認識，一定知道不少底細。

他們想把我整得糊里糊涂，然后由他們擺布，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材料。可是他們哪里知道，就是把我整死了，我也說不出他們需要的東西。因為我從未和徐景賢有過私人交往，他的家門朝哪，我也不知道。了解到這些情況之后，我對所謂“階級斗爭”又有了深層的了解。原來，看似高尚的“階級斗爭”里，往往包藏著不可告人的爭權奪利的內幕。善良普通的百姓啊，你們哪里知道？我原來就離各級官員很遠，這以后我更不敢靠近他們了。

聞捷死后，我的生命和命運一起沉淪了很久

聞捷之死不但是我在文革中命運的根本轉折，也是我的整個生命的轉折。我和聞捷相戀正好一百天，真正是“百日緣”。這一百天讓我懂得的事情勝過一百年。這悲劇像一道閃電，突然劃破黑暗的天空，也刺破我混沌的心靈。我看到了以前不曾想到因而也看不到的東西：政治斗爭的殘忍，人性的陰暗，自己的脆弱。

在鄉下的那些日子里，我躺在病床上，把事情一遍一遍地從頭想過，我感到滿腹委屈，滿腔憤恨。但是我不再輕易向人訴說。我有什么好訴說的？因為誰都會勸我“正確對待”，誰都會批評我們愛得不合時宜，誰都會指責聞捷軟弱、自絕于世。更有一些人，躲在一邊幸災樂禍。用這樣的形式殺傷自己的怨敵和對手，真是事半功倍。

我好像死過一次了。當我躺在鄉下的草床上，暈眩得天旋地轉，眼也難睜，母親和女兒在床邊哭泣叫喊的時候，我真正有了死亡的感覺。我靈魂出竅，希望追上聞捷，跪在他面前，求他審判我。但是我對他說，我不走你的路，去“死有余辜”。我一定要活下去，用我的生命和事業，證明你我相愛一場，值得。我們彼此沒有看錯。以后的我仍然頂著原來的臭皮囊，但是我的心變了。雖說變得還不徹底，但確實變了。

1971 年整整一年，我們都在干校繼續勞動。為了讓自己從悲痛中拔出來，我把女兒帶在身邊過了一陣。一個人在干校勞動的時候，我就把多余的時間用來織毛衣，自己沒有那么多毛衣可織，我替同學朋友織。沒錢給女兒置新衣服，我做起針線，花幾元錢置點便宜的布，利用回上海休假的時候，學裁剪。我給女兒縫制了幾條裙子，上面還繡了花。在干校，只要不是天寒地凍，我還要下河游泳。

一個人躺在寬廣的河面上任意漂浮，漂到別人看不見的地方就縮在水里。我發現有幾位好心的朋友怕我出事，總是遠遠地跟著我游……

我不再常常到朋友家聊天。休假時不是一個人呆在小屋里，就是去找聞捷在京劇院的一位朋友。我與這位朋友的親密關系持續到今天。豐村家也成了我經常的去處。我主動去接受“腐蝕”了，看你們能把我怎么樣？

到了 1972 年，我們全體從干校回到上海。工宣隊也受不住長年累月的農村勞動了，他們說知識分子要改造，難道我們也要改造？于是我們由農村勞動變成城市勞動，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在南京路上挖防空洞……

防空洞挖好了，上頭又要我們再去干校。可是這一回工宣隊堅決不干了。因為陸續有人被抽調出去重新工作，剩下來的勞動力不到十個，比工宣隊員還少，再下去變成懲罰工人階級了。工宣隊鼓動我們給當時的文化系統領導寫一份報告，說明我們已經沒有幾個人可以勞動了，只能留在上海搞“斗、批、改”。竟然被批準了。

于是我們在上海留下來。但是也沒有再搞什么“斗、批、改”。我認為人民群眾熱心參與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時實際上已經結束，還沒結束的只是上層的斗爭了，特別是關于“接班人”的斗爭。工宣隊再也沒有了進來時的革命豪情，他們懈怠、不滿，和我們一起發起了牢騷。他們開始偷看從“牛鬼蛇神”家里抄來的“封資修”小說，真應了“紅的進來，白的出去”的預言了。我們呢？專案人員還在整理材料，像我這樣沒有“專案”任務的人，便悠哉游哉了。

我們白天仍然坐在辦公室里，一杯茶一張報紙地消磨，我們叫這是“安度晚年”。晚上，我則又開始了讀書生活。單位圖書室又對我們開放了。那一陣，我讀書的口味大變，專讀歷史書了。我讀了一本一本“通史”和思想史，又讀了一大堆明史和清史。我讀了國內外一系列名人傳記，也讀了中國明代著名叛逆李贄的《焚書·續焚書》。精神逐漸充實起來。此外，把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又重新讀了兩遍，寫下不少札記。

讀著讀著，我心里亮堂了許多，恐懼也因之而增加了許多。我故鄉的驕傲，洪武皇帝朱元璋，晚年為大滅功臣所制造的一系列冤獄，使我汗毛倒豎；還有清朝的那些文字獄，都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歷史長河”。正是因為心里有了這條長河，在以后的“批林批孔”和“批鄧”中，我才能一言不發。我覺得我不屬于這條河。

總之，我從這一次沉淪中得到了不少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