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辦案例：請托型詐騙罪案件，建議量刑十一年，判緩刑

作者：金翰明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詐騙犯罪案件律師

2025年3月底，收到安徽省某法院郵寄的刑事判決書，請托型涉詐騙罪案件，《起訴書》指控金額78萬，檢察機關建議量刑十一年，一審階段成功打掉主要一筆70萬元的指控事實，判處緩刑。

其實這個結果我們早一周已經知曉，當事人當庭宣判后被釋放，已與家人團聚，值得一提的是，終于見到了已經一歲半的小孩。

這個案件，金律師從2024年1月，案件剛到審查起訴階段時開始介入，已經跟進了一年多的時間，往返當地十余次，與檢察官、法官多次面談溝通，過程極其曲折，但總算最終結果是好的。

請托型涉詐騙罪案件，我們時長糾結于詐騙罪與職務犯罪的對沖性，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指控邏輯中。但是具體到個案，如何結合案件事實、證據，通過與辦案機關溝通、判斷案件走向，最終選擇最有利于當事人的解決思路和辯護方案，是能否真正意義上幫助到當事人的核心問題。

分享本案的辦案歷程，旨在為同類案件辯護提供參考。

確定委托

2024年1月，臨近農歷新年，當事人家屬在電話初步溝通案件情況之后，最終從中部某省到廣州，與我們確認本案的最終委托事宜。

通過面談溝通，我們了解到，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請托型涉詐騙罪案件，目前案件已到檢察院，指控的罪名是詐騙罪，共涉三項指控事實，總的涉案金額108萬元左右。

通過進一步了解案件情況，我們得知：本案與多數請托型涉詐騙罪案件的不同之處在于，本案中當事人受請托的事項已經完成，案件爭議的核心問題，在于請托費用的金額確認，即涉案多筆金額的性質是否屬于請托費用。對方報案稱，涉案的108萬費用，是當事人超出請托好處費之外騙取的費用，而當事人本人堅持認為，該108萬元，全部屬于請托事項支付的好處費。

換言之，本案與一般請托型涉詐騙罪案件的不同之處在于，辯護的核心問題并非是當事人是否具有辦事能力、是否具有辦事意愿、是否真實的去為當事人溝通請托事項等。本案核心的爭議問題是，在對方以及公安機關認可的請托好處費之外，其余款項的性質問題，到底是屬于好處費，還是屬于騙取的款項。

基于本案請托事項已經實現的大前提，我們初步判斷，本案存在較為明顯的無罪辯護空間，同時我們認為，此類案件尤其是在檢察院階段，必須通過無罪辯護的方式，為當事人爭取最優解決方案。

會見、閱卷

年底春運期間的出差，我們先從檢察院手中閱到了全案的卷宗證據，在詳細閱卷后與當事人會見溝通。

初次見面，兩個上午、四個多小時的完整溝通，詳細了解了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更加確定了案件的辯護策略與辯護思路。和當事人再三確認，本案在審查起訴階段，在辦案機關做出讓步之前，我們無法考慮輕罪及罪輕辯護方案，必須堅持從不構成詐騙罪的角度，對全案三項指控事實做整體性質上的辯護。

如此辯護方案的目的，是爭取檢察機關不起訴，或是主動做出讓步，從而全案能夠折中處理。

案件辯護溝通之外，感受到了當事人整個家庭的不易，尤其當事人由于被羈押尚未謀面的孩子，在案件確實存在諸多問題的情況下，如何有效的幫助當事人及其家庭，成為了我們辯護人的的責任。

返程時，春運的人聲鼎沸與看守所和當事人的落寞，對比鮮明，也讓人心情沉重，我們能夠反饋當事人的，是用事實、證據，為當事人抗爭和爭取。

審查起訴階段的辯護

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在我們近五個月的辦案周期內，往返當地近十次、與檢察官四次約見當面溝通，先后向辦案機關提交了五份書面辯護意見。

期間與當事人多次會見溝通案件細節，由于案件多項指控具有“一對一”證據性質，我們也希望從會見溝通中，挖掘更多有利于當事人的細節。例如在某次會見溝通時，當事人偶然告知我們，對方支付的部分款項，應當是從其公司財務賬目中支取。

對此，我們立即形成書面辯護意見，通過檢察機關調取相關證據進行核實，最終確認該筆款項確系從對方公司財務賬戶支取，結合該證據我們提出：公司支取的行為，能夠體現服務于公司，具有公司集體意志支付的性質，能夠印證該筆款項是涉案公司支付給當事人的涉案工程項目好處費，而非是個人之間的借款。

這個事實以及辯點也是我們在一審階段，認為該筆款項不構成詐騙罪的核心理據之一。

通過多次書面意見以及面談溝通，從辯護人的角度我們判斷，檢察官其實對案件的性質也有搖擺。面談時檢察官詳細問詢了卷宗之外，整個案件的來龍去脈，比如當事人在監委、紀委處的筆錄情況，比如當事人到案情況、關聯案件指控的情況等等。

在第二次審查起訴期間，為了確認訴與不訴，承辦人與辯護人面談溝通了案件的解決方案，探討了如辦案機關作出有利于當事人的處理結果，當事人能否通過退款等方式，化解糾紛、解決社會矛盾等問題。同時承辦人再次向報案人做了一次完整的詢問筆錄，以確認涉案爭議款項的性質。

但最終由于報案人筆錄等多方面原因，檢察機關還是選擇起訴。在起訴時，檢察機關作出了相對有利于當事人的起訴金額，拿掉了30萬的爭議金額，本案從《起訴意見書》指控的108萬元，到《起訴書》指控的78萬元。當然，對于詐騙罪的罪名而言，并無本質意義。

一審階段的辯護

一審階段的辯護，則更為錯綜復雜，在案件沒有不起訴的情況下，辯方則相對被動，無罪辯護真正意義上成為了尋求輕判的手段。尋找案件軟著陸的方案，成為了案件辯護的核心問題。

一審階段，通過兩次庭前會議的非法證據排除。

通過多次會見，要求當事人提交立功線索的相關情況說明。

通過庭前提交書面辯護意見，讓法官避免先入為主，全面了解卷宗證據之外，案件事實的來龍去脈，以及辯方的觀點、要求。

一審階段，辦案機關的糾結體現在先后兩次的庭前會議，體現在兩次檢察機關建議、法院決定延期審理，體現在一審階段十個月才做出判決。

一審階段，我們通過書面溝通、庭審溝通、庭前以及庭后溝通，在無罪辯護的同時，判斷案件軟著陸的兩種可行方案：

一是通過辯護，打掉指控當事人成立詐騙罪的第三筆70萬元的主要指控事實，對前兩筆共8萬元的指控事實認罪認罰，并通過退賠、退款等方式，爭取案件輕判，爭取緩刑。

二是爭取全案改變定性，從詐騙罪改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從而達到可能緩刑的前提條件，再通過退賠、退款、認罪認罰等方式，為當事人爭取緩刑。

上述兩種方式，核心問題都是要先打掉《起訴書》第三項的70萬元詐騙罪的指控事實，只有通過論證該筆金額不構成詐騙罪，才可能實現最終有效辯護的結果。

最終，在一審開庭前，我們與當事人確認：庭審中當事人針對前兩筆指控事實認罪認罰，針對第三筆指控，我們堅持做無罪辯護，與當事人充分溝通庭審應對后，正式進入庭審程序。

本案庭審中，審判人員亦問詢了當事人部分關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關聯問題，但法院在判決中最終選擇了另一路徑，即拿掉詐騙罪部分指控事實、指控金額的方式，在沒有改變罪名的情況下，將涉案金額從78萬元，縮減為8萬元，并最終判處當事人緩刑。

本案最終雖是有罪結果，但對比檢察機關建議量刑的十一年，已是天差地別，當事人重獲自由，與家人團聚，確是改變了一個人、一個家庭數十年的人生軌跡。

結語

請托型涉詐騙罪案件，辯護的核心問題是案件不構成詐騙罪的事實、證據以及定性，充分論證當事人不構成詐騙罪的理據。此外，能否在檢察機關爭取不起訴，亦是至關重要的，這其中的內涵，包括司法實務中案件處理結果面臨的諸多程序問題，亦體現在為案件的整體辯護墊定必要基礎。

此外，在無罪環境艱難的前提下，如何為當事人爭取實報實銷、緩刑等輕判結果，可以從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等輕罪辯護，從打掉部分指控事實、指控金額等罪輕辯護角度，實現輕判的前提條件，再通過其他辯護方式綜合爭取。

案件最后，想到了家屬第一次來辦公室面談時的場景，感慨頗多，刑事案件的嚴酷，只有深入接觸到案件才真正的感同身受，愿這些重獲自由的當事人，珍惜當下，珍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