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保護主義的災難：復盤大蕭條初期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

（學之智經濟原創）

1929年，華爾街股市的崩盤如同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席卷了整個金融市場。起初，這場危機似乎僅局限于股市，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并不顯著。然而，隨著市場恐慌情緒的蔓延，美國政府在一系列政策選擇上犯下了致命的錯誤。為了應對股市崩盤后的恐慌情緒，促進經濟擺脫困境，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錯誤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這些政策不僅未能有效緩解經濟壓力，反而加劇了市場的不穩定性和市場需求的萎縮，最終經濟陷入數年衰退。在這些錯誤政策中，實施《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是對國際經貿影響最大的一項，堪稱貿易保護主義的教科書案例。

法案背景：病急亂投醫的錯誤藥方

當時的許多人認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能夠保護美國農業和制造業的利益，有效解決困擾美國的產能過剩問題。然而，美國的產能過剩主要源于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效率大幅提升，具體表現為農業機械化和工業標準化，使得產出能力超過了市場需求。根本原因在于產能的盲目擴張，并非出口不力，這項法案可謂文不對題。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法案的核心內容是對進口商品實施高額關稅，以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競爭的沖擊。這部法案從根本上就難以解決當時美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方面，供給過剩是經濟危機的核心癥結之一，而高額關稅并不能有效減少過剩產能，反而可能因提高進口成本而進一步抑制需求。另一方面，股市暴跌主要是由于市場信心崩潰和投機行為過度所致，與關稅政策并無直接關聯。因此，通過提高關稅來穩定股市，無異于緣木求魚，成為了美國政府病急亂投醫錯誤藥方中的一劑猛藥。

該項法案由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人斯姆特和來自俄勒岡州的共和黨人霍利共同發起。里德·斯姆特（Reed Smoot）作為猶他州的參議員，當時是摩門教領袖，主張“經濟民族主義”，代表西部農業利益。威爾斯·C·霍利（Willis C. Hawley）作為俄勒岡州的眾議員，當時是紡織業利益代言人，力求推動保護本土制造業。兩人均無經濟學專業背景，其提案邏輯完全基于政治訴求，代表著各自的利益團體。

政治博弈：胡佛的競選承諾與歷史性失誤

在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后，美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恐慌。時任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敏銳地意識到關稅調整對于促進國家經貿發展、擴張需求和改善市場預期的重要性。他主張下調關稅稅率，以降低進口成本，刺激消費和投資，從而助力經濟走出困境。然而，這一明智的決策卻在共和黨內部遭遇了強烈的抵制。由于黨內意見分歧嚴重，國會最終否定了胡佛的減稅方案。此后，胡佛進一步陷入了復雜的政治博弈之中，最終導致了歷史性的失誤，不但沒有下調關稅，反而大幅提升了關稅。

1930年，就在胡佛總統的減稅方案被否決后不久，《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提交到國會，并以53:31的票數通過了該加稅法案。此時，這項法案還不能實施，還得需要總統簽署才行。許多經濟學家力挺胡佛總統的減稅方案，公開支持總統否決該法案。然而，胡佛卻違背了自己的意愿，最終簽署通過了這項荒謬的法案。

胡佛總統在簽署這項法案時，內心充滿了無奈和掙扎。他深知這項法案將給美國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但為何還是違背了自己的意愿，最終簽署了它呢？這背后的原因，主要源于兩個方面的政治博弈。

一是1928年大選中的競選承諾。為了贏得中西部農民的支持，胡佛曾承諾“提高農產品關稅”，以對抗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廉價谷物沖擊。這一承諾在當時看來或許能夠贏得選票，但卻為后來的政策制定埋下了隱患。當《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提交到國會時，胡佛面臨著兌現競選承諾的壓力。

二是共和黨內部的分裂。當時，共和黨已經分裂為“國際派”（主要代表東部金融業）和“本土派”（主要代表中西部農業）。這兩派在關稅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胡佛作為總統，為了維持黨內團結，避免黨爭進一步加劇，不得不做出妥協，簽署了這項他本不認可的法案。

法案內容：單邊主義與民粹思想的極端體現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作為美國歷史上一個極具爭議且影響深遠的立法決策，不僅創造了美國歷史上最激進的關稅體系，更成為了歷史上最嚴苛的關稅壁壘。這部法案的核心內容，是對進口商品實施前所未有的高額關稅，其力度之猛、范圍之廣，堪稱美國貿易政策史上的一次巨大轉折。

這項法案的核心內容是對進口商品實施高額關稅，將20000多種進口商品的關稅顯著提高，以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競爭的沖擊。受影響商品范圍之廣令人咋舌，從瑞士手表到加拿大木材，從德國化工品到日本生絲，幾乎涵蓋所有貿易伙伴的主要出口商品。平均稅率從飆升至60%左右，農產品、紡織品等部分關鍵商品的稅率高達100%甚至更高。

這種全面的關稅壁壘，幾乎等于關閉了美國市場的大門，將外國商品拒之門外。并且，不僅損害了外國生產商的利益，也嚴重影響了美國消費者的選擇權和購買力。美國市場因此變得封閉和保守，失去了與世界市場互動和共享資源的機會。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出臺，也是單邊主義和民粹思想極端體現的產物。在當時的經濟危機背景下，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團將貿易保護視為拯救國內經濟的靈丹妙藥，試圖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國內產業和就業。然而，這種做法不僅違背了自由貿易的原則，也破壞了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它忽視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現實，試圖通過孤立主義的方式來應對危機，結果卻是加劇了經濟的衰退和失業的蔓延。

災難后果：從貿易戰到經濟衰退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實施，無疑是對國際貿易自由化原則的一次嚴重挑戰。美國的高額關稅政策，迅速引起了其他國家的強烈反應。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這些國家紛紛采取報復性措施，對美國商品加征關稅或實施進口限制。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不僅破壞了國際貿易的公平與秩序，更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全球貿易體系因此陷入了混亂與動蕩之中，貿易戰全面爆發。全球60多個國家對美國商品加征報復性關稅，德國限制美國棉花進口，法國提高美國機械產品關稅，加拿大對美國的農產品和汽車加征關稅。最終，全球貿易額縮水66%，主要經濟體均陷入持續多年的經濟大蕭條。

對于美國而言，《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災難性后果尤為顯著。高額關稅導致進口成本急劇上升，進而推高了國內商品的價格。消費者因此面臨著購買力下降的問題，生活負擔加重。同時，出口市場也因其他國家的報復性措施而大幅萎縮，美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受到嚴重削弱。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美國經濟陷入了持續多年的大蕭條之中。

大蕭條引發的災難性后果超出人們預料，大量銀行破產，實體企業倒閉，失業率顯著上升，經濟不可避免地陷入深度衰退。美國GDP從1929年1046億美元下跌到1933年572億美元，是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時期，到1940年才恢復到1029億美元。隨著工廠關閉和減產，大量工人失業，許多國家的失業率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美國的失業率在1933年達到了25%，而大蕭條之前長期保持在5%以內。有研究統計，1930—1933年銀行倒閉了約11000家，超過總銀行數量的一半。大量銀行倒閉意味著金融系統崩潰，存款人的財產損失，進而引發了信用危機和信貸緊縮，造成實體經濟融資困難，企業經營環境進一步惡化，最終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歷史啟示：自由貿易的重要性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貿易保護主義的弊端與危害，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啟示：自由貿易是推動經濟增長和繁榮的重要動力，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基石。

面對《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美國政府逐漸認識到自由貿易的重要性，并開始調整其貿易政策。羅斯福上任美國總統之后，1934年出臺了《互惠貿易協定法》，標志著美國放棄了單邊保護主義，開始轉向更加開放和自由的貿易政策。這一政策轉向，為后來的國際貿易體系改革奠定了基礎。

二戰后，為了促進全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各國開始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共同推動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建立。關貿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標志著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確立和完善。這些國際組織通過制定貿易規則、解決貿易爭端等方式，維護了國際貿易的公平與秩序，推動了全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從197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開啟了全球化融合發展階段，自由貿易成為了主流思想。自由貿易能夠促進商品和服務的自由流通，打破國界限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在自由貿易的環境下，各國企業能夠更自由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消費者也能享受到更多樣化、更質優價廉的商品和服務。這種自由流通不僅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增長，還加速了技術的傳播與創新，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自由貿易還能夠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各國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和貿易，能夠實現資源的最佳利用，提高生產效率。這種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僅有助于各國經濟的發展，還能夠促進全球經濟的平衡與協調。

當前反思：歷史是否重演？

在回顧《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災難性后果時，我們不禁要思考一個問題：歷史是否會重演？這部誕生于經濟恐慌中的法案，其教訓之深刻，已經成為經典的教科書案例，至今仍然值得我們銘記。如今，全球經濟再次站在保護主義的懸崖邊，美國對主要貿易伙伴全面加征對等關稅，試圖筑起前所未有的關稅墻，不禁讓人擔憂其可能帶來的后果。

您認為當前美國加征關稅的政策措施能夠持續多久？會重蹈《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覆轍嗎？歡迎留言討論。

（原創作品，請關注學之智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