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富李嘉誠近期出售旗下部分港口資產的消息,再次將這個商業巨子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部分聲音質疑此舉是否意味著"撤資中國",更有甚者直接拋出"漢奸"的刺耳指責。這種將商業行為與政治立場簡單掛鉤的思維,不僅暴露了對市場經濟規律的漠視,更折射出一種非黑即白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
從純粹商業角度看,李嘉誠旗下長和系出售全球多處港口資產,是典型的資產優化配置。這位以"低買高賣"著稱的商業巨擘,自上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全球港口布局,如今選擇在高點套現部分資產,完全符合其"不賺最后一個銅板"的投資哲學。值得思考的是,為何同樣的商業決策發生在西方企業家身上被視為正常,而華人企業家卻要承受額外的道德審判?
"漢奸"這個充滿歷史傷痕的標簽,本應用于確鑿無疑的賣國行為,如今卻被隨意用作商業批判的武器。這種語言暴力背后,是對企業家角色的嚴重誤解。在全球化時代,資本流動如同水之就下,遵循的是市場規律而非國界劃分。將正常的跨國投資行為政治化,不僅無助于經濟發展,反而可能扼殺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李嘉誠商業帝國的崛起軌跡,本身就是香港經濟發展的縮影。從塑料花廠起家到構建橫跨52個國家的商業版圖,其成功既得益于個人商業智慧,也離不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這種互利共生的關系,很難用簡單的"愛國"或"賣國"來界定。事實上,李氏企業多年來在內地的巨額投資、慈善捐贈以及對高科技領域的持續投入,都是其與中國經濟共同成長的有力證明。
當前輿論場中泛政治化的傾向值得警惕。企業家不是政治家,商業決策也不應被強加政治義務。健康的市場環境需要尊重專業判斷,而非要求每個經濟行為都必須通過"愛國認證"。歷史上,將商業行為過度政治化的教訓不勝枚舉,從威尼斯商人的悲劇到冷戰時期的東西方貿易壁壘,都證明了政治干預市場所帶來的經濟代價。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中國更需要理性看待資本的國際流動。真正的經濟自信,應該建立在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之上,而非對企業家進行道德綁架。李嘉誠港口交易引發的爭議,實際上考驗著一個社會對市場經濟的理解程度和對商業文明的尊重程度。
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這個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準則,在李嘉誠事件中再次顯示出其現實意義。對待企業家的商業決策,我們既不必將其神化為愛國壯舉,也不應動輒扣上"漢奸"帽子。在商言商,或許才是看待這類事件最健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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