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生,波瀾壯闊,猶如史詩鴻篇。締造新中國之前,半生戎馬倥傯,風雨崢嶸,締造了一個又一個傳奇。他的雄才大略與豐功偉績,使他成為世界上公認的最偉大的軍事家之列。據史料不完全統計,土地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親自組織指揮和參與組織指揮的戰役就達239次之多,而鮮有敗績。
可誰曾想,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軍事家,指揮過千軍萬馬的革命統帥,一天軍事院校也沒有上過,他所有的軍事智慧似乎是天生神助,一次又一次將瀕臨險境的革命轉危為安。
可又誰曾想,就是這樣一位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人,在其22年的武裝割據、抗擊外來侵略、解放全國的革命斗爭中,極少有過拿槍的經歷。
在人們記憶深處,在我們的影視作品中,似乎唯一一次看到毛澤東拿槍,卻是在他革命斗爭完成以后,新中國的和平建設時期。
1964年,人民解放軍開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比武,全軍共有3318個單位參加比武,從共和國元帥到普通一兵,都在火熱的比武場留下了身影。6月15日,毛澤東親臨比武場觀看匯報表演,某部“紅四連”連長宋世哲出手不凡,取得步槍速射40發子彈、40秒打掉40個鋼靶的優異成績。毛澤東高興地說:“把神槍手的槍拿來看看!”于是便有了毛澤東舉槍瞄準的經典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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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比武尖子,后來大多都聲名顯赫。如1994年,大比武30周年之際,我軍19位高級將領晉升上將軍銜。其中,濟南軍區司令員張太恒上將、蘭州軍區司令員劉精松上將等人,都曾是1964年軍事大比武的尖子。
在此之外,關于毛澤東拿槍的經歷就鮮有耳聞,在貫穿毛澤東一生的輝煌生涯中,在我所了解、研究毛澤東的一生過往中,關于他與槍之間的故事,就少得可憐了,大致推算來也就只有那么幾次了:
一次是他走上革命道路以上半年的新兵軍旅生涯,拿槍練槍的經歷;一次是在井岡山時期受到中央不公正處分,他的職位下降不得不配槍;一次是在長征途中,出于安全考慮有時佩戴過;據延安革命紀念館張健儒館長說:毛主席可以說真正地只佩戴過一支手槍,這支手槍就在長征途中佩戴過,到達吳起以后,于1935年10月21日,就把這支手槍連同剩余的40發子彈送給了當時吳起游擊隊隊長張明科,這支手槍現在是國家一級文物,陳列在我們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展廳里面。
還有一次,也就是此次要重點講述的,也是平生他唯獨的一次,不得不拿槍沖上前線的經歷。
至于建國后,毛澤東的那張甲字第一號持槍證,那也是有證無槍的虛名。因為毛澤東根本就沒有領過應該屬于他的那支槍。
那我們要思考的是,毛澤東作為一名軍事統帥為什么不拿槍?古今中外的軍事統帥,很少有不拿軍事武器的,唯獨毛澤東是一個例外?然而,不拿槍的毛澤東,又為什么要在大柏地戰斗中拿起了槍,沖到了戰爭的最前線呢?這是否違反了毛澤東自己不拿槍的原則呢?要想弄清這一點,就有必要弄清毛澤東在革命斗爭初期所經歷了什么,而這些經歷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一、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形成的身份與歷史覺悟
很多人都聚焦過毛澤東為什么不喜歡拿槍?也得到出很多不同的結果,有人說是性格使然,有人說是習慣使然,也有人說是對他自我身份的認定。但我在看來,更認可毛澤東不喜歡拿槍的原因是:
毛澤東獨特的豪邁氣質與自我超前的身份覺悟,加之他走的是人民戰爭路線,處處為民著想,革命隊伍中官兵一致、上下同氣,所以他并不擔心自己的身邊人、自己的隊伍會對他有所不利。
這一點,從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關于他配槍戲謔的故事就可以知曉。當然在講這一個故事前,先還得交待那一段歷史。
1928年3月上旬,正當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上了井岡山,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革命形勢如火如荼、蓬勃發展的時候,一個人的到來,差點改變了毛澤東的命運。他就是時任湘南特委軍事部長、湖南軍委特派員周魯。
由于當時,湘鄂贛三省暴動遭受重大挫折、湖南省委幾次遭遇破壞,中共中央給三省省委指示,重新確定組織關系,規定贛西南特委歸湘南特委,這樣一來,井岡山邊界武裝歸屬湘南特委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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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時湘南正在組織暴動,故周魯此次帶來了中央關于暴動的指示。他根據中共中央1927年11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和12月31日給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責井岡山邊區武裝“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未能實現黨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犯了極嚴重的錯誤”,并把中央撤銷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的師委,并任命何挺穎為書記。
這樣一來,毛澤東被莫名開除了黨籍,成為了“黨外人士”,若不是他的地位及影響力,可能連人生中第一個帶“長”(其它各時期都是委員、書記、主席)的職位也當不了,擔任工農革命軍第1師師長。這應該算作是毛澤東走上革命道路來的第一次嚴重的黨內打擊。
周魯還代表湘南特委指示毛澤東、何挺穎率領工農革命軍離開湘贛邊界,前往湘南,策應湘南“年關暴動”(即湘南起義)。周魯所傳達的指令,使毛澤東、張子清、宛希先、何挺穎等大惑不解。他們與周魯進行了強烈的抗爭。但是,抗爭無用。
毛澤東這時的處境十分困難。譚政《在前委工作的見聞》中曾這樣記敘說:“盡管周魯傳達的意見是錯誤的,可是當時怎么辦啊!毛澤東是黨員,他敢反中央嗎?這是一個紀律問題。公開反不可能,作斗爭也難辦。”
何長工也在《偉大的會師》一書中描述了毛澤東當時酸楚的心情:“毛澤東平生第一次挎上了駁殼槍,向部隊講了話。他說:“軍旅之事,未知學也,我不是個武人,文人只能運筆桿子,不能動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當師長有點玄乎。可是,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三個臭皮匠,合成個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們有這么多干部,大家都是黨的骨干,在斗爭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大家來當個參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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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毛澤東參加革命、指揮秋收起義后,第一次像軍人一樣挎槍的情景出現了。并在接下來的重大事件中,即井岡山會師中延續了這一情景。當時,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會師的慶祝大會上,兼任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的毛澤東,挎起了一把匣子槍,顯得很興奮。他開玩笑地對朱德說:“挎著盒子槍,師長見軍長。”但會師儀式一結束,毛澤東就把槍交給了警衛員,從此,就很難見到他身上佩戴過槍了。
當時工農紅軍力量還很薄弱,處境也不是特別的好,為什么此時的軍中領導人毛澤東,就開始了不喜歡佩戴手槍了呢?這源于他對革命形勢、自己革命身份的把握與覺悟。
而這個覺悟,我們從另一件歷史故事中就可以看出來。
據著名軍旅作家吳東峰在《開國將軍軼事》中載:井岡山斗爭時期,紅一軍團34師參謀處長陳士榘,在一次反圍剿的戰斗中繳獲一女式袖珍手槍,不知何國所造,類似“掌中寶”,槍身鍍金,精美絕倫。陳士榘恪守“一切繳獲要歸公”的紀律,把它交給了軍團長林彪。林彪甚喜,把玩再三,還是割愛轉送給了毛澤東。毛得槍后,棄之于地,曰“吾用此物,紅軍休矣!”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當我要用上槍的時候,紅軍就完蛋了。毛澤東的意思相當明白,自己是軍事統帥,不是前方領兵打仗的將軍,如果連他這個統帥也到了要拿槍的時候,紅軍的麻煩就大了。
這是一種什么思想境界呢?這是超脫別人的身份意識、歷史覺悟。就好比今天我們常說的人生哲學智慧問題一樣,人要成事先得弄清自己三件事:你是誰、你能做什么、想做什么。然后在此基礎上,發揮所能,堅持到底,人生方能成就。而毛澤東在革命初期,就能知曉自己的歷史重任,明白自己扮演的歷史角色,故他常能超然于事外,看透事物的本質,找到事物發展的規律,成就自己的偉業。
這就是與眾不同的毛澤東。一位有強烈身份意識與覺悟的統帥,自然就造成了一支有別于過去的軍隊與組織。正因為這樣,這支軍隊才有了“三灣改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些驚天動地傲然世外的軍事制度,以至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好、紅軍也好,發展便愈來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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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柏地戰斗毛澤東拿槍上陣只是一個例外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蓬勃發展,及與彭德懷率領的平江起義的紅五軍會師,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震動。于是興兵犯邊,接連會剿紅軍,次次皆敗。1929年1月,湘贛兩省國民黨軍又調集6個旅3萬余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岡山發動了第三次“會剿”。
為打破敵人的“會剿”,紅4軍決定采取“圍魏救趙”的戰略,由彭德懷指揮紅5軍主力和紅4軍第32團留守井岡山;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4軍主力向贛南出擊,先打破敵之封鎖,解決經濟困難,然后在外線作戰,配合內線部隊打破“會剿”。
1月14日,紅4軍主力3600余人離開井岡山,向贛南出擊。“會剿”軍以3個旅追擊紅4軍主力,其余3個旅繼續向井岡山根據地進攻。紅4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政治部主任陳毅率紅4軍主力第28團、第31團及軍部特務營、獨立營3600余人,從井岡山向贛南進軍。
1929年這個春節,應該是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以來,度過的第一個最為艱難的春節。紅四軍下山向贛南閩西進軍,沿贛粵邊界的深山老林行走,風餐露宿,處境十分艱難,又被國民黨軍李文彬旅與劉士毅部窮追不舍,紅軍遠離根據地在白區作戰接連失利,險象環生,瀕臨絕境。
在大余縣,與李文彬旅激烈交火時,紅4軍第28團黨代表何挺穎身負重傷,后在轉移途中犧牲。在安遠縣孔田鎮擺脫了李文彬旅的夾擊后,紅4軍連夜向尋烏轉移。
“屋漏又遭連夜雨”。在尋烏吉潭圳下村,朱德一生摯愛的妻子伍若蘭受傷被俘(后在贛州英勇就義)。紅軍遭受劉士毅旅兩個團的偷襲,傷亡很大......
為了擺脫紅四軍這個生死存亡的被動局面,同時順應軍心、提振土氣,毛澤東、朱德決定利用大柏地南側有利地形,紅軍下決心與追敵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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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大即,2月9日,正值農歷大年三十。紅四軍的處境又是異常艱苦,官兵們身上也只著有兩件單衣。毛澤東心情沉重,他想,無論如何,也得讓戰士們吃上一頓年飯。毛澤東將想法告訴朱德,叫人找來軍需處長范樹德,交代了一個重要任務:一定想辦法搞到酒菜,讓戰士們吃上一餐年飯。范樹德與十幾個司務長計議一番,決定先向群眾打欠條,凡是食物全部過秤登記,待日后清還。
1929年2月10日,大年初一,大柏地戰斗打響。精神抖擻的紅四軍分三路將敵人圍困在伏擊圈中。
戰況極其激烈,生死存亡之際,軍隊首長也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朱德指揮伏在半山坡作為總預備隊的獨立營和直屬隊向山下猛沖。
而平時極少摸槍的毛澤東,見此陣狀,也拿起一把槍,帶著警衛排,殺向敵陣;身邊的警衛排長受傷了,毛澤東仍奮不顧身地向前沖鋒。戰斗持續到大年初二,殲滅贛軍劉士毅二個團被全殲,俘敵800余人,繳槍800余支。紅軍獲得了完全勝利,打破危局。
大柏地一戰,是紅4軍主力下井岡山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沉重地打擊了敵人,使紅4軍擺脫了一路被敵人尾追的困局,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贏得了民心,為之后在贛南、閩西廣大地區創立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陳毅于當年9月1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高度評價道:“是役我軍以屢敗之余作最后一擲,擊破強敵。官兵在彈盡援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扎,始獲最后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
大柏地戰斗結束后,紅四軍乘勝向寧都進發,寧都守敵賴世琮望風而逃。紅四軍進占寧都后,進行了宣傳和籌款,并繼續進軍東固。毛澤東根據東固根據地的經驗和在贛閩邊際游擊過程中了解到的新情況,決定在贛南、閩西開辟新的根據地。
至此,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紅軍連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會剿”戰爭的勝利,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已聯成一片,正式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宣告成立,隨即定都瑞金。
四年后的1933年夏,已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再次來到大柏地時。這天午后,恰逢雨過天晴,一掛彩虹高懸天上,群山蒼翠欲滴。毛澤東環顧四周,摸著路邊農舍墻上的累累彈孔,憶起當年紅軍在這里拼死打伏擊的場面,心潮澎湃,詩興盎然,吟成《菩薩蠻·大柏地》一詞:“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雨后復斜陽,關山陣陣蒼。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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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一說的是,同年5月,紅四軍離開贛南二次入閩,在重返大柏地時,毛澤東親自帶人把這些欠條全部如數進行了償還,引起了老百姓強烈的感動。“戰亂之際為民眾安危著想”“有借有還、言出必諾”的仁義之舉,讓群眾認識到這支隊伍是人民的子弟、代表著人民的利益。也正因為如此點滴舉動,匯流成河,凝聚成了“紅軍是正義之師、是勞苦大眾自己的隊伍”等佳話一傳十、十傳百,為日后黨和紅軍立足贛南打下了堅實群眾基礎。
在大柏地戰斗中,我們看到在紅軍拿情急之中,毛澤東作為軍隊核心人物,也只得持槍上陣,說明了部隊正在萬分危險之中,這也正好映合在以前他說過的一句話:如果要他拿槍了,紅軍就要完蛋了。
所以,紅軍不要萬分危急,毛澤東是不需要拿槍上陣的,即使后來萬里長征中,也從未見過他再一次拿槍殺敵了。可見,大柏地一役的危險程度遠超長征時期。
正因如此,我說,大柏地戰斗,毛澤東拿槍上陣只是一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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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筆桿掌握槍桿”才是毛澤東之魂
外國人曾這樣評價毛澤東的勝利是“一個詩人贏得了一個新中國”,這話雖然說得有些浪漫,但并不無道理。毛澤東是有別于正統軍事家的軍事家,古今中外也屬罕見。他集詩人般的豪邁、思想家的睿智、哲學家的深邃、政治家的膽識、軍事家的氣魄于一身,成就了不世功業,震古爍今。
曾與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有過交往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他的《領袖們》一書里是這樣評價蔣介石與毛澤東的:蔣介石舉止刻板,重風紀,住處井然有序,書法也是筆直正方;而毛澤東則躺坐漫無拘束,常常龍飛鳳舞,信筆成書,房間也顯得雜亂無章。
而一直到晚年,毛澤東都宣稱自己的身份更像一名教師。當然也有人說,毛澤東是最不像軍事家的軍事家。這話不虛,在他長達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板有眼、軍容整肅的形象,可能也僅僅存在于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而后便是長發飄飄,不著邊服,口吐云煙,惠口錦囊。
在長征途中,賀子珍為毛澤東特制了一個可以裝筆墨紙硯的多層口袋,毛澤東開玩笑地說:“我要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大家族。”
1936年12月毛澤東所寫的《臨江仙·給丁玲同志》的一首詞中,這樣寫就:
壁上紅旗翻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在此詞,毛澤東引用拿破侖的話,說明筆桿子的用處,即寓意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但是,要是沒有鐵做的毛瑟槍,這個筆桿子也是無用的。你們有了筆桿子,再加一條毛瑟槍,什么帝國主義也不怕,什么頑固分子也不怕了。
這就是詼諧幽默真性情的毛澤東,用智慧武裝起來的毛澤東,一生與書作伴,在書海中游泳,戰時行軍,在馬背上吟誦,在擔架上看書,十分懂得用知識、用筆桿子掌握了槍桿子,改寫了中國歷史的毛澤東。
正因如此,真材實料的槍,在他心中只是利器,而智慧、筆桿子,才是運用利器的巨手,可騰云、可駕霧,可以“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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