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崗”還缺了點啥兒 | 深度報道

記者/楊寶璐 實習記者/吳昀 朱云帆

編輯/宋建華

國內多地推出“媽媽崗” 就業模式

李娜的一天，從早上7點開始。時間被精準地切割成長長短短的區間，用來處理家務、辦理瑣事、照顧小孩，間或清閑一刻，她還要拿起手機，隨時處理屏幕彈出的信息——她不甘于完全淹沒于家務的角落，因此還在打理著一份小小的帶貨事業。

這并非她一人的日常，千千萬萬個“李娜”在照顧家庭之余，搜尋著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的機會，以期獲得一份屬于自己的、被承認的勞動報酬，但同時，作為家庭照顧者的主力軍，她們又不得不一次次讓工作讓位于家庭，“事少離家近”，是她們找工作時最重要的條件。

“媽媽崗”便應運而生。所謂“媽媽崗”，即為育兒女性推出的一種彈性就業模式，主要針對孩子在12周歲以下的婦女，為她們提供工作時間、管理模式相對靈活，方便兼顧工作和育兒的就業崗位。

2025年5月28日，湖北省人社廳、省總工會、省婦聯聯合印發《關于推行 “媽媽崗” 就業模式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決定在全省推行“媽媽崗”就業模式，并予以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政策支持。

事實上，湖北并非第一個推出“媽媽崗” 就業模式的省市。2023年4月，廣東省人社廳發布類似政策，將“媽媽崗”就業模式推行至全省。山東、江蘇、湖南等地也紛紛推進“媽媽崗”政策。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在多省發布的媽媽崗名錄中，接近三分之一的崗位集中在家政和清潔員等服務崗位，而剩余的大多數崗位也集中在客服、縫紉工等領域。媽媽們在計時計件的報酬和不夠用的時間之間，尋找著家務以外的一份自我價值感。

李娜試崗的兩天

李娜這一次的打工“實驗”，持續了兩天。

5月12日，她來到昆山張浦工業園區一家通訊設備加工廠里試工。這份工作是孩子同學的媽媽推薦給李娜的。用她的話說，這些“媽媽崗”挺人性化，早上送完孩子去做手工活兒，下午三點就可以收工，不耽誤接小孩，一天最多能掙百十來塊。許多寶媽在那里干了好多年。

試崗的第一天，李娜早上7點起床，大女兒已經出門，7點50分她把二女兒送到幼兒園，之后，她騎了45分鐘電動車，來到離家10公里左右的張浦工業園，9點正式開工。

那天，李娜下午3點20想要下班，但她敏感地發現，老板娘有點不高興。

“老二下午4點左右放學，如果我3點半走，接孩子就遲到了。”李娜解釋。老板娘覺得她早上9點才到崗，去得有點晚，“她說你明天如果再來這么晚，就不要來了。但我要送孩子，孩子一般7點45到幼兒園，再早的話幼兒園沒人，她一個人在那里等也不安全。我只能把她送過去后再趕去工廠，從幼兒園回家要15分鐘，總之，要8點45到8點50才能到崗。”

但老板既然提出了，李娜就想著再趕一趕，爭取八點半到崗。可是剛試了兩天，她就“累暈了”。

在工廠里，寶媽們的工作有兩種，一種是產品組裝，另一種叫做“擺盤”。第一天，老板讓她干組裝——將兩塊銅部件對接到一起。銅部件兩面有很小的卡扣，工人需要用錐子把卡扣按進去。這是個精細活兒，既費眼睛，又考驗巧勁兒，按輕了卡不牢，容易脫鉤，按重了就是一個洞，還得修。

第二天，李娜選擇了“擺盤”，所謂擺盤，就是把生產線上下來的產品，一個個擺到對應的托盤或卷盤中。她本來認為擺盤很好做，只是簡單重復操作而已——從箱中抓取產品放到托盤上理順，再按進對應的卡槽里，擺滿一盤，檢查一下有沒有臟污的，有臟污件挑出來換掉，再放到旁邊。擺滿40層，就寫上標簽放到棧板上去。

擺盤是計件工，七八厘一個件，卷盤則要貴一些，李娜告訴記者，一年以前，卷盤工錢是7塊一卷，有人手快，做熟了一天能賺200塊，但老板不斷地降價，一路從7塊一卷、6塊一卷，降到現在4塊一卷。“不管你做了多少，最后還是每天只能賺100多塊。”

“活兒多的時候他就要人，活兒少了老板就會想辦法讓你走。”李娜稱，寶媽們私下也會抱怨，但誰都不會向老板抗議。議價權在老板手上，“你要做就做，不做就走。”

這天，她一共擺滿了120盤，每盤42個件，聽到車間主任計算她的收入是：35元。

李娜的試崗工作是組裝配件

沒有最優解

35元，李娜的丈夫勸她不要干了。

每天往返將近20公里，用時一個半小時，路上還要經過高架橋。他覺得危險，“錢沒賺多少，萬一出了什么事故，家里基本都是我在弄，他上班根本沒辦法照顧小孩。”李娜說。

李娜也覺得這份工作對自己性價不高，還不如自己在家倒騰點社群小生意。她拉了個群，賣點零食百貨。如果家里有個什么事，她還能隨時停下手上的生意去處理。去工廠試工這兩天，她沒空關注自己的賣貨群里動態，“家務也堆了很多，衣服沒法及時洗，也沒法及時回復顧客。”

在成為母親之前，李娜曾在公司的倉庫工作，一路做到倉庫管理，每月工資三四千，加上兼職收入，經濟上并不困難。但2019年二女兒出生后，家里實在勻不出人手幫她帶孩子，她只好辭職自己帶。

她原本想著，等小孩上了幼兒園后，再重返職場。但沒想到的是，用人市場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面試是個磨人的過程，公司要么有年齡要求，要么就只有網絡銷售、電話銷售這類崗位。“客服也算比較好的崗位了，我也愿意去做，但人家上班時間是固定的，就會覺得我在時間上有問題。”李娜告訴記者，“用人單位問得很詳細。會問你‘孩子是哪年出生的’‘現在幾年級’‘有沒有婆婆或媽媽來幫忙’什么的。也有老板對我個人能力和工作經歷都很肯定，但一聽到兩個孩子沒人幫忙照顧，最后還是沒要我。”

兩年前，曾有一份客服工作，距離她家只有騎車10分鐘的路程，早上8點半上班，下午5點半下班，還有福利和正常的節假日。最重要的是，老板也想找一個家在本地的、能長期干的、有耐心有閱歷的客服。這簡直就是李娜心目中的上上選工作。然而最終，老板在問過她有幾個孩子之后，還是拒絕了。

“他覺得我可能隨時面臨孩子生病或者要開家長會之類的事，請假會比較多。”李娜說。

托了熟人推薦，她來到一家體育培訓機構做前臺，工資4000多，每周一休息，周末工作時間比較長，但好處是能帶孩子過去玩。然而這份工作也只維持了十來個月，隨著教培中心招生困難，李娜被辭退了。

黃慧的工作間

想要有個社保

一直以來，李娜和丈夫各賺各花，各自負擔一部分家庭開支，然而去年以來，她的社群小生意不景氣，又遲遲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能由丈夫每個月給她3000塊。

可是她得自己交社保，每月就得1400多塊。錢總不夠用。她迫切需要找個能賺錢的法子。

“熟人推薦”“找個活兒干”，這是深一度采訪中，媽媽們在談論工作時常用的詞。她們之中許多人不簽書面合同，社保也由個人繳納。

廣東中山的阿雅萌生了找份正式工作的想法，也是源于想找個公司“繳社保”。在辭職成為全職媽媽前，她在電商行業做美工。隨著大女兒上了小學、二女兒上了幼兒園，她的時間寬裕了些，偶爾接一些活兒補貼日常開銷。

阿雅告訴記者，個體美工的接單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接“散活兒”，好處是時間和工作量隨意，壞處是單價低且可能碰上扯皮。像她這樣比較有經驗的美工，則可以與設計工作室合作，成為工作室相對固定的“兼職”。

2023年，阿雅加入了現在工作的工作室。工作室有正式職工，也有像她這樣的“兼職”。老板能理解“當媽媽照顧孩子不容易”，因此從沒在工作時間上為難她，感激之余，她也要求自己，“既然人家信任，有時候白天做不完，晚上加班趕工也要做出來。”

隨著孩子逐漸長大，她能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于是萌生了“轉正”的想法。2025年年初，她找老板談了這個想法，“老板說他需要考慮一下，最后還是拒絕了。”阿雅說。

“對于公司而言，招一個正式員工，壓力要比招外包大，這我也知道，像我們在時間上要求又要靈活一點。”她說。在她的認知中，“公司上社保”這件事本身就跟“自己繳社保”含義不一樣，前者代表著更穩定、更體面，更何況每月1000多元的自繳費用，也不是一筆小數目。“要是能把社保解決了，工資低一點我也能接受。”

“媽媽崗”到底要不要繳社保？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主任呂孝權解釋，這要看崗位提供單位和“媽媽們”之間建立的是什么性質的用工關系，是勞動關系、勞務關系，還是其他民事法律關系（如承攬合同關系等）。根據法律規定，當雙方之間是勞動關系時，用人單位必須給勞動者繳納社保，如果雙方之間是勞務關系或其他民事法律關系，對單位繳納社保不是強制性的。

根據用工性質，勞動關系可分為全日制用工和非全日制用工。全日制用工，通常采用每日工作不超過8小時、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0小時的標準工時制度，必須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需要為員工繳納全部保險。非全日制用工則以小時計酬為主，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一般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4小時，每周工作時間累計不超過24小時。與全日制用工相比，非全日制用工無須強制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一般只需要給勞動者繳納工傷保險，其他險種由勞動者自行處理，雙方可隨時解約。對于需要靈活上下班的“媽媽崗”而言，一般是非全日制的用工模式。

深一度在采訪中發現，“媽媽崗”游走在“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之間，情況依據具體企業和個人各有不同。有些人不僅沒有簽署任何合同，工作時間超出了每日四小時，工作內容也常常超出口頭約定。

“（去工廠）就是熟人介紹就去了，沒有合同。”李娜說。而她在體育培訓機構工作那會兒，除了前臺接待工作，還要負責打掃衛生、收費、賣飲料。

“這涉及到‘隱蔽用工’。如果勞動者的實際勞動過程，是按照勞動關系進行的，這就構成‘過程管理’——即用人單位規定幾點上下班、必須完成多少工作量。勞動者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利，這就構成支配性勞動管理。這種情況下，即便企業沒有跟勞動者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仍屬于隱蔽雇傭。”中國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解釋，“隱蔽雇傭關系中的勞動者，即便沒有書面勞動合同，發生爭議后勞動者仍可以主張加班費、經濟補償金等。”

然而事實是，許多“媽媽崗”的應聘者覺得，有一份能掙點錢的工作就不錯了，并不敢多提要求。

呂孝權認為，即便是“媽媽崗”的求職者，在求職的一開始，也應盡可能去爭取合法權益。“人家還沒說什么，自己就主動放低了姿態，只要人家能給點錢就可以，這也不是正確的做法。”他說，“至少應當先跟用人單位談一談，依法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倘若用人單位就是不讓步，而求職者又確實不好找其他工作，經濟負擔也比較重，到時候再考慮要不要做適當的讓步。”

杭州的黃慧就靠爭取和談判，獲得了一份可以上社保的工作。

黃慧是一名珠寶編繩設計師。按照她的描述，這個崗位對于學歷、工作時長的要求并不高，但要求員工有審美、經驗和作品，恰巧，學產品設計的黃慧曾做過編繩設計師，滿足了這個崗位的需求。

去年6月，她在求職軟件上匹配到了現在所在的公司，當時，公司本想招個兼職員工，黃慧想都沒想就拒絕了。“我想讓公司繳社保。”她說。她一堅持，急著用人的公司就松了口，給她按杭州市最低社保繳納基數繳了社保。

新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直播，通常下午開始，連播到晚上六七點結束。干了幾個月后，黃慧找老板商量，問能不能早一點開播，早一點下班。

“孩子早上就上學了，我也沒什么事，上午時間完全可以用來工作，所以我想早點開工，早點下班回家陪孩子。”黃慧說，她找工作的首要條件就是離家近，方便照顧家庭。

老板也是位母親，她同意了黃慧的請求，后來，黃慧索性又優化了一下她的工作時間，“以前做五休二，每天七小時，我想把事情集中在一起做，就跟老板談了時間，做四休三，每天八個小時。”黃慧笑稱，“公司需要人，并且短時間內找不到性價比像我這么高的員工。”

“媽媽崗”還需要更多的制度設計

用“生育友好崗”代替“媽媽崗”

多地“媽媽崗”的推行，在網上引起了熱議。有網民認為，如果“媽媽崗”持續推行，未來可能會限制女性在職場的發展，不利于促進職場的性別平等。

“我已經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因為我們必須得保證家庭孩子優先，但經濟上也需要一些補充，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去選擇那種可能沒有充足保障、只能賺零花錢的工作。”李娜說。“沒有走入困境的人，可能覺得這個崗位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不允許政府或社會提供這些崗位，那全職媽媽的困境依然在，你讓她們干嘛？”

在王天玉看來，“媽媽崗”在提供了更友好就業環境的同時，還需要更多的制度設計來不斷加以完善。“第一要提高準入門檻，必須是符合這個崗位要求的求職人員，才允許進入這個崗位；其次要確定這個崗位的法律性質，并提供合同范本，發揮政策和規范文本的指引功能，指引企業和勞動者按照每一種類型規范的道路去履行相關的權利義務。”王天玉說。

他提出，此類崗位最好設置強制性的底線保障，譬如強制性的人身意外險，“此外，政府也可以通過減免稅費、給予企業獎勵或榮譽的方式，來促進企業有更大的動力去投入到這種崗位的建設和推廣中。”比如陜西啟動的生育友好崗試點，就明確了對參與培訓的育兒群體給予職業培訓補貼，對招用就業困難育兒群體的企業落實社保補貼。

而呂孝權認為，相較于“媽媽崗”，更應該強調“生育友好崗”——“沒人規定照顧12歲以下的孩子必須是母親，如果母親的公司報酬比較高，本人也有比較好的職業發展前景，為什么不能讓母親去做全日制工作，承擔養家糊口的主體責任，讓父親來承擔更多養育孩子的責任呢？家庭角色如何分工，應該根據家庭實際情況有商有量，而不是一開始就決定“犧牲”母親，這也是打破傳統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刻板印象的正確做法。”

上海做出了嘗試。2024年12月，上海市人社局、市總工會、市婦聯聯合印發《關于開展“生育友好崗”就業模式試點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確稱，支持用人單位將工作時間可彈性安排、工作方式靈活、工作環境友好的崗位設置為“生育友好崗”，原則上提供給對12周歲以下兒童負有撫養義務的勞動者。通知發布后， 70多家用人單位響應。據上海市政府官網顯示，在南京東路街道，已有全職寶爸通過服務窗口，找到了“生育友好崗”的工作。

但李娜從未設想過這種可能。“如果老公的收入能支撐整個家庭的開銷的話，像我這樣受教育層次不是很高的女人，我覺得負責好家里是比較合適的。”她說。但事實上，曾經收入最高能有七八千元，與現在的巨大落差，以及賺不到錢的焦灼失落，讓她的價值感一再縮水。

“在家里賺點錢，跟出去上班賺錢的感覺不一樣，出去上班累死累活，大家覺得你是在辛苦賺錢，賺得少也是賺。在家里的人，即便把這些所有的家務都承擔了，哪怕還能再賺些錢，別人也會覺得你很輕松。我老公有時候會算賬，他會覺得‘我給你的錢夠多了，你不能省省嗎？’實際上我的支出是家里最基本的東西。他還會覺得他上班很辛苦，我在家里很閑。”

事實上，李娜的一天，不是在照顧孩子就是在賣貨，即便是去試工的那兩天，她也一刻不得閑。下班就得趕去幼兒園把老二接回家，帶她去做戶外運動，之后買菜、做晚飯，六點左右，去給補課的大女兒送飯，等把補完課的大女兒接回來，已經是晚上9點，媽媽的一天又結束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娜、阿雅、黃慧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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