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會給農民工道歉嗎？

7 月 16 日晚上七點，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鎮太平村村民王喜民蹲在村口 ATM 機前，看著屏幕上 18381.45 元的余額，眼眶突然發酸。這串數字他盼了整整十一個月，自去年 8 月 13 日賬戶被凍結后，銀行卡里的可用余額始終顯示著 “-5988085.63 元”，連微信零錢搶到幾分錢紅包都會被秒凍。

一

事情要從 2024 年 8 月說起。王喜民像往常一樣在青島打工，突然發現微信支付不了火車盒飯錢。他這才知道，自己的銀行卡和微信零錢被新疆哈密市伊州區法院凍結了。“我連哈密在哪都不知道，咋就成被告了？” 他跑到派出所查詢，卻被告知沒有任何犯罪記錄。

原來，遠在新疆的原告陳先生起訴了吉林省通化市輝南縣的王喜民，卻陰差陽錯提供了德惠市王喜民的身份信息。伊州區法院僅憑戶籍地址和姓名，就凍結了德惠市王喜民的所有賬戶。更離奇的是，真正的被告輝南縣王喜民根本沒收到開庭通知，卻收到了判決書。

這十一個月里，王喜民的生活徹底亂了套。他沒法外出打工，因為工資一到賬就被凍結；去銀行取現要排長隊，連買包煙都得翻遍褲兜找零錢；最尷尬的是在火車上借了 20 元買盒飯，還錢時只能用皺巴巴的現金。“現在出門得隨身帶幾百塊，生怕手機沒電或沒信號。” 他苦笑著說。

二

王喜民的代理律師張理智回憶，從去年 10 月介入此案起，溝通就像撞南墻。他多次聯系伊州區法院，電話始終無人接聽；今年 5 月，他向二審法院哈密市中院提交了原審被告主體錯誤的書面材料，卻被告知 “按程序排期開庭”。

“明明只要原告辨認一下就能澄清，為啥要拖這么久？” 張理智說。直到 7 月 15 日二審開庭，原告陳先生通過視頻看了一眼王喜民，當場否認：“他不是我要起訴的人！” 合議庭這才暫停審理，但解封賬戶的答復仍是 “庭后處理”。

轉機出現在次日。澎湃新聞刊發報道《農民工賬戶驚現 - 5988085.63 元》后，哈密市兩級法院當天就解凍了賬戶。“早知道媒體這么管用，我應該早點聯系記者。” 王喜民無奈地說。

三

賬戶解凍了，但王喜民的損失遠未結束。他粗略算了筆賬：十一個月無法打工，損失至少 3 萬元；為維權往返長春、北京的交通費、住宿費花了近 8000 元；更別提精神上的折磨，他總擔心被鄰居誤會成 “老賴”，夜里經常失眠。

根據《國家賠償法》第三十六條，錯誤凍結賬戶需解除凍結、返還財產并支付銀行同期存款利息89。河南臨潁曾有類似案例，企業賬戶被錯誤凍結后，法院不僅退還了 54.7 萬元本金，還支付了利息。但王喜民的情況更復雜：他的賬戶被凍結時只有 1 萬多元，卻顯示 “可用余額 - 600 萬”，這是否屬于 “造成財產損壞”？能否主張額外賠償？

“根據司法實踐，直接損失如誤工費、交通費可以主張，但精神損害賠償較難。” 張理智解釋，“不過法院在立案時未核對身份證號等關鍵信息，存在明顯過錯，我們會申請國家賠償。”

四

這起案件暴露的問題令人深思。極目新聞評論指出，法院在立案時未核對身份證號、出生年份等唯一信息，甚至連 “農民工賬戶哪來 600 萬” 的常識都忽略，是典型的 “草臺班子” 作風。大河網也批評，線上庭審的 “肉眼辨認” 太過兒戲，身份核驗機制形同虛設。

“如果每個環節都能多問一句、多看一眼，這樣的悲劇完全可以避免。”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說，“司法機關應建立多重核驗機制，比如強制要求原告提供被告身份證復印件，或通過全國法院身份信息庫比對。”

五

王喜民告訴記者，至今沒有任何法院或個人向他道歉。“解封是他們該做的，但一句‘對不起’很難說出口嗎？” 他說。

更重要的是，類似事件不能再重演。專家建議，法院應建立錯誤保全賠償機制，對故意或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追責；同時，完善國家賠償程序，讓受害者能快速獲得救濟。

7 月 17 日清晨，王喜民站在自家玉米地里，看著綠油油的莊稼隨風搖擺。他說，等賠償的事有了著落，就繼續去青島打工。“日子總要過下去，但我希望法律能記住這個教訓，別再讓老百姓平白受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