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安荔枝到外賣大戰：千年未變的成本轉嫁困局

各位讀者：

大家好！

盡管電視劇《長安的荔枝》命運多舛，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同名電影的熱度。截至 2025 年 7 月 23 日，電影《長安的荔枝》上映僅 6 天，累計票房便已突破 3.21 億。作為這部電影的票房貢獻者，同時也是原著小說的讀者，《科技眼?看世界》欄目將由筆者執筆，聊聊那些或許片面、卻真實觸碰到的電影內核。

小說中，圣人下達“嶺南荔枝三日達”的命令后，正是這個指令，讓抽中“倒霉彩票”的“荔枝轉運使”李善德，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身為文官，卻要完成數理般復雜艱巨的任務。李善德運送荔枝的過程，撕開了盛唐繁華表象下的腐朽：皇權肆意妄為，官場腐敗叢生，而這一切代價，最終都由底層百姓承擔。若要用一句話為《長安的荔枝》的故事作結，筆者認為最貼切的莫過于這句：“一騎紅塵妃子笑，誰憐千里荔枝苦。”

擁有李善德這樣的執行者，是長安的幸運，可在現實世界中，類似的荒誕決策卻屢見不鮮，甚至更為驚悚。

當決策者將目標異化為政績符號或資本游戲時，必然引發資源錯配與系統性風險。《長安的荔枝》不僅是一部熱映電影和暢銷小說，更是對現實的深刻映照和警示:發展應基于對規律的敬畏和對民生的關懷。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的覆轍 。

文/Lonny

編輯/cc孫聰穎

一、長安荔枝：權力主導下的成本外部性轉嫁

作家馬伯庸在創作《長安的荔枝》時，從“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句詩獲得靈感，將目光聚焦于運送荔枝的小人物李善德，以微觀視角展現大唐天寶年間那段隱秘又驚心的故事。

從經濟學“成本外部性”視角看，“嶺南荔枝三日達”的指令背后，藏著一套扭曲的成本邏輯 。李善德為完成任務所動用的驛站系統、砍伐的沿途樹木、消耗的驛卒體力與吧百姓勞役，都是未被計入“荔枝運輸賬”的隱性成本。

這些成本被權力結構層層轉嫁：頂層（皇室）只享受“妃子笑”的收益，中層（官場）借執行邀功，底層卻要承擔所有代價。就像“成本外部性”理論揭示的，當成本不用決策者承擔，資源就會被肆意透支。

李善德憑借對數字的敏感和反復試驗，設計出精密方案，可這不過是把底層的苦難包裝成“奇跡”，在馬伯庸的筆下，盛唐的繁華下，早已埋下資源掠奪的隱患。

二、現實案例：政績與資本的外部性失控

當代的荒誕決策，同樣逃不開 “成本外部性” 的陷阱，只是換了形式。這與馬伯庸在小說中展現的權力邏輯和社會困境有著相似之處，雖時代不同，卻有著共通的荒誕與無奈。小說里，李善德為完成荔枝轉運的 “不可能任務”，不得不透支沿途驛站的人力物力，將巨大的執行成本轉嫁給底層驛卒與百姓；而現實中，類似的邏輯仍在以更隱蔽的方式上演。

將目光拉回 10 年前的廣西：2016 年，柳州輕軌項目以 “提升城市形象” 為名啟動，規劃建設 7 條線路、總里程 226 公里，卻從一開始就埋下隱患 —— 施工方在未取得國家發改委批復的情況下擅自開工，最終因資金鏈斷裂于 2022 年全面停工。2024 年，部分已建成的墩柱被強制拆除，徹底暴露了這場 “未批先建” 的違規操作本質。

更值得警醒的是，項目直接導致柳州新增 176.95 億元隱性債務，兩任相關官員接連落馬。這筆債務的本質，是將建設成本粗暴轉嫁給城市未來：本該投入教育、醫療的民生資金，被強行填入政績工程的窟窿。就像《長安的荔枝》里李善德為完成任務透支驛站系統，柳州為虛名犧牲了民生根基，最終的成本，終究要由一代代納稅人來承擔。

恒大的案例則更具警示意義。2019 年，恒大汽車高調入場，喊著 “三年投入 450 億”“打造世界最大” 的口號，卻全然無視汽車行業的發展規律 —— 既不考慮任何技術可行性，也不尊重行業發展的客觀邏輯。許家印盲目的樂觀和好大喜功的情緒主導下，企業借造車概念大肆融資套現，最終截至 2025 年，相關業務負債已超 700 億元，子公司接連破產，巨額虧損轉嫁給了無辜的投資者與購房者，淪為資本游戲的犧牲品。

這與《長安的荔枝》里楊國忠為彰顯權勢，硬逼李善德實現荔枝 “色香味不變” 的邏輯如出一轍：前者是資本為逐利無視風險，后者是權力為虛榮罔顧現實，本質都是將自身決策的成本轉嫁給外圍群體，最終只留下一片狼藉。

而在當下的商業場景中，外賣大戰也呈現出類似的成本外部性問題，許多商家因此面臨血虧的困境。

外賣平臺為搶占市場，投入大量補貼，商家雖訂單量有所增加，但利潤卻大幅下降。平臺會收取技術服務費、配送服務費等費用，且商家通常需承擔部分補貼成本。以一份30元的外賣訂單為例，商家可能需支付約40%的費用，綜合下來利潤微薄。

據媒體報道，深圳王姐豬腳飯店，堂食賣15元的小份豬腳飯，扣除活動補貼、傭金、配送服務費后，店主最終到手不到10元，而成本就要10元，基本無利可圖。還有商家為對沖成本壓力，選擇降低食材品質或減少分量，這又會導致差評率上升，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影響生意。

此外，外賣大戰還導致堂食客流量驟減，一些原本以堂食為主的餐廳，營業額大幅下降，經營狀況愈發慘淡。有做餐飲二手設備回收的人員表示，近期回收餐飲門店設備的數量明顯增加，不少商家因難以承受虧損而關店止損。這些案例與《長安的荔枝》中皇室需求轉嫁成本的邏輯一致，都是部分主體為滿足自身訴求（搶占市場、維持地位等），將成本轉嫁給第三方，造成資源浪費與利益受損。

三、破局關鍵：用制度牢籠鎖住“外部性”的蔓延

無論是長安荔枝的民怨沸騰，還是柳州輕軌的債務泥潭、恒大汽車的破產殘局，亦或是外賣大戰中商家的經營困境，本質都是“成本外部性”失控引發的系統性危機。要避免歷史重演，需從根源上建立“成本約束機制”，讓決策者無法再將代價輕飄飄地轉嫁給他人。馬伯庸筆下李善德在絕境中堅守底線、反抗不公，也啟示著現實中我們對正確價值觀的堅守。

從經濟學邏輯看，首先要明確“成本歸屬”。就像給“荔枝運輸”立一本明賬，把驛站損耗、百姓勞役都計入皇室的“消費成本”，當代項目也該在決策前算清“全周期賬單”——柳州輕軌若提前公示隱性債務對民生投入的擠壓，恒大汽車若如實披露虧損對投資者的風險，外賣平臺若將商家的實際成本納入自身運營考量，許多荒誕或許從一開始就不會發生。

決策者的權力必須與承擔的成本掛鉤：搞政績工程的要為債務負責，玩資本游戲的要為虧損買單，平臺經營的就要為商家的合理權益兜底，如果楊國忠會親自賠償驛道被毀的損失，“三日達”的指令或許就不會輕易發出。唯有讓“誰決策、誰擔責”成為鐵律，才能遏制“拍腦袋決策、拍屁股走人”的惡性循環。

最終，發展的本質應是“收益共享、成本共擔”的平衡。《長安的荔枝》告訴我們，當成本總是由無辜者承受，再繁華的盛世也會崩塌。守住這條底線，才能讓每一份投入都服務于真實的民生需求，讓每一名決策者頭上時時高懸著達摩克利斯之劍。

這些 “高舉高打” 的項目泡沫終將消散。它們留下的不僅是爛尾的建筑與斷裂的資金鏈，更是對公共信任的透支 —— 當民眾看到耗費百億的工程淪為廢鐵，當投資者發現 “改變世界” 的承諾只是圈錢的幌子，當餐飲商家在平臺規則的擠壓下入不敷出、漸失信任，社會便會積累對發展敘事的集體懷疑。唯有回歸常識，讓每一分投入都對應真實的需求，讓每一個決策都經得起時間檢驗，才能避免重蹈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的歷史覆轍。

讓合理的目標落地，讓執行的代價可控。切莫清風拂過荔枝樹，豪言壯語終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