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AI讓世界經濟增長爆炸了會怎樣?
What if AI made the world’s economic growth explode?
這是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關于AI的系列報道中,提出的最為犀利的一個問題。這也是近一段時間能夠看到的,對于人工智能技術最為樂觀的報道集合。
但今天的我們,其實正處在一個非常詭異、對于人類未來預判充滿了難以想象的巨大分歧的時刻。
在AI上動作慢了好幾拍、且以保守著稱的歐洲,其主流財經媒體卻給出了如此樂觀的判斷,而在AI動作上跑得最快的硅谷,其精神教父卻表現出了極大的保守和克制。
就在上周末舉行的WAIC上,如果你仔細聽了AI教父杰弗里·辛頓關于AI與人類未來的發言,你就會發現,和展館外史上最熱鬧的參會熱度相比,辛頓的觀點遠算不上是樂觀——
“威脅、欺騙、操控、養老虎”,這些組成了他關于AI未來趨勢的關鍵詞。
這其實也一直是他對外發言時的核心觀點,AI會威脅人類。在WAIC,他已經非常克制了。在此之前,他曾經說過,AI有10-20%的概率會導致人類滅絕。
AI到底是會導致一場無法控制的人類滅絕風險,還是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大爆炸?
相比一眾國內AI公司在本屆WAIC上展出的還處于Demo階段的產品,在此背后的經濟和產業趨勢的變化,可能才是我們更應該長期關注的焦點。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說——
“經濟增長對人類福祉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于一旦你開始思考它,就很難再思考其他任何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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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真相:說什么不重要,做什么更重要
其實這種爭議,從ChatGPT誕生時就一直在發生。
從2023年11月末,OpenAI那場震驚全球的政變案開始,AI技術風險就一直處于風口浪尖。
在主張“超級AI對齊”的OpenAI前首席科學家、Hinton的學生伊利亞出局之后,作為有效加速主義(e/acc)的代表,Sam Altman去年卻開始公開呼吁,要趕緊給“超級智能”的研發立規矩。
Anthropic這家公司,就是因為創始人覺得OpenAI在安全上“不夠小心”才出走創立的,他們標榜自己要把“安全置于前沿” (safety at the frontier)。
谷歌的AI實驗室DeepMind,也發表論文,探討如何防止災難發生。就連馬斯克(Elon Musk),也曾在2023年簽署聯名信,呼吁暫停更高級別AI的研發。
聽起來大家都十分謹慎。但現實呢?
馬斯克呼吁暫停沒幾個月,就推出了自己的AI模型Grok。Meta的老板扎克伯格,直接把AI部門改名叫“超級智能實驗室”,用九位數的年薪到處挖人,還在建一個曼哈頓那么大的數據中心,一年的耗電量跟新西蘭整個國家差不多。Sam Altman更是計劃僅在美國就投入5000億美元來加速OpenAI的研發。
大家嘴上都在談論風險,但實際上都在進行一場“軍備競賽”。邏輯很簡單:所有人都相信,就算我自己停下來,別人也絕不會停。
《經濟學人》指出了他們“說一套、做一套”背后的殘酷真相:這種“囚徒困境”式的競爭,讓整個行業陷入了一種“狂熱沖刺”(frantic rush) 的狀態。
誰先搞出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也就是能取代幾乎所有白領工作的AI,甚至是超級智能 (Super intelligence)——聰明到人類無法理解的AI,誰就可能擁有巨大的先發優勢。
在這種誘惑和恐懼面前,所謂的“安全考量”就顯得有點奢侈了。
全球博弈:華盛頓AI行動計劃 VS 上海共識
這種AI軍備競賽,其實早已經越出技術乃至產業的圈層,演進為一種國家戰略。
2025年7月,美國白宮發布《AI行動計劃》,而中國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同期推出“上海共識”,并倡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WA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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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應該是《無盡前沿法案》之后美國最為重要的一份科技政策文件。
美國對人工智能(AI)的戰略布局始終圍繞技術主導權展開。從2021年的《無盡前沿法案》的立法框架到Open AI的“星際之門”項目,再到白宮最近發布的《AI行動計劃》,美國的AI戰略經歷了從資本驅動到政策整合的演進,逐步構建起以技術封鎖、基礎設施投資和全球競爭為核心的體系。
在此之前,美國的策略重心更偏向于由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等機構主導的、高風險、高保密性的前沿探索。其目標是尋找能夠顛覆戰局和科技格局的“奇點”技術。這種策略是精英化的、非對稱的,強調在無人區投下重注,以期獲得決定性突破。
然而,ChatGPT的橫空出世徹底改變了游戲規則。它證明通往AGI的道路更可能是一條通過海量數據、龐大算力和持續工程優化鋪就的“高速公路”。私營企業的“狂熱沖刺” 表明,創新的引擎已經從少數政府實驗室擴散至整個硅谷。面對這種“囚徒困境”式的競爭 ,華盛頓意識到,國家的力量必須從“直接研發”轉向“賦能產業”,確保在這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中,領跑的是美國企業。
而在本屆WAIC中,最值得關注的,其實不是什么“超級有用”的AI,而是在上海共識之上建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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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共識”由辛頓、姚期智等20余名國際專家聯署,聚焦AI安全與全球協作,提出“行為紅線”與“設計即安全”的理念。
其核心是通過多邊合作填補技術安全與倫理的監管空白,主張成立“具備技術能力、國際包容性的協調機構”,推動評估規程標準化,共享風險信息。
由此,WAICO應運而生。
新華社的報道指出,這是中方堅持踐行多邊主義、推動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的重要舉措,也是中方響應全球南方呼聲、助力彌合數字和智能鴻溝、促進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發展的實際行動。
本質上,無論是上海共識還是WAICO,主要目標還是試圖通過開放合作來推動多邊治理機制,爭奪人工智能的國際標準制定權。
經濟范式:把AI作為經濟發展的“燃料”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么AI會成為全球政治經濟博弈的最焦點?
這還是與“AI經濟學”的誕生有直接關系——誰掌握了AI,誰就掌握了未來。
《經濟學人》給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標尺來驗證這一次技術革命的真實性:“想象一下,向生活在2015 年的人展示DeepSeek。”
就像00后已經無法想象沒有互聯網的世界一樣,對于此刻的人類來說,已經無法想象一個沒有AI的世界了。
在《經濟學人》的這篇文章中,它事實上建立起了AI作為未來經濟增長范式的一個新視角。
他們的判斷是,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潛在突破可能顛覆傳統經濟增長邏輯,將年均GDP增長率從當前的2.8%提升至20%-30%,甚至更高。
這一預測基于歷史經驗與技術演進模型的推演。經濟增長的歷史表明,技術革命是突破停滯的關鍵。
1700年前,全球經濟長期維持0.1%的年均增速,直到工業革命通過蒸汽機等技術將增速提升至0.5%。20世紀,人類通過電力、信息技術等創新將增速進一步提高至2.8%。
而AI的潛力在于,它不僅能夠替代勞動力,還能通過自動化生產、加速技術創新和優化資源配置,實現“信息由信息產生”的反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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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并不是全都是好消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諾德豪斯的模型表明,當資本與勞動力的可替代性足夠高時,所有收入最終將流向資本所有者。
這種趨勢可能導致財富分配的極端化,使“擁有資本”成為應對AI時代的核心策略。
此外,投資與金融市場的邏輯也將被重構。從當前情況來看,債券收益率在AI模型發布時反而下降,表明投資者對“爆炸式增長”的信心仍存疑。
但按照經濟學人的預測,這種認知滯后可能在未來引發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尤其是當AI突破超出預期時,股票、房地產等傳統資產的估值邏輯將面臨根本性挑戰。
更精準地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AI的崛起,標志著人類經濟活動從“人口驅動”向“信息驅動”的范式轉移。
硅谷的科技精英已開始儲蓄以應對未來勞動價值的貶值,而普通勞動者則可能面臨結構性失業和收入萎縮的雙重壓力。
勞動力市場的分化將更加顯著:高技能人才可能因AI輔助而獲得“超級明星”般的薪酬,而低技能崗位則被徹底淘汰——這一點,事實上已經正在發生了。
而這種“鮑莫爾效應”可能導致消費支出的結構性失衡,即經濟增長的收益集中在少數領域,而其他領域因資源錯配而陷入停滯。
關注科技政策研究的人,對于“鮑莫爾效應”應該都不會陌生。2021年,時任決策高層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提出要“克服‘鮑莫爾病’和‘數字鴻溝’,實現包容性增長”。
鮑莫爾效應是指由于各產業技術進步速度不同,如果一個產業技術進步速度較快,該產業生產率的提升將引起產品價格相對降低,將推動生產要素向其他產業轉移,進而引起產業間產出比重的變動。
不過,也恰恰是因為鮑莫爾效應,反而讓事情在后面可能將會變得樂觀起來。
到了AI時代,鮑莫爾效應可能意味著一種平衡。因為就算AI包攬了所有腦力活,但總有些事它干不了——比如通下水道、帶孩子、做一頓真正的飯。
這些依賴人力的行業,無法被AI提效,反而會變得奇貴無比。
因為那些靠AI和資本賺得盆滿缽滿的超級富豪,會把大把的錢花在這些人力服務上。為了吸引足夠多的人去做好服務,工資就得漲,而且要漲到讓那些曾經的白領愿意轉行才行。
于是,一個分裂的世界誕生了:物質極大豐富: AI工廠生產的商品幾乎免費;AI創作的電影、音樂精彩紛呈,還不要錢;AI優化農業,食物價格暴跌。服務極其昂貴: 請個保姆、出門吃個飯、找個教練,價格高到離譜。
對于普通人來說,這意味著一種“選擇性的富足” (selective abundance)。你可以輕松擁有頂級的物質享受,但想體驗人對人的服務,就得付出高昂的代價。
換句話說,真人反而是極為稀缺的,在更長期的未來反而會更加值錢。但基于此,就業的結構就要發生極為劇烈的變化了。
前段時間有一句話特別流行,“時代的一粒灰,掉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技術的演進從來不是線性的,而創造性破壞必然意味著帶來陣痛和傷害。如果我們以二十年為周期來看,AI帶來經濟的大爆炸,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共識了。
但真正的問題是,在此之前,作為個體的人類,到底要如何面對技術范式變遷所帶來的失業、停滯和鴻溝?
這一點,《經濟學人》沒有給出更好的答案,它只給了一句建議:
“當那場大爆炸發生時,你最好已經很有錢了。
You had better be rich when the explosion occ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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