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霄王桑坤：論閩南地名的雅化與俗化

鷺客社：守望共同的塵世故鄉

文 /王桑坤

地名是歷史的見證，文化的記憶。在歷史長河中，閩南地名如同一個個神秘符號， 蘊含 著無數的故事與秘密。閩南地名雅化與俗化，傳遞時代變遷密碼，聯結歷史發展脈絡，承載傳統文化基因。閩南 地名雅化與俗化長期并存，相互激蕩，執著演繹。

當前，對閩南地名雅化與俗化進行梳理考察，探尋其外在形態、語詞意義、文化意涵，辨析其路徑方式、特點規律，厘清其利弊得失、經驗教訓，對于賡續閩南文化、促進閩南地名保護利用，具有重要意義。

一、閩南地名雅化的路徑方式

雅化一詞，最早見于《史記?李斯列傳》，指語言、行為或風尚向典雅方向演變。地名雅化，是把含義消極、直白、粗俗的舊地名，更改為陽光、吉祥、雅致的新地名，體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地名雅化其路徑方式，可分“諧音雅化”“依形雅化”和“仗義雅化”三大類。

（一）諧音雅化。諧音雅化，即依照原名字音，將不雅的詞，替換為讀音相似的雅詞，其口語未明顯變化，而書寫形式與詞義煥然一新，別具意味。

一是同音雅化。即不改變原名字音，或僅改變音調，更換地名用字。廈門思明區海后路有條小巷，對面是鷺江道碼頭，以前收集糞便的擔子經小巷抵碼頭運往郊區，有“屎巷”之稱，后雅化為“史巷”；有條老街以前賣棺材，舊名“棺材街”，用廈門話諧音雅化為“光彩街”；“一巷一街”同音雅化，既保留了原音，又賦予新的內涵。南靖縣舊地名“荒田”，取豐收之意，雅化為“豐田”。華安縣舊地名“侯山”，因糧食、水果豐收，雅化為“豐山”。云霄一中所在地，位于云陵鎮北部山丘，明清兩代多墳墓，當地人稱之“墓庵山”。原名不雅，閩南語諧音雅化為“望安山”。從“墓庵”到“望安”，音同調近，意境迥別，融注了政治夙愿、社會理想，彰顯了價值導向。

二是同聲母雅化。即依照原名聲母，更換地名用字。泉州鯉城區有條狹仄小巷，原名“摸奶巷(mo lin hang)”，雅化為“夢麟巷(meng lin hang)”。思明區有條“暗迷巷”，因曾為碼頭商旅行人提供稀粥（庵糜）等“快餐”，久而久之，這巷子的稀粥，成了遠近聞名的標志性餐飲，廈門人稱之“暗迷巷（ām m?r hang）”。著名僑鄉“潯尾”，廈門話為“jin mei”，本意是“潯江最末端”，雅化為“集美”。云霄縣馬鋪鄉下庵村有個自然村，閩南話稱“打死狗（pa si gao）”，當地何氏村民苦其村名不雅，問賢人，取諧音，改稱“博史古（bo shi gu）”。從“打死狗”到“博史古”，村名意境由俗轉雅，偏遠山旮旯村落，由此散發獨特而濃郁的書卷氣息。保持聲母不變，改變韻母，替換地名用字，是常見雅化路徑。

（廈門思明區老地名虞朝巷）

三是近音雅化。近音雅化，即聲母、韻母均不相同，但整體讀音近似的雅化。泉州西街有條“狗母巷（gou mu hang）”，雅化為“講武巷（gong wu hang）”。思明區有條“虞朝巷（wu tiao hang）”，明清時這一帶有農田，牛廄成排。名不雅，以閩南話諧音文字“虞朝”記之；有條巷子，以前經常殺狗、賣狗肉，俗名“刣狗巷（tai gou hang）”，雅化為“待教巷(dai jiao hang)”。

薌城區瑞京路舊地名“教苑王爺廟”，據說以前這角落住九戶人家，逢年節祭神，每戶各準備一碗牲禮，廟里一只供桌擺了九碗祭品，故稱“九碗（gao wa）”，雅化為“教苑（gao wan）”（《漳州古城老地名》，政協漳州市委員會編印，2018年10月，第6頁）。東山縣舊地名“鬼子壽（窩）”，東山人稱之“鬼子壽（gui a xiu）”，聽起來實在“魑魅魍魎”，后雅化為“桂花樹（gui hua qiu）”。詔安縣深橋鎮西溪北岸有個村，古時徐姓艄公在此擺渡，俗稱“徐渡”。后為沈氏家族聚居地，出了沈錦洲、沈耀初等鄉賢，以詔安方言近似音“仕”字代“徐”字，改村名為“仕渡”。云霄縣云陵鎮“獅公井”，雅化為“西崗井”。又如，瀕臨峰頭水庫馬鋪鄉杉腳村“山豬湖”自然村，原名延續幾百年，清末改名“仙池湖”。從“山豬湖”到“仙池湖”，音近而已，意境迥異。秋日午后，小小古村落在碧波萬頃庫區水面映襯之下，猶如瑤池仙境，流光溢彩。如今看來，“仙池湖”，含蓄昭示了百年之前更名者思想情感和美學追求。

（二）依形雅化。依形雅化，即依照原名的字形或詞結構，替換地名用字，雅化前后的地名字詞，書寫形式保持近似，詞義美感，卻大相徑庭。

一是形近字雅化。即對原名不雅字，用含義更積極、更典雅的形近字，加以替換。馬鋪鄉泮坑村，原名“半坑”。據說，清代該村羅氏家族重視文化教育，中秀才的鄉賢將村名改為“泮坑”。“半（ban)”“泮(pan)”兩個字發音不同。“泮”字，在《說文解字》里注釋為“諸侯餉射之宮”，即諸侯舉行宴會的宮殿；在《禮記?明堂位》中解釋為“泮宮，周學也”，意為古代學校；在《詩經?衛風?氓》里，“泮”鋪展的是“岸、水邊”的情感畫卷。“半”“泮”兩字，形態高度相似而色彩迥異。從“半”到“泮”，借助形近字加以雅化，傾述了更名者耕讀傳家的故土情懷，抒發了超然塵外的人生向往。

二是拆字雅化。即對原名不雅字，通過筆畫增減和拆分、取舍，使之變成與原字有一定相似性，但含義、色彩卻完全不同的字。舊鎮，位于漳浦縣城以東，雄踞鹿溪入海口，明代港深水闊，一度成為閩南對外貿易重要港口，商船云集，貨運如流，人口稠密，臨港有座“牛牯山”，得名“牯鎮”。后“牯”字簡為“古”，“牯鎮”簡為“古鎮”，現又變為“舊鎮”。有意思的是，漳浦方言里“舊鎮”，讀作“gu din”，而非“jiu din”。

三是省略雅化。即去掉原名中若干字，達到形式更精煉、語詞更雅正、意涵更深遠的雅化效果。省級歷史文化村西潭鎮山河村（詔安），原名“山寶雷村”，官陂鎮龍崗村（詔安），原名“龍過崗村”。火田鎮瑞堂村，是云霄縣黃氏祖村，明末“一代完人”黃道周在東西城門留下“師水朝宗”“庚壁西曜”匾額，村有觀音廟，原村名“和尚堂”。閩南話里的“和尚堂”，具象、直白、鄉土，簡化而來的“瑞堂”，形式更簡練，含義更具包容性。

（三）仗義雅化。仗義雅化，即依仗原名的詞義，以詞義相關詞，替代不雅之詞，形成了關義與反義兩種情形。

一是關義雅化。即雅化時依托原名之“義”，借助聯想，將相對俗常、草根、直白的詞，改為含義相關但更為雅致、莊重、含蓄的詞，達到雅化之審美意趣、文化內涵。如，修飾詞從淺白的“刣瓜巷”（鯉城）、“打鐵巷”（薌城）到雅致的“臺魁巷”、“煉鋒巷”，喻體從俗常的“鐘宅灣”（廈門）、“坂山”（龍海）到莊重的“五緣灣”、“榜山”的轉變。

又如，東山縣“偷吃巷”“惡路街”被更名為“桃樹巷”“澳路街”，云霄縣“籠霜石”“牛角見”“雞籠山”“牛屎嶺”被雅化為“龍床石”“宜谷徑”“居人山”“御史嶺”，等等，這無疑使雅化結果形象眼前一亮。

二是反義雅化。即對詞義消極、不吉、卑賤等負面義地名，將不雅詞進行反義切換，變為含義積極、祥瑞、合乎禮法的正面義地名。火田鎮大坑村有個自然村，原名“賊坑”，頗有些來歷，村名嵌入“賊”字非但不雅，聽起來讓人驚詫，錯愕不安，不敢久留，十里八鄉姑娘多不愿意嫁“賊坑”。后鄉人痛下決心更名為“糧坑”。在糧食短缺饑荒年代，大山深處不起眼的“糧坑”，竟一度成為外人向往之地。從“賊坑”到“糧坑”之嬗變，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直接寄寓與人類個體生存發展緊密相關自然期待，賦予超越村名字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意涵。又如，馬鋪鄉客寮村有個自然村，本地人稱之“官籠”，民間有“馬住鋪、客住寮、官住籠，每況愈下”的戲謔說法，由此歷史上某些官員下鄉到“官籠”，如三國鳳雛先生行至落鳳坡，心有余悸，甚至聞之色變，避之不及。后改名“官鄉”，一字更替，避忌趨吉。對不雅地名，替換不雅字，重新組成一個展現健康吉祥、更具文化意蘊詞語，雅化前后之地名，在結構上保持一致，但含義迥別，給一方土地披上詩意外衣，也是一種較為普遍的雅化方式。

可見，地名雅化的路徑方式，以“音、形、義”三要素為依循，表現“地”自然景觀的顯征雅化、煉辭雅化等，彰顯“時”人文蓄涵的古稱雅化、用典雅化等，寄寓“人”主體心理訴求的愿景雅化、寓托雅化等等。

二、閩南地名俗化的規律特點

與地名雅化相反的演進，是地名俗化，即將地名通俗化，使之更具地域色彩、民間氣息，更加通俗易記。這一過程的規律特點，值得我們審視研究。

（一）在語音訛變中俗化。一些閩南方言發音有微妙差異，地名字詞在口耳相傳過程中發生音變，書寫方式可能也隨之發生變化。鯉城區聚寶街有條“道才巷（dao cai hang）”，傳說古時此處有“王佐之才”的人，在泉州話中“佐”與“道”諧音，又稱“佐才巷”，但當地人習慣稱之“肚臍巷（du cai hang）”。還有條“燕支巷（yan zhi hang）”，元朝時，大批蒙古人聚居于此，為紀念其祖先發跡地燕支山，蒙古人后裔稱為“燕支巷”，泉州市民習慣稱之“胭脂巷(yan zhi hang)”。

晉江市安海鎮，古稱“灣海（wan hai）”，在泉州城南瀕海處，扼晉江、南安兩地水路要沖，是宋元時代泉州海外交通重要港口之一。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九》載：“安海鎮，府南二十里，古名灣海。宋初始改為安海，曰安海市。”宋開寶年間，唐名臣安金藏后裔安連濟，徙居灣海，易“灣”為“安”，始稱安海。宋代安海屬晉江縣開建鄉修仁里，稱安海市。明代承元舊制，安海仍屬晉江縣第八都，改稱安平鎮。清代復安海鎮舊稱。如今，當地人稱“安海”仍念作“wan hai”，而且，對附近的南安、惠安、同安之“安”，還是念“wan”，而非“an”。但在稱安溪、華安、詔安之“安”時，念作“an”。

薌城區延安南路舊地名“麗藻池”，相傳宋朱熹曾在此授課解經，因蛙鳴喧囂讓人煩躁，朱熹作字投之，至此無蛙聲，遂改名“斷蛙池”，但在漳州方言中訛作“電花池”。新華東路岳口街“御史巷”，明代龍溪知縣王士昌在此立有牌坊，王士昌升任御史，故稱“御史巷”，但后來在漳州方言中訛稱為“牛屎巷”。新華東路“郊野橋”，后雅化為“教子橋”，但當地人稱之為“角仔橋”。《漳州古城老地名》，政協漳州市委員會編印，2018年10月，第9頁。）

又如，薌城區芝山公園有座“仰止亭”，為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漳州知府孫裕（江蘇吳江人）倡建。孫裕撰聯曰：“幾回仰止高山，自卑自邇到此地位；中有考亭深處，亦步亦趨示我周行。”（《漳州古城老地名》，政協漳州市委員會編印，2018年10月，第3頁。）表達了對先賢前漳州郡守朱熹敬仰之情。近500年來，仰止亭屢毀屢修，當地人卻稱之“老鼠亭”。原來，“仰止”一詞，漳州話發音為“yang zhi”，有些拗口。它與閩南語“老鼠（gao ci）”發音相近。時間一長，因諧音而訛，芝山公園頗具人文氣息地標建筑“仰止亭”，竟成了漳州市民口中的“老鼠亭”。懷瑾握瑜寄寓教化的“仰止亭”，被訛成藏污納垢的“老鼠亭”，反差實在太大，借閩南俗語比喻，就是“珍珠看作老鼠屎”。這也是首倡者大明漳州知府孫裕始料未及的一樁糗事。

（二）在字形訛誤中俗化。對某些“太官方的地名”，特別是字形繁復、書寫困難的地名字詞，在碑刻傳抄、書寫習慣中被簡化，或被誤用，導致近形字、異體字粉墨登場。如薌城區老地名“龍眼營”，明正德《大明漳州府志》載：“龍駭瀛橋，其地多龍眼樹，俗呼‘龍眼營’，宋志‘龍駭瀛’（明陳洪謨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三十三，道路志，明正德八年版，福建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9月，第706頁）。“龍駭瀛”，閩南話讀音拗口，文字書寫繁復，而當地龍眼樹眾多，漳州人習慣稱“龍眼營”。漳州高新區“琥珀嶺”，明清時此地丘陵多松樹林，漳州人卻訛為“虎爬嶺”。

又如，“陂（bi）”字，收錄于《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日）宮田一郎編：《漢語方言大詞典》（修訂本）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版）。《漢語大詞典》也收錄“陂（bi）”字，曰“地名用字”，收有陂池、陂棣、陂渠等詞（羅鳳竹主編：《漢語大詞典》第十一卷，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纂，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6月，第958-959頁）。在含閩南客家人在內的閩南人語境中，“陂（bi）”，原意指溪流攔水、引水灌溉工程。民國《云霄縣志》記載了“白泉陂、軍陂、西庵陂、上下河陂”等8處涉“陂”地名（民國徐炳文編，鄭豐稔纂：《云霄縣志》（校勘本）卷三，地理山川，民國三十六年版，云霄縣地方志編撰委員會整理，2015年10月，第67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云霄縣火田“圣王陂”（即軍陂），始建于唐代，渠畔現存清代咸豐八年（1858年）碑刻2方，記載其建設及地方官調處灌溉與航運矛盾始末。可惜的是，這方有歷史價值的清代石碑，鐫刻的地名赫然是“圣王坡”，而非“圣王陂”。

云霄縣唯一的少數民族村、省級鄉村振興示范村下河鄉坡兜村，畬村“坡兜”，閩南話念作“bi dou”。原村名應為“陂兜”，字雖改，但音不變。據《鐘氏族譜》舊譜殘本記載，陂兜鐘姓其源屬宋入閩汀州白虎村鐘朝派，明詔安陂頭鐘月朗支系。明宣德年間，鐘姓族人從詔安縣官陂鎮陂頭社徙居平和縣新安里屯坑溪中游（今陂兜地域），衍居陂兜、圳頭兩處。鐘氏與周邊村民合筑陂圳，引水耕作，為后代不忘祖籍，便為兩社取名“陂兜”“圳頭”。“兜”，《康熙字典》注釋：兜，兜鍪也，首鎧，象人頭形也。本處意為“頭”。“陂兜”“圳頭”承載了鐘氏家族祖居地信息。

詔安縣官陂鎮，“官陂”閩南話念作“gua bi”，明《漳州府志》記載詔安縣水利條目，就有“官陂、南婆畬陂、南坑陂、小篆陂、金溪陂，上俱二都（明羅青霄修纂：《漳州府志》卷二十九，詔安縣，明萬歷元年版，福建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整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第1136頁)。”明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則載“官陂，創筑時官為督工，故名（明陳洪謨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三十三，道路志，明正德八年版，福建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9月，第724頁)。”“陂”字，常常誤用為“坡”。今天，涉及“陂”字閩南地名，不少被改寫為“坡”字。以上例子，不難看出閩南人對地名俗化的實用主義趨向。

（三）在簡潔易記中俗化。對某些“記不住的地名”，給予簡潔化處理，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東山縣銅陵鎮有條街叫“24米”，其路面12米，左右人行道各6米，加起來剛好“24米”，其官方路名“銅興大道”不大順口，居民反而記不住，老銅陵人一聽“24米”，就知道在哪里。銅陵鎮有個舊小區，人稱“八千二”。自媒體博主岳響先生就此追根溯源，請教當地文史專家陳炳文先生，作一番考證。原來它是1982年建成的住宅小區，共93套，每1套面積60平方米，每1套房子售價8200元，每1平方米約137元。“八千二”代表1套房子總價，故稱之“八千二”。后小區改造，官方命名“金利小區”，但東山人仍習慣稱之“八千二”。云霄縣丁洋社區有條路叫“18米街”，綏陽社區有條路叫“9米街”，土生土長云霄人，大都知道這兩處在哪里，卻不大清楚其官方路名。研究表明，簡潔的地名俗化結果，有助于快速捕捉受眾注意力，觸達更廣泛受眾群體。

（四）在詼諧調侃中俗化。就像人有外號，一些地名也有外號，外號一旦叫得響，真名反而無人提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薌城區新華北路與勝利路交匯處，有一棟坐西朝東臨街大樓，一樓是飲食公司和果品公司門市部，二樓是新華百貨商場，三樓是商貿旅社，大樓外飾采用水泥漿粉刷，深灰色調，一度成為老漳州地標建筑，當地人稱之“黑大樓”。一提大名鼎鼎的“黑大樓”，就知道在哪里，具體路名門牌反而說不清楚。外地人好奇，大樓是灰色的，咋叫“黑大樓”呢？莫非當年是倒賣緊俏物資地下交易場所？類似傳說與聯想，口口相傳，有些神秘，給南來北往商旅行人印象極其深刻。又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集美區某大專教師宿舍小區，師生稱之“三畝二”。那塊地蓋房子時，報批面積剛好“三畝二”，項目竣工后，有路牌也有門牌，可惜沒多少人記得住。“三畝二”，俗得掉渣，竟成為一代集美人的青春記憶。可謂“俗名廣行，雅名輒廢”。

有大雅，就有大俗。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在《烏合之眾》中指出：“群體沒有判斷能力，除了極端輕信，別無他能。對群體來說，永遠不存在不可能的事。我們有必要記住這一點，只有這樣才能理解為什么那些匪夷所思的傳奇和故事會被創造出來，并四處傳播（法國古斯塔夫?勒龐著，范雅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研究》，重慶出版社，2023年7月版，第37-38頁）。”閩南地名俗化，浸潤了閩南城鄉最原始的市井氣息，觸摸了閩南大地最現實的人情冷暖，也封存了千百年來閩南人最淋漓的群體意識狂歡。

三、閩南地名雅化與俗化長期并存相互激蕩

馮驥才在《地名的意義》中說：“地名有著和生命一樣豐富和深刻的含義，一個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誕生（馮驥才：《地名的意義》，《人民日報》，2001年11月13日第12版）。”閩南地名，是中華傳統文化“活化石”，是千百年家國情感的接續傳承。研究表明，閩南地名雅化與俗化，長期并存，相互激蕩，彼此消長。

（一）地名雅化，有其歷史必然性，更多的是體現主體意志。地名雅化，乃大勢所趨，有政治、經濟、文化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政治干預最為深遠。一是政治導向需要。歷史上，一些舊地名在“音、形、義”上，不同程度存在粗俗、直白、消極的含義，與主體意志倡導的政治立場、家國理念、價值觀念有偏差，甚至相對立。歷代執政者從社會治理需要考量，在地名雅化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鏟除不利國家統一、有礙社會穩定、有傷道德風化的地名因子。在政治導向干預之下，許多地名雅化演繹，頻頻出現“安、定、平、和、靖、泰、寧、治”等字眼，表達了執政者維護正統、求穩怕亂的利益導向，彰顯了鮮明的政治導向，留下了深刻的時代烙印。二是經濟發展帶動。時代不斷進步，經濟走向繁榮，人口日益增長，城鎮化率攀升，新地標、新地名大量出現，地名雅化步伐也隨之加快，主管部門命名的新地名，大量使用正向含義字眼，如“平安吉祥、健康長壽、富貴福祿、興隆發達”等等，字面含義不斷走向積極、陽光、莊重。三是人文素養引領。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結果，是更多的百姓接受人文教育，綜合素養大幅度提高，緣于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加上有識之士大力呼吁，社會賢達推波助瀾，地名雅化需求愈發強烈，地名雅化層次不斷提升，許多老地名更名上避俗就雅，新地名命名上祈福禱安，地名雅化浪潮一波接著一波高漲。

（二）地名俗化，有其廣泛草根性，更多的是折射百姓思維。如果說地名雅化有時代主流的影子，那么地名俗化，輒如離離原上草，燒不盡割不完。一茬又一茬草根俗地名，生命力極其頑強。

一是雅化有短板，俗化有空間。一些地名，特別是有些主管部門命名的新地名，看似白富美，聞之高大上，但往往脫離實際，百姓因音近而訛，地名由雅而俗。作家朱湘（1904—1933）在散文《胡同》里說：“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傳說背景的爛面胡同，被改作爛漫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濃厚的蝎子廟，被改作協資廟了。沒有一個不是由新奇降為平庸，由優美流為劣下（朱湘：《胡同》，刊《文苑》，2006年第9期)。”前文提及“獅公井”改為“西崗井”，閩南話“獅公”，一般指道士，從官方看，雅化結果消除了迷信色彩。從百姓視角看，“西崗井”還不如舊名“獅公井”有人情味。雅化之后，市井坊間道士與古井之間的傳奇軼事無人提及，百年古井承載的鄉土氣息淡了，蘊含的歷史韻味散了。

二是雅化易回潮，俗化無休止。地名雅化，并非“一雅通吃”。上世紀“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改名或命名的一些地名，如“超英”“趕美”“永新”“紅陽”等，字里行間洋溢戰天斗地之激情，反映了那個時代政治特點，但今天，已不大符合當下的世界觀、價值觀，差不多被老百姓遺棄，重新拾用舊地名。一些地名，由雅而俗，再由俗而雅，循環往復。龍文區響水橋，始建于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初名“東港橋”。清初重修，改名“濟津橋”，名雖雅，但閩南語不好讀。清代福建總督姚啟圣重修后，改為“響水橋”，沿用至今。石獅市蚶江，因產蚶貝得名，石獅方言中“蚶”音近“涵”，曾雅化為“涵江”，后因地理特征恢復原字“蚶”。鯉城區有條巷子，相傳古代住過某研究文史的學者，得名“究史巷”，在泉州方言里訛為“狗屎巷”，現在定名為“講史巷”。

雅俗反復變遷的命名邏輯，體現了從地名雅化與俗化之間的演繹切換，從未休止。研究表明，官方雅化的地名，生命力較弱；民間俗化的地名，生命力較強。

三是民智無窮盡，俗化如潮涌。地名俗化，更多的是聚焦百姓視角，回蕩百姓呼聲，閃現百姓智慧。地名俗化，高手在民間，像不大不小的孩子愛給別人起外號，有的外號還不大好聽，但它俚俗、生動、形象，符合傳播學原理，受眾一下子記住了。如，據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官網介紹，2012年該市在松花江邊建成一座戶外文化景觀雕像，展現了東明王子勒韁立馬、兩只烏龜馱其渡江情景。雕像名為“東明建國”，寓意堅韌不拔、好運長壽的松花江精神源遠流長。它源自一段美麗傳說，西漢初年，居住在嫩江下游的索離國王子東明率眾遷居松花江畔鹿山，建立東北第一個奴隸制地方民族政權夫余國，擁有2200年建城歷史的吉林市由此發端，繁榮至今。據2023年5月15日《魯中晨報》報道，因雕像底座有兩只烏龜，當地市民稱之“立馬雙龜”，訛化為“立馬雙規”，恰逢當地近年多名干部落網，引發熱議。2023年初“東明建國”雕像中兩只烏龜被割除，并加圍擋。當地市民發現烏龜割除后，空洞處填充黃土，調侃這是“立馬黃了”。前文提及的“24米”“八千二”“老鼠亭”“黑大樓”“三畝二”等俗化地名，就像狗肉，上不了正規宴席，但它香噴噴，有滋味，小市民就好這一口。

正如古斯塔夫·勒龐所言：“大眾從不渴求真理，他們對不符合他們胃口的證據總是視而不見。如果謬誤引誘了他們，他們就將崇拜謬誤。誰能為大眾提供幻想，誰就能輕易成為他們的領袖（法國古斯塔夫?勒龐著，范雅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研究》，重慶出版社，2023年7月版，第126頁）。”當然，像“八千二”地名，還有一定的憑證價值，即它承載著“1982年閩南縣城新房子每平方米售價約137元”經濟信息，見證時代變遷。從社會心理學看，在一些特定的歷史時期，百姓與商業性操作之間，在地名認知上存在“兩套話語系統”。底層百姓對一些商業地名、雅化的地名，如“某某大道”“某某酒店”“某某地標”，并不看好，也不買賬。他們擅于調侃揶揄，樂于率性奚落，長于無厘頭、抖機靈，有意無意之間消弭解構那些所謂莊重嚴肅、刻板教條的某些詞匯，借此吐槽發聲，甚至發泄不滿。對地名俗化這種現象，當事者其實很難加以有效約束，事先難以預知，事中如瞎子似聾子，事后尷尬了、惱怒了、下不來臺了，才被動干預，往往慢了半拍。俗化之名，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難以把控，不易扭轉。

（三）地名雅化俗化，有其消長互動性，更多的是長期并存激蕩。地名雅化與俗化，閃耀著中華傳統文化光芒。我們要善于從雅化俗化此消彼長中吸收有益因子，為我所用。

一是雅化俗化各有利弊。冷靜審視地名雅化與俗化，很難說雅化的就好，俗化的不好。一些強力推動的地名雅化運動，或操作不當，或用力過猛，反而使原來地名中所蘊含的鄉土文化氣息，不同程度地淡化弱化，甚至喪失殆盡。成功的雅化與俗化，應該是既尊重百姓感受，又尊重原地名所承載文化信息，尊重原地名發音；既植入典雅吉祥、積極陽光因子，又保留歷史文脈。據2023年8月15日《海峽導報》報道，文旅宣傳片《土樓密碼》，將“官陂（bi）”字幕打成“官坡（bo）”，引發當地鳳山樓客家宗親后裔異議，認為媒體宣傳對傳統地名隨意篡改，涉及客家文化傳承與地名表述規范問題。當地文旅部門回應系“字幕輸入失誤操作”。有學者指出，類似差錯可能削弱地名文化認同，尤其影響兩岸客家同源地名的交流與認知。這表明，在數字化傳播中，方言讀音用字與標準拼音用字的沖突日漸凸顯，地名文化保護與現代大眾傳播之間，地名雅化與俗化之間，需要達成某種動態平衡。

二是雅化俗化互促關聯。在地名雅化與俗化互動切換中，我們應積極有效干預，特別是雅化方面，應盡可能考慮雅化前后地名要素關聯，盡量減弱“人”的主觀寄寓和“時”的同質反映，強化對“地”的客觀自然或歷史人文的依托、表現與彰顯，進而增強雅化結果的地域色彩、個性特征，豐富雅化結果的文化內涵、人文價值。東山縣銅山古城文促會孫用川先生介紹，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東山縣就“鬼子壽”改名一事，會同當地文史專家，經實地考察論證，據“鬼子壽”區域多植桂花樹之現狀，考慮周邊要素關聯，改名“桂花樹”。舊地名“惡路街”，位于銅陵鎮碼頭社區，歷史上受到“撞拼賊”（海賊）侵擾。后雅化為“澳路街”，與周邊“澳雅頭”地名協調契合。“澳路街”背后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銅陵百姓反海賊抗爭史，蘊含海洋文化氣息，側面反映了明清時期銅山港也是閩南對外貿易重要港口之一。“鬼子壽”“惡路街”改名，得到各界廣泛認可，這是閩南舊地名雅化典型案例之一。

三是雅化俗化激蕩消長。閩南地名雅化俗化，跟閩南民俗傳說、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密切相關。要以樂見的方式和通俗的語言，讓受眾知曉雅化俗化背后歷史文化意蘊，透過雅化俗化觸達的文化邏輯，感受雅化俗化的精神訴求。臺灣省彰化市鹿港鎮菜園路38號邊的“摸奶巷”，每年吸引數十萬游客前往打卡，在嘻哈打趣中，為游客提供“探索?遇見”之情緒價值，成為臺灣一大熱門景點。廈漳泉舊城區“摸奶巷”有好幾處，除了泉州雅化為“夢麟巷”，漳州某地把“摸奶巷”雅化為“睦鄰巷”，意為“鄉風文明見成效，摸奶巷變睦鄰巷”。從發展文旅經濟層面看，旅游景點需要噱頭，往往越是稀奇、越是離譜的景點，越有吸引力。從某種意義上說，聽起來不正經的“摸奶巷”，要比文縐縐的“夢麟巷”“睦鄰巷”，更富吸引力，更具旅游價值。

四、借助地名雅化與俗化，讓閩南地名“活起來”“用起來”“火起來”

閩南地名是記憶名片、尋根標本、鄉愁載體，承載著閩南人眷念吾鄉吾土的家國情感。當前，借助地名雅化俗化，積極探索閩南地名活化利用有效途徑，是對歷史記憶、文化根脈的敬畏守護，也是鑄牢文化自信根基、凝聚民族復興偉力的時代使命。

（一）深化學術研究，讓閩南地名“活起來”。民政、文旅、史志、社科、僑臺、院校等部門要聯合開展地名研究，出版一批閩南地名文化研究成果，確定一批閩南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建立“閩南老地名圖文音頻視頻資料AI編輯云平臺”，促進“舊名新生”，讓閩南地名“活”起來。邀請地名專家舉辦講座，講好閩南地名故事。開展海峽兩岸“同名村社”結對交流，組織大中小學生踏上“閩南地名尋根之旅”，賦予地名“活態生命”，以豐厚地名文化，融入閩南生活，滋養閩南兒女，傳承閩南文化。

（二）賡續歷史文脈，讓閩南地名“用起來”。西南大學田學芝、藍勇指出：“現代地名，作為服務于現代社會的實用意義符號，最基本的實用在于地域識別，最人本的實用在于歷史記憶，最終極的實用則在于文化傳承(田學芝、藍勇：《歷史時期中國漢語地名“雅化”類型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歷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4期)。”要運用地名雅化俗化規律，實現地名雅化俗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堅持“保護第一、以用促保”原則，實施“閩南地名記憶”計劃，在城市更新和鄉村振興中，通過采取原址保護、移位保護、數字賦能保護等方式，建立醒目地名標識，提供精準地名簡介，網絡覆蓋地名搜尋，賦能路牌門牌二維碼兼顧新老地名信息，探索可視化敘事和場景式解讀，搶救性保護有人文價值的瀕危老地名，使之重放光彩。要凸顯新地名命名文化屬性、實用屬性，在時間維度上賡續歷史記憶“中規中矩”，在空間維度上彰顯地域識別“好找好記”，穩妥做好新道路、新小區、新公共建筑等命名，使之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杜絕“大洋怪重”新地名產生，塑造閩南嶄新形象。

(三）探索融合發展，讓閩南地名“火起來”。閩南地名雅化俗化，歷經了千百年風雨，見證了閩南發展，新時代賦予閩南地名更多更新內涵外延。要推動地名保護利用由“少數人守護”轉向“多數人同行”，讓閩南地名“火起來”。要堅持內涵式發展，激活地名文化遺產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統籌推進閩南地名“文、教、旅”融合發展，使之從“活化”走向“創造”。要發揮涉臺、涉僑閩南老地名獨特作用，凝聚同祖同宗同源同脈同俗共識，增進兩岸同胞的文化認同，促進華人華僑對祖國故土的情感聯結。要聯合旅投集團，推出閩南地名文創產品，打造閩南地名文化旅游路線，帶動文旅康養美食業態發展，讓更多的人感受閩南地名文化獨特魅力，使之煥發蓬勃生機，在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新時代，奮力書寫更美的時代華章。

時代在變，地名在變，不變的是，每當提起心心念念的閩南地名，就勾起閩南人的鄉思鄉愁，由此記住了土樓山村，記住了紅磚大厝，記住了古街老井。循著一桿桿舊路牌、一張張舊門牌，或俗或雅閩南地名，必將成為漂泊在外閩南游子最溫暖的情感記憶，由此踏上魂牽夢縈的“回家之路”。

作者簡介：王桑坤，福建云霄人，供職于云霄縣某機關單位

云霄縣云陵鎮西崗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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