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操作系統”的困境——美國當前立體攪局的“突圍”本質

實質是美國試圖緩解自身困境的體現。

是否會走向衰敗周期？美國當前精英的迷局與惶恐

二戰前后的美國，通過參戰前孤立政策吸納的大量難民資本和智力資源，和參戰后產能全開促發的經濟騰飛，依托移民模式帶來的資源配置優勢，在自由建制論、積極自由論和全球公民論諸多先驅者的引領下，開啟了美國的長時間強盛期。如果非要直接明了的總結美國騰飛的基礎性原因，大概有三個：政治制度從效率層面釋放經濟活力；歷史原因積累了優質資本、智力與勞動力；國際建制（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組織）幫助其進行全球“格式化”梳理。

但是，無論哪一國家的歷史學家都可以告訴我們，帝國強國存在內生性崩潰的周期律；政治學家會認為因權力構建和運行產生的立體矛盾如果沒有體制改革的釋放會摧毀國家機器，或是文明間的多維沖突將打破大國自身舒適狀態甚至引發新的混亂；國際關系學家會認為在國際體系當中，結構化的權力頂層經濟體將面臨“霸權周期”現象，即其地位將周期性地輪轉或遭遇空前挑戰。

美國正在走向貨幣超發和信貸的階段

這些難以反駁的穩定社科結論，其科學性和邏輯性的穩定，是無論對美國懷有怎樣深受情感的親美精英和本土愛國者都不得不認同并接受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在美國精英輻射傳導之后，又形成了多重的散射和分流。從哈里發之爭到八王之亂，從玫瑰戰爭到幕府混戰，“王權失落恐慌”，是任何一個文明史中家常便飯的帝王與統治階層心疾。

在這種理論預判成立，結合現實逐步應證（后文詳述）的“恐慌”效應背景下，美國精英階層大致以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個路徑形成了應激反應。如何重塑并保持美國的超級強國地位？兩黨精英形成了不同的求解思路。

其中一些共和黨精英，以極端化的特朗普為代表，試圖夢回維多利亞時代般的強盛路徑。即通過軍事實力壟斷礦產、能源和廉價成本，以制造業本土閉環和高附加出口為主要手段，形成剪刀差式的經濟紅利，最終反哺軍事擴張和社會矛盾。

而相對的民主黨部分精英則意圖重獲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信息時代紅利。即通過意識形態的滲透和美國品牌的軟營銷，使得美國化的軟硬產品能夠徹底打破國界深入到全世界家家戶戶消費基礎循環之中，以版權、產業鏈擴張和持續消費的手段，形成持續擴張的市場霸權，最終反哺社會矛盾和國內需求。

可以說，美國兩黨精英政客的求解思路，從理論設計和現實經驗來說，都不是空中花園式的臆想，均有現實履歷。但是最大的瓶頸以及美國政客本身遭遇的迷局，就是當前美國的現實。

美國四大現實弊病：社會內卷、國內施政效率低下、兩黨斗爭白熱化和國際政治失語

社會內卷可以說是美國當前最大的現實弊病。2020年席卷全美近38個州，近30萬人直接參與的“黑命貴”運動便是社會內卷的直接寫照。這并非給美國施加“莫須有”，而是種族和身份歧視從普通人腦海中的思維偏見到最終成為個體行為、現象化甚至常態化，其背后代表的是圍繞工作崗位，生活資源、利益資源、教育資源的劇烈爭奪。試想，倘若這些資源的配置和分配都能夠有平等化和公平式的框架，或者資源供應相對優厚，那么種族歧視就不可能成為社會問題。更精煉的表述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黑命貴”運動背后的歧視現象，是美國社會嚴重內卷的一種發生通道和斗爭手段。不僅僅是黑命貴運動，2020年的國會山事件，在2011年前后，美國還有針對巨大貧富差距的“占領”運動（涉及紐約、芝加哥、和洛杉磯地區等東中西超級大城市），以及近期的美國國內反亞裔歧視運動，反口罩運動、反疫苗群體等等，都是根源社會內卷而催生的政治化事件。

國內施政效率堪憂是美國三級政府體系幾十年來日益凸顯的慢性病。以美國憲法構建的框架，以及歷史成因形成的政治價值指導下的美國三級政府體系是各自分離的狀態。在各自獨立的選舉程序和法定權力范疇制約下，以美國總統為首的聯邦政府基本無法實現“全國一盤棋”的藍圖規劃和頂層設計，即使在民生健保、槍支管理、公立教育、幫困脫貧等等議題方面，美國府院兩機構因為兩黨的意識壁壘而長時間難以形成基本制度性管理和現象治理。在這一方面，可以說美國距離歐、中等經濟體，有著不少于十年的政治實踐差距。這一級可謂是聯邦政府無力化。而美國州一級政府則忙于對上一級聯邦政府的個體特殊化周旋和對下一級市縣政府的公共主題周旋，使得州一級政府雖然相較聯邦政府有較大政治實踐空間，但受困于全國性政策的水桶短板和所轄強勢城市的自主權，州級政府僅能勉力于公共區域的治安維持，貧困救助和稅收優化，最大的亮點僅為地方法律的改革更新節奏。這一級又可謂是州級政府無能化。

在前兩級政府無力和無能的情況下，市縣級政府雖然有著最廣闊的領域施政空間，但又受制于基層群體民意多樣化的難以調和，以及多社區身份勢力的選票壓力，市縣級政客往往更加愛惜自己的政治羽毛，在實現基本維持的情況下，以懶政、拖政的方式避免因強力舉措基層民意崩盤和矛盾爆發，最終目的是為了積累自己的政治能量和發展政治前途，因此導致大部分市縣行政主官大刀闊斧改革者少，空話跑官撈錢者多。

美國危宅倒塌反應基建問題較為嚴重

在特朗普的第二次國情咨文中，我們且不論特朗普總統的政治觀點，單從其咨文中列舉“美國五年來沒有一座摩天大樓建起，十年間公路、地鐵、橋梁、水利設施興建和翻修率甚至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可見一般，而這些數據如果放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的美國來看，可能十幾個國家相加都無法趕上美國。美國政客精英并非不腳踏實地，諸多現實情況使其不得不陷入擔憂和恐慌，比如當前歐洲交通網領先美國5-10年，中國高鐵領先美國15-25年；2017-2019連續三年美國刷新建國以來外貿總額逆差。這些碎片且驚人的數據顯示美國的國內政治效率已經疾在腠理。

社會內卷形成意識陣營，意識陣營促使著兩黨爭斗，而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突顯的白熱化政治斗爭是美國展現給全世界的現狀而并非觀察者偏見。甚至美國的媒體、高等學術研究機構和中立輿論著都必須用“史上最大的分裂”這樣的語句形容當前美國的政治斗爭。相較于美國圍繞農奴制度和聯邦權力制度的南北內戰，2020年大選刷新總投票量、兩黨候選人得票量，選舉法律訴訟案數量以及此后的國會山事件、州政府互相訴訟和共計兩次眾議院彈劾總統投票等等，均成為寫入美國歷史級的國內政治斗爭和兩黨博弈。在這場兩黨近乎“美國式文革”的斗爭之中，美國政客也陷入了形式主義和價值主義的惡性循環，身份主義、女權主義和移民群體被頻繁疲勞消費的同時，鮮有政客關注后疫情時期美國的經濟復蘇和社交變革。

除內傷之外，國際政治失語是美國近十年來最明顯的外傷。這一外傷來自于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特朗普時代美國依托軍事強權和美元霸權，重新厘定了美國與包括盟友在內的國際外貿政經關系，比如撕毀伊核協議、關稅戰、雙邊貿易協定（美韓、美日、美歐、美印）、區域貿易協定（北美）的徹底重簽，這些重簽的貿易協定和貿易戰使得美國盟友關系一度陷入歷史最差水平。

第二方面是2010年至今以來，美國操刀主持的三大區域戰爭均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這三大區域戰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和俄烏沖突，不僅美國本身沒有截取到實際利益，達成政權顛覆和傀儡建立，反而給美國盟友無形增添了難民負擔、能源安全負擔和外交負擔。不僅如此，美軍在敘利亞戰場上無法徹底決勝俄軍的真實事實也讓一直對美表面屈服但內心抗拒的國家開始了政治搖擺和堅定的兩線外交，這一隊伍里的國家正在增多：德國、意大利、韓國、埃及、土耳其、沙特、卡塔爾、越南、巴西等等都是典型案例。可以說，這是美軍自朝鮮半島、越戰之后，第三次軍威失語。而這樣的軍威失語必然帶來美國白宮政治話語的弱化，和其他國家自主話語的提升。

第三方面則是非美國盟友陣營的美元霸權突圍。在美國經濟制裁下的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土耳其，甚至什葉派政黨高壓下的伊拉克，正在試圖逐漸擺脫貿易美元結算，而更多依賴歐元和人民幣市場。其中以俄羅斯嘗試最為明顯，伊朗變革最為快速。隨著已經取代中美貿易龍頭地位的東盟經濟圈的繼續升溫，未來美元在東盟國家將在人民幣地利人和影響下，遭遇更大的挑戰，而這樣計算下來，歐洲并不依賴，亞洲試圖脫軌，非洲體量不大，美元的優勢和霸盤區域，除美洲之外，雖然地位仍然難以撼動，但似乎已經當年神話不在。

拜登白宮世界攪局正是當前美國面對困境之突圍

面對當頭炮，只能把馬跳。所以此時我們便可回到題目主題，美國為何頻頻“攪局”，并非刻意針對某國和某幾國，而是美國自身需要“突出”困境。對此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一對應。

• 拜登面對伊朗的不友好仍然默許重回伊核協議進程，通過重返北約、世衛、G7和G20等等途徑目的是重塑與盟友的關系，甚至不惜“國際稅”出讓本土獨角獸跨國公司的“跨國收益”。
• 白宮3萬億放水美國基建和貧困補貼意圖是督促無能懶政的州市兩級政府將施政注意力轉向經濟復蘇和疫情管控。
• 制俄壓中的北約基調和戰略東移，旨在彌補美軍軍事高壓神話打折后的話語真空，意圖軟性驅逐站位搖擺的國家回到北約陣營主要基調。
• 兩黨方面，拜登團隊持續架空副總統哈里斯并與眾議長佩洛西保持距離，意為打壓民主黨內的斗爭派和革命派，緩和與共和黨的緊張關系。而兩黨合作，一直是拜登的口號之一。
• 國務卿布林肯在國際舞臺頻繁高喊的“既有秩序”，其實背后即是對美元秩序，站隊美國的強調和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