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醫生接連死去，是社會階層撕裂的惡果

這幾天，一位資歷豐富、醫德高尚的醫生邵曉蓓，為了“自證清白”而自我了斷。

其實這種自證方式，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這位醫生是個好人——畢竟真正的惡人，絕不會通過如此極端的方式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查閱了一些邵醫生的資料，她的離去，絕對可以說是當地婦產科醫療界的一大損失。如此悲慘的結果，只是因為她幫一位羊水栓塞的孕婦切除了子宮，導致其婆家嚴重不滿。

羊水栓塞有多險惡，大家查查資料就可以知道。我相信以邵醫生的判斷力，她做出的就是最符合利弊平衡的決定。

這件事情讓我想起來以前一些“殺醫”事件，有時候被殺或者被打成重傷的，甚至是國家級的寶貴專家。他們有些人已經排了很多重大手術，突然倒下的代價不僅是他們自己的生命，而且也影響到了那些病人的生命。

邵醫生事件，雖然病人家屬并沒有直接對她進行攻擊，卻動用了另一種形式的攻擊——網絡暴力。

在醫患關系緊張的當下，病人一方的說辭往往能迅速獲得網絡上的情緒響應，但他們的主張通常都缺乏真正的醫學依據，只是一種帶有主觀視角的惡意揣測。

作為醫生一方，盡管他們掌握著科學和專業，但在“群氓盛宴”的網絡暴力面前，這些解釋根本都是無力的、脆弱的，沒有人會耐心去聽。

當然，惡醫、壞醫也是有的，但結局往往是壞醫生擁有了“卑鄙的通行證”，好醫生卻承受了過多的惡意。

我們面臨的問題在于，不能僅僅停留在道德分辨和指責上，看哪個醫生“好”哪個醫生“壞”，好的就送錦旗、壞的就唾棄，而是要有一種可靠的機制，去規范整個醫療界的行為邊界，讓民眾能夠更有規則地去處理一些醫療糾紛。

而不是按鬧分配。

更不是在醫院設置安檢、放幾個盾牌和武器就完事。

“頭痛醫頭”是現在最愛干的事，不管是幼兒園、小學，還是醫院，仿佛只要有了安全設施和保安，就能保證安全了。那路上怎么辦？別的地方怎么辦？你能在每個人的生活空間當中全部都設置這樣的安保設施嗎？

醫院放了安檢儀，背后的真正矛盾卻并未得到減緩。

人們通常說醫患矛盾，其實我想說的是，醫患矛盾仍然是表象，真正的矛盾在于社會的嚴重撕裂。

這個撕裂，就是普通民眾與精英群體之間的互不信任和撕裂。

說到這一點，我們要考慮到中國社會其實也已經進入了“后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初期那種“階層大洗牌”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所以階層固化隨之而來的就是階層撕裂。

中國古代很多朝代，到了一定階段都會面臨精英階層與底層大眾的撕裂，這并不奇怪。古代儒生集團就類似于今日的精英集團，這個圈子里面自然也包含醫生、律師這類有一定門檻的職業群體。

這個群體的問題在于，他們很容易被民眾滋生不信任感。

因為他們掌握著高超的知識與相應的資質，這些知識往往需要長達十年以上的艱苦學習才能獲得，對一般人來說，他們無法通過專業角度實現對這些群體的監督，只能通過揣測。

盡管這些揣測在醫生、律師等職業人士看來，是非常粗陋可笑的，但底層人認知世界的方式就是如此。作為底層人，往往很難理解科學邏輯。

就像邵醫生事件當中，病人家屬很難理解羊水栓塞處理的險惡程度，他們只是主觀認為“誰讓你切了我家媳婦的子宮”，從而暴怒。

這是問題其一，也就是知識階層與底層大眾的撕裂。

問題其二在于，這種本就天然的撕裂，隨著社會的發展在不斷深化。

改革開放至今這四十多年來，經濟是出現了突飛猛進，但社會發展的撕裂程度未能得到很好的彌合，甚至越來越嚴重。

除了人們常說的貧富差距以外，思想意識方面的撕裂，在當下的中國是愈演愈烈的。

邵醫生事件當中，病人家屬的認知還停留在“你耽誤了我們家花大價錢娶的媳婦生孩子”這種層面，作為邵醫生對醫學的深刻理解，是他們根本無法認知的。

底層人還停留在頑固、閉塞而保守的認知當中，他們看待知識精英甚至還會帶有一種天然的惡意：你有知識你了不起？

在很多傷醫事件中其實都有類似的情況，他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揣測醫生，尤其是在一些大病、復雜病當中，他們根本無法理解醫生的解釋，就只是覺得“你在害我”。

這種思想意識方面的撕裂，根植于教育資源的不公平、社會發展的不均衡，根植于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內外結構所帶來的長期社會失衡。

要想從根本上減少類似邵醫生事件這種慘痛的事件，就必須讓社會走向健康而公平的新發展階段，才能彌合不同階層之間的巨大認知差異。

只靠醫院放幾個防暴工具、只靠抨擊網絡暴力，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