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取走拍攝素材行為是否構成解除合同的表示？

【原創】文/汐溟

影視作品委托制作關系中，制作方應根據拍攝素材制作成片。在成片未完成前，如被取走拍攝素材，則制作方無法完成成片制作。如果是第三方取走所有拍攝素材，致使制作方無法繼續制作，取走拍攝素材的行為是否含有解除合同的表示？是否有解除通知的意思？

丙委托甲制作廣告片，甲將該項工作轉委托給乙，約定制作期限自2021年6月25日至2021年11月30日止。簽約后乙即開始拍攝工作。當年7月21日，甲的委托方丙從乙處取走了所拍攝的全部素材，稱取走素材的原因主要為：2021年7月23日就要交第一集成片，但是導演到2021年7月21日還沒有關于后期剪輯的規劃，故先取走素材進行轉碼及剪輯；攝制組不專業，沒有按照腳本拍攝，很多鏡頭漏拍；導演工作極不負責，拍攝中離開現場。2021年7月底至8月底，丙重走拍攝路線進行補拍。2021年8月初，丙開始向其客戶交付成片。從成片的內容看，其中51.6%的部分使用了乙拍攝的素材。

甲稱丙拿走素材即意味著其解除了與乙的委托關系，即甲乙之間的合同應在2021年7月21日解除，乙則稱合同在當時并未解除。那么，甲乙合同是否在2021年7月21日解除？又或者丙取走所有拍攝素材是否含有甲與乙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是否產生解除的效力？

一審法院支持甲的主張，認為具有解除的效力，主要理由在于：乙拍攝的素材與腳本的要求及后來的成片內容相比，存在較為明顯的不足，可以明確預見在2021年7月23日其無法交付合格的成片。丙在最遲交付期限前兩天取走素材，進行補拍及后期制作屬于自力救濟。

二審法院支持乙的主張，否定丙取走素材行為具有解除的效力。理由主要在于：丙取走素材時，甲、丙均未提出系因乙履行過程中存在違約行為，甲欲與乙解除合同關系，由甲自行繼續制作視頻。反之，后續三方還在繼續溝通后期制作問題。故不能認為上述行為視為甲提出了解除合同，以及出于對乙違約行為實施自力救濟的目的。

根據我國《民法典》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依法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雖然解除的通知不限于書面形式，當事人可以以任何形式作出，但向相對方發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這一核心要素必須存在。通知中應有解除或終止的明確表示，或者具有前述表示的其他意思，使相對方能夠得出發出通知的當事人具有明確的終止合同關系，不再受合同關系拘束的意思。實踐中，當事人可以以行為作出解除的表示，例如簽約的主播違反獨家合作約定，不再直播而是直接跳槽到其他平臺直播等。本文所討論的案例中，爭議點在于取走素材的行為是否含有解約的通知表示？

嚴格來講，首先，在取走素材時，合同當事人甲以及案外人丙都未明確表達解約的意思，即除了取走行為之外，并未作出書面或言語上解約的表示。從乙的立場看，丙取走其素材的行為無法使其得出合同已經解除的結論，其也無法判斷自己是否仍要履行繼續履行合同。

其次，有違約行為與合同解除之間無必然關系，解除權是形成權，是終結合同關系的權利，對當事人有重要影響，基于該重要性，當事人一般都慎重行使，一般的違約行為當事人無權行使解除權，即便有根本違約行為發生，當事人是否行使解除權也由其自己選擇決定。該案中，乙確實存在違約行為，而且違約行為也較為嚴重，但是，該事實主要是在丙取走全部素材后才可確定，在丙取走素材時雖然有此認知但并不充分。而且，取走素材時，丙并未通知乙因為乙的違約行為而解除合同，即雖然指出乙存在違約行為，但丙并未作出解除通知。退一步講，即便丙作出解除通知，因其并非合同當事人，是否產生解除的效力也不確定。作為甲的“甲方”，丙可以就具體工作事宜提出意見或要求，對拍攝質量提出修改意見，但解除合同的通知應超出其權限范圍，丙作出的解除通知無效，應獲得甲的追認后才有效。

再次，在取走素材時，丙也未明確表示其取走素材的目的，雖然通過后續行為看，其目的是補拍和后期制作，但作為合同當事人的乙對此并不知情。

第四，自力救濟不等于解除合同，即便一方違約，另一方自力救濟，但救濟不等于要求對方徹底退出合同，某些部分可以自己完成，有些則可能仍需要對方。

最后，如果取走素材的行為是解除的表示，但后期仍就后期制作與乙協商，仍要求乙繼續履行合同，顯然與前期解除表示不符。

本文案例改編自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9）京73民終2509號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