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母辯護”的法官畢祺祺被捕，洗錢罪變更為挪用資金

2025年8月8日，南陽“為母辯護”的法官畢祺祺被逮捕的消息，如投石入水，激起千層漣漪。
這位曾因宣稱要為涉黑母親辯護而引發網絡關注的法官，在母親冀廷梅案件開庭前夕被批捕。

這戲劇性的轉折點，恰似法律天平上突加的一枚砝碼，使原本就復雜的案情更顯沉重而迷離。
從“洗錢”到挪用資金
畢祺祺，男，35歲，未婚，2015年河南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畢業后考入鎮平縣人民法院，身份為縣法院在職員額法官。
鎮平縣紀委因畢祺祺被治安拘留和其它違紀行為，已于2025年5月對其立案審查。案發后，其員額法官身份已被相關部門取消。
7月10日，警方以涉嫌洗錢犯罪對畢祺祺予以刑事拘留。此時，距離其母親涉黑案開庭越來越近。
據大象新聞報道，2022年，警方在偵辦畢祺祺母親一一冀廷梅等人涉黑案件中，考慮到涉案的鎮平玉之友商貿有限公司，其經營性資產涉及大量商戶生計問題，未對其查封關停，依法委托鎮平縣政府進行托管，并由石佛寺鎮政府具體負責。鎮政府另行委托玉之友公司原辦公室主任李某某負責日常管理經營，并按法律規定將營收孳息上交政府專管賬戶。
今年4月，淅川縣公安局在向法庭移交冀廷梅案的涉案資產時，經審計發現，由政府托管的鎮平玉之友商貿公司存在營收孳息與實際收入嚴重不符問題，因淅川縣公安局對此無管轄權，報請南陽市公安局研究后，指令屬地鎮平縣公安局進行核查。

經鎮平縣公安局初查，玉之友商貿公司在被托管期間,公司經營人員李某某、呂某某、王某某、李某等人違反托管法律規定，將收取商戶的部分攤位費、管理費、空調費、水電費、停車費、直播間租金等費用私自截留未上繳政府專管賬戶。

鎮平縣公安局于2025年6月13日對“李某某等人涉嫌職務侵占案”立案偵查，同日將四人抓獲歸案。李某某等人到案后，供述是受畢祺祺指使違反法律規定，將本應上繳專管帳戶的資金私自截留，除少量用于個人消費外，大部分通過轉賬等方式轉交給了畢祺祺和其他相關人員。
經過深入偵查，公安機關認定畢祺祺在熟悉相關法律規定并明知玉之友公司被政府托管的情況下，仍指使他人私自截留挪用較大數額的公司資金，涉嫌和李某某等人共同構成挪用資金犯罪。李某某、呂某某、王某某已于7月14日以涉嫌挪用資金犯罪被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李某因涉案較輕于同日被取保候審。
畢祺祺案的“程序之困”
在母親案件開庭前夜被拘捕，其時機選擇在輿論場上激起千層質疑。

公安部門聲稱此舉是出于回避考量及防止“干擾辦案”之需，但關鍵節點上對辯護人采取強制措施，即便初衷合法，也難免籠罩上“程序策略”的陰影。法律雖賦予司法機關應對干擾的權力，但權力行使的邊界與時機選擇本身，卻必須經得起“程序正義”這一無瑕鏡面的審視。畢祺祺作為辯護人的權利，在母親案開庭前實質性地被懸置，不免令人憂思：程序是否淪為一種精準武器？
此案中，異地管轄的啟動邏輯亦值得深思。

南陽市公安局指定南召縣異地偵辦，理由直指畢祺祺“在當地有一定影響力可能干擾辦案”。然而，程序法設置的異地管轄本意在于破解地方保護與不當干預，其啟動需堅實依據。

畢祺祺“影響力”的具體所指，及其如何實際構成對偵查的威脅，在官方表述中卻語焉不詳。若僅憑“可能有影響力”的模糊預設即啟動異地程序，程序正義的基石或將悄然松動。
證據鏈條的薄弱環節
畢祺祺被指控的核心證據，目前高度依賴李某某等托管公司人員的供述，稱是受其指使截留資金。然而，供述作為言詞證據天然具有不穩定性，尤其在李某某等人自身涉罪被押的情形下，其真實性與證明力更需其他客觀證據的強力補強。

令人存疑的是，畢祺祺作為法律人，其“指使”行為是否留下可被追蹤的痕跡？資金流向能否清晰指向他？目前公開信息中，這一關鍵證據鏈條尚顯單薄。
更值得關注的是案件定性可能的“彈性空間”。公安機關以洗錢罪對其刑拘，后改以挪用資金罪提請逮捕，但有律師指出，此定性實為“保底做法”——一旦其母冀廷梅被最終判定涉黑，畢祺祺的行為性質即可“無縫升級”。這種視“母案”結果而定的指控策略，雖不直接違反法律條文，卻微妙地折射出一種結果導向的辦案思維。

法律判斷應基于行為當時的事實與性質本身，而非懸置于另一案件的未知判決結果之上。這種“預留接口”的指控方式，無形中削弱了法律適用的確定性與可預期性。
為母辯護的法律困境
畢祺祺，這位受過嚴謹法學訓練并手握裁判權的法官，如今卻深陷違法指控的漩渦。
在畢祺祺案中，程序節點選擇與異地管轄啟動的合理性懸疑、核心證據鏈條的薄弱環節、以及指控罪名可能存在的“彈性空間”，共同織就了一張巨大的爭議之網。

當案件被置于輿論聚光燈下，公眾對程序正義的敏感與苛求，恰恰是法治社會珍貴的監督力量。它迫使公權力在每一個環節都更加謹慎、更加透明、更加經得起法律條文與法治精神的雙重拷問。
畢祺祺案終將走向法庭，接受法律的最終裁斷。而在此過程中，司法機關如何回應公眾對程序正義的深切關注，如何確保每一步都經得起法律與時間的雙重檢驗，其意義遠超個案本身。

畢竟，這關乎權力是否在陽光下規范運行，關乎公眾對法治的信念是否堅實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