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一部濃縮的國運史

泓睿達原創382，本文4000字。

“夜闌驚起還鄉夢，窯火通明兩岸紅”，清人鄭鳳儀這句詩成了歌曲《我在景德鎮等你》的點睛之筆。

徐千雅有兩首作品我經常聽，一首是《絲綢之路》，聽著聽著就去了敦煌。另一首是《我在景德鎮等你》，這次去江西時間很緊，也擠出一天到景德鎮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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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爸說“既然你去，就買套瓷碗碟回來吧。”媽說“這東西容易碎，帶那么遠哪里方便？”老爸瞪了一眼老媽“景德鎮的瓷一般人家有嗎，你懂什么！”

信仰這東西，太珍貴了。我當然知道網上景德鎮瓷器價格不貴，還包運費，甚至還是原產地。但老人家的信仰，還難得的停留在郭沫若所說“中華向號瓷之國，瓷業高峰是景都”的印象中。所以，第一，你就不要打破它，你告訴他真相景德鎮的瓷器滿大街，已經不是皇家象征啦，打破一個美好的信仰，求得一個客觀真相，有必要較這個真嗎？第二，信仰的物化不在于是不是景德鎮生產，而在于是從景德鎮帶回。哪怕它是佛山貼牌的，或者網上訂購，再塞進背包進門說是帶回的，都不重要，他堅信來自景德鎮，就圓了心愿。

我和太太說“除了碗筷，咱再買個茶杯。”太太問“點解？”“客人來吃飯多還是坐坐喝杯茶多？不吃飯時爸拿個飯碗出來跟人吹啊？”

果然，老爸把眼前這個玲瓏瓷茶杯捧在手里，看著底部的“景德鎮制”，仿佛和千年瓷都就搭上關系了。

02

女兒也跟著去了，到達景德鎮的那天晚上咱們逛了“陶溪川文化創意園”，沒表現出太大興趣，倒是弟弟發現一個寫著“黃”字的瓷酒杯非要買下來。

陶溪川文創街區前身是景德鎮國營宇宙瓷廠，始建于1958年，曾是景德鎮十大國營瓷廠之一，于2002年9月在國營廠中最后一家倒閉。2013年啟動改造，保留了22棟老廠房、8.9萬平方米的建筑以及166畝廠區，包括鋸齒形廠房、高聳的煙囪、水塔、老窯爐等工業遺存，修舊如舊，現在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景漂”聚集地，2024年直播基地營收超60億元，成為抖音全國首個陶瓷直播基地，被譽為“年輕人的造夢空間”和“工業遺產活化典范”。

所謂“景漂”，是對應“北漂”。從全國各地來到景德鎮的年輕人從事陶瓷藝術創作、設計、生產和銷售。目前“景漂”人數已超過6萬人，其中在陶溪川的創客就有3萬余人，30歲以下的年輕人占比超一半。

歷史上“景漂”比“北漂”悠久得多，清代曾任浮梁知縣的沈嘉徵曾說“工匠來八方，器成天下走”，景德鎮自古就是移民之城，來自波斯的商人與元朝的官商走街串巷，買賣青花瓷，瓷窯沿著昌江兩岸延綿幾公里，呈現出“火光燭天，夜不能寢”的繁華景象。特別是明代中期后，隨著瓷器暢銷海內外，吸引了江西其他地區貧困農民到此謀生，各地商販也紛紛聚集，到清末全國18省68縣20余萬人在此謀生，外來人口達到95%以上。

第二天咱們到了“景德鎮雕塑瓷廠”，該廠也是十大國營瓷廠之一，占地11公頃，創立于1956年，2008年起設立“周六創意市集”，邀請年輕創作者入駐，如今成為景德鎮最大的瓷器集散場所，每周六的市集吸引了大量游客。女兒開始對種類繁多的裝飾類瓷器產生興趣，雖然都是些從幾塊錢到十幾塊錢的小玩意，但反復挑選后還是舍不得買。

直到下午我們到了“中國陶瓷博物館”，這里是景德鎮陶瓷發展歷史和精品展示最全的集大成者，完整介紹從漢唐以來景德鎮超過1700年陶瓷的發展歷史，你會發現景德鎮的瓷業興衰和國家命運完全重疊，簡直就是一部濃縮的國運史。女兒開始很認真的逐個展廳觀看，看完后直呼后悔上午沒有買到紀念品。我和太太商量后，發現回南昌的沿途在上高速前會經過“景德鎮陶博城”，于是決定驅車前往看看。

景德鎮陶博城是景德鎮耗資百億打造的陶瓷文化、旅游和交易中心，占地面積2平方公里，總建筑面積150余萬平方米。從規模和檔次看，陶博城遠超雕塑瓷廠，但從售價看，陶博城比瓷器廠還要低廉一些，瓷器品類一應俱全，中檔各有特色，低檔堆積如山，有的攤位打出了“論斤賣”的口號。

女兒在這里逛了一個多小時，挑了一個小瓷瓶子和四朵小瓷花，消費20元，心滿意足的結束了景德鎮之行。

一顆小小的種子在女兒心中發芽，也許將來也會長成和爺爺心目中的千年瓷印象，形成對china的信仰。

03

美好的故事總免不了有一段凄婉，景德鎮瓷器史既然是一部濃縮的中國史，就注定跟隨大歷史一同沉淪。

歐洲人太喜歡中國瓷器了，而這當中出口的絕對主力是景德鎮。大量進口中國瓷器導致歐洲各國的白銀瘋狂外流，自己造瓷成為歐洲人當務之急。

康熙在位的1712年和1722年十年間，法國傳教士佩里·昂特雷科萊（中文名殷弘緒）在詳盡考察景德鎮制瓷業后的，寫下兩封萬言長信寄回歐洲，詳細介紹了景德鎮瓷器原材料配方和燒制工藝，首次為歐洲提供了全面準確的中國制瓷工藝。18世紀歐洲仿燒中國瓷成功，從此開啟了屬于自己的制瓷時代。經過不斷學習加上工業化的優勢，歐洲瓷器很快在國際市場嶄露頭角，中國瓷器長達1000多年壟斷地位被打破。1792年，也就是歐洲人偷師70年后，最后一批以英國東印度公司名義進口的中國瓷器輸入英國，政府隨即宣布停止進口。歐洲、日本、美國的制瓷業逐漸壟斷了高端瓷器市場，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外銷瓷走到盡頭，最終被擠出國際市場，民國末期，景德鎮只有私營瓷廠2540戶，平均每戶不足5人，規模最大的瓷廠也只有137人，最小的僅有雇工1人，瓷業生產奄奄一息。

讀到這里，不由疑問，為什么一千多年的產業短短一百多年就被打趴了？

看到的理由有六條。一是西方工業革命與機械化生產的沖擊，導致景德鎮技術持續落后，歐洲瓷器如英國韋奇伍德、德國邁森通過殖民貿易占領全球市場，甚至反向傾銷中國。二是太平天國與清軍在景德鎮反復拉鋸，導致窯廠、作坊、原料產地被毀，工匠流散，生產鏈條和運輸鏈條斷裂。三是清末國庫空虛，朝廷對御窯廠的資金投入銳減，御用瓷訂單減少，“官搭民燒”制度難以為繼。固守傳統未主動引進西方技術改良。四是原料危機與成本上升，高嶺土枯竭，燃料短缺，需從外地運輸，成本攀升。五是行會壟斷阻礙創新，行業內又是小作坊分散生產，缺乏規模化經營，難以應對工業化競爭。六是搪瓷、玻璃制品等替代品興起且更為廉價，取代了陶瓷的實用功能。

如果歷史只到這里，景德鎮瓷業的衰敗原因看似很充分了，是不是有了和平環境，有了國家支持，有了技術進步，有了原材料和物流供給，有了放下身段直面新材料競爭的勇氣，就能復興千年瓷都榮光呢？

歷史還在延續著，它告訴我們哪怕六條原因都破除了，也不能挽救失敗。在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十大國營瓷廠（實際上十是虛指，數量多達二三十家）設立后，政府對技術資源，人才資源，原料資源，物流資源，采購大力扶持，經歷短暫繁榮后還是回歸衰敗。所以，一定有更深層的原因。

從晚清和上世紀末兩次的瓷業失敗看，原因在于瓷業和國家計劃（皇帝喜好，計劃指令）做了深度綁定。瓷業寄托于適應政策，而不是適應市場，政策變化而市場又不認可時，瓷業衰敗就不可避免。

所以景德鎮瓷業成也御窯廠，它建立穩定的官采渠道，敗也御窯廠，它脫離了市場。

比如元代青花瓷出名，因為草原統治者對藍天白云有著信仰，青花瓷也是白色為底調，藍色為主調。明代開始，就進入了官府設御器廠，派官員直接管理時期，皇家喜歡氣勢宏偉，胎體厚重的大件瓷，特別是宣德皇帝朱瞻基不光文治武功好，玩兒心也特別重，他任內官窯除了燒出五彩，斗彩品種，還燒了大量的蟋蟀罐，鳥食罐，官窯根本燒不過來。到了清朝，御器廠改名御窯廠，管官的等級更高了，最著名的康熙，雍正，乾隆爺仨兒每個人的品味都不一樣，又都特別喜歡瓷器，官搭民燒就盛行起來。而在十大瓷廠時期，企業燒什么，燒多少，以及來自市場的需求反饋均來自行業管理部門，產品和計劃的深度捆綁，造成了與市場的脫節。這種脫節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重技藝而不重工藝。外觀技藝一直創新，燒造工藝卻停滯不前，導致無法大批量生產，降低成本，也就飛不進海外尋常百姓家。

二是重上級指定而不重市場需求。外銷瓷器一度銷量很大，市場占比很高，利潤豐厚，卻始終沒有培育出銷售—反饋—改良—再銷售的商業體系，窯的核心使命還是服務于宮廷制造。

三是重外觀而不重實用。審美重于擺設，實用則在大眾消費，在碗和勺是深一點還是淺一點，圓一點還是方一點做外觀改良，并不能滿足日常家庭的實用耐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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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隨著十大瓷廠的隱去，景德鎮的瓷業發展有了新起色，關鍵是適應了市場需求和個性化需求，但在陶博城我看到“論斤賣”的瓷器時多少心生遺憾。截至2024年，景德鎮瓷業產值為939億元，較上一年增長9.1%，首次突破900億元大關，2025年有望突破1000億大關，相比其他佛山，潮州，唐山等瓷都，景德鎮的產值算是再度奪回優勢。但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支柱產業是以1000億為起點。當前1200億左右的GDP總量要襯得起“千年瓷都”“世界上第一座工業城市”“依靠單一產業繁榮一千年”這些榮譽，還需努力。

這讓我想起另一個國字號品牌，紅旗轎車，一度官車印記牢不可破，它想迎合市場時設計一款就賠錢一款。今天的紅旗已經成功從官車變為國民豪車，它媚俗但不庸俗，碩大的車頭和靈動的燈帶既保留了不怒自威的風格，也迎合了新生代的拉風需求，今年上半年的銷售就超過6萬臺。

景德鎮不可能放棄血統，瓷即中國，但和紅旗一樣，國家代表也能成為國民豪瓷，一是從質量上分層。二是從受眾上分層。三是從品牌上分層，景德鎮制是地理標志，還需要打造具體的品牌。四是從跨界上開拓。比如收藏類的“敦煌+景德鎮”“故宮+景德鎮”，器用類的“瓷器汽車內飾”“瓷器手機外殼”“瓷器+紅木家具”，“瓷器＋燈飾”，定制類的“個人藏品”“企業禮品”等。

國人對景德鎮瓷器的信仰，不應只停留在記憶里，更需要用產業重振來證明。

江西行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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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景德鎮瓷業發展簡史》魏望來、王麗心，中國文史出版社

2.《傳統產業生產模式的轉型與發展——以景德鎮民窯變遷為個案》吳艷、李興華，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

3.《傳統區域品牌資產流失與社會資本變遷》江旺龍，改革與戰略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