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昌毀佛：唐武宗李炎的氣急攻心

公元842年，勵精圖治的唐武宗李炎突然發飆，開啟轟轟烈烈的會昌毀佛運動。盡管只持續4年時間，卻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同類事件。不僅極大影響到佛教發展，還間接促成周邊小國的離心離德。

唯獨不變只有唐朝自己，依然飽受嚴重的內部金融戰消耗。那是唐武宗氣急攻心的根本原因，也是王朝走向徹底滅亡的糟糕預兆。

盛世景象

盛唐時代民間崇佛數量大增

早在唐朝中前期，得益于國力強盛和內部矛盾較小，佛教隨之邁入自己的中古黃金時代。雖然李氏皇族以老子為欽定起源，比較刻意偏向道教，但對其他流派都能給予最大寬容。以至于在嚴懲人口外流之際，還能對玄奘、悟空等取經僧人網開一面。

正因如此，原本凋敝的寺院經濟急劇擴張。在普遍施行均田制背景下仍可受口分田，并且享有至關重要的免稅特權。許多貴族、皇室成員迅速跟進，利用施舍莊田、商鋪或磨坊等手段完成避稅。故而僅僅到開元盛世末期，全國寺田規模已暴漲至千萬頃。其中比較典型的是長安西明寺，坐擁50多頃莊田，另有8座大型磨坊。同時保有祖傳技藝，經營物流、貨貸等商業領域，可謂賺的彭滿缽滿。

敦煌壁畫上的唐朝寺廟

這還是李唐延續隋朝舊制，對普通人出家設有門檻限制的情況下。僧人必須通過相關考試，才能獲得證明身份的度牒。但尋常農夫無需為此發愁，只要選擇依附于寺院，成為類似佃農的奴仆，就能規避徭役、兵役等額外負擔。而且寺廟往往兼任醫院與學堂，提供官府根本不上心的社會保障。

此外，地緣層面的不斷變遷，迫使佛教逐漸將中原作為絕對核心。一面是在次大陸老家遭遇印度教反撲，同時在中亞地區面臨拜火教、基督教和摩尼教的聯手夾擊，稍后更是迎來態度最強硬的伊斯蘭教。只能在西域建立防線，同時加速對東土各地的深耕運作。接著以唐朝控制區為起點，繼續開拓云貴高原、朝鮮半島、日本等處女地。換句話說，宗教本身也成為中央王朝的對外交涉名片。

盛唐時代佛教的中心已從西域轉移至中原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的硝煙席卷整個北方，促成地方藩鎮崛起與中央衰微的同步演化。許多寺廟無法免遭戰火波及，卻在事態平息后以最快速度復興。乃至利用均田制的徹底破產，逐漸由“國教化”轉向“民俗化”，大肆“吞噬”流民駐屯。由于缺乏武力威脅，還有利于安定人心，所以為各方勢力所容忍。

直到中央與地方矛盾激化，又無力招募具備絕對優勢的軍隊彈壓，轉而開始稅收改革。由此引發的內部金融戰，幾乎讓雙方都處于精疲力竭狀態。為補充資本彈藥，終于決心對重新養肥的寺廟體系下手。

只要戰爭停歇寺廟就能以最快速度完成復興

金融彈藥

中晚唐的君主經常要與地方藩鎮打金融戰

公元780年，唐德宗下令推出兩稅法改革，準備用增發銅錢替代糧食、絲綢等實物稅。而且稅率是根據田產價值額定，讓那些吸納流民的豪強們負責買單。朝廷還借機大量吸納民間舊錢，重新熔鑄成更大面額新錢，等于稀釋掉地方的財富積累。

此舉一經推出，立即遭遇到世家大族的聯手抵制。尤其是地方藩鎮，紛紛推出本轄區專用貨幣，強迫民眾兌換使用。很快，這些廉價銅錢在朝廷直轄的州縣泛濫，釀成慘不忍睹的惡性通脹。反過來，又加深藩鎮人口對中央貨幣的不信任。原本精心設計的改革，只推廣30年就被迫叫停。

寺廟體系成為迅速補充金融彈藥的最佳來源

然而，原先維系租庸調制度的社會基礎已完全消失，仰仗實物稅的結果就是財政愈發吃緊。為此，李唐中央繼續濫伐銅錢，頂著通脹壓力苦苦支撐，企圖完美借用雙軌制的漏洞牟利。地方豪強則針鋒相對，同樣分頭鑄造劣幣進行對沖，進一步促使物價急速飛漲。到唐武宗繼位的公元840年，雙方都不可避免的陷入資本匱乏難題。

關鍵時刻，趙歸真、劉玄靖等御用道士推波助瀾，力勸熱衷于煉丹修仙的皇帝對佛寺開刀。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安史之亂后逐步復興，同樣把來自天竺的外教視為政治不正確產物。兩個團體互相配合，聯手促成會昌毀佛運動的必然發生。

敦煌壁畫上的唐朝寺廟

公元842年，武宗李炎首先對京畿地區的寺廟下手。朝廷以打擊破解為由，將有犯罪嫌疑的僧尼強制還俗。順便禁止咒術、妖術等所謂不良習俗，將觸犯者財政全部充公。當時，僅長安一地就有3459人還俗，只保留慈恩、薦福、西明、莊嚴這四座寺寺。

公元843年，以藩鎮奸細匿寺為由，捕殺300名長安裹頭僧，繼而立法禁止佛牙供養。

公元844年，又敕令把全國范圍內規模不足200間房屋的寺廟吃啊會。如果沒有前代御匾，一樣難道清洗命運，全體僧尼還俗后承擔起兩稅與徭役。

寺廟內的銅像和大鐘就是熔鑄錢幣的主要來源

當然，最大規模的毀佛運動，發生在公元845年。皇帝一面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派人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數量、財產規模。不久便清點出大寺4600、蘭若4000、僧尼260500人、附屬奴婢15萬眾。

經過裁撤，西京長安只保留4座寺廟，每寺內可留10人。東京洛陽則留2寺。其余節度使的首府共34州皆可留1寺，而刺史所在州的首府完全不得留寺。所有廢寺的銅鑄佛像、鐘磬，被銷熔后鑄銅錢，成為內部金融戰的持續彈藥。

銅錢化改革是唐朝金融體系升級的核心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運動的對象遠不止佛寺，亦包含基督教、拜火教、摩尼教等外來宗派。盡管數量有限、規模各不相同，一樣被當做侵奪對象處理。后來要么徹底斷絕，要么是集體轉生秘密結社，演變為各王朝都非常憎惡的邪惡團體。

據后世學者考據，兩年內約有26萬僧尼還俗，15萬奴婢釋為編戶。朝廷借機獲良田數千萬頃、稅戶40余萬，史稱“會昌中興”。

敦煌壁畫上的唐朝廟宇

沉重代價

唐武宗沉迷修仙最后也死于丹藥過量

公元846年，李炎因服用丹藥過量暴死。他的繼任者唐宣宗篤信佛教，立即下令停止昌毀佛運動，但造成的巨大破壞已無可挽回。

事實上，這場竭澤而漁的斂財風波，嚴重動搖到帝國基層的妥協平衡。不少貧苦人家失去依靠，無法像過去那般享受口糧與醫藥施舍，只能被動成為流民群體。他們的歸宿要么是自我滅絕，也會投靠藩鎮藩鎮對抗中央。甚至在后來參加各路義軍，成為掀翻王朝的支柱性力量。

唐末義軍的風起云涌與寺廟福利的消失脫不開關系

同時，唐朝失去佛教中心位置，對周邊小國的道德、政治感染力嚴重下降。無論東面的日本、朝鮮，還是另一頭的南詔、吐蕃，各自以本土為中心，發展出獨立于宗主的佛教流派。他們對中央帝國的心理認同進一步流失，為以后的文攻武斗打下基調。

總的來說，會昌毀佛并非單純的經濟理性產物，而是政治、宗教與意識形態的多重危機爆發。盡管加速貴族寺院經濟解體，為唐宋社會轉型創造條件。但過于的暴力手段終究導致浩劫與社會震蕩，只能說是王朝走向徹底滅亡的糟糕預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