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時期,每一個崗位都是攻堅克難的前沿陣地,每一名干部都應是干事創業的先鋒力量。然而,少數干部信奉“無過即功”的庸官哲學,將“不干事”當作“不出事”的捷徑,把“少擔當”視為“保位子”的法門。這種看似“穩妥”的處世之道,實則是對初心使命的背棄,對崗位職責的褻瀆,必須堅決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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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過即功”本質是不作為的遮羞布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表面看是“穩健”,實則是“懶政”;聽著像“謹慎”,內核是“怯懦”。有的干部面對群眾急難愁盼,習慣于“踢皮球”“打太極”,用“研究研究”“請示請示”拖延時間,把“程序合規”當作不作為的擋箭牌;有的面對改革發展中的硬骨頭,信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在政策落實中“打折扣”“搞變通”,把“不出亂子”凌駕于“干出成效”之上;還有的在其位不謀其政,滿足于“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對該抓的工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對該解決的問題“能拖就拖”,將“平穩過渡”異化為“尸位素餐”。
這種心態的背后,是“官本位”思想的沉渣泛起,是責任意識的嚴重缺失。這些干部把個人得失放在首位,將群眾利益拋在腦后,忘記了“干部”二字的分量——“干”是本分,“部”是擔當;忘記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誓言,把“平安著陸”當作最高追求。殊不知,在其位不謀其政,本身就是最大的“過”;對群眾訴求漠不關心,本身就是最重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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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過即功”的危害遠超顯性失誤
顯性的失誤可能帶來一時的損失,而“無過即功”式的不作為,損害的是長遠發展根基與民心向背。在鄉村振興的田野上,因干部“怕擔風險”而擱置的產業項目,可能讓一個村莊錯失發展機遇;在科技創新的賽道上,因“怕出問題”而延誤的政策支持,可能讓一個新興產業與機遇擦肩而過;在民生服務的窗口前,因“怕惹麻煩”而推諉的群眾訴求,可能讓一份信任變成失望。
更嚴重的是,這種風氣具有“傳染性”。當“躺平者”混得風生水起,“實干者”反而處處受限,就會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當“不干事”成為“安全牌”,“敢擔當”淪為“風險項”,干部隊伍的戰斗力就會被嚴重消解。長此以往,改革發展的動力將逐漸枯竭,攻堅克難的銳氣將消磨殆盡,最終損害的是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動搖的是執政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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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庸官哲學需“雙向發力”
破除“無過即功”的頑疾,既要靠思想破冰,更要靠制度護航。
一方面,要筑牢“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根基。通過常態化思想教育,引導干部深刻認識到,“過”不僅是顯性的錯誤,更是不作為的懈怠;“功”不僅是驚天動地的業績,更是點滴為民的實干。要讓干部明白,新時代的“功”,是解決了多少群眾的操心事,是攻克了多少發展的絆腳石,是留下了多少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實績。
另一方面,要健全“獎優罰劣、容錯糾錯”的制度體系。考核機制要“亮明尺子”,把“干與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壞”區分開來,讓“躺平者”讓位子、“平庸者”受警醒、“奮進者”得激勵;容錯機制要“劃清底線”,為敢于擔當的干部撐腰鼓勁,明確“失誤”與“失職”、“敢為”與“亂為”的界限,解除干部“怕出錯”的后顧之憂;問責機制要“精準發力”,對不作為、慢作為的“太平官”嚴肅追責,讓“無過即功”的幻想徹底破滅。
時代的考題,從來不是“守成”而是“開創”;人民的期待,從來不是“安穩”而是“奮進”。每一名干部都應牢記:職務是干事的平臺,權力是擔當的責任。唯有以“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以“事事落實到位”的執行力,在其位、謀其政、盡其責,才能在新時代的考卷上寫下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時代的答案。(作者:李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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