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滔天！抗戰時期日軍在大同產供銷一條龍，用毒品毒化中國人民

1936年，日本的特務機關給大同地區派來了“浪人”，他們到處公開推銷其“洋煙”，為日軍公開侵入大同撒下了毒種。

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發生于1937年7月7日。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起點

七七事變以后，日軍在大同為非作歹，大量種植罌粟，辦起了公開毒殺中國人的“土藥組合”公司，使數千萬大同百姓慘遭其害。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以后，日軍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罪惡行徑才算停止。

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進一步擴大販毒，以牟取更多的暴利，達到其毒化奴役中國人民的罪惡目的，1936年，“華北特殊化”以后，在張家口、太原等地，設立了“陸軍特務機關”和領事館。

由這些機關大量派遣以日本“浪人”為首領的多支販煙隊伍，甚至加以武裝，到各地販毒、尋釁、搗亂和進行特務間諜活動。

當時在全國最有影響的《申報》，曾載文揭露說：“日本浪人，派遣大批漢奸，攜帶毒品潛入晉境，暗中雇用流氓地痞代為運銷。……所銷毒款，按三七批分。如能大量傾銷，尚定有特別獎勵辦法。”

接著又揭露說：“大量毒品，一系由津經平漢路運抵榆次，銷行中路各縣；一系由宣化一帶運入晉南，銷行河東上黨各縣；一系由平綏路運銷大同，銷晉北各縣。”

可見，大同是日本浪人在山西販毒的一個主要基地。

1930年代山西大同

所謂日本“浪人”，并不是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而是一種有根有底的“無職業游民”。

這些人中的一部分，由日本的作戰軍部收羅起來，加以特殊訓練，以“浪人”名義打掩護，派到中國充當侵略中國的先遣隊。

大約在1936年春夏之交，張家口日本特務機關就往大同地區派來一大群“浪人”。他們居住在大同北門外一個旅店里，隨身帶著成包的毒品，白白送給中國人吸食。

其中一個叫村中有利的“浪人”，勾結了幾個民族敗類，在城內太寧觀街找了一處庭院，大門上掛上了“村中有利公館”的牌子，在院內大開賭局，并無償供給參加賭博的人以料面。

人們不了解“村中有利”是日本人的名字，而只理解為“從中有利”可圖，并將其稱為“有利公館”，作為賭場的代名詞。

每天，從這個“公館”進進出出的都是些流氓、二流子和賭徒之類的社會渣滓。地方的軍警，因為有上級的命令，對這些日本人不敢過問，這個“公館”好像成了日本人在大同城內開設的租借地一樣。

后來，這個“公館”越鬧越兇，引起了社會上的義憤，于是，地方當局才不得不派了幾個特工人員混入院內，暗中給幾個領頭的人物拍了照，過后在街上對照相片，逮捕了他們，并將大頭目讓裁縫立即槍斃正法。

1940年代山西和陽街

從此，人們才不敢再邁進“公館”，這個為非作歹的地方才得以拆散。

與此同時，在北門外旅店內所住的浪人，除每天散發毒品外，還不時進城內尋釁鬧事，不是買東西不給錢，就是坐人力車少給或不給錢，甚至還要毆打車夫。

有人質問他們時，他們就用半通不通的中國話瞪著眼說：“我們就是來搗亂，大大地搗亂的！”

有一次，一浪人由北門外強迫一輛洋車拉到市內北街轅門口，下車后，不給錢就要走，車夫向他要，他就毆打這個車夫，車夫氣極，就索性和他扭打起來。

當時路口有一憲兵站崗，他自己拿出一元錢給車夫，勸說他不要和浪人扭打，以免惹禍。車夫回答道：“我拉的是日本人，不是拉你，為什么要你的錢？”

他沒有收錢就怒氣沖沖地走了。旁觀的人都夸這個車夫是好樣的，有骨氣。過了兩天，這個車夫身帶匕首，專門到旅店門口等待那個浪人。

浪人一出來，他就主動上前請他上車。進城后到了轅門口，浪人照樣下車后不給錢就要走，車夫又向他要，他反而口出惡言，并作出要打人的架勢。

1940年代大同鼓樓

車夫怒不可遏，拿出匕首狠狠地捅了他一刀。崗口的警察，雖然也和圍觀群眾的心情一樣，暗暗稱贊車夫的正義行為，但因上司有令，只好把此浪人送醫院急救，并把車夫送警察局拘押。

后來迫于群眾的義憤，警察局也只得將車夫悄悄釋放出來。

這些浪人，不但在大同城內搗亂，而且還到城西口泉一帶活動。一次，有三個浪人竄到城西的平旺村，進了一家姓屈的人開的小雜貨鋪，拿出一張日本鈔票和一包料面換東西，店主人不認識日本鈔票不賣給他們東西。

他們聲稱他們是“浪人”，不賣也得賣。店主人一聽大為驚愕，跑到街上高喊：“我鋪來浪人了！來浪人了！”

人們聽見后，就拿叉耙、鐵鍬等農具出來驅趕。浪人前面跑，人們后面追，一直追了五六里才作罷。

這三個家伙跑到口泉以后，氣焰未熄，公然在穆桂英坡街前，鋪設地攤，亮出賭具和毒品，大嚷大叫地招引過往行人來吸毒或賭博。

1930年代山西大同日本人

人們一認出是浪人后，都遠遠避開，無人上鉤。這幾個浪人一看無法施展伎倆，才怏怏離去，返回大同。

瘋狂的日本浪人還制造假象迷惑人們，使人們在思想上產生混亂。多年來，在大同蘭池的街北口，有朝鮮人李維新開的一所醫院，名為“維新醫院”。

日本浪人來大同后，三天兩頭地往這家醫院跑，故意和李大夫漫天攀談，好像有多厚的老交情似的，讓大同人懷疑李維新和日本人有勾結，是個奸細。

李大夫在此處境下，為了避開嫌疑，不得不關閉醫院，倉皇離開大同他去。還有，當時大同礦務局白局長的妻子是日本人，浪人來大同后，也是三番五次去“拜訪”她。

企圖給她在中國人眼里也造成惡劣影響。此女子的品性很好，幾次都給這些浪人吃了閉門羹。后來為了徹底擺脫他們的糾纏，她索性離開了大同，到北京開了一個醬油店，隱姓埋名，直到日本投降。

日本浪人在大同的活動足有半年之久。在槍決了讓裁縫以后，群眾對浪人的活動已恨之入骨，要求地方當局向張家口日本領事館交涉，該領事館一口否認浪人是他們有組織地派遣的。

李服膺，山西省崞縣人，保定軍校步兵科第五期畢業。與傅作義、趙承綬、王靖國等人被稱為閻錫山的十三太保。

當地駐軍李服膺部激于義憤，采取了果斷行動。一天夜晚，他派兵包圍了旅館，限制浪人們的行動。

由于浪人反抗，士兵開槍打傷了他們幾個人。這幫家伙看見勢頭不妙，再難以在大同地區立腳了，便和張家口取得聯系，撤回了張家口，后又流竄到內蒙一帶活動去了。

1937年深秋，日軍在經過柴溝堡、天填、陽高幾次大屠殺以后，侵入了大同。到了年底，整個大同淪陷于日本帝國主義的血腥統治之下。

從一時的表面現象看，大同地區沒有像其他地區那樣遭受到日軍的大屠殺。但實際上，大同人民在后來的七八年中所受到的鴉片毒害程度，較之于公開屠殺更為深重。

最為可惡的是，七七事變前的那些私販毒品的浪人，已搖身一變成為公開販毒的某商會或某公司的大老板了；過去的暗中轉運、推銷也變為公開的、合法的、由日本“皇軍”武裝保護押運的大規模經營了。

1930年代山西大同鴉片專賣銷售場所

一批又一批的毒品分送到大同各地，然后由地痞、流氓、漢奸們分別出售給鄉村的民眾、城市的居民和礦上的工人。特別令人憎恨發指的是，他們為了更便利地毒害中國人民，竟在大同提倡種植鴉片。

大同地區有過兩次栽種鴉片的歷史，后來被禁絕了。但是一些目光短淺、貪圖眼前利益的農戶和一些不務正業的大煙鬼，仍時刻盼望政府能施“仁政”，準許栽種鴉片。

日軍就利用這一弱點，打著“王道樂土”的招牌，首先實行的第一個“仁政”，就是在“蒙疆地區”準許大量種植罌粟。從全省范圍來看，僅1940年，全省種植鴉片的縣份便有56個，種植面積達55900余畝，日本占領者從中征收的“煙畝稅”，竟占其本年“財政收入”的15%有余。

大同地區遂成為主要種植罌粟地之一。在這里，差不多所有的水澆地都種了鴉片，其中有大部分水澆地是強迫或引誘農民去掉栽種的黃花菜而改種罌粟的。

當時，只要人們走出大同城，便會看到遍地的“洋煙花”。大同地區的583個自然村，有近百個種上了罌粟，占全部水地的95%。

相比之下，糧食作物的種植大大減少，糧食大大減產，農業經濟處于畸形發展狀態。所以，人民群眾的生活也開始一天不如一天。

《日中鴉片戰爭》：1933到1945，偽滿洲國煙民數量1300多萬人，主要在20-35歲之間，占整個煙民的70%以上

為了全面地控制罌粟花的生產事務，日偽政府在中心地區張家口、宣化、呼市、大同等地設立了“清察榷運署”，專司其事。地方上也都設立了相應的機構。

在大同地區，每到春季種植季節來臨，日偽縣政府的“清查署”和縣公署便將種鴉片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下設“特產科煙政股”負責具體事務。

他們負責到各區公所，自然村布置具體任務，登記造冊、丈量土地。

煙農為了能少報畝數，必須向丈量人員行賄，官署的日本人指導官等也深明此中奧妙所在，所以每逢派人下鄉丈地，就公開講：“這是讓這些人去發財。”

表示對工作人員的施惠。因此，這些丈地人員下鄉后就可以放心受賄。除此以外，一些非丈地人員，如日偽官員、警察、便衣等也乘機下鄉，詭稱丈地，實向煙農勒索錢財。

收割季節一到，又馬上派人催交稅務和煙土。

1916年9月，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局長賀來佐賀太郎正式向大隈重信首相提出了《支那鴉片制度意見》

隨著罌粟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大同城內出現了“大煙土店”、“土藥鋪”、“土藥草堂”等店鋪，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唆使下，開始公開自由地買賣和經銷鴉片生意。歷史名城重鎮的大同，到處擴散著鴉片的毒煙臭氣。

從1895年日軍侵占臺灣，到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內，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占領區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推行了一種陰險毒辣的毒化政策。

實施這種毒化政策有兩個罪惡的目的：一是通過公開兜售鴉片、嗎啡和海洛因，搜刮社會財富，以毒養戰；二是最大限度地麻醉中國人，以減輕他們對侵略者的抵抗，達到強化殖民統治的效果。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明確指出，日本的鴉片專賣機關“不過是獎勵使用麻醉品的征稅機關而已”。

王宏斌著《鴉片——日本侵華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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