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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中國市場,低價導向的競爭已成為制約行業升級的“隱形枷鎖”,而這一問題在電信領域尤為突出——不僅運營商面向客戶投標時深陷“低價內卷”,其自身采購供應商時,也常陷入“以價定標”的怪圈,形成雙向內耗的惡性循環,亟待央企帶頭破局。
從運營商自身的采購端來看,低價導向的弊端早已顯現。以某省運營商2024年5G基站核心部件采購項目為例,招標公告雖提及“技術參數達標”,但評分細則中價格占比高達60%,技術與服務僅占40%。最終,一家報價低于行業平均成本25%的供應商中標,但其交付的部件在后續運維中問題頻發:據該運營商內部運維報告顯示,這批部件的故障率較往期合格產品高出3倍,導致基站停機時長增加,僅半年就產生額外維修成本超800萬元,反而遠超當初“低價采購”節省的預算。更嚴重的是,故障頻發影響了5G網絡覆蓋質量,當地用戶投訴量環比上升15%,直接損害了運營商的品牌口碑。
這種“采購端壓價—供應商降質—運維成本激增”的惡性循環,與運營商面向客戶投標時的困境如出一轍。此前某智慧城市項目招標中,某運營商為拿下訂單,報價較合理預算低40%,后續為控制成本不得不削減智能監控系統的算力配置、壓縮運維服務團隊規模,最終交付的系統無法滿足城市管理的實時數據處理需求,項目驗收延遲3個月,還需額外投入資金升級,既浪費了公共資源,也讓運營商陷入“賠本賺吆喝”的尷尬境地。
從行業數據看,過度依賴低價競爭已嚴重制約電信行業的數字化升級。中國通信企業協會2024年報告顯示,近三年運營商采購項目中,價格評分占比超50%的項目占比達68%,而同期運營商在5G核心技術研發、數字化服務創新上的投入增速逐年放緩,2024年研發投入增速較2021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反觀全球,德國電信在供應商采購中,將技術兼容性、創新能力、長期服務保障的評分占比提升至60%,價格僅占40%,其通過與技術領先的供應商合作,5G網絡的邊緣計算響應速度比行業平均水平快20%,在工業互聯網領域的定制化服務收入占比達35%,遠超國內運營商平均水平。
電信運營商作為央企,既是行業規則的參與者,更是引領者,打破低價內卷需從“自身采購”與“對外投標”兩端同時發力。在采購端,應率先將價格評分占比壓降至50%以下,例如某央企運營商2025年擬推行的“334”評分體系:價格占30%,技術實力(如產品兼容性、創新指標)與服務保障(如運維響應速度、質保周期)各占30%、40%,并將供應商過往與數字化項目的合作案例納入考核,引導供應鏈向“優質優價”轉型。在對外服務投標時,更應摒棄“低價搶單”思維,以5G+工業互聯網、智慧醫療等數字化解決方案的價值為核心,例如中國移動在某智能制造項目中,雖報價高于競爭對手15%,但憑借“5G全連接工廠+AI質檢”的差異化方案,幫助企業提升生產效率22%,最終贏得訂單,實現了客戶與自身的雙贏。
反內卷不是口號,而是需要央企用實際行動重構行業價值邏輯。當運營商在采購中不再“唯低價是取”,供應鏈才能有動力投入技術研發;當運營商在服務中以“價值”而非“價格”競爭,行業才能擺脫低質內耗。唯有如此,才能推動電信行業在數字化浪潮中實現高質量發展,也為其他行業樹立反內卷的央企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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