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哲軒親筆長文：我是一位獲獎數學家，特朗普剛剛削減了我的研究經費

大數據文摘整理

近日，菲爾茲獎得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數學家陶哲軒在《Home of the Brave》平臺發文，罕見公開批評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科研體系的粗暴干預。他以自身經歷為例，記錄了一場正發生在科研前線的系統性“肢解”。

圖源： Home of the Brave

在文中，陶哲軒指出：多個聯邦資助項目被突然叫停，人才培養通道被硬生生切斷，基礎研究遭遇刻意打壓。他所在的機構：UCLA純數學與應用數學研究所（IPAM）即便已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為期五年的資助初步批準，資金仍在數周后被整個“斷供”。連上一輪尚未動用的剩余經費，也在毫無解釋下被凍結。

這些變化既非出于科學評估結果，也并非國會審議決定，而是由政治指令直接干預，理由往往是“關鍵詞不當”或“不符合政府導向”。審批程序被行政命令取代，科研判斷被政治立場凌駕。

陶哲軒主持的項目資助也在近期被突然叫停。他被迫動用個人資源，優先保障研究生暑期工作與差旅所需。但最令人擔憂的，是這種非常規操作正快速從個別項目蔓延至整個體系。

為了避免IPAM全面停擺，研究所不得不緊急發起私人募資。靠著少數捐款人與教職員工的共同努力，他們才勉強維持運營至年底。

“這不是一個世界頂尖科研機構應有的運行方式。”陶哲軒寫道。

以下是文章全文，由DeepSeek翻譯、整理：

標題：我是一位獲獎數學家，特朗普剛剛削減了我的科研經費。

短短六個月內，美國的科研體系，這一曾令其在全球創新領域獨占鰲頭的重要支柱，正遭遇一場全面打擊。多個科研項目在執行過程中被突然叫停，新一代研究人員的獎學金大幅削減，聯邦資助的科研機構被剝奪了正常運轉所需的基本資源。

造成這一局面的，并非科學評審機制的結果，也非國會經過充分辯論后的決策，而是來自政治層面的突發指令。這些指令繞過了長期以來形成的規范程序，打亂了原本跨年度的科研安排，更嚴重的是，動搖了科研體系的獨立性基礎。

我并不是以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身份在發聲，而是作為一個親身經歷并深受這一科研生態塑造的從業者。雖然我在澳大利亞長大，但從小便深受美國的科學與文化熏陶。是《芝麻街》教會了我數數；是卡爾·薩根的《宇宙》點燃了我對自然世界的好奇心；而美國數學協會的書籍，則加深了我對數學的熱愛。

這條路最終將我從澳大利亞的本科學習引向了普林斯頓的研究生教育，當時我獲得了富布賴特獎學金資助。之后，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從事博士后研究，并一直在這里教學、指導學生、開展科研，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這些年來，我親眼見證了聯邦政府持續投入，尤其是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等機構的資助如何推動高校、政府實驗室與工業界之間的協同合作。在我目前擔任特別項目主任的UCLA純粹與應用數學研究所（IPAM），也因為這樣的跨界合作，為諸多理論突破和實用技術奠定了基礎。例如，我自己在IPAM的研究工作，便曾直接推動了一種新型算法的誕生，這一算法如今已能將核磁共振（MRI）掃描的時間縮短至原來的十分之一。

這正是我選擇美國作為第二故鄉的原因所在：在這里，科學被視為一種公共財富，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可以匯聚一堂，為共同的科學事業貢獻智慧與熱情。

七十多年來，美國早已習慣于在STEM領域（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中扮演全球超級大國的角色。世界上許多最具才華的頭腦選擇在這里求學、工作，甚至長期定居。

有些人是為了逃離戰亂或政治動蕩的故鄉，而更多人（包括我在內）則是被美國科研環境的活力、穩定性與資源優勢所吸引，以及由此所孕育出的無限可能。

正因如此，美國成為了當代眾多科學突破與技術進步的源頭，許多新興的交流方式、疾病治療手段、能源效率提升方案，乃至改善日常生活質量的創新，美國人往往都是最早受益的一群。

而我所從事的數學領域，在這一過程中雖然低調，卻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聯結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使我們能夠高精度地建模與解析各種復雜系統，是現代科研不可或缺的基礎支撐。

并非每一項科學實驗都能帶來突破性的發現，也不是每一個模型預測都能與現實完全吻合，更不是每一條理論探索的路徑都能轉化為實際應用。但這種失敗的可能性（或至少是“得出負面結果”的可能性），本身就是科學探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相比于在現實世界中因技術失誤而釀成災難，我們當然更愿意在實驗室里、計算機模擬中，甚至僅僅是在紙面上，就預見技術的利弊與局限，哪怕結論是失敗，這樣的“負成果”同樣是寶貴的科學進展。

盡管外部歷史事件，如納粹德國和前蘇聯的科學家大量流亡海外，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國在科研領域的領先地位，但同樣重要、甚至更為根本的推動力，是美國聯邦政府在基礎科學領域持續、跨黨派的公共投資。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于1950年的設立，正是這種理念的集中體現：將基礎科學視為一項公共利益，值得國家長期支持。

多年來，這一體系逐步形成并不斷優化，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公立與私立高校負責聘請學術人員，承擔教學與科研任務；聯邦科研機構則以科學評審為主要依據，向高校及政府研究人員提供科研經費，既推動科學知識的積累，也用于培養下一代科學人才；與此同時，私營企業則投入研發資源，將這些科研成果轉化為可商業化的技術與產品。

歷屆政府或國會雖可能調整聯邦科研體系的經費規模或優先方向，但長期以來已形成一項共識：凡此種變動都應當以審慎的態度、依循合法程序推進，確保科研工作的連貫與穩定，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干擾。對于往往持續多年的科研項目而言，這種穩健性尤為關鍵，畢竟無論是規劃預算、還是招募學生與研究人員，都需要明確且可預期的支持環境。

此外，政策制定者雖然負責為科研制定宏觀目標，但資源的具體分配卻應主要以擁有專業背景的同行評審為依據，而非缺乏科學素養的政治任命者憑一己主觀判斷作最終決策。這一點也在科研界獲得了普遍認同。

正是在這樣一個健康而高效的科研生態體系中，我度過了職業生涯的諸多階段：從一次次聯邦科研經費的申請（無論成功與否），到參與聯邦資助項目以及給同行的科研提案做評審，再到在拜登政府期間擔任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成員，這一切都讓我深切體會到了該體系所帶來的良性運作與裨益。

令人震驚且難以置信的是，新一屆政府僅僅在上任的頭六個月，就有意對這一科研生態體系幾乎所有的支柱展開打擊并予以削弱。各類行政命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規模取消或暫停了聯邦科研經費支持，導致數十億美元規模的研究項目和實驗被迫中斷。而這并非基于任何對項目本身負面的科學評估，反倒是出于一些看似隨意的理由。舉例而言，原先在申請書中出現了一個關鍵信息或詞匯，事后被政府視作“不可接受”，就成為撤銷至關重要經費的借口。

這些聯邦措施往往缺乏應有的正當程序保障，例如被指控存在科研失當時，研究者通常無權做出回應。更進一步，政府動用龐大的行政力量，強迫大學修改內部政策以配合其優先議程，公然違背了美國長期以來崇尚的有限政府和私人自由傳統。與此同時，許多公共科研數據庫和資源在聯邦科學機構的網站上悄然下架，通常也無任何解釋。再加上聯邦移民政策的調整，令在美學習或工作的外國科學家愈發難以更新簽證或返回美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就連正常從事研究工作也會受到不必要的審查。

這已遠非一次尋常的政策轉向，而是在刻意瓦解歷代以來支撐美國科學事業的制度、經費與自由環境，對學術界造成深遠且持久的沖擊。

UCLA 已經在這些舉措的層層疊加沖擊下備受打擊，盡管它并非唯一受影響的機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大幅壓縮了多項關鍵獎學金和研究資助項目，原本用來培養與激勵新一代頂尖科學家的渠道因此被削弱，致使許多學生和博士后失去了以往幾代人都能獲得的寶貴早期職業機會。

此前已經獲批、并正在向科研項目撥款用于雇用學生和研究人員的經費，也被突然延期或暫停。在部分案例中，通過快速提起法律訴訟，法院判令部分恢復了這些資金支持；但這種被迫的中斷依然可能造成數據采集或與受試者溝通方面的嚴重缺口。

我本人用于支持研究生們科研和差旅費用的研究經費，以及我自己暑期一個月的研究補貼，都在最近對 UCLA 的一系列舉措中遭到暫停。我暫時優先保障了研究生的暑期經費，讓他們免受立馬的沖擊，但我自己已經開展的研究尚未得到預期的補貼。

比起這個更為嚴峻的是，IPAM（數學與應用數學研究所）面臨的生存危機：它原本已經從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獲得了對現有項目延續五年的初步批準，并將依賴這筆資助繼續在新學年開展各種項目和研討會；然而，最近的行政行動卻突然切斷了它所有的資金來源，包括其尚未動用的剩余資金。

所幸研究所的各位主管和工作人員在過去幾周緊急募款，同一些慷慨的私人捐助者攜手努力，才勉強讓研究所得以繼續運轉到至少今年年底。然而，依靠這種方式來維系一所世界級的科研機構，終究并非長久之計。

聯邦資助當然是一種特權，但非權利。根據憲法，國會確有權決定公共資金和資源的預算安排與使用規則。然而，許多當前的行政舉措并未等待國會的明確批準，甚至連最基本的默許都未獲得，有些做法甚至直接無視了國會過去依法設立的撥款授權。

就整個聯邦政府的龐大規模而言，用于支持科學研究的經費其實并不算高。以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下屬的數學與物理科學司（MPS）為例，它雖是NSF內部規模最大的部門之一，但其年預算也僅約為17億美元。這個數字看似可觀，直到我們換個角度來理解：這筆錢平均到每一位美國公民身上，每人每年不過五美元左右，占整個聯邦預算的比例甚至還不到千分之一。

如此微薄的投入，卻支撐著全美在基礎科研方面的核心能力。而如今，這份投入本就有限，卻仍面臨任意削減甚至繞過正常預算程序的風險，這無疑對科研生態構成了嚴峻挑戰。

至關重要的是，公眾從科研經費所支持的研究成果中獲得的回報，遠遠超過了最初的投入，而這些成果并非被專利壁壘或商業機密封鎖，而是以開放共享的形式，惠及所有人。

今天，我們早已習慣于能夠精準預測極端天氣路徑、在全國范圍內高效導航，或在互聯網上安全完成金融交易。然而，這些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便利，其背后所依賴的基礎設施、科學原理與技術手段，歸根結底都源自過去在基礎科學領域，包括數學，長期、穩健的研究積累，而這些研究往往正是由聯邦科研機構在早年所作出的明智投資所促成。

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mRNA新冠疫苗的迅速研發與成功問世。這項拯救了無數生命的技術突破，是多方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其中包括2020至2021年特朗普政府發起的“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以及科學界在mRNA結構與其在免疫反應中作用方面長達數十年的基礎研究積累。沒有這些長期的科研投入，就不可能有今天這類關鍵技術的迅速落地。

然而，如今的政府對那些著眼于國家長遠利益的呼吁，比如發展未來關鍵技術，或培養下一代科學領軍人才等等，已是充耳不聞。在他們眼中，科學賴以立身的獨立性與基于數據得出的結論，若與既定的政治意識形態相左，便不再是可貴的參考，而是對權力集中與話語控制的威脅。

這種態度不僅催生出近乎荒誕的場景。比如，為了與總統的一條推文保持一致，竟有人手動修改NOAA（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發布的颶風預報圖，用馬克筆畫出一個新的路徑圈；更嚴重的是，它讓政府在面對真正危機時，選擇無視最有分量的科學建議。

無論是氣候災害、新發疫情，還是食物與飲水安全所面臨的潛在威脅，這一政府都執意盲目行事，拒絕借助科學的燈塔來導航未來。

面對當前這場似乎無休止的攻擊：既針對科研經費，也動搖著科學賴以生存的基本原則。我們每一個普通公民能做些什么？

傳統的政治參與方式，如寫信給國會議員，或許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在積累之下，依然可能影響未來國會在科研撥款與立法方面的決策。公眾對科研機構和組織表達的支持，無論是資金援助、實物捐贈，還是簡單的一句鼓勵，都是極為珍貴的。在最近一次科研經費危機中，許多人主動聯系我表示愿意幫助，這不僅極大地提振了我和同事們的士氣，也在實際層面為我們爭取到了一些關鍵資源，從而避免了局勢的全面失控。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展開更公開的討論：在當今世界，科學扮演怎樣的角色，具有什么樣的價值？我們不能讓那些反對科學基本價值的人掌握話語權，更不能任由他們的非常規行為逐漸變得“正常化”。

在過去相對平穩的年代，我曾安于將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研究、教學和學生指導工作上，對于更廣泛的政治辯論和社會倡議則選擇保持距離。但今天的環境已經變了，當連最基礎、最溫和的科研活動都可能遭遇政治干預與無端中斷，“置身事外”早已不再是一種可行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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