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十字會,從成立之初,就是為了救人。
1863年,瑞士日內瓦,一群人因為索爾費里諾血戰后遍地傷員而坐到一起,定下了“戰地救護不分敵我”的老規矩;再過幾十年,1904年,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支會立起來,中國自己的紅十字故事開了頭。時間、地點、起因,清清楚楚:1863,日內瓦;1904,上海;原因只是一個;救人。
可走到今天,救人的事卻常常挨罵。一次次風波,把“善意”裹上了玻璃紙,捐款人隔著看,看見了數字,看不見入口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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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北京遭遇特大暴雨,“杜蘇芮”北上后的水把門頭溝、房山推到新聞最前排。北京市紅十字會公開發起募捐;結果評論區炸了:有人發起“0.01元”捐款潮,邊捐邊寫“請務必交到災民手上”。平臺后來把最低額調到1元,噓聲還在。細節都留在當時的報道里:捐款目標600萬,最后到賬127萬;質疑點不止一個——物資采購單價、理事與企業身份交叉、活動經費與慰問支出不對稱。這些截圖和數字,在那幾天刷屏過。
“是不是舊賬太多?”往回翻,確實一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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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郭美美”在微博炫富,自稱與紅會有關。那年夏天,網民信任急轉直下;媒體寫滿了“跑車”“名牌包”的關鍵詞;紅會辟謠、道歉、整改,還是止不住質疑外溢。三年后她因賭球等事被抓、承認與紅會無關,公關火并沒滅。那次危機的后勁一直拖到后來每一輪災情。
2013年5月,又一根刺:2008年汶川義拍的84.72萬元×100這個量級(準確說是8472萬元),由百余位藝術家捐出,原定用于震后重建;幾年后被追問去向,紅會公開承認這筆錢轉投“博愛家園”項目,并致歉。程序上沒經過“捐贈人同意”,這點最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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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陜西漢中紅會案:法院查明,來自捐贈專戶的上千萬公款被多次挪用,有人為了公司驗資周轉,支票在專戶與企業之間游走;背后的漏洞是“專戶無人看、無專職財務”。時間線、金額、判決書編號,后來都公開過。
2018年,云南普洱又爆出“出納案”:李艷萍,8年間把救災款挪做私用,累計247萬元,主要花在購物、美容上;案發前歸還一半,剩下的被認定“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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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物資層面的“難看”。2021年山西水災后的救援,2023年7月稷山縣荊平村被曝“面粉、泡面被棄在山溝”;當地回應:部分物資接收時已臨期、群眾不要舊衣,長期滯庫未妥處,相關責任人被處分。再往前,2014年四川三臺縣清庫時清出“霉變救災物資”,官方稱“工作失誤”,負責人停職。堆積、過期、轉儲——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把一份好心熬成心酸。
與此同時,網絡慈善也在翻車。2020年,“吳花燕”事件沖上熱搜:社會捐出的巨款沒有即時全額劃撥到人,承辦慈善會回應“按需支付”,但她最終離世,“僅轉2萬元”的細節,讓平臺與善款托管方式被擺上了放大鏡。
但是世界上也確有另一張紅十字的臉:戰場與洪水邊的那一張。2023年8月,北方洪災時,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調配2000萬元支援京津冀安置與重建;2025年5月,官方口徑披露全國已建成1000余支專業救援隊、約10萬人;截至2025年初,“博愛通”系統統計的各級紅會物資接受與管理額累計超3億元。它們沒有抹掉前文的瑕疵,卻證明“有人在干活”,而且在規模化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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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巧合?每逢災情,紅會總要先過“公信力大考”。
是不是定律?每過一輪風波,紅會總要再端一遍“公開、透明、外部監督”的教科書。
細節決定方向。把“看得見”的細節擺上臺面,才有可能重新握手。
比如,錢從哪來、到哪去、什么時候到、到了誰手上,一頁就寫完;改了就標注時間與理由。
比如,車、房、會務、差旅,一年一度集中公示,配電子發票號與報銷單影印件,讓質疑者能對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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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理事與捐贈企業的交叉關系,主動披露:誰是誰的股東、親屬、顧問;回避機制怎么觸發、誰來監督。
比如,倉庫與保質期,把“到期換流”“跨省調撥”的規則與執行日歷掛出來,一箱泡面走過的路,公眾能在網頁上“跟蹤到門口”。
比如,項目全流程直播:簽收、裝車、發放、回單,手機就能看,有斷點就解釋,有變更就留痕。
講這些,不是替誰洗地,是替“救人”兩個字撐腰。因為只要留一條縫,善意或會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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