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究竟是科學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醫話題常常會引發國人的熱烈討論。

大多數中國人將中醫視為中華文明的瑰寶，擁有數千年的文化積淀和獨特的診療思路，理應在中國社會占據一席之地；而包括筆者在內的另一部分人，則對中醫的科學性提出質疑，認為其理論體系難以被現代科學證實，與現代醫學在評價體系、驗證標準上存在根本性差異。

回顧近百年來有關中醫的爭論，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現實：中醫在我國得以全面存續和發展，依靠的更多不是科學，而是一系列遠超于現代醫學的特殊待遇——從法律保護到教育推行，再到經濟補貼和輿論環境，中醫在國內的“保護罩”越筑越堅固。這不是科學的勝利，而是多重非科學因素共同塑造的結果。

在法律層面，中醫和中藥擁有現代醫學說不具有的“特權”。

2016年12月，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文化傳播和中藥傳承方面對中醫藥進行保護。

2020年，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了關于對《北京市中醫藥條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的公告，其第三十六條規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或行為詆毀、污蔑中醫藥。”第五十四條規定“違反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詆毀、污蔑中醫藥，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這種異乎尋常的保護，使中醫免受公開質疑或科學審視的壓力。不僅如此，相關法案還鼓勵各級政府為中醫藥產業的發展提供資金與政策支持，要求各地推動中醫“走出去”。

可以說，從立法到地方政策的落地，中醫藥被放置在了一個免批評、免試錯的“真空保護層”中。這種保護機制看似穩固了民族醫學的文化基石，實則為實證科學的批評與校正關上了大門，使得“科學爭議”變得尷尬而無解。

與現代醫學相比，這種特殊待遇尤為明顯。在全球公認的新藥研發流程里，隨機對照試驗、安慰劑對照、長期隨訪、機制解釋等標準都不可或缺。而絕大多數中藥產品上市流程卻極為寬松，不僅無需像西藥那樣耗費巨資完成多期臨床試驗，甚至如“經典名方”還可享受簡易快速審批通道（參見前文）。比如，只要有清晰的傳統文獻記載、有一段沿用史，就可以獲批上市。這意味著，一大批中成藥繞開了現代醫學的臨床驗證門檻，進入了市場，既能享受醫保支持，又幾乎沒有被淘汰的風險。科學評價體系對中醫藥來說形同虛設，反而立法“保駕護航”，導致行業內部缺少壓力，外部也難以形成健康的競爭。

在教育層面，中醫藥同樣處在資源傾斜的特權地帶。

全國范圍設有龐大的中醫藥院校體系，中醫專業學生可以依靠國家計劃錄取進入高校、碩博連讀深造，而在現代醫學領域的課程體系卻被相對壓縮調整。此外，中醫藥內容早已進入義務教育課本，許多中小學生自幼被灌輸“中醫是國粹，世界獨一無二”的觀念（參見前文）。

在社會宣傳中，主流媒體長期調動民族自信情緒，將中醫包裝成國學、民族自豪感的載體。而對中醫提出科學檢驗的聲音往往被邊緣化、標簽化，甚至一度與“辱華”掛鉤。被不斷強調的“文化屬性”遮蔽了理性檢驗的空間。

經濟因素也是中醫得以特殊發展的重要推手。

自2009年新一輪醫改以來，國家對中醫和中藥企業的財政補貼逐年遞增。許多中成藥被納入醫保報銷目錄，不僅拉動了市場需求，也為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收入來源。在2024年底的全國中成藥集采中，被納入的中成藥創紀錄地達到95種，包括多款中藥注射液。（參見前文）

山東、廣東、四川等地甚至出臺了專項政策，優先采購中藥制品，建立中藥材現代化流通平臺。政策的導向效應讓整個行業既可享受資本的熱捧，又可以規避科學風險。即使遇到某些中藥品種因安全性遭受國際市場質疑——如被歐美下架、限制進口，國內仍有堅固的政策壁壘保證其生存空間。（參見前文以及）許多企業發展成為地方經濟支柱，更加依賴政策紅利，而非科學創新。

在社會氛圍上，中醫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無論是政府主導的“中醫振興工程”，還是每年堅持舉辦的“世界中醫藥大會”，都在將中醫塑造成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只要輿論場上出現“質疑中醫”或者“中藥療效被曝光”之類的話題，就會有龐大的支持人群以民族情感為號召反擊異見。雖然在現代醫學界有這樣的共識：醫學歸根結底只看療效和安全性，不應有文化、民族、歷史等外部價值綁架，然而在我國，這個樸素原則卻在中醫的話題上失效了。

有人會問：按你這么說，難道中醫真的一無是處，只能靠特權維生嗎？

事實上，以筆者為代表的中醫質疑者并非一刀切地否定中醫體系下的經驗積累和部分療法對特定疾病的作用。民間醫術、草藥記載，是無數代人長久觀察和試錯留下的財富，然而，從現代醫學體系的視角來看，只有經得住嚴格科學驗證的療法才能在醫學體系內流傳和推廣，否則，即便是最悠久的處方、最權威的經書，也只能作為歷史文獻而不能替代現行醫療指南。這一觀點在中國長期無法落地，中醫行業得以用“政策護身符”免于被科學篩查，反而把精力花在了爭取政策資源、塑造正面形象、打擊批評聲音上。

此種現象并非我國獨有，從歷史看，任何一種醫學體系的存亡都依賴于兩個因素：一是療效，二是社會支持。中醫在療效上缺乏和現代醫學對等的科學證據，卻能依靠政策、話語權、法律屏障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持。某種意義上，這不僅造就了中醫在醫療體系中的特殊“生態位”，也造就了一個無法打破的“循環”：特權越多，創新動力越弱，科學檢驗越難，制度壁壘越厚。

這種以內外保護為主導的模式，是否真的有助于中醫的發展？答案見仁見智。支持者認為，保護中醫藥是對民族文化遺產的捍衛；批評者則認為，保護中醫藥是不公平的資源分配，放縱了偽科學甚至假藥流行。歸根結底，中醫能否走向世界、被學術共同體接受，最終仍需接受嚴格的科學試驗和有效性評估。任何醫學體系，只有在創新、開放和實證中淬煉，才真正能服務于社會大眾健康。

筆者認為，只要中國的制度環境繼續以法律、政策、財政等多重“紅利”呵護中醫，本質上就無法構建公平的醫學創新土壤。這不僅降低了行業內部的自我糾錯能力，也削弱了社會對“科學商榷”應有的包容度。文化自信當然值得鼓勵，但盲目的文化特權只會讓真正的創新者裹足不前。只有將中醫送回到與其他醫學體系同等的地位，才有可能真正分辨這門傳統醫學中的精華與糟粕。

總之，中醫在中國數十年來的持續擴張與繁榮，很大部分得益于來自法律、政策、教育和經濟上的特殊支持，而非醫學科學本身的進步。這一環境塑造了一種強大的“特權壁壘”，讓中醫行業能遠離質疑與挑戰，在保護傘下野蠻生長。對于以科學為根基的醫學事業來說，只有跳出特權的保護，才能讓中醫真正釋放其價值——那就是讓科學、實踐、創新而非特權來決定其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