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多維審視與未來進路

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多維審視與未來進路

王志強 張海軍

［摘　要］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科學性與適應性決定著人才集聚與培養、知識創新及科研成果產出的效果。當前，嵌置于復雜系統的日益體系化多樣化的學科發展已經從簡單純粹的知識發展邏輯轉向多元要素的規制，這使得高校學科設置調整既要充分考量資源汲取的時代面向與主體期待，也要遵循內在運行機理及整合多元需求。學科設置調整需要從教育外部、內外交叉及內部要求三個維度充分考量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科教融 匯創新以及建成教育強國的時代需求，立足學科發展規律和實際需求處理好動與靜、點與面、類與型、內與外、權與責五大關系。從現實來看，我國高校學科設置在滿足發展需求、打造學科集群、凸顯發展特色、提升開放程度、健全治理結構等方面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困境。高校學科設置調整可圍繞“組織管理—理念確立—制度構建—動力支持—效能轉化” 的框架優化發展路徑，帶動形成具有內在聯系和有序發展的高質量學科體系。

［關 鍵 詞］學科設置調整；人才培養模式；多維審視；未來路徑

［作者簡介］王志強，廣東省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廣州　 510035）；張海軍，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北京　100088）

學科是以知識領域劃分為基礎而集成的功能單位，高校學科設置調整是政府、高校等主體基于特定需求進行的“設置—建設—評價—調整—再設置”的復雜過程，規制著高等教育的組織架構與功能顯示。在內部規律與外部要求多元要素共同交織而成的發展場域中，學科設置調整作為體系形成的先行條件 而決定著人才集聚與培養、知識創新及科研成果產出的效果，在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方面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和《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均提出“建立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第二次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要“完善高校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把推進學科設置調整視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內容，把機制建設作為決定學科設置調整成效的關鍵基礎。

隨著我國對學科設置調整內在規律研究與實踐探索的日漸深入，尤其是學科設置自主權的逐漸下放，學科設置調整工作取得不少成效。一批高校和學科逐步進入世界一流行列，學科結構不斷優化，以學科設置調整為基礎而產出的高素質人才及高層次科研成果正在支撐我國打造全面創新體系從而助推中國式現代化。有學者從政策變遷的角度來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學科結構的歷史演化，提出“應用邏輯和學科邏輯的同構共生是未來學科結構調整的發展趨勢也是實現知識體系重構的變革取向”［1］。當前，我國高校學科設置調整還存在不少問題，如追求中短期績效的功利化傾向，導致部分高校無意關注理工科基礎學科專業的設置；［2］存在劃分過細、學科交叉融合不足、學科全而不強、大而不強等情況；［3］缺乏明確指導，在選擇學科方向時容易產生趨同及追隨熱門的趨勢；［4］高校學科專業設置在響應經濟社會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革新時，存在明顯的遲滯 現象；［5］面向國際和市場開放辦學的程度仍需提升［6］。機制建設在學科設置調整中至關重要，有學者提出，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優化要彰顯服務國家發展的貢獻導向、強化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推進學科交叉融合縱深發展、錨定學科特色謀求突破，［7］以數字化賦能學科群落生態的形成與機制構建，［8］著力發揮國家在學科設置中戰略引領者、規則設置者、運行糾偏者的角色［9］。

學科設置調整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考慮政策層面全局規劃和以產業為核心的經濟發展趨勢，也要觀照教育、科技、人才等創新要素的基本要求。置身大變革大調整時代的學科設置調整面臨著更加紛繁復雜的形勢要求，從現實來看，在研究層面對于學科設置內在邏輯關系的探討還需要持續深入， 實踐層面學科設置調整水平尚未完全適應現實需求。現實之困需充分把握當前及未來我國學科設置調整的時代場景與總體要求，解析學科設置調整中需要厘清或依循的內在關系，以前瞻性策略提升學科設置調整的系統性和科學性。

一、推動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時代吁求

作為知識發展與社會需求共同擁躉而生的現代高校學科，需要與科技創新、產業變革、教育發展等時代命題主動適應、緊密結合才能獲得自身發展的源頭、動力和空間。面對新戰略新形勢新要求，需要從教育外部、內外交叉及內部要求三個維度深入分析學科設置調整面臨的時代境遇與牽引動力，既考慮外部宏觀的生存場域訴求，也要從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發展的共軛視角加以考量，同時立足教育自身戰略訴求進行布局調整，在響應時代之需中獲取發展的動力與資源。

（一）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外部引領

改革開放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以人口紅利驅動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繁榮增長并迎頭趕上世界發展步伐，但也存在著發展嚴重依賴土地、勞動力等傳統生產要素，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的困境。21世紀以來，發達國家相繼提出了“再工業化”的戰略，試圖優先發展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興產業以帶動產業轉型升級，這是“因為在朝陽產 中具有科技強勢的國家更容易從遞增的收益中獲益，這反過來使其得以擴展技術與生產能力”［10］。世界形勢與國際政策的大變革大調整及內在的產業結構性矛盾，促使經濟全球化框架內的中國重新思考、探索與部署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路徑，以謀求在新一輪全球分工和產業結構調整中占據優勢地位，“擺脫傳統的粗放型高速增長態勢，進入高效率、低成本的集約型、可持續的穩態中高速增長階段”的“關鍵在于經濟結構與產業轉型升級”［11］。基于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和國家發展階段的戰略考量，加快發展方式、結構和動力優化及轉換從而推進高質量發展成為新時代重要的戰略目標和主題主線。

應用性是高等教育發展合理性的重要基礎。工業革命以來，高等教育憑借其在創新體系建設中的卓越表現，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動力和支撐。學科是高校實現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等職能的主要載體，當今時代的學科發展邏輯已經從簡單的知識邏輯轉向政府、高校、市場、社會等多主體參與的復雜邏輯。學科發展既要深掘編排自己獨立的話語體系和研究范式，又要強調不同學科基于知識交叉聯動而形成協同創新的群落，還要在跨社會的宏大系統情境中建立多樣密切的聯系以尋求發展資源和創新機遇。因此，無論是從“能為”的擔當層面還是“需為”的發展立場，建立面向時代需求的高校學科體系都應關注經濟高質 量發展所提出的需求，瞄準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等現實要求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學科集群，著力圍繞未來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需求推進學科設置調整。

（二）科教融匯創新成為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交叉動因

當前，以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融合化和綠色化為主要特征，以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技術等為核心內容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深入發展并將重塑全球競爭新格局。新科技革命一方面依賴于教育所提供的人才和科研成果資源，另一方面也極大地改變著教育發展的自身形態以及所依賴的外部場域，由科技革命而引致的新興產業的出現與迭代以及傳統產業的退場或轉型在深層次上影響著社會職業類型及層次的變化，從而對人才供給及高校科技產出類型提出新的要求。教育、科技、人才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高 校根據科技進步要求設置相關學科專業并及時進行優化，培養高素質專業人才，將科技與人才工作有效連接［12］，因此，未來的重要任務是把教育體系與創新體系充分整合［13］。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關鍵在于實現科技與教育的融匯與貫通，以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等優質科研資源的互補互動為基本保障，著力促進優質科研資源轉化為教學資源，成為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硬件保障［14］，同時通過科教融匯形成有利于各類創新平臺建設、成果轉移轉化的良好生態系統。

學科設置調整關系到人才培養的規模、層次與類型以及高校科研創新平臺的類型與成果產出，學科設置與科技創新的適配程度 既決定著創新體系建設的成效，也決定著畢業生的就業狀況以及高校發展資源的獲取力。從國際經驗和實踐邏輯來看，個人和企業在某些創新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但醞釀和傳播技術變革的過程是一個各種學科與機構彼此互動交織的復雜網絡［15］，這從硅谷、紐約、波士頓、慕尼黑、巴黎、東京等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歷程和未來規劃中可見一斑。美國政府2023年認定的31個區域創新和技術中心（Reg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其中10所大學分別領銜開展所在州的科技創新集群建設；德國的“卓越計劃”中，十分重視大學相關學科與所在區域的創新主體組成卓越集群（Exzellenzcluster）協同發展。在科教融匯創新背景下，學科設置調整一方面要把科技創新作為工具，充分利用新科技成果來預測未來學科的設置規模、類型以及建設重點；另一方面，要把科技創新作為目標，深刻洞悉科技革命所帶來的經濟社會變革以及人才類型需求，緊密結合國家及所在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的方向和重點，通過及時有效的學科設置調整回應現實需求。

（三）建成教育強國成為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內在依循

建成教育強國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需要。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闡釋了教育強國的科學內涵和基本路徑等，為建設教育強國指明了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應當具有強大的思政引領力、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民生保障力、社會協同力、國際影響力，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有力支撐。建成教育強國是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教育工作的總目標，是教育各組成部分和要素謀篇布局及改革創新的關鍵指引。高等教育是教育體系的龍頭，作為高校基本組織單元的學科，其設置調整也必然需要以教育強國的內涵、特性以及戰略任務等為指引，以內在要素變革助推教育強國建設扎實推進。

學科設置調整需要充分把握建成教育強國的內涵要求，把思政引領力、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民生保障力、社會協同力、國影響力等的價值導向和落實舉措充分融入學科設置調整的各個方面。在教育強國建設的內涵引領下，學科設置調整需要注重思政學科布局與發展，加大人文與科技交叉學科設置力度，助推人文素養與科技素養融合發展，提升思政引領力；緊密對接科技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人才需求，優化學科結構和提升學科水平，建立學科發展與人才培養互動反哺機制，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加強高水平人才自主培養能力，利用學科平臺引育和集聚各級各類人才，打造高水平專業化師資隊伍，通過學科設置調整助力全面提升人才競爭力。在學科設置調整中胸懷“國之大者”，堅持“四個面向”，結合國家和區域科技發展需求加大知識創新與供給，提升科技創新水平和成果轉化能力，著力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新質科技服務，在服務創新驅動發展中提升科技支撐力。學科設置調整要立足提升民生保障力的核心需求，關注弱勢群體、落后地區教育發展需求，結合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著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高質量教育發展的需求，積極響應就業、收入、文化體育、健康、養老和社保等民生保障方面的現實需要。在學科設置調整中深入分析參與主體和利益主體，充分發揮政府、科研院所、行業企業以及其他各類組織的積極性，突出產教融合及科教融匯，加大學科交叉和交叉學科的支持力度，以學科共建助力提升教育的社會協同力。以國際開放的視野推進學科設置調整，面向國際發展趨勢研判學科建設的需求和動向，加快設立面向國際前沿具有前瞻性、引領性的學科，立足中國實際并積極汲取國際學科設置調整的先進經驗，推進人員、平臺、知識等學科關鍵要素的交流合作 以學科的國際適應性和引領力提升教育的國際影響力。

二、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多維審視

高等教育發展所依賴的內外條件變化需要高校在學科設置調整方面作出及時響應。從內在邏輯來看，學科設置調整需要以高質量發展、創新體系建設與建成教育強國為關鍵面向，處理好“調整什么—如何進行—誰來操作”等方面的問題，而這既需要處理好動與靜這一“調整什么”的先行基礎，也需要分析點與面、類與型、內與外等“如何進行”的具體策略，還需要關注權與責這一“誰來操作”的主體性問題。

（一）動與靜：統籌好外部要求與內在規律的關系

從歷史維度來看，學科設置是在不斷滿足社會需求的過程中持續演進的。古典時期的大學主要設哲學學科，傳授學生文法、修辭和雄辯術，培養社會發展所需的具有文化知識的世俗政權管理和宗教人士；中世紀大學時期，大學主要設置文、法、神、醫四類學科，分別解決人的精神、肉體和社會管理等問題；近現代大學時期，伴隨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發展，理工類和經管類等與科技、產業發展關系緊密的學科逐漸興起，可見，高校學科正是在長期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獲得合理及合法性地位的。從現實維度看，深嵌于經濟社會發展土壤中的高等教育正以更加積極的姿態適應與引領未來全球經濟調整與新一輪科技革命。雖然到目前為止區域高校學科發展與產業領域還保持相對獨立和明顯界限，但 任務的拓展與功能的延伸已相當明顯并日益加深，外部經濟社會的需求已經與知識發展需求同樣重要地成為學科發展的依據。

以知識體系構建為基礎而構成特定的學術門類是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內在規律，對學科內在規律的遵循也有利于創新螺旋結構 的高等教育通過提升水平更好地反哺外部需求。無論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科教交叉融匯還是建成教育強國的時代需求，都需要政府及高校通過學科設置調整提供人才支撐和創 新驅動，而在學科設置調整的實操層面需要遵循規律和分門別類。這是因為一方面，“學科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時間為一個學科的知識積累、網絡構建、人員繁衍提供必要的延展與生長空間”［16］，應用學科和交叉學科如此，基礎學科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通過文理工藝醫等學科縱深發展及橫向聯通 有助于推進復合型創新型人才培養、科研成果的迭代產出以及在復雜場景的應用。當前，在經濟主義、管理主義和績效主義的裹挾 下，高等教育急速變革的功利化現象也引起不少擔憂。有學者認為，在高等教育領域中“改革”成為一種時尚或運動，不少改革經常是權宜之計或應急之舉［17］。這一現象在學科領域的映射突出表現為設置調整的急功近利，基礎學科的式微、人文學科的萎縮、交叉學科的無序盲目擴張，不加克制地將市場調節引入高校學科專業動態調整可能會帶來忽視知識生成的泡沫化風險［18］，從而動搖學科面向創新體系設置調整與建設的根本。因此，嵌置于復雜系統的日益體系化多樣化的 高校學科設置調整既需要充分考量資源汲取 的時代面向與主體期待，也要遵循內在運行 機理及整合多元需求，通過分門別類與動靜 相宜相結合提升學科設置調整的科學性與適 應性。

（二）點與面：處理好“多而全”與“少而精”的關系

國家發展戰略對學科設置調整的布局結構提出要求，而滿足要求則需要作為支撐單元的高校作出具體響應。“點”的集中突破還是“面”的多元布局既與辦學歷史有關，也與學校類型定位以及未來規劃等緊密相關，實質是高校在學科設置中是追求“多而全”還是“少而精”的問題。從國際經驗來看，辦學水 平較高且經費多樣的研究型大學所開設的學科數量并不多且較為綜合，而面向地方以培養學生為主的應用型大學卻經營著數量龐大的學科專業。在學科發展中，學院是最重要的主體［19］，學院的設置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著學科設置規模以及綜合程度。從我國的C9大學來看，獨立設置的二級院系普遍在30個以上，個別甚至達到50個，學科設置的數量更加廣泛且基于行政化獨立建制的傾向更為突出。“考察世界各國大學的組織架構，遵循學科邏輯已然成為學院設置的基本共識。”［20］美國的哈佛大學在本科生院、繼續教育學院之外，設有12個專業學院及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斯坦福大學設有7個學院；麻省理工學院有6個學院。德國的慕尼黑工業大學自建校以來，學院數量一直保持在10個左右，近年來又整合成為7個跨學科交叉學院。（見下表）

在高等教育評價體系指揮棒的牽引下，“追求多而全的綜合性院校成了全國高校共 同的辦學目標。這種學科相似、專業雷同的大而全辦學體系，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加劇了學生就業的壓力”［21］。這一觀點在未來高校學科設置調的全局規劃中需要予以重視。實際上，高校在自身學科設置上是追求“多而全”還是“少而精”并沒有絕對的價值衡量標準，因為“在復雜的環境中運作的復雜的 大學需要復雜的有區別的解決方法。一百所大學需要一百種解決方法。在大學主導的道路上，改革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一個尺寸適 合大家的心態”［22］。“大而全”有利于橫向交 叉融合，在學科交叉與加速創新方面具有優 勢；“少而精”有利于縱深推進，在實現重大突破與持續提升水平方面具有優勢。高校學科設置的多少可以基于兩方面進行考量：一方面是高校自身實際。學科設置調整本身是教師、學生、平臺、經費等資源重構的復雜過程，關系高校的發展方向以及改革創新、服務時代需求的成效，需要結合自身辦學的基礎尤其是資源狀況強化學科設置的科學論證，從而形成有助于學科集群建設的規劃布局。另一方面是高校身處的外部環境。當前對于高校學科建設成效的評價已經由傳統的發表計件導向轉向質量、特色和貢獻導向，而外部的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科技、產業等是學科設置和成長的關鍵支撐。這就需要高校根據自身定位和服務面向，充分分析經濟社會發展對學科設置的規模需求，以及區域內同層次 高校學科的設置情況，從支撐度和貢獻度的 角度統籌謀劃本校的學科設置數量。

（三）類與型：重視學科類別與層次的謀篇布局

學科設置的類與型是點與面的具體化，也即在根據辦學資源確定學科數量后，究竟布局哪一種學科。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從本質來看，對高校 進行分類實際上是關于學科設置類別與發展 水平以及由此而帶來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不同職能分化的歸集，這是因為“按照‘知識內在聯系’的分類關注到學科共性的知識基礎，將具有共性知識基礎的學科 歸并，作為分類的重要依據，既順應了知識生產方式轉型下的學科交叉融合趨勢，又能整體把握院校的學科特色”［23］。自2017年《教 育部關于“十三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 意見》提出“以人才培養定位為基礎，我國高等教育總體上可分為研究型、應用型和職業技能型三大類型”以來，這種從“型”的角度的分類方法已經成為我國高校分類的主流方式。這是因為，“研究型、應用型與職業技能型高校通過強化內在結構關聯，可以更好地提供人才結構支持，避免人才供給結構與人才需求結構錯位的現象”［24］。

學科設置調整的類與型既決定著學校發展的類型，又受到學校發展類型的規制與影響。“類”是由具有相同屬性的多種事物組成的集合，在高等教育語境中常指由學科設置而彰顯的學校類別屬性。通過設置調整而形成的學科類別關系到學校發展的總體方向與目標達成度，從這個意義上講，學科設置調整應該綜合分析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對于人才、知識和科技等的類別需求，引導學校明確在服務場域中的戰略定位，確定自身的發展理念和辦學目標，并在此基礎上基于問題解決和知識發展的邏輯構建自身的學科體系，推動學校向綜合、理工、人文、醫藥或體育藝術等的類別塑造。“型”更多的是反映事物的規格與性能，在高等教育領域可以理解為學校在承擔知識生產、傳播、轉化與應用等過程中的功能顯示。學科之“型”規制著學校發展的著力點，研究型更側重于知識的原始創新，需要更加積極地發展基礎學科并推進跨學科交叉融合，開展創新人才培養及博士研究生教育；應用型大學更加強調知識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對接，強調學科的復合性與應用性， 培養復合型應用型人才；技術技能型大學更加強調知識在行業企業生產一線的操作運用，更加注重精細化及專門性。在具體的應用場景中，政府或高校等關鍵主體需要分析現實基礎與未來趨勢，在“類”與“型”的交錯網格中找準學科設置調整的重點。

（四）內與外 ：立足自身而又放眼域外

在學科設置調整中考量點與面和類與型的關系，都需要關注學校的類型定位以及由 此而決定的服務面向。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內與外主要是由知識的無邊界以及人才市場的流動性決定的，遵循需求導向的學科設置調整需要及時關注并科學研判人才的區域流動。經濟發達、創新要素活躍的地區對于人才的吸納集聚能力較強，不但能夠有效消化本地區高校培養的各類人才，還可以吸納區域外高校學生就業。基于49003名京津滬“雙一流”高校畢業生就業流動數據分析可見，畢業生生源地為中西部地區的學生向經濟發達的一線城市中流動的特征仍然十分明顯。［25］對我國144所高校一流建設學科教師履歷的研究顯示，“北京、武漢、成都、廣州以及長三角地區的城市群成為博士畢業生學術就職的優選區位”［26］，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才流向及流動程度。

對于學科來講，“內”與“外”是多層次結構的邏輯關系，在學科設置調整層面更多強調的是在具有相對性的空間層面的規劃布局。空間的相對性體現在原本屬于外部的區域，如果放置在更宏觀層級的區域來看則屬于更高組織的內部構成，這就需要分析不同層類大學的影響力及輻射面。學科設置調整需要不同主體基于自身權限，從人才、科技成果等要素流動的視角來審視內與外的關系， 在國家層面需要研究在高質量發展、創新體系以及教育強國建設中對于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等資源要素的需求以及供給情況，站在世界與中國的框架中分析內外資源流通狀況，在此基礎上確定不同類型和層次學校空間布局結構以及學科設置調整目標規劃，從總體上解決高等教育供給不匹配、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在區域層面，需要“跳出區域看區 域”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供需結構，根據區位特點以及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的內外流通狀況構建發展常模，規劃設計本區域學科設置調整方案。在高校層面，需要以學校所處區位以及服務面向為基礎，分析區域內外、學校內外高等教育資源的供需結構，科學確立學科設置的點和面以及類與型。

（五）權與責：實現管理統籌權力與責任的相統一

學科設置調整是多主體運作之下的涉及多要素的系統性變革，需要明晰“誰來操作”這一重要問題，而厘清不同主體間權與責的邏輯關系至關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內，實行由國家統一制定的學科專業目錄制度，高校的學科專業被置于相對統一的框架內。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和結構復雜化，學科設置中的權責也在進行優化調整，總體上呈現出國家向地方政府和高校放權的改革趨向。2024年6月，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學位授予單位自主設置二級學科5034個，交叉學科878個①，學科設置權限的擴大使得高校對市場需求的 變化能夠作出更加靈活機動的反應。我國學科設置經歷了“計劃供給”模式向“市場供給”模式的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帶來的是學科設置中治理邏輯的深層次變化，從自上而下單向度的行政化剛性規制向國家調控、社會市場供需、高校自主定位等多元要素影響轉變，行政邏輯、市場邏輯、育人規律與辦學規律都在左右著學科的設置調整，但自上而下的特征仍然較為鮮明。［27］

學科設置調整中的權與責關系到誰來做、如何做及運行機制等基本問題。2023年，由教育部等多部門共同出臺的《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從總體上明確了學科設置調整的方向和重點，也構建了現代治理的基本框架。高等教育治理的現代化要求在設置調整過程中全面分析參與主體及其構成關系，基于不同利益的多方行動體通過動員、交流和部署一系列的想法、規則和資源來制定并實現共同的行動目標，以互動式治理實現權與責的內在統一。［28］一方面，國家需要基于總體戰略目標的實現和國際格局演變的趨勢，充分研判未來人口、科技、產業等需求，加強宏觀政策制訂，及時修訂學科專業目錄和建設標準，引導高校尤其是“雙一流”建設高校面向重大需求開展學科設置調整工作。同時，要合理建構學科“放權”和“收權”之間的張力和平衡機制，避免出現“放亂收死”的“魔咒”。［29］省級政府需要統籌區域內高校學科設置調整，從內外結合的宏觀視角做好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預測以及人才供給情況分析，指導并提升區域高校學科設置的科學性及適應性。另一方面，高校需要積極主動對接國家及區域現實需求，建立多元共治的學科調整機制，立足本校發展基礎和未來戰略構建學科集群，在學科設置調整中做好資源布局和調整，超前謀劃學科建設的思路和方案，形成學科集群與城市群互動共促的融合效應及有利于學科可持續發展的開放創新生態。［30］

三、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未來路徑

加快高校學科設置調整是優化布局結構、助力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支撐，既需要政府層面的統籌規劃，也需要高校的主動布局以及行業企業等主體的積極參與。提升高校 學科設置調整的科學性和適應性，需要根據實際正確處理學科設置調整的動與靜、點與面、類與型、內與外、權與責之間的關系，結合高校學科設置調整運行方式和機理，圍繞“組織管理—理念確立—制度構建—動力支持— 效能轉化”的框架構建及時響應的優化路徑， 帶動形成具有內在聯系和有序發展的高質量學科體系。

（一）優化組織管理并加強預測引導

高校學科設置調整影響因素多、影響面廣，需要通過有效的組織管理、科學穩慎地推進實現目標要求。首先，構建國家、省和高校等管理主體以及科研院所、行業企業等創新主體共同參與的組織框架。政府層面依據國家或區域發展需求，強化頂層設計和制度規劃，明確調整方向并加強宏觀統籌；高校層面依據自身發展基礎和重點，加強學科發展規劃并加快相關辦學資源調整優化，同時積極吸納科研院所、行業企業力量參與學科調整和建設，通過多元主體參與提升學科調整的科學性和適應性。其次，加強學科需求的預測與反饋。加強組織管理和指導需要建立在精準預測的基礎上，一方面，建立或委托專業化的機構，以多學科人才為基礎，打造專業化的研究隊伍，加強對未來科學技術和知識發展的分析研判，提升對學科發展的規律性認識。遵循學科發展的內在規律，從長遠發展來謀劃學科發展的譜系與路徑，破除重知識成果外在包裝的“經濟邏輯”和以行政權力捆綁學科群發展的“政治邏輯”而忽略學科群建 設內在規律之“學術邏輯”的錯置認識。［31］另一方面，加大多學科研究方法的應用，綜合研判未來政治、經濟、科技、人口、文化等發展趨勢，科學分析國家戰略布局、經濟社會發展、 人口變化及其對人才培養、科研創新等的需求，著力以行之有效的預測模型在把握內與外關系的基礎上精確預測人才需求的類型、層次與數量。將理論預測結果應用于實踐場景，在政府、企業和學校等相關利益者中進行充分論證和修改，將最終研究結果反饋給政府、學校和社會，通過多主體權與責的合理分配與協同，保證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二）圍繞分類發展確立發展理念

學科設置決定著高校的類型定位以及功能彰顯，因此推動分類發展是高校學科設置調整的關鍵依循和理念。高校學科設置需要樹立“面向需求、保持特色、爭創一流”的發展理念，既應面向未來調整優化，也要尊重和珍視歷史積淀。一方面，在國家層面建立高校分類發展框架，構建結構合理、層類分明的高 等教育體系，使高校在有分類參考依據的基礎上推進學科設置調整。通過政策調控、資源配置等方式引導不同類型高校樹牢分類發展理念并找準功能定位，充分把握綜合、理工、人文、農醫等不同高校之“類”，以及研究型大學、應用型大學和技術技能型大學等不同高校之“型”，構建適應新時代需求和自身 特色的學科體系。另一方面，引導高校摒棄以往求高、求大、求全等思維慣性，統籌把握學科設置調整中點與面的關系，根據學校定位和現實資源確定學科規模及重點方向，著力圍繞國家戰略指向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建設學科集群。運用分類評價法、大數據分析法和動態調整法等設計評價標準體系，綜合 應用各類資源配置手段進行引導不同類型高 校樹立需求導向和品牌意識，主動對接國家、地方以及行業企業發展需求，積極推進學科設置調整工作，實現學科發展與高校類型相統一。

（三）根據學科類別加強制度建設

學科建設是高校學科設置與調整的中間環節和重要依據，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是否調整以及調整什么，因此需要把學科建設成效擺在突出位置。處理好學科設置調整“動”與“靜”的關系，構建支持各類學科爭創一流的長效制度。一是健全支持基礎性學科長效發展的保護制度。樹立長遠意識和戰略思維，重視基礎學科在知識發展、科學進步以及文化繁榮等方面的戰略支撐作用，瞄準科學和知識前沿設置基礎性學科。改變“一刀切”式的科研周期管理，充分認識到基礎學科、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醫學學科對時間積累的更高要求。［32］遵循基礎性學科建設規律建立長效發展機制，在“雙一流”建設、重大項目申報等專項中對基礎性學科予以單列或傾斜支持，對基礎性學科在水平評價、教師考核、學生錄取、資源投入等方面建立符合實際的專門性制度體系，注重以長周期支持產出引領性成果。二是完善應用性學科快速響應需求制度。面向新興科技和產業發展，建立應用性學科審批設置的“綠色通道”，著力面向人工智能、數字科技、集成電路、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技術需求加快學科布局。同時在學科水平評價、教師考核、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建立應用導向的考評體系，完善學科預警與及時有序退出機制。三是推進學科交叉融合制度建設。把學科交叉融合作為驅動創新并占據未來世界制高點的關鍵之策，在學科設置調整中建立交叉學科支持和保護制度， 提升交叉學科設置規模和水平。建立基礎性學科與應用性學科融合交叉支持制度，打破學校傳統院系組織壁壘，以學院設置調整實現學科資源的優化重組和創新發展。突出校際學科協同和集聚效應，引導不同高校圍繞同一領域開展有組織的學科交叉融合。四是優化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制度，加快建立企業主導的產學研合作制度，以資源引導行業企業、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主動參與高校學科設置調整工作，以實際問題為紐帶加強人才培養和科研聯合攻關，提升學科建設水平。

（四）立足核心要素匯聚發展動力

從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高度認識學科發展規律，為學科設置調整提供系統性的動力。一是注重人才支撐，把人才作為推進學科發展的關鍵力量。一方面，提升學校管理者學科發展意識和能力，激發學校管理者面向國家戰略需求優化提升學科發展水平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另一方面，把教師隊伍視為推動學科發展的主體力量，面向學科建設需求引育高層次領軍人才和青年后備杰出人才，著力完善人才的發現、選拔、 培養和使用機制，形成高水平人才培養與學科建設的良性互動機制。二是注重科技賦能，把科技作為學科發展的重要推力。一方面，充分把握科技迭代加速的時代背景，及時把科技創新成果作為教育教學內容和科研重點，積極融入學科建設進程，使學科建設更具國際引領性；另一方面，運用科技成果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方式改造提升傳統學科、推進學科交叉融合和促進新興學科發展，使學科發展保持時代前沿性。三是注重評價牽引，加快建立以學科為重點的評估體系。委托具有權威性和獨立性的機構根據學校層次、類型和學科特點，按照國家及區域科技和 產業等發展需求，開展分類評估，政府利用評估結果進行資源尤其是資金引導，促進學科發展與國家戰略、科技發展需求內在銜接。

（五）回歸育人本質提升轉化效能

人才培養是學科設置的核心 ，處理好學科設置調整各類關系的旨歸在于提升育人成效。由國內外形勢變化而引起的國家戰略變革對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期盼，其本質是要求進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以產出社會需要的具有創新創業、復合應用和國際化等素養的人才，這就需要在學科設置調整中充分體現人才培養的核心地位，把學科設置調整的成效轉化為培育時代新人的現實成果。一是在設置調整目標上重視人才培養，根據高質量發展、創新體系以及教育強國建設等戰略部署對于人才培養的需求進行學科結構布局優化，把學生參與以及人才培養成效作為學科設置調整的重要依據。二是以學科發展豐富拓展育人資源，突出高質量、創新創業以及國際競爭等時代要求，樹立把學科成果轉化為教學資源的意識，以基礎學科、優勢學科建設成果提升教學內容的深度，著力推進課程的學科交叉融合，以跨學科、大平臺推動學科知識體系優化調整，在課程體系中增加面向國家發展戰略急需和科技發展的前沿交叉課程，通過選修制和學分制等形式，培養學生寬厚的學術基礎和廣博的視野。三是在育人途徑上堅持產教融合和科教融匯，把項目式學習作為打通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壁壘的重要途徑，注重把學科研究中的重大問題轉化為學生學習及研究的項目，培養學生的創新和應用能力，以學科建設助力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和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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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ary Adju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and Future Pathways

Wang Zhiqiang & Zhang Haijun

Abstract:Scientific and adaptive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alent aggregation and cultivatio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outcomes. Currently, the increasingly systematic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embedded in complex systems has shifted from a purely knowledge-driven logic to multi-factor regulation. This requires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not only to respond to contemporary trends in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diverse participants but also to follow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integrate diversified demands. To make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in such dimensions as external, internal plus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mands fo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temporary needs for the suppor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nov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goal of develop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follow the laws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needs, and handle the key relationships between dynamics and stability (between socioeconomic needs and the law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between focus and breadth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mall quantity of refined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rge quantity of all-encompassing academic disciplines), between categories and classifications (between the categori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classifications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between internal aspects and external aspects (between the disciplinary plan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and local conditions), and between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author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establish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In practice, difficulties in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arise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fulfilling the needs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disciplinary clusters, highlighting features in development, improving openness, and promoting governance structures. To accomplish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eed to optimize their developmental pathways based on the governance-concept-institutionalization-dynamics-efficacy framework, and establish a high-quality disciplinary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internal connections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Key words:disciplinary adjustment;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future pathway

Authors:Wang Zhiqiang, Deputy Director and senior researcher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Office of the Guangdong Academ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035); Zhang Haijun,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the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8)

來源：《教育研究》2025年07期

編輯：廣東君